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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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塞上：税务的风采
今年七月，宁夏作家协会组织了四十多位作家深入到一向默默无闻的税务战线采访，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结集成这部厚重的报告文学专集。因我个人为了更深入地取得现实生活感受而亲身参与了市场经济建设“下海”办了四个公司，又接待了谢晋根据我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所改编的老人与狗摄制组，出了两次国，还正赶写一部长篇小说，所以没能和宁夏作家一起投入到税务战线去体验税务工作者的艰辛，无缘认识很多应该认识的朋友，没有领略到“塞上税务的风采”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于是，编者督促我为此书写篇序，以弥补我的憾意和不足。坦率地说，如在过去，这篇序文在我来说也就是一篇应酬文章，说几句好听的话交差而已。但自我这一年里在市场经济中真正摸爬滚打后，却有许多出自肺腑之言了。
现在，有不少人一提起税务工作者马上就产生一种疏离感“敬鬼神而远之”找在准备办公司的时候，很多人都劝我别办，说“光是税务上的人你就应付不了！”仿佛税务工作者乃商人之对头。本来，汉语中“讨厌”一词，仔细分析：你向人“讨”人家当然就“厌”“讨厌”、“讨厌”“讨”与“厌”总连在一起；反义词“得意”也是可这样解释：他“得”到了东西便乐“意”了。所以我以为，即使不出于别的什么社会意义，仅为了给税务工作者“正名”就应该出版这本书。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还真没有碰到过一个“讨厌”的税务工作者，相反，我的四个公司如没有税务工作者的支持与理解，便不会有今天的平稳发展。就拿“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说吧。银川近郊的镇北堡，原是两座古堡的废墟，毫不引人注目，成了牧民的游牧点。经我介绍，被电影导演看上后，竟连续在这里摄制了十五部电影，红高粱、黄河谣还获得了国际大奖，也是中国电影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头次获得如此高级别的国际性电影奖。我们可以说，中国电影就是在镇北堡走向世界的。但电影拍完后，附近的老乡就把布景拆光，土坯木材拿回家去盖羊圈。当地林草试验场的场长袁进琳同志找到我，想跟我一同把古堡已经发挥的文化作用利用起来，他的目的是以旅游业带动一方经济，我也认为如果设计得当，则可提高宁夏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并让宁夏人参观后，能体会到人家电影导演在如此荒凉破旧的地方，都能化腐朽为神奇，搞出轰动世界的名堂，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从而加强宁夏人对家乡的热爱和建设家乡的信心。于是我们与农建委、宁夏日报社、宁夏律师事务所、银川晚报社、宁夏电视台等单位合作，很快地把镇北堡电影基地建设了起来。而这个项目，明显的是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又大于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严格说来，这应是宁夏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设施，就和公园、展览馆等相同。电影基地能够维持自己的各项开支，不需国家补贴就不错了。在试营业后我们立即就发现了这种特点。怎么办？公司的财务主任杜春林同志试着向税务部门打了个报告，说明了公司的性质与收入情况，要求免税。老实说，当时我并不抱多大希望。可没想到，税务部门马上就批准镇北堡电影基地可以免税，还把已缴的税款退了回来。这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又譬如，我们在永宁望远还办了个生产天门冬铵酸、丙铵酸及其系列副产品的工厂，名曰“辉煌生物化学制品公司”产品是属于高科技的新产品，按规定可以在一个时期内享受免税，我们原以为申请免税一定会被税务人员刁难。但也非一般人的想象，税务人员很理解高新科技产品对偏远地区的宁夏经济的重要性。
所以，我看到本书中有描写银川和永宁两地税务工作者的报告文学作品颇感欣慰，我以亲身的感受知道有关他们的作品是完全真实的。
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经济建设是我们一切事业的中心。税务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出来。在过去计划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一般人和税务极少打交道。所谓纳税，也是把国家这个口袋的钱放到那个口袋里去罢了。现在不同了，几乎每个老百姓都与纳税有关系，比如所得税，不论任何人，收入达到一定数额便须纳税。而税务部门绝不同于银行，他只会向人要钱不会给人钱，这样，惹人“讨厌”的问题就产生了。
