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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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相遇那正是刚开始实行责任制的时候。当时，我因为母亲有病，请假回来看望她。正好省报驻这个地区的记者也在到我们县了解一下责任制推广的情况，就和我一起来了。
我陪他到县委宣传部说明了来意。宣传部的同志说：“你们城关公社正开大队书记会，专门讨论落实责任制的问题。你们要是有兴趣，可先去听听。”
我的同行当然很乐意去。他问我去不去？
我本来没有采访任务，但我关心这访面的情况，也想去听一听。对于家在农村的干部来说，别说农业政策要发生这么大变化，就是刮风下雨也是关心的。
我们即刻就来到城关公社。书记、主任热情而惶恐地把我们领进会议室。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会还没有开始，大队书记们都在抽烟，喝水，拉闲话。当书记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俩时，人们都立刻精神振作起来。
我很快发现了我们村的支书老侯。他也看见了我，挤过来对我说，我母亲的病不要紧，已经缓过来了。
“哈呀！这不是君娃吗？”一个人在我背后喊叫说。我转过身，原来是五叔张志高。
我转过身，原来是五叔张志高。
他抽着黑棒卷烟，脸上虽有了不少皱纹，但看起来蛮有精神，他笑哈哈地握住了我的手。
“你这次又心录什么来啦？咱们公社工作做得实在好，各方面都比他们其它公社强！咱公社赵书记，还有马主任，先进事迹可多哩，报纸上应该好该好好宣扬一下！”他转过脸对赵书记和主任看了看，又笑了笑。
那两个领导赶忙谦虚地对我们说：“工作没做好，请记者同南多批评！不要光说我们的成绩”
这简直扯哪儿去了。我们并不是来采访他们的什么先进事迹，而只是想了解一下落实责任制存在的问题。这本来已经给公社领导说明了的，但他们却固执地认为我们就是来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会议开始后，公社赵书记简短说了几句，就让大家谈。他说县委强调公社要尽快讨论实行责任制存在的问题。
沉默了足有十来分钟。
我们大队支书老侯终于先开了腔：“我看这政策是好政策。我们大队没麻达，我科很快就搞呀。当然，这里面具体问题很多，搞起来得他细一些没了。”
赵书记点点头，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往出倒。谁再说？”
五叔咳嗽了一声，说：“我说！”
他一对大眼睛环顾了一下四周，点燃黑棒烟吸了一口，说：“我看这政策有问题哩这样一来，不就单干了吗？这比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还厉害！这明明是资本主义道路嘛！我怎么也想不通，给地富子弟平反，这些人在翘尾巴，看不起咱贫下中农，现在又要单干，分成一家一户，我们这些大队书记再领导谁！不是成了光杆司令了吗？反正我们张家堡大队不实行责任制，我们要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话！”他转过头对我和我的同行说：“这记者同志也在场哩！你们记者权大，给中央反映一下我们贫下中农的心声！”
五叔说完，看了看赵书记和马主任。
赵书记对他点点头，然后又望着大家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往出倒。谁再说？”“我说。”一个与五叔年龄差不多的汉子坐在小凳上，一边抽纸烟，一边开口说：“也没什么新意见。我同意志高的看法。我们高家村也不准备分。最起码现在分不成。”
我认出这是高家村的支书高明楼，绰号叫大能人，和五叔一样大马川有点气。听说他俩都是公社党委委员。
这两位书记发完言，其它大队书记都不言语了。
我现在多少看出点眉目：公社领导和五叔、明楼的意见差不多，对实行责任制有抵触情绪，因此其他想实行责任制的大队书记也就不好发言了。
会议开得相当沉闷。因为没人发言，只好散了会。
散会后，我就和我的同行分了手。他要到另外的公社去了解情况，我准备回家看望母亲！
我走出公社大门后，五叔突然跟了出来，对我说；“今天城里有集，说不定你姑夫到城里赶集来了。我领你到街道上转一转，看能不能碰见他。”
我答应了五叔。因为这次没有时间去姑夫家，能在集上见见面也好。我跟五叔来到了闹哄哄的街道上。一路走过去，五叔不断和他的熟人打招呼——这些人大部分是县上的干部。我真惊讶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竟然认识这么在县上有身分的人。
在街上逛一圈，也没碰上我姑夫。
