归来已觉不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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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父亲一封信，我才记起，离开家庭已经四五个月了，父亲关心我的学业，我的身体，问我是否恪守着“慎独”的嘱咐。父亲的很合规范的文言体书信，功夫独到的小草墨迹，把一个遥远的记忆勾回到我的心里来了。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陈旧。
班级之间的篮球比赛正在进行，我继续履行我的衣服架子的职责，父亲的信装在口袋里，赛场上激烈的竞争牵动着我的神经。有人在拉我的胳膊，我一回头，是田芳。什么事，等不到球赛结束吗？我实在不能从这紧要关头走开。她却拉着我的袖子，硬把我从人窝里拽出来。
“告诉你一件事。”她说“县宣传部来人通知学校，让我们的白毛女歌剧下乡宣传演出。”
“真的吗？”我忙问。
“真的。”田芳说“王老师刚才告诉我，让我叫你去，商量一下。”
“什么时候演出呢？”我问。
“寒假里。”田芳说“马上要放假了。”
我和田芳找到王老师的房子，完全证实了这件事。这无疑是一件光荣的任务，王老师也很高兴，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什么困难也没有，只是应该回一趟家，放假后就没有时间了，王老师批给我两天假，让我考试前赶回学校，下周就要期终考试了。
“你这次回去，你爸可能要认不出你了。”王老师笑着说“你把老先生能吓一跳！”
田芳瞅着我，抿着嘴笑。我也笑了。
从王老师房子出来，我又朝操场走去，仍然惦记着速成二班的最后的胜输。田芳狠狠拽了我一把：“那么球迷呀！我还有事儿跟你说。”
我只好站住。
“你把募捐时记下的花名单给我。”她说。
“要那做啥？”我问。
“有用。”
“干啥用？”
“你别管。”
“你不说清楚，我不给你。”
她无奈了，只好说：“我要保存下来。待我毕业以后，有了工资收入，我要加倍给每一个募捐的同学偿还！”
“噢！这样——”我说“这样不好。”
“为什么不好？”田芳说“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很不安呀！”
“那样起码在我，就伤心了！”我说。
“你伤什么心呢？”她问。
“我们募捐，完全是出于一种对封建婚姻的反抗。”我说“那些外班的同学，有的根本和你连一句话也没说过，你也不认识他们，他们为啥自动捐款呢？你想想”
“我明白。”她说“即使这样，我也应该偿还。同学们的心意我明白”
“当然，怎么处理这件事，由你决定。”我说“不过，你千万别给我偿还什么钱！”
“那好吧！”她沉吟说“你把那个名单给我，我要保存，比什么东西都珍贵了！”
“这倒好！”我说“我抄出一份给你，我也保存一份。过多少年，看见这名单的时候，心里会是怎样呢？啊这是几百颗心呀！”
“你说得多好！”田芳眼里浮出动人的泪光，声音低低的，抖颤着说“比金子还贵重的心呀！”
从学校吃罢早饭就动身，回到东源上的我的老家杨徐村的时候，暮云四合了。冬日天短，又是步行，八九十里路走回来，整整用了一天时光。我的心情很好，离家几近半年，家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我站在门口，门楼兀立在寒冷的暮色里，那令整个家族引以为自豪的“读耕传家”的门匾题字，有点孤寂，也有点过时黄历的冷漠，我走进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和我的媳妇住的那间厢房，传出牛粪和牛尿的混合气息，我一探头，就看见一头黄牛正在槽头嚼草舔料。走进上房，父母住的房子从中间隔开了，分成两间住屋了。父亲正在小小的南间屋的火炕上坐着，抽着烟，母亲在炕的另一头坐着。天气寒冷，人都坐在炕上了。