从历史上看，中国老百姓一贯具有尊重赋税，按时纳粮的好传统。民间谚语早有“谁当皇上给谁纳粮”“缴了田赋，皇帝老儿也管不着”这些话。说明中国老百姓自古就认识纳税交赋是每个臣民的义务；土农工商，皆把纳税交赋放在支出中的首位，纳税交赋之后，便取得了自由。然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乱了套。首先是在根本上降低了中国人民的道德素质和义务、信誉等等观念。如果说，我所办的四个公司目前有点问题的话，那全部是出在我太相信人，对方及我曾经用过的人毫无义务和信誉观念造成的。
市场经济，必须在人与人完全平等，严格按照法律和义务办事的基础上才能良性运转，这里面当然包括按时纳税和按时还款等等公民义务和负债人义务。在我办公司初期，由于我经验不足和轻信他人，借出去了两笔钱达二十万之多——一家餐馆，一家电子广告中心，直到我写此序的今天，还款期已超出半年多，仍不能全部收回来。向我借钱的时候恨不得叫我爷爷，现在我不但成了孙子，并且也成了“讨厌”的人。我有这样的切身体会，所以我真的非常同情税务工作者的艰难。我曾到过很多西方国家，的确，从现象上看，西方人比我们有更多的人身自由，但西方人却普遍敬畏两种人——警察和税务官。外国电影电视剧中就常会出现这种场面，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一个蛮不讲理的、或是喝醉酒的西方人，敢打敢杀任何人，可是一见警察和税务官就马上毕恭毕敬，你说怪不怪？要是我向他们介绍中国还有不少人不听警察和税务官的，把上门收税的税务官打个半死的事情，外国人一定会羡慕我们的“自由”羡慕得要死。
然而，他们的民主也正寓含于其中。在西方国家，只要是一个“纳税人”他便敢于批评任何一级官员，包括总统；他便有权要求任何一级政府为他做抓猫捉狗、四处去寻找他丢失的宠物这类杂事，政府官员抓不到或抓得慢一点，他还会去法院控告官员。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具有比西方更广泛的民主，更完备的法治。现在，思想界、学术界、政府、人大、政协等等，都在积极讨论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建设，我们社会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而我个人以为，人民要想真正的享受民主，首先每个人都应做个好纳税人。
由于没有读完本书收集的全部文章，只能凭感想写出上面的文字。据我所知，为税务工作者写报告文学，并且出版了专集的，可能我们宁夏在全国算是领先的。因而我要为宁夏作家协会办的这件事叫声：
好！
——序塞上：税务的风采
今年七月，宁夏作家协会组织了四十多位作家深入到一向默默无闻的税务战线采访，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结集成这部厚重的报告文学专集。因我个人为了更深入地取得现实生活感受而亲身参与了市场经济建设“下海”办了四个公司，又接待了谢晋根据我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所改编的老人与狗摄制组，出了两次国，还正赶写一部长篇小说，所以没能和宁夏作家一起投入到税务战线去体验税务工作者的艰辛，无缘认识很多应该认识的朋友，没有领略到“塞上税务的风采”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于是，编者督促我为此书写篇序，以弥补我的憾意和不足。坦率地说，如在过去，这篇序文在我来说也就是一篇应酬文章，说几句好听的话交差而已。但自我这一年里在市场经济中真正摸爬滚打后，却有许多出自肺腑之言了。
现在，有不少人一提起税务工作者马上就产生一种疏离感“敬鬼神而远之”找在准备办公司的时候，很多人都劝我别办，说“光是税务上的人你就应付不了！”仿佛税务工作者乃商人之对头。本来，汉语中“讨厌”一词，仔细分析：你向人“讨”人家当然就“厌”“讨厌”、“讨厌”“讨”与“厌”总连在一起；反义词“得意”也是可这样解释：他“得”到了东西便乐“意”了。所以我以为，即使不出于别的什么社会意义，仅为了给税务工作者“正名”就应该出版这本书。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还真没有碰到过一个“讨厌”的税务工作者，相反，我的四个公司如没有税务工作者的支持与理解，便不会有今天的平稳发展。就拿“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说吧。银川近郊的镇北堡，原是两座古堡的废墟，毫不引人注目，成了牧民的游牧点。经我介绍，被电影导演看上后，竟连续在这里摄制了十五部电影，红高粱、黄河谣还获得了国际大奖，也是中国电影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头次获得如此高级别的国际性电影奖。我们可以说，中国电影就是在镇北堡走向世界的。但电影拍完后，附近的老乡就把布景拆光，土坯木材拿回家去盖羊圈。