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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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延雄的家在南城墙外土坡下的两孔上窑洞里。
这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式的家庭:地下靠墙的一排磁瓮,是盛水和腌酸菜的;窑掌一溜泥纸浆捶成的小瓮,是装来面的。墙上挂着割庄稼的镰刀和背庄稼的绳索;门后立着挖土的镢头和担粪的扁担。不大的土炕上铺着半旧的炕席;炕席上面铺几条绵羊毛擀的毡。马延雄光着上身叭在毡上,他老伴红汞水伴着泪水,正给他擦拭着脊背。小梅在旁边举着煤油灯。
煤油灯照出的这张中年妇女的脸,和她正擦拭的那个脊背一样,看了令人难受。这张脸反映的是一颗受伤的心灵。
她一边轻轻擦拭着一边哭着,说着:“你长年不顾家,革命哩,闹共产主义哩,结果闹成个反革命了你参加革命时,公家连一双鞋都不发,我在这里种给你供粮,说是为了咱们的革命为了革命,咱们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从没有过一点点的怨言。这而今就落了这么个下场成了反革命了”她说不下去了,扯过棉被给他盖上,头扭到一边,两手蒙住脸开声哭了。马延雄从枕头上撑起一条胳膊,抬起头,眯缝着睛睛,望着大放悲声的老伴,叫着他的名字说:“玉兰,你相信我是反革命?”
哭声戛然而止。她的两只手从脸上垂下来了。那痛苦万状的脸陡然间变得非常激动,她几乎是对他嚷着说:“不!你当娃娃时就跟毛主席闹革命,你没做过坏事,你没给咱家拿过公家的一根针,你不要怕!就是党的政策变了,说你不能革命了,那咱就回家去,回家去当农民!咱本来就是农民”
马延雄望着这张激动的脸,一种十分深厚的爱从心头长腾起来。他重新躺下,觉得深身很舒服,脊背似乎也疼得不那么厉害了。外面充满了惊涛骇浪,家照旧是温暖的。他想:他今晚要舒舒服服睡一觉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幸福啊!他已经多少天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
“笃笃笃!”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打了他的“睡一个安稳觉”的美好愿望。这令人心惊的敲门声又把他带到不安稳的世界中来了。
“是‘孙大圣’?是‘千钧棒’?”他心中惊骇地想。
小梅哭了。这可怜的孩子,一点细微的响声在她听起来都像炸弹一样可怕,都可能是大难临头。
他老伴用发颤的声音问:“谁呀?请进来”
“你们睡下没?”一个似乎很陌生的声音在门外问。
“没有”门开了,进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高大个,串脸胡,粗眉毛,一身家织布衣服,扎一根老蓝布腰带,头上包着一块很脏的羊肚子手巾。这人站在屋当中,一眼瞅着炕上丰的马延雄,肩膀上打着的一个很沉的口袋滑落下来“呼”地掉在了地上。吃惊使一张粗糙的脸抽得很厉害。
马延雄也撑起胳膊,抬头望为人。
两个人几乎同时叫了起来:
“老马!”“秉奎!”这个黑胡巴茬的庄稼人和县长高正祥一样,对马延雄来说,像弟兄一样亲,他是离县城最远的双庙公社(公今改名叫“红卫公社”)柳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那里是全县最穷的地方,也是他长期蹲点的地方。六七年的时光里,他的那里洒了多少汗水呀。一个兔了不拉屎的地方变成了全县的农业先进典型——当然,现在已经是他的“黑典型”了。
柳秉奎双手怎么也压不住——马延雄硬是挣扎着坐起来了。他吩咐老伴和小梅:“小梅,给你柳叔叔拿烟。玉兰,赶紧给老柳做饭。”他亲切地望着柳秉奎,说:“秉奎!你忙得从不进县城,也没来过我家。你快说,你是怎来的?”
柳秉奎坐在炕沿上,接过小梅递上的一根纸烟,在煤油灯上吸着,说:“咱那里传说城里有一伙子坏东西把你关到禁闭里了,消息闭塞,前几天才听说的。全村人都急得滚油浇心哩!大家都要来城里看你哩!我想这而今兵荒马乱的,怕大家出了事,我劝说住了大家,就代表他们来城里看你了。我想就是见不上你,把你家里的人看看也好。你看,”他指了指掉在地下的那个口袋说:“我还给你背了一口袋白面!听说那伙坏东西把你们家的粮食都停了,真是作孽哟!”
说到这里,他突然从炕沿上溜下来了,三步并作两步奔到锅台边,双手挡住准备做饭的玉兰,嘴里连连说:“好大嫂哩,不要做了,你随便拿点干粮我吃两口就行。”黑做饭的玉兰,嘴里连连说:“好大嫂哩,不要做了,你随便拿点干粮我吃两口就行。黑天半夜的,千万不要动烟火,这而今风声紧!”