五叔对我说：“咱干脆再到菜市上转一转。你姑夫跟集常不空手，说不定又拿把菜卖哩，我哥这人私心重，整天谋光景。虽说是个党员，前多年连会都不常参加，还常瞅空子砸我的洋炮哩！”看来他们弟兄之间关系不太好。但我不能同意五叔对我姑夫的攻击。我姑夫是个务实的庄稼人，土改和合作化时，都是村里的积极分子。他一辈子反感那些花里胡哨的事。至于谋光景，这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一个庄稼人谋光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知道，姑夫尽管谋光景，但前多年的光景可实在不太好。粮没粮，钱没钱，尽是熬煎。大儿子算是成了家，已经另开过日子了。还有一个儿子连媳妇都没订下。而今农村娶个媳妇，少说也得七八百元钱。父子两上在他里拼命劳动一年，也分不了几个钱。姑夫和姑姑的头发旧在前几年就愁白了。我真不理解五叔为什么不能体谅他哥的难处。五叔的人口也不少，难道这几年他的光景就好过？
我这样盘算着，便跟五叔来到了菜市场。
眼下正是夏末初秋，市场上的蔬菜看来还不少。集体的菜都是架子车拉着。私人的就可怜了，只是筐子里担一点——
这是自留地的收获。乡下人就靠这点菜卖几个钱，才能把油盐酱醋买回去。五叔领着我在菜市上串了一阵，也没找见我姑失，却碰见了他们村卖菜的。菜是大队集体的，由一个我太熟悉的老汉在卖。五叔问那老汉见没见我姑夫赶集，那老汉了说不清楚。“干脆，”五叔对那老汉说：“你到其它处再给我看看去，菜让我照料着卖一阵。你如果见了我哥，就说侯家坪他侄子君娃在这里等他，让他来见一面。”
那老汉惊讶地对我说：“啊呀，你就是侯家坪那后生？常听你五叔说，你在省里坐大官着哩！”
我只好对他笑了笑。那老汉走后，我就在菜车旁和五叔闲聊了起来。
这时，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来买菜。五叔对那人热情地招呼道：“刘主任，你要甚菜？”
“想买几个茄子。”那人说。
五叔从菜车里捡了七八个好点的茄子，扔在了刘主任的菜篮里。“秤一秤”那人不认真地说。
“秤甚哩！你拿去吃就是了。几个烂茄子值几个钱！”五叔慷慨地说。“最近门市部进了一批山西柳林瓷器，质量实在好。你要的话，来”刘主任没掏钱，撂下几句话就扬长而去了。这把戏实在叫人看着不顺眼。我假装去看别的菜摊，稍稍躲开了点五叔。但是我不时看见有干部家属去五叔那里“买菜”干部们一般都不掏钱，家属们一般象征性掏点钱。这些人看来都和五叔惯熟了，以前明显都已经吃过他的甜头，他们也都给他吃过甜头。我才想起五叔从大街上走过时，为什么有那么干部给他打招呼。我同时也想到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他很少出山，却比他哥——我的姑夫光景好。这就是秘诀。当大家在一块吃锅饭的时候，有些人是可以从锅底捞稠的吃，而另一些人只能喝清汤。不一会，那个寻我姑夫的老汉转回来了。但我姑夫没来——他显然没来赶集。我于是过去对五叔说：“我去买些点心，给我姑和夫捎回去。你给他们说，这回我时间紧，不能去看望他们，下回回来一定去。”五叔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带你去买。我大儿子就在副食门市上，你可以认认他。我那儿子是个窝囊货，以后说不定还要麻烦你帮扶哩！”五叔很快领我来到副食门市部，他儿子一口一个哥地称呼我。我买了几斤点心，还想买两包好点烟，但门市上没有。五叔的儿子很快跑到后面的库房里，给我拿了整整一条“牡丹”牌香烟。我把点心和烟交给五叔，就向他道了别，然后去县委宣传部借自行车，准备回家。
当我从县委宣传部推着自行车来到街口的时候，突然看见五叔正站在前面的一个街角上，手里提一大包菜，笑嘻嘻地招呼我。他走过来，对我说：“这包菜你带回去吃。你们大城市人爱吃菜。我知道你们村菜缺！”
我怎样推让都不行。五叔打架一般推开我，把那包菜绑在了我的自行车后架上。我看不行了，就掏出钱给他。他一下子生气了，说：“哈呀，你这娃娃怎这么见外！”
我说：“菜是队里的”
“我把钱出了。这是我送你的！”他大声喊着说。
我只好苦笑着接受了他的馈赠，并且按世俗的一套对他说：“五叔，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助的，你就言传一声。”
“没什么听说副食公司的胡经理是你中学的同学？”
“是。”我说。“方便的话，你以后见了胡经理露个话，如果公司有转正指标，让他考虑一下我那小子，他已经当了三年合同工了”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顿时漫上了我的心头。
我现在才明白，五叔从公社里出来缠上我，一直绕了这么大个弯，在最后一刹那才把圈套套在了我的脖子上。他的手腕之高明，多么叫人惊叹——这就是年不正常的社会生活所培养出来一些农村的政治家！