昏黄的煤油灯焰下，父亲伸着脑袋，辨认着我。我叫了他一声。他惊喜地从炕上下来，坐在椅子上，就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母亲也溜下炕来，走出门去，从门外领着我的媳妇进来了。
“先生，你擦擦脸。”她把洗脸水放到我面前。
她还叫我先生，这是结婚以后她对我的称呼，而今我不是先生，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了，她还那么叫，听来已经恍若隔世了。
“先生，你想用啥饭？”她在身后问。
“随便做点吃的。”我说，听见她又在问母亲，究竟该做什么饭。我的答复反倒使她为难了。母亲总算点出清汤细面的食谱，她轻轻走出屋子去了。我心里清楚，她的言语和行为举措，全是结婚后到我家里养成的。请人洗脸叫“擦脸”洗手叫“净手”吃饭也说成“用饭”全是我父亲的家规。这些我过去司空见惯的东西，现在听来倒有一种好笑的味道了。
父亲在灯下伸着脖子，瞅着我的衣服，我这才想到，我从家里走出去时，穿的是一件蓝袍，小包袱里装着一件备换的蓝袍，头上戴的是礼帽。父亲现在是第一眼看见我穿着的列宁服和头上的八角帽子，就那么狠看。
“你把蓝袍换了？”父亲问。
“换了。”我心里有点忐忑，父亲会生气吗？“我是用蓝袍改的这身衣服。”
“改了好！嗯，改了好！”父亲笑着点头说“而今先生不兴穿袍子了。”
我的心里高兴了，父亲也在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我坐在炕边上，和父亲聊起家常。
在我离家的半年里，家庭分化瓦解了。父亲很伤心，说人心不古了，民风不朴了，连我的两位伯父也在家庭内部捣他的鬼。土改时，兄弟三人感激涕零地抱着我爷爷的神匣儿哭笑一场之后，看看再无什么风险，政府一股劲鼓励庄稼人发展生产，二位伯父把爷爷死时留下的遗嘱统忘记了，要买牛，要置地，要增盖房屋，再不听父亲的指挥了，把爷爷确立的我父亲的主事位置不当一回事了。争论时有发生，矛盾难以掩盖，终于分化瓦解了。
“鼠目寸光！”父亲简单地给我叙述完这种变故，不屑地说“你大伯、二伯，全是鼠目寸光！”
我一时弄不清家庭里的谁是谁非，不好掺言，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既然过不下去，各家过各家的日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管怎样，你该去给大伯、二伯问安。”父亲说“家里分家归家里，你在外边读书，全当过去在一起过那个样子，该走的路要走到，该行的礼要行全，不要跟这些人一般见识。”
我点点头，就去看大伯。
大伯住在上房东边里屋，正在吃晚饭，放下筷子，忙让我坐。一句关于家庭矛盾的话也不提，只是夸赞我出息了，完全像个新社会的干部的模样了。
“这新社会真是好！”大伯说“国民党的官人一进村，吓得百姓鸡飞狗跳墙，躲的躲了，跑的跑了，跑得丢了鞋子也不敢拾！而今共产党的干部一进村，老百姓一呼啦就围上了，胡拉乱偏，到饭时争着往屋里拉我的天，那天正在碾子上说闲话，老杨同志顺手从我嘴里拔下烟袋，塞到嘴里就抽！你看看而今的公家干部多亲”
我也很感动。解放初期，受惯了国民党官匪欺压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干部的作风最敏感，谈论也最多，我虽已不惊奇，却仍然很感动。
“好好念书，日后好好干工作。”伯父说“你能在外边干事，咱徐家人都光彩！”
我告别大伯父，又走进二伯父的屋门。
二伯父正在给牲口拌草，扔下搅草棍子，把我引到他住的厢房里：“屋里地方窄，没处坐，你坐炕边上。”
“你走时咱是一家，回来变成三家了。”二伯父笑着。这样毫不掩饰地说出分家的现实，反倒使我觉得实在。他笑着说“天下水朝东流，弟兄们再好难到头。我看呢，分了也好，免得好多麻烦。谁有啥本事谁就成自家的精去！”
我与二伯的想法很接近，就笑着赞同他。
