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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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俱乐部就餐时，梅斯想到了胖子鲁克鸦片馆里的那两位姑娘，想到了她们黄皮肤粗壮的肉体，想到了申劳如果得知他是这么一个不知羞惭的人会多么厌恶他。
美国人被扫地出门时会到西部加州淘金；英国人有辱门楣被赶出家门时则会到东方闯荡香港。六十年代许戈-威史密斯-梅斯勋爵匆匆离开了伦敦的金融区。现在香港是他的老窝。
今晚，他喝了不止两杯红杜松子酒才离开他的英国俱乐部。他的心怦怦直跳，似乎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
一辆黄包车见到他招呼便停了下来。虽说梅斯勋爵五十开外，又经常喝酒，但他仍没发胖，他的体重不会让人力车夫感到吃力。梅斯勋爵认为他必须使用这种交通工具；他不能坐他那辆蓝灰色本特利牌汽车，这会让司机知道他经常光顾鸦片馆。司机受雇于梅斯的老板，如果得知他又染上鸦片，会马上汇报他的主子。申劳平生最恨吸毒了。
有人觉得纳闷，一个产业巨头怎么会用一个像梅斯这样挥霍无度的败家子。申劳的理由就像查理-理查兹雇佣安迪-雷德的道理一样。梅斯勋爵代表着申劳产业在西方的形象：一个英国人会划出合法和非法的界限。
只有西方人才坚持这种界限。在东方，仍是这位金融家、实业家，但他能同时生产电视机和白粉。他什么都敢卖，而且万无一失。他能受政界的上层人物的保护。虚伪则是西方人的烦恼；在东方，一切都摆到桌面上。
在胖子鲁克那儿，那两位姑娘在离走廊附近的小房间里，裸着身体敦实地坐着，嘴里叼着万宝路香烟。这些“姑娘”实际上是四十来岁、干干净净、长相平平的妇女。她们伺候梅斯勋爵多年，差不多和他在香港的历史一样长。她们都知道富有的大烟鬼到这儿的老规矩。这种规矩简直就是几百年前有辱神灵的异教仪式。梅斯更喜欢使唤这些姑娘，他不要那些价格低廉的男孩，因为他们太瘦了，又不干净，而且总是没有安稳的时候。
两位女人中，更为丰满的一位剥光梅斯勋爵的衣裳，另一位在玉柄头帽饰针上为他预备一颗上好的鸦片，她将榛子一样大的鸦片药丸塞进碗口那么大的瓷制烟斗里。她侧过身，对着酒精灯上蓝色的火焰，吸了一口。鸦片开始化成液体，咝咝地冒出一股刺鼻的烟雾。
然后，梅斯勋爵侧卧着裸露的身体，双膝蜷曲，两个女人两侧紧紧地夹着，她们软乎乎的肉体包围着他，像个全肉夹心面包。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斗，很满足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又猛吸了一口。
再过一会儿就会出现梦境和幻觉。两年前，在一次不多见的鸦片梦境里，梅斯勋爵差点要了那个丰满女人的命。他两手紧紧掐住她的脖子，胖子鲁克只好往他身上泼了一桶凉水才让他松手。那天晚上，梅斯勋爵支付了双份的钱。但一般情况下，过了烟瘾后，他很平静，在由女性的大腿、肉乎乎的肚子和坚挺的乳房构成的摇篮里，美美地睡上一觉。房门被挂得紧紧的，门上有一个猫眼。房门颤动了一下。胖子鲁克站在门外，透着猫眼望了望这三位。他的许多年轻顾客一般选择见效快的海洛因，然后要一个女人为他们做色情服务。只有这种老烟枪才会了解鸦片。