当地林草试验场的场长袁进琳同志找到我，想跟我一同把古堡已经发挥的文化作用利用起来，他的目的是以旅游业带动一方经济，我也认为如果设计得当，则可提高宁夏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并让宁夏人参观后，能体会到人家电影导演在如此荒凉破旧的地方，都能化腐朽为神奇，搞出轰动世界的名堂，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从而加强宁夏人对家乡的热爱和建设家乡的信心。于是我们与农建委、宁夏日报社、宁夏律师事务所、银川晚报社、宁夏电视台等单位合作，很快地把镇北堡电影基地建设了起来。而这个项目，明显的是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又大于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严格说来，这应是宁夏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设施，就和公园、展览馆等相同。电影基地能够维持自己的各项开支，不需国家补贴就不错了。在试营业后我们立即就发现了这种特点。怎么办？公司的财务主任杜春林同志试着向税务部门打了个报告，说明了公司的性质与收入情况，要求免税。老实说，当时我并不抱多大希望。可没想到，税务部门马上就批准镇北堡电影基地可以免税，还把已缴的税款退了回来。这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又譬如，我们在永宁望远还办了个生产天门冬铵酸、丙铵酸及其系列副产品的工厂，名曰“辉煌生物化学制品公司”产品是属于高科技的新产品，按规定可以在一个时期内享受免税，我们原以为申请免税一定会被税务人员刁难。但也非一般人的想象，税务人员很理解高新科技产品对偏远地区的宁夏经济的重要性。
所以，我看到本书中有描写银川和永宁两地税务工作者的报告文学作品颇感欣慰，我以亲身的感受知道有关他们的作品是完全真实的。
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经济建设是我们一切事业的中心。税务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出来。在过去计划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一般人和税务极少打交道。所谓纳税，也是把国家这个口袋的钱放到那个口袋里去罢了。现在不同了，几乎每个老百姓都与纳税有关系，比如所得税，不论任何人，收入达到一定数额便须纳税。而税务部门绝不同于银行，他只会向人要钱不会给人钱，这样，惹人“讨厌”的问题就产生了。
从历史上看，中国老百姓一贯具有尊重赋税，按时纳粮的好传统。民间谚语早有“谁当皇上给谁纳粮”“缴了田赋，皇帝老儿也管不着”这些话。说明中国老百姓自古就认识纳税交赋是每个臣民的义务；土农工商，皆把纳税交赋放在支出中的首位，纳税交赋之后，便取得了自由。然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乱了套。首先是在根本上降低了中国人民的道德素质和义务、信誉等等观念。如果说，我所办的四个公司目前有点问题的话，那全部是出在我太相信人，对方及我曾经用过的人毫无义务和信誉观念造成的。
市场经济，必须在人与人完全平等，严格按照法律和义务办事的基础上才能良性运转，这里面当然包括按时纳税和按时还款等等公民义务和负债人义务。在我办公司初期，由于我经验不足和轻信他人，借出去了两笔钱达二十万之多——一家餐馆，一家电子广告中心，直到我写此序的今天，还款期已超出半年多，仍不能全部收回来。向我借钱的时候恨不得叫我爷爷，现在我不但成了孙子，并且也成了“讨厌”的人。我有这样的切身体会，所以我真的非常同情税务工作者的艰难。我曾到过很多西方国家，的确，从现象上看，西方人比我们有更多的人身自由，但西方人却普遍敬畏两种人——警察和税务官。外国电影电视剧中就常会出现这种场面，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一个蛮不讲理的、或是喝醉酒的西方人，敢打敢杀任何人，可是一见警察和税务官就马上毕恭毕敬，你说怪不怪？要是我向他们介绍中国还有不少人不听警察和税务官的，把上门收税的税务官打个半死的事情，外国人一定会羡慕我们的“自由”羡慕得要死。
然而，他们的民主也正寓含于其中。在西方国家，只要是一个“纳税人”他便敢于批评任何一级官员，包括总统；他便有权要求任何一级政府为他做抓猫捉狗、四处去寻找他丢失的宠物这类杂事，政府官员抓不到或抓得慢一点，他还会去法院控告官员。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具有比西方更广泛的民主，更完备的法治。现在，思想界、学术界、政府、人大、政协等等，都在积极讨论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建设，我们社会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而我个人以为，人民要想真正的享受民主，首先每个人都应做个好纳税人。
由于没有读完本书收集的全部文章，只能凭感想写出上面的文字。据我所知，为税务工作者写报告文学，并且出版了专集的，可能我们宁夏在全国算是领先的。因而我要为宁夏作家协会办的这件事叫声：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