“二伯一辈子说话不会拐弯。”二伯直着脖子说“你爸过去管家还管得住。而今管不住了，咋哩？新社会了嘛！他在家里想当家作主哩，人家公家干部大讲大唱男女平等哩！所以，过去你爸在屋里说话，没人不服，而今就不服了！惹得他自己也是一肚子气我说分了好！”“分了好！”我附合二伯说“我爸那些管家的规矩，肯定行不通了，越往后越行不通。”
“对！大侄子，你跟二伯看了一步棋。”二伯说“比方说，政府派干部到咱村，成天宣传说，要发展生产哩！你爸还是按照你爷爷在世时的主意，‘房要小，地要少，养头老牛慢慢搞。’不合党的政策嘛！我也不满意。这不，刚一分家，我就买下一头好母牛，一年生一头牛犊，就是半个家当”
二伯是个耿直的庄稼汉子，我一向很喜欢他，对他坦诚的说话也特别觉得实在。
“做梦也想不到的太平年月！”二伯父说“不拉兵，不收税捐，一年交屁大一点公粮，庄稼人做梦也没敢想的好世道呀！大侄子，二伯说句结实话，而今谁再过不好日月，不光得不到邻里同情，反是要被人耻笑！咋哩？肯定是懒家伙！”
我被他的憨气逗笑了，弟弟过来叫我吃饭。
我回到父亲住的上房里屋，坐下吃饭、一碗清汤细面，十分可口，吃罢饭，我向父亲汇报了师范学校的学习情况。父亲也不显出惊奇，他大约对新社会的诸多变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淡淡地说：“人家新学堂那样教，你就那样学吧！反正，不管新学堂老学堂，总而言之一句话，还是韩愈说的，‘传道授业解惑也！’当学生，求学问，还是要记住‘业精干勤荒于嬉，形成于思毁于随。’这话，新学堂不至于反对吧？”
“学校里提倡努力学习，老师抓得很紧。”我说“我们的学习还是很紧张的。”
“紧张了好。”父亲说“要成学问，不刻苦不行。”
我问他分家后，忙得过来忙不过来。
“屋里的事都有我撑着，你弟也行了。”父亲说“你专心念你的书。记住，要处处留心，别胡乱张狂！”
我的心一震。我在学校的生活状况，父亲显然还不了解，还在给我打预防针。
“村子里有些人好张狂！”父亲鄙夷地说“一个大字不识，满世界跑来跑去开会！有几个年青女人，黑天半夜跑着开会，张狂得要上天了！前日听说，那个杨发奎入党了！那么一个二杆子货，共产党居然看中那号人”
我的心里潜入一股冷气。父亲看不惯的人和想不通的事，我却在师范学校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于那些满世界跑着去开会的男人和女人的非难，令我反感，我听不顺他对这些人的讥刺。就劝他说：“农民刚刚翻了身，高兴你可是别给人家泼冷水，别说风凉话儿”
“我说他干什么？”父亲不屑地说“我只看着这些人张狂，啥也不说！你——”父亲瞅着我“在学校里，要慎行慎言！我看到村里这些人的疯张劲儿，才提示你甭张狂！”
我低头喝水，避开了父亲的逼人的眼光。
“我给你写的那张‘慎独’的字，还记着没？”
“记着。”
“你去歇息。”父亲说。
我走向自己的住屋。原来的厢房变成牛圈了，我的住屋迁到和父亲一墙之隔的上房西屋的北间。
“先生，你喝茶。”我的媳妇说。
“我自己倒。”我说。
“先生，你洗脚。”
“我自己一会儿再洗。”
我坐下，还是接住她倒下的茶水。她坐在炕边上，又捞起鞋底儿，并不看我。我坐在椅子上，一时也没说话。我忽然想抽一支烟，尽管我从来没有尝过烟味儿，现在却很想抽一支烟。我对她说：“你以后不要叫我先生了。”
“那”她抬起头，旋又低下“叫什么呢？”
“叫我名字。”我说。
“那像啥话？”她慌然说。
“早就不兴叫先生了！”我说。
“我在屋里叫。”她说。
我不再坚持了，她对我的过分尊敬，甚至带着根深蒂固的畏怯，使我很难受。她自愧貌丑，又没有文化，那种卑怯的眼光使我浑身都不自在。我忽然想到田芳，那手按琴键给我一句一句纠正唱音的姿态，那在师范学校礼堂里唱翻身歌的动人情景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像一道电光闪耀了一下，匆忽消失了，我自己也被震住了：如果我提出和她离婚，她会怎么样？我的父亲会怎么样？这个家庭会怎么样呢？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而且心情是那样急切，渴求立即回到那个温暖的集体之中去。