胖子鲁克用着浓浓墨汁的毛笔，在一片纸上竖着写了几行字，他祖先几百年来就是这么做的。纸墨干后，他叠好，用现在时髦用的钉书机封好。他让人把他侄子找来，告诉他将这个便条送到何处。
小伙子无需再交代，骑上自行车就跑。在香港，就像在台北、汉城、东京、曼谷和新加坡一样，谁都知道在哪儿能找到申劳。他总是在家接待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客人，在大陆，他有不少秘密企业需要料理。
但欧洲和美洲的企业家们由梅斯勋爵去打交道。申的法国妻子尼科尔在社交场合也结识西方人，现在纽约的年轻小伙子周毅也是这样。三个人中，只有梅斯需要人看着；申并不计较他到鸦片馆过夜，让他烦心的是他太粗心。
就在一个月前，尼克从曼哈顿给梅斯勋爵的办公室传真过来一封信，是给他父亲的。这封信一直放在那儿，也许没有任何保密措施，直到昨天这位英国伦才突然记起这封信来。
虽然已是夜深人静，但申还是从写字台旁起身，来到他的墙壁保险柜，从里边取出那张单行打印的传真，他到写字台后坐了下来，这是一张经过精心雕刻的抽木大写字台。他躺在椅子上，又重读了那封信。
亲爱的父亲：
“他们干吗在黑手党人的婚礼上非得演奏黑手党音乐？”那位年轻姑娘问道。
这是一个没艺术水平的问题，这还不算，还有人问了一个更加外行的问题：音乐有没有起源和发展？音乐有存在的必要吗？德彪西给他的组曲命名为大海时，他的音乐会不会因此而波峰浪谷、潮起潮落？
同样，生活中的虚伪和腐败本没有意义，不过是我们赋予它们意义罢了。然而人们对此会像对待音乐那样常常大惊小怪。地球这个星球的运行规则是，每一千愚人中有一个窃贼。如果说这似乎让人过于悲观，那么想想有一句令人沮丧的意大利俗语：整个世界都是个窃贼。那么会不会因为虚伪和腐败没有任何含义，我们就可以说生活也没有意义呢？可我们知道贼和傻瓜的比率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需要生活。我们不妨将这个理解称之为大傻瓜理论。
这个理论认为，不管某物多么没有实用价值或有明显的缺陷，总有这么个大傻瓜会在那儿说：“嘿！这适合我！我要选那家伙当总统！我要买维他味，这可是新上柜的能除臭的橘子汁！我要买一台四十八英寸的大彩电。这是我的信用卡。我仰着身体，四肢朝天，我已经无所谓了，把账记到我的借方账户上。我任你摆布，你可以让我再买一件没用的产品。”
但一个人只有一个选择。他要么会竭尽全力为毫无意义的生活奋斗，尽管这种让人不得安宁的生活充满着挫折和烦恼；要么干脆躺床上手舞足蹈地欣赏音乐。
申分走到窗前，俯瞰广阔的海湾。他笑了，他对尼克尖酸的幽默总是觉得好笑：维他味，除臭橘子汁！这笑是一种他儿子从未见过的。
他提醒自己要让纽约的手下周先生去调查一下，愣小子这封不着边际的信是从曼哈顿哪个信息终端发出的。
这封信标志着尼克少年时代的结束，它像一面乱挥的旗子，想赢得别人的注意。这是一个警告：小家伙已经掌握了一套西方化的、愤世嫉俗的、相对主义的信念。它同时也迫使他做出抉择：要么永远让他留在西方，要么现在趁他翅膀还没长硬，就把他带回来，按照他父亲的意愿锤炼他。
可是那就意味着使他有机会与闻所有的秘密。
譬如：明天他打算去视察他在横滨附近的一家汽车厂。这家公司起步时只能生产摩托车，现在可以生产一种性能可靠、价廉物美的家用小型客车，年销售量达五十万辆。尼克对这一切最感兴趣，这些对一个要干一番事业的年轻人来说，倒也是很合适。但是他怎么来理解申在缅甸的经营？他又怎么理解申在菲律宾成功发展的实业？尼克的人生观完全西方化了，他满口都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界限划得一清二楚，他怎么来理解现代东方复杂的伦理？