五叔又一次和我热烈而长久地握了手，这才告别了。
我环着难以名状的心情离开了县城
第二次相遇那正是刚开始实行责任制的时候。当时，我因为母亲有病，请假回来看望她。正好省报驻这个地区的记者也在到我们县了解一下责任制推广的情况，就和我一起来了。
我陪他到县委宣传部说明了来意。宣传部的同志说：“你们城关公社正开大队书记会，专门讨论落实责任制的问题。你们要是有兴趣，可先去听听。”
我的同行当然很乐意去。他问我去不去？
我本来没有采访任务，但我关心这访面的情况，也想去听一听。对于家在农村的干部来说，别说农业政策要发生这么大变化，就是刮风下雨也是关心的。
我们即刻就来到城关公社。书记、主任热情而惶恐地把我们领进会议室。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会还没有开始，大队书记们都在抽烟，喝水，拉闲话。当书记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俩时，人们都立刻精神振作起来。
我很快发现了我们村的支书老侯。他也看见了我，挤过来对我说，我母亲的病不要紧，已经缓过来了。
“哈呀！这不是君娃吗？”一个人在我背后喊叫说。我转过身，原来是五叔张志高。
我转过身，原来是五叔张志高。
他抽着黑棒卷烟，脸上虽有了不少皱纹，但看起来蛮有精神，他笑哈哈地握住了我的手。
“你这次又心录什么来啦？咱们公社工作做得实在好，各方面都比他们其它公社强！咱公社赵书记，还有马主任，先进事迹可多哩，报纸上应该好该好好宣扬一下！”他转过脸对赵书记和主任看了看，又笑了笑。
那两个领导赶忙谦虚地对我们说：“工作没做好，请记者同南多批评！不要光说我们的成绩”
这简直扯哪儿去了。我们并不是来采访他们的什么先进事迹，而只是想了解一下落实责任制存在的问题。这本来已经给公社领导说明了的，但他们却固执地认为我们就是来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会议开始后，公社赵书记简短说了几句，就让大家谈。他说县委强调公社要尽快讨论实行责任制存在的问题。
沉默了足有十来分钟。
我们大队支书老侯终于先开了腔：“我看这政策是好政策。我们大队没麻达，我科很快就搞呀。当然，这里面具体问题很多，搞起来得他细一些没了。”
赵书记点点头，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往出倒。谁再说？”
五叔咳嗽了一声，说：“我说！”
他一对大眼睛环顾了一下四周，点燃黑棒烟吸了一口，说：“我看这政策有问题哩这样一来，不就单干了吗？这比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还厉害！这明明是资本主义道路嘛！我怎么也想不通，给地富子弟平反，这些人在翘尾巴，看不起咱贫下中农，现在又要单干，分成一家一户，我们这些大队书记再领导谁！不是成了光杆司令了吗？反正我们张家堡大队不实行责任制，我们要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话！”他转过头对我和我的同行说：“这记者同志也在场哩！你们记者权大，给中央反映一下我们贫下中农的心声！”
五叔说完，看了看赵书记和马主任。
赵书记对他点点头，然后又望着大家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往出倒。谁再说？”“我说。”一个与五叔年龄差不多的汉子坐在小凳上，一边抽纸烟，一边开口说：“也没什么新意见。我同意志高的看法。我们高家村也不准备分。最起码现在分不成。”
我认出这是高家村的支书高明楼，绰号叫大能人，和五叔一样大马川有点气。听说他俩都是公社党委委员。
这两位书记发完言，其它大队书记都不言语了。
我现在多少看出点眉目：公社领导和五叔、明楼的意见差不多，对实行责任制有抵触情绪，因此其他想实行责任制的大队书记也就不好发言了。
会议开得相当沉闷。因为没人发言，只好散了会。
散会后，我就和我的同行分了手。他要到另外的公社去了解情况，我准备回家看望母亲！
我走出公社大门后，五叔突然跟了出来，对我说；“今天城里有集，说不定你姑夫到城里赶集来了。我领你到街道上转一转，看能不能碰见他。”
我答应了五叔。因为这次没有时间去姑夫家，能在集上见见面也好。我跟五叔来到了闹哄哄的街道上。一路走过去，五叔不断和他的熟人打招呼——这些人大部分是县上的干部。我真惊讶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竟然认识这么在县上有身分的人。
在街上逛一圈，也没碰上我姑夫。