马延雄、玉兰怎说他都不让做。
玉兰只好从窑掌的箱盖上取来一个榆条编的小筐,迟疑着放到柳秉奎面前说:“他大叔,干粮不好,你将就着吃点吧!”柳秉奎从筐里拾起一个焦黑的麸皮馍,举在灯前一看,两道粗眉毛拧在了一起,张开的嘴半大说不出话来。他心里说:老马啊!那几年你常说,要把我们农民碗里的黑疙瘩,换成黄疙瘩、白疙瘩,这而今把黑疙瘩换到你碗里来了!
马延雄一直在亲切地看着柳秉奎,他往他身边挪了挪,问:“柳滩烂包了没?”“没!”柳秉奎咬了一口黑馍,一边吃,一边说“就黑三小子一个跑到城里来了。你大概见了吧?你蹲点时整治了他的投机倒把,他是跑到城里报复你来了。另外还捎带着搞黑市生意哩!除过这小子,咱队上所有的人事上山劳动着哩。他谁也不要想把我们搅乱。大家心里清亮着哩:城里人不生产能吃上饭哩,农民不劳动就要喝西北风!”
“旁的村怎样?”“有烂包了的。但据我知道,大部分农民还都在土地上哩。”“好!”马延雄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把身子又往柳秉奎身边挪了挪,眯缝着眼睛,很激动地说:“秉奎,就要这样干。十六条里也有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条。任何时候,都不敢把生产放松了。尤其是眼下,如果农民也不种地了,那咱们这个国家就完了村子前砭上那个水库修起了没?”
“上个月就修起了,还放了七万尾鱼苗哩!”
“啊”马延雄轻轻叫了一声,抬起头痴呆呆地望着窗户,好像看见了远方那一库碧波荡荡的绿水。
他嘴里喃喃念叨着:“什么时候我能去看看就好了00”
柳秉奎已经吃完了馍,他一展脖子喝了一大碗温开水,摸了一把黑胡茬子脸,眼睛闪闪发光看定马延雄,说:“干脆!我说老马,你悄悄跟我走,到咱柳滩去,他谁也不要想我见你!”“走得迟了?”门外突然传来一个人的声音,把柳秉奎的话打断了。门掀开了,进来了一个戴眼镜的人。
马延雄的家在南城墙外土坡下的两孔上窑洞里。
这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式的家庭:地下靠墙的一排磁瓮,是盛水和腌酸菜的;窑掌一溜泥纸浆捶成的小瓮,是装来面的。墙上挂着割庄稼的镰刀和背庄稼的绳索;门后立着挖土的镢头和担粪的扁担。不大的土炕上铺着半旧的炕席;炕席上面铺几条绵羊毛擀的毡。马延雄光着上身叭在毡上,他老伴红汞水伴着泪水,正给他擦拭着脊背。小梅在旁边举着煤油灯。
煤油灯照出的这张中年妇女的脸,和她正擦拭的那个脊背一样,看了令人难受。这张脸反映的是一颗受伤的心灵。
她一边轻轻擦拭着一边哭着,说着:“你长年不顾家,革命哩,闹共产主义哩,结果闹成个反革命了你参加革命时,公家连一双鞋都不发,我在这里种给你供粮,说是为了咱们的革命为了革命,咱们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从没有过一点点的怨言。这而今就落了这么个下场成了反革命了”她说不下去了,扯过棉被给他盖上,头扭到一边,两手蒙住脸开声哭了。马延雄从枕头上撑起一条胳膊,抬起头,眯缝着睛睛,望着大放悲声的老伴,叫着他的名字说:“玉兰,你相信我是反革命?”