接到父亲一封信，我才记起，离开家庭已经四五个月了，父亲关心我的学业，我的身体，问我是否恪守着“慎独”的嘱咐。父亲的很合规范的文言体书信，功夫独到的小草墨迹，把一个遥远的记忆勾回到我的心里来了。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陈旧。
班级之间的篮球比赛正在进行，我继续履行我的衣服架子的职责，父亲的信装在口袋里，赛场上激烈的竞争牵动着我的神经。有人在拉我的胳膊，我一回头，是田芳。什么事，等不到球赛结束吗？我实在不能从这紧要关头走开。她却拉着我的袖子，硬把我从人窝里拽出来。
“告诉你一件事。”她说“县宣传部来人通知学校，让我们的白毛女歌剧下乡宣传演出。”
“真的吗？”我忙问。
“真的。”田芳说“王老师刚才告诉我，让我叫你去，商量一下。”
“什么时候演出呢？”我问。
“寒假里。”田芳说“马上要放假了。”
我和田芳找到王老师的房子，完全证实了这件事。这无疑是一件光荣的任务，王老师也很高兴，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什么困难也没有，只是应该回一趟家，放假后就没有时间了，王老师批给我两天假，让我考试前赶回学校，下周就要期终考试了。
“你这次回去，你爸可能要认不出你了。”王老师笑着说“你把老先生能吓一跳！”
田芳瞅着我，抿着嘴笑。我也笑了。
从王老师房子出来，我又朝操场走去，仍然惦记着速成二班的最后的胜输。田芳狠狠拽了我一把：“那么球迷呀！我还有事儿跟你说。”
我只好站住。
“你把募捐时记下的花名单给我。”她说。
“要那做啥？”我问。
“有用。”
“干啥用？”
“你别管。”
“你不说清楚，我不给你。”
她无奈了，只好说：“我要保存下来。待我毕业以后，有了工资收入，我要加倍给每一个募捐的同学偿还！”
“噢！这样——”我说“这样不好。”
“为什么不好？”田芳说“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很不安呀！”
“那样起码在我，就伤心了！”我说。
“你伤什么心呢？”她问。
“我们募捐，完全是出于一种对封建婚姻的反抗。”我说“那些外班的同学，有的根本和你连一句话也没说过，你也不认识他们，他们为啥自动捐款呢？你想想”
“我明白。”她说“即使这样，我也应该偿还。同学们的心意我明白”
“当然，怎么处理这件事，由你决定。”我说“不过，你千万别给我偿还什么钱！”
“那好吧！”她沉吟说“你把那个名单给我，我要保存，比什么东西都珍贵了！”
“这倒好！”我说“我抄出一份给你，我也保存一份。过多少年，看见这名单的时候，心里会是怎样呢？啊这是几百颗心呀！”
“你说得多好！”田芳眼里浮出动人的泪光，声音低低的，抖颤着说“比金子还贵重的心呀！”
从学校吃罢早饭就动身，回到东源上的我的老家杨徐村的时候，暮云四合了。冬日天短，又是步行，八九十里路走回来，整整用了一天时光。我的心情很好，离家几近半年，家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我站在门口，门楼兀立在寒冷的暮色里，那令整个家族引以为自豪的“读耕传家”的门匾题字，有点孤寂，也有点过时黄历的冷漠，我走进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和我的媳妇住的那间厢房，传出牛粪和牛尿的混合气息，我一探头，就看见一头黄牛正在槽头嚼草舔料。走进上房，父母住的房子从中间隔开了，分成两间住屋了。父亲正在小小的南间屋的火炕上坐着，抽着烟，母亲在炕的另一头坐着。天气寒冷，人都坐在炕上了。
昏黄的煤油灯焰下，父亲伸着脑袋，辨认着我。我叫了他一声。他惊喜地从炕上下来，坐在椅子上，就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母亲也溜下炕来，走出门去，从门外领着我的媳妇进来了。