五叔对我说：“咱干脆再到菜市上转一转。你姑夫跟集常不空手，说不定又拿把菜卖哩，我哥这人私心重，整天谋光景。虽说是个党员，前多年连会都不常参加，还常瞅空子砸我的洋炮哩！”看来他们弟兄之间关系不太好。但我不能同意五叔对我姑夫的攻击。我姑夫是个务实的庄稼人，土改和合作化时，都是村里的积极分子。他一辈子反感那些花里胡哨的事。至于谋光景，这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一个庄稼人谋光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知道，姑夫尽管谋光景，但前多年的光景可实在不太好。粮没粮，钱没钱，尽是熬煎。大儿子算是成了家，已经另开过日子了。还有一个儿子连媳妇都没订下。而今农村娶个媳妇，少说也得七八百元钱。父子两上在他里拼命劳动一年，也分不了几个钱。姑夫和姑姑的头发旧在前几年就愁白了。我真不理解五叔为什么不能体谅他哥的难处。五叔的人口也不少，难道这几年他的光景就好过？
我这样盘算着，便跟五叔来到了菜市场。
眼下正是夏末初秋，市场上的蔬菜看来还不少。集体的菜都是架子车拉着。私人的就可怜了，只是筐子里担一点——
这是自留地的收获。乡下人就靠这点菜卖几个钱，才能把油盐酱醋买回去。五叔领着我在菜市上串了一阵，也没找见我姑失，却碰见了他们村卖菜的。菜是大队集体的，由一个我太熟悉的老汉在卖。五叔问那老汉见没见我姑夫赶集，那老汉了说不清楚。“干脆，”五叔对那老汉说：“你到其它处再给我看看去，菜让我照料着卖一阵。你如果见了我哥，就说侯家坪他侄子君娃在这里等他，让他来见一面。”
那老汉惊讶地对我说：“啊呀，你就是侯家坪那后生？常听你五叔说，你在省里坐大官着哩！”
我只好对他笑了笑。那老汉走后，我就在菜车旁和五叔闲聊了起来。
这时，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来买菜。五叔对那人热情地招呼道：“刘主任，你要甚菜？”
“想买几个茄子。”那人说。
五叔从菜车里捡了七八个好点的茄子，扔在了刘主任的菜篮里。“秤一秤”那人不认真地说。
“秤甚哩！你拿去吃就是了。几个烂茄子值几个钱！”五叔慷慨地说。“最近门市部进了一批山西柳林瓷器，质量实在好。你要的话，来”刘主任没掏钱，撂下几句话就扬长而去了。这把戏实在叫人看着不顺眼。我假装去看别的菜摊，稍稍躲开了点五叔。但是我不时看见有干部家属去五叔那里“买菜”干部们一般都不掏钱，家属们一般象征性掏点钱。这些人看来都和五叔惯熟了，以前明显都已经吃过他的甜头，他们也都给他吃过甜头。我才想起五叔从大街上走过时，为什么有那么干部给他打招呼。我同时也想到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他很少出山，却比他哥——我的姑夫光景好。这就是秘诀。当大家在一块吃锅饭的时候，有些人是可以从锅底捞稠的吃，而另一些人只能喝清汤。不一会，那个寻我姑夫的老汉转回来了。但我姑夫没来——他显然没来赶集。我于是过去对五叔说：“我去买些点心，给我姑和夫捎回去。你给他们说，这回我时间紧，不能去看望他们，下回回来一定去。”五叔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带你去买。我大儿子就在副食门市上，你可以认认他。我那儿子是个窝囊货，以后说不定还要麻烦你帮扶哩！”五叔很快领我来到副食门市部，他儿子一口一个哥地称呼我。我买了几斤点心，还想买两包好点烟，但门市上没有。五叔的儿子很快跑到后面的库房里，给我拿了整整一条“牡丹”牌香烟。我把点心和烟交给五叔，就向他道了别，然后去县委宣传部借自行车，准备回家。
当我从县委宣传部推着自行车来到街口的时候，突然看见五叔正站在前面的一个街角上，手里提一大包菜，笑嘻嘻地招呼我。他走过来，对我说：“这包菜你带回去吃。你们大城市人爱吃菜。我知道你们村菜缺！”
我怎样推让都不行。五叔打架一般推开我，把那包菜绑在了我的自行车后架上。我看不行了，就掏出钱给他。他一下子生气了，说：“哈呀，你这娃娃怎这么见外！”
我说：“菜是队里的”
“我把钱出了。这是我送你的！”他大声喊着说。
我只好苦笑着接受了他的馈赠，并且按世俗的一套对他说：“五叔，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助的，你就言传一声。”
“没什么听说副食公司的胡经理是你中学的同学？”
“是。”我说。“方便的话，你以后见了胡经理露个话，如果公司有转正指标，让他考虑一下我那小子，他已经当了三年合同工了”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顿时漫上了我的心头。
我现在才明白，五叔从公社里出来缠上我，一直绕了这么大个弯，在最后一刹那才把圈套套在了我的脖子上。他的手腕之高明，多么叫人惊叹——这就是年不正常的社会生活所培养出来一些农村的政治家！
五叔又一次和我热烈而长久地握了手，这才告别了。
我环着难以名状的心情离开了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