在香港俱乐部就餐时，梅斯想到了胖子鲁克鸦片馆里的那两位姑娘，想到了她们黄皮肤粗壮的肉体，想到了申劳如果得知他是这么一个不知羞惭的人会多么厌恶他。
美国人被扫地出门时会到西部加州淘金；英国人有辱门楣被赶出家门时则会到东方闯荡香港。六十年代许戈-威史密斯-梅斯勋爵匆匆离开了伦敦的金融区。现在香港是他的老窝。
今晚，他喝了不止两杯红杜松子酒才离开他的英国俱乐部。他的心怦怦直跳，似乎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
一辆黄包车见到他招呼便停了下来。虽说梅斯勋爵五十开外，又经常喝酒，但他仍没发胖，他的体重不会让人力车夫感到吃力。梅斯勋爵认为他必须使用这种交通工具；他不能坐他那辆蓝灰色本特利牌汽车，这会让司机知道他经常光顾鸦片馆。司机受雇于梅斯的老板，如果得知他又染上鸦片，会马上汇报他的主子。申劳平生最恨吸毒了。
有人觉得纳闷，一个产业巨头怎么会用一个像梅斯这样挥霍无度的败家子。申劳的理由就像查理-理查兹雇佣安迪-雷德的道理一样。梅斯勋爵代表着申劳产业在西方的形象：一个英国人会划出合法和非法的界限。
只有西方人才坚持这种界限。在东方，仍是这位金融家、实业家，但他能同时生产电视机和白粉。他什么都敢卖，而且万无一失。他能受政界的上层人物的保护。虚伪则是西方人的烦恼；在东方，一切都摆到桌面上。
在胖子鲁克那儿，那两位姑娘在离走廊附近的小房间里，裸着身体敦实地坐着，嘴里叼着万宝路香烟。这些“姑娘”实际上是四十来岁、干干净净、长相平平的妇女。她们伺候梅斯勋爵多年，差不多和他在香港的历史一样长。她们都知道富有的大烟鬼到这儿的老规矩。这种规矩简直就是几百年前有辱神灵的异教仪式。梅斯更喜欢使唤这些姑娘，他不要那些价格低廉的男孩，因为他们太瘦了，又不干净，而且总是没有安稳的时候。
两位女人中，更为丰满的一位剥光梅斯勋爵的衣裳，另一位在玉柄头帽饰针上为他预备一颗上好的鸦片，她将榛子一样大的鸦片药丸塞进碗口那么大的瓷制烟斗里。她侧过身，对着酒精灯上蓝色的火焰，吸了一口。鸦片开始化成液体，咝咝地冒出一股刺鼻的烟雾。
然后，梅斯勋爵侧卧着裸露的身体，双膝蜷曲，两个女人两侧紧紧地夹着，她们软乎乎的肉体包围着他，像个全肉夹心面包。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斗，很满足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又猛吸了一口。
再过一会儿就会出现梦境和幻觉。两年前，在一次不多见的鸦片梦境里，梅斯勋爵差点要了那个丰满女人的命。他两手紧紧掐住她的脖子，胖子鲁克只好往他身上泼了一桶凉水才让他松手。那天晚上，梅斯勋爵支付了双份的钱。但一般情况下，过了烟瘾后，他很平静，在由女性的大腿、肉乎乎的肚子和坚挺的乳房构成的摇篮里，美美地睡上一觉。房门被挂得紧紧的，门上有一个猫眼。房门颤动了一下。胖子鲁克站在门外，透着猫眼望了望这三位。他的许多年轻顾客一般选择见效快的海洛因，然后要一个女人为他们做色情服务。只有这种老烟枪才会了解鸦片。
胖子鲁克用着浓浓墨汁的毛笔，在一片纸上竖着写了几行字，他祖先几百年来就是这么做的。纸墨干后，他叠好，用现在时髦用的钉书机封好。他让人把他侄子找来，告诉他将这个便条送到何处。