“先生，你擦擦脸。”她把洗脸水放到我面前。
她还叫我先生，这是结婚以后她对我的称呼，而今我不是先生，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了，她还那么叫，听来已经恍若隔世了。
“先生，你想用啥饭？”她在身后问。
“随便做点吃的。”我说，听见她又在问母亲，究竟该做什么饭。我的答复反倒使她为难了。母亲总算点出清汤细面的食谱，她轻轻走出屋子去了。我心里清楚，她的言语和行为举措，全是结婚后到我家里养成的。请人洗脸叫“擦脸”洗手叫“净手”吃饭也说成“用饭”全是我父亲的家规。这些我过去司空见惯的东西，现在听来倒有一种好笑的味道了。
父亲在灯下伸着脖子，瞅着我的衣服，我这才想到，我从家里走出去时，穿的是一件蓝袍，小包袱里装着一件备换的蓝袍，头上戴的是礼帽。父亲现在是第一眼看见我穿着的列宁服和头上的八角帽子，就那么狠看。
“你把蓝袍换了？”父亲问。
“换了。”我心里有点忐忑，父亲会生气吗？“我是用蓝袍改的这身衣服。”
“改了好！嗯，改了好！”父亲笑着点头说“而今先生不兴穿袍子了。”
我的心里高兴了，父亲也在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我坐在炕边上，和父亲聊起家常。
在我离家的半年里，家庭分化瓦解了。父亲很伤心，说人心不古了，民风不朴了，连我的两位伯父也在家庭内部捣他的鬼。土改时，兄弟三人感激涕零地抱着我爷爷的神匣儿哭笑一场之后，看看再无什么风险，政府一股劲鼓励庄稼人发展生产，二位伯父把爷爷死时留下的遗嘱统忘记了，要买牛，要置地，要增盖房屋，再不听父亲的指挥了，把爷爷确立的我父亲的主事位置不当一回事了。争论时有发生，矛盾难以掩盖，终于分化瓦解了。
“鼠目寸光！”父亲简单地给我叙述完这种变故，不屑地说“你大伯、二伯，全是鼠目寸光！”
我一时弄不清家庭里的谁是谁非，不好掺言，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既然过不下去，各家过各家的日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管怎样，你该去给大伯、二伯问安。”父亲说“家里分家归家里，你在外边读书，全当过去在一起过那个样子，该走的路要走到，该行的礼要行全，不要跟这些人一般见识。”
我点点头，就去看大伯。
大伯住在上房东边里屋，正在吃晚饭，放下筷子，忙让我坐。一句关于家庭矛盾的话也不提，只是夸赞我出息了，完全像个新社会的干部的模样了。
“这新社会真是好！”大伯说“国民党的官人一进村，吓得百姓鸡飞狗跳墙，躲的躲了，跑的跑了，跑得丢了鞋子也不敢拾！而今共产党的干部一进村，老百姓一呼啦就围上了，胡拉乱偏，到饭时争着往屋里拉我的天，那天正在碾子上说闲话，老杨同志顺手从我嘴里拔下烟袋，塞到嘴里就抽！你看看而今的公家干部多亲”
我也很感动。解放初期，受惯了国民党官匪欺压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干部的作风最敏感，谈论也最多，我虽已不惊奇，却仍然很感动。
“好好念书，日后好好干工作。”伯父说“你能在外边干事，咱徐家人都光彩！”
我告别大伯父，又走进二伯父的屋门。
二伯父正在给牲口拌草，扔下搅草棍子，把我引到他住的厢房里：“屋里地方窄，没处坐，你坐炕边上。”
“你走时咱是一家，回来变成三家了。”二伯父笑着。这样毫不掩饰地说出分家的现实，反倒使我觉得实在。他笑着说“天下水朝东流，弟兄们再好难到头。我看呢，分了也好，免得好多麻烦。谁有啥本事谁就成自家的精去！”
我与二伯的想法很接近，就笑着赞同他。
“二伯一辈子说话不会拐弯。”二伯直着脖子说“你爸过去管家还管得住。而今管不住了，咋哩？新社会了嘛！他在家里想当家作主哩，人家公家干部大讲大唱男女平等哩！所以，过去你爸在屋里说话，没人不服，而今就不服了！惹得他自己也是一肚子气我说分了好！”“分了好！”我附合二伯说“我爸那些管家的规矩，肯定行不通了，越往后越行不通。”