哭声戛然而止。她的两只手从脸上垂下来了。那痛苦万状的脸陡然间变得非常激动,她几乎是对他嚷着说:“不!你当娃娃时就跟毛主席闹革命,你没做过坏事,你没给咱家拿过公家的一根针,你不要怕!就是党的政策变了,说你不能革命了,那咱就回家去,回家去当农民!咱本来就是农民”
马延雄望着这张激动的脸,一种十分深厚的爱从心头长腾起来。他重新躺下,觉得深身很舒服,脊背似乎也疼得不那么厉害了。外面充满了惊涛骇浪,家照旧是温暖的。他想:他今晚要舒舒服服睡一觉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幸福啊!他已经多少天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
“笃笃笃!”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打了他的“睡一个安稳觉”的美好愿望。这令人心惊的敲门声又把他带到不安稳的世界中来了。
“是‘孙大圣’?是‘千钧棒’?”他心中惊骇地想。
小梅哭了。这可怜的孩子,一点细微的响声在她听起来都像炸弹一样可怕,都可能是大难临头。
他老伴用发颤的声音问:“谁呀?请进来”
“你们睡下没?”一个似乎很陌生的声音在门外问。
“没有”门开了,进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高大个,串脸胡,粗眉毛,一身家织布衣服,扎一根老蓝布腰带,头上包着一块很脏的羊肚子手巾。这人站在屋当中,一眼瞅着炕上丰的马延雄,肩膀上打着的一个很沉的口袋滑落下来“呼”地掉在了地上。吃惊使一张粗糙的脸抽得很厉害。
马延雄也撑起胳膊,抬头望为人。
两个人几乎同时叫了起来:
“老马!”“秉奎!”这个黑胡巴茬的庄稼人和县长高正祥一样,对马延雄来说,像弟兄一样亲,他是离县城最远的双庙公社(公今改名叫“红卫公社”)柳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那里是全县最穷的地方,也是他长期蹲点的地方。六七年的时光里,他的那里洒了多少汗水呀。一个兔了不拉屎的地方变成了全县的农业先进典型——当然,现在已经是他的“黑典型”了。
柳秉奎双手怎么也压不住——马延雄硬是挣扎着坐起来了。他吩咐老伴和小梅:“小梅,给你柳叔叔拿烟。玉兰,赶紧给老柳做饭。”他亲切地望着柳秉奎,说:“秉奎!你忙得从不进县城,也没来过我家。你快说,你是怎来的?”
柳秉奎坐在炕沿上,接过小梅递上的一根纸烟,在煤油灯上吸着,说:“咱那里传说城里有一伙子坏东西把你关到禁闭里了,消息闭塞,前几天才听说的。全村人都急得滚油浇心哩!大家都要来城里看你哩!我想这而今兵荒马乱的,怕大家出了事,我劝说住了大家,就代表他们来城里看你了。我想就是见不上你,把你家里的人看看也好。你看,”他指了指掉在地下的那个口袋说:“我还给你背了一口袋白面!听说那伙坏东西把你们家的粮食都停了,真是作孽哟!”
说到这里,他突然从炕沿上溜下来了,三步并作两步奔到锅台边,双手挡住准备做饭的玉兰,嘴里连连说:“好大嫂哩,不要做了,你随便拿点干粮我吃两口就行。”黑做饭的玉兰,嘴里连连说:“好大嫂哩,不要做了,你随便拿点干粮我吃两口就行。黑天半夜的,千万不要动烟火,这而今风声紧!”
马延雄、玉兰怎说他都不让做。
玉兰只好从窑掌的箱盖上取来一个榆条编的小筐,迟疑着放到柳秉奎面前说:“他大叔,干粮不好,你将就着吃点吧!”柳秉奎从筐里拾起一个焦黑的麸皮馍,举在灯前一看,两道粗眉毛拧在了一起,张开的嘴半大说不出话来。他心里说:老马啊!那几年你常说,要把我们农民碗里的黑疙瘩,换成黄疙瘩、白疙瘩,这而今把黑疙瘩换到你碗里来了!
马延雄一直在亲切地看着柳秉奎,他往他身边挪了挪,问:“柳滩烂包了没?”“没!”柳秉奎咬了一口黑馍,一边吃,一边说“就黑三小子一个跑到城里来了。你大概见了吧?你蹲点时整治了他的投机倒把,他是跑到城里报复你来了。另外还捎带着搞黑市生意哩!除过这小子,咱队上所有的人事上山劳动着哩。他谁也不要想把我们搅乱。大家心里清亮着哩:城里人不生产能吃上饭哩,农民不劳动就要喝西北风!”
“旁的村怎样?”“有烂包了的。但据我知道,大部分农民还都在土地上哩。”“好!”马延雄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把身子又往柳秉奎身边挪了挪,眯缝着眼睛,很激动地说:“秉奎,就要这样干。十六条里也有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条。任何时候,都不敢把生产放松了。尤其是眼下,如果农民也不种地了,那咱们这个国家就完了村子前砭上那个水库修起了没?”
“上个月就修起了,还放了七万尾鱼苗哩!”
“啊”马延雄轻轻叫了一声,抬起头痴呆呆地望着窗户,好像看见了远方那一库碧波荡荡的绿水。
他嘴里喃喃念叨着:“什么时候我能去看看就好了00”
柳秉奎已经吃完了馍,他一展脖子喝了一大碗温开水,摸了一把黑胡茬子脸,眼睛闪闪发光看定马延雄,说:“干脆!我说老马,你悄悄跟我走,到咱柳滩去,他谁也不要想我见你!”“走得迟了?”门外突然传来一个人的声音,把柳秉奎的话打断了。门掀开了,进来了一个戴眼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