小伙子无需再交代，骑上自行车就跑。在香港，就像在台北、汉城、东京、曼谷和新加坡一样，谁都知道在哪儿能找到申劳。他总是在家接待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客人，在大陆，他有不少秘密企业需要料理。
但欧洲和美洲的企业家们由梅斯勋爵去打交道。申的法国妻子尼科尔在社交场合也结识西方人，现在纽约的年轻小伙子周毅也是这样。三个人中，只有梅斯需要人看着；申并不计较他到鸦片馆过夜，让他烦心的是他太粗心。
就在一个月前，尼克从曼哈顿给梅斯勋爵的办公室传真过来一封信，是给他父亲的。这封信一直放在那儿，也许没有任何保密措施，直到昨天这位英国伦才突然记起这封信来。
虽然已是夜深人静，但申还是从写字台旁起身，来到他的墙壁保险柜，从里边取出那张单行打印的传真，他到写字台后坐了下来，这是一张经过精心雕刻的抽木大写字台。他躺在椅子上，又重读了那封信。
亲爱的父亲：
“他们干吗在黑手党人的婚礼上非得演奏黑手党音乐？”那位年轻姑娘问道。
这是一个没艺术水平的问题，这还不算，还有人问了一个更加外行的问题：音乐有没有起源和发展？音乐有存在的必要吗？德彪西给他的组曲命名为大海时，他的音乐会不会因此而波峰浪谷、潮起潮落？
同样，生活中的虚伪和腐败本没有意义，不过是我们赋予它们意义罢了。然而人们对此会像对待音乐那样常常大惊小怪。地球这个星球的运行规则是，每一千愚人中有一个窃贼。如果说这似乎让人过于悲观，那么想想有一句令人沮丧的意大利俗语：整个世界都是个窃贼。那么会不会因为虚伪和腐败没有任何含义，我们就可以说生活也没有意义呢？可我们知道贼和傻瓜的比率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需要生活。我们不妨将这个理解称之为大傻瓜理论。
这个理论认为，不管某物多么没有实用价值或有明显的缺陷，总有这么个大傻瓜会在那儿说：“嘿！这适合我！我要选那家伙当总统！我要买维他味，这可是新上柜的能除臭的橘子汁！我要买一台四十八英寸的大彩电。这是我的信用卡。我仰着身体，四肢朝天，我已经无所谓了，把账记到我的借方账户上。我任你摆布，你可以让我再买一件没用的产品。”
但一个人只有一个选择。他要么会竭尽全力为毫无意义的生活奋斗，尽管这种让人不得安宁的生活充满着挫折和烦恼；要么干脆躺床上手舞足蹈地欣赏音乐。
申分走到窗前，俯瞰广阔的海湾。他笑了，他对尼克尖酸的幽默总是觉得好笑：维他味，除臭橘子汁！这笑是一种他儿子从未见过的。
他提醒自己要让纽约的手下周先生去调查一下，愣小子这封不着边际的信是从曼哈顿哪个信息终端发出的。
这封信标志着尼克少年时代的结束，它像一面乱挥的旗子，想赢得别人的注意。这是一个警告：小家伙已经掌握了一套西方化的、愤世嫉俗的、相对主义的信念。它同时也迫使他做出抉择：要么永远让他留在西方，要么现在趁他翅膀还没长硬，就把他带回来，按照他父亲的意愿锤炼他。
可是那就意味着使他有机会与闻所有的秘密。
譬如：明天他打算去视察他在横滨附近的一家汽车厂。这家公司起步时只能生产摩托车，现在可以生产一种性能可靠、价廉物美的家用小型客车，年销售量达五十万辆。尼克对这一切最感兴趣，这些对一个要干一番事业的年轻人来说，倒也是很合适。但是他怎么来理解申在缅甸的经营？他又怎么理解申在菲律宾成功发展的实业？尼克的人生观完全西方化了，他满口都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界限划得一清二楚，他怎么来理解现代东方复杂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