“对！大侄子，你跟二伯看了一步棋。”二伯说“比方说，政府派干部到咱村，成天宣传说，要发展生产哩！你爸还是按照你爷爷在世时的主意，‘房要小，地要少，养头老牛慢慢搞。’不合党的政策嘛！我也不满意。这不，刚一分家，我就买下一头好母牛，一年生一头牛犊，就是半个家当”
二伯是个耿直的庄稼汉子，我一向很喜欢他，对他坦诚的说话也特别觉得实在。
“做梦也想不到的太平年月！”二伯父说“不拉兵，不收税捐，一年交屁大一点公粮，庄稼人做梦也没敢想的好世道呀！大侄子，二伯说句结实话，而今谁再过不好日月，不光得不到邻里同情，反是要被人耻笑！咋哩？肯定是懒家伙！”
我被他的憨气逗笑了，弟弟过来叫我吃饭。
我回到父亲住的上房里屋，坐下吃饭、一碗清汤细面，十分可口，吃罢饭，我向父亲汇报了师范学校的学习情况。父亲也不显出惊奇，他大约对新社会的诸多变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淡淡地说：“人家新学堂那样教，你就那样学吧！反正，不管新学堂老学堂，总而言之一句话，还是韩愈说的，‘传道授业解惑也！’当学生，求学问，还是要记住‘业精干勤荒于嬉，形成于思毁于随。’这话，新学堂不至于反对吧？”
“学校里提倡努力学习，老师抓得很紧。”我说“我们的学习还是很紧张的。”
“紧张了好。”父亲说“要成学问，不刻苦不行。”
我问他分家后，忙得过来忙不过来。
“屋里的事都有我撑着，你弟也行了。”父亲说“你专心念你的书。记住，要处处留心，别胡乱张狂！”
我的心一震。我在学校的生活状况，父亲显然还不了解，还在给我打预防针。
“村子里有些人好张狂！”父亲鄙夷地说“一个大字不识，满世界跑来跑去开会！有几个年青女人，黑天半夜跑着开会，张狂得要上天了！前日听说，那个杨发奎入党了！那么一个二杆子货，共产党居然看中那号人”
我的心里潜入一股冷气。父亲看不惯的人和想不通的事，我却在师范学校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于那些满世界跑着去开会的男人和女人的非难，令我反感，我听不顺他对这些人的讥刺。就劝他说：“农民刚刚翻了身，高兴你可是别给人家泼冷水，别说风凉话儿”
“我说他干什么？”父亲不屑地说“我只看着这些人张狂，啥也不说！你——”父亲瞅着我“在学校里，要慎行慎言！我看到村里这些人的疯张劲儿，才提示你甭张狂！”
我低头喝水，避开了父亲的逼人的眼光。
“我给你写的那张‘慎独’的字，还记着没？”
“记着。”
“你去歇息。”父亲说。
我走向自己的住屋。原来的厢房变成牛圈了，我的住屋迁到和父亲一墙之隔的上房西屋的北间。
“先生，你喝茶。”我的媳妇说。
“我自己倒。”我说。
“先生，你洗脚。”
“我自己一会儿再洗。”
我坐下，还是接住她倒下的茶水。她坐在炕边上，又捞起鞋底儿，并不看我。我坐在椅子上，一时也没说话。我忽然想抽一支烟，尽管我从来没有尝过烟味儿，现在却很想抽一支烟。我对她说：“你以后不要叫我先生了。”
“那”她抬起头，旋又低下“叫什么呢？”
“叫我名字。”我说。
“那像啥话？”她慌然说。
“早就不兴叫先生了！”我说。
“我在屋里叫。”她说。
我不再坚持了，她对我的过分尊敬，甚至带着根深蒂固的畏怯，使我很难受。她自愧貌丑，又没有文化，那种卑怯的眼光使我浑身都不自在。我忽然想到田芳，那手按琴键给我一句一句纠正唱音的姿态，那在师范学校礼堂里唱翻身歌的动人情景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像一道电光闪耀了一下，匆忽消失了，我自己也被震住了：如果我提出和她离婚，她会怎么样？我的父亲会怎么样？这个家庭会怎么样呢？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而且心情是那样急切，渴求立即回到那个温暖的集体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