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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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你第一次来西德吗？"
她点点头。
英格是昨天到的。她有着一对灰色的眼睛，眼睛里看不出任何喜怒哀乐，就那么冷漠的，没有表情地看着你。她的脸色苍白，没有廿岁女孩一般有的青春血色。这是一个从街上走过，没有人会对她多看一眼的女孩。
"谈谈你的家庭吧！？"
她静默。
"爸爸、妈妈、兄弟姊妹？"我再试。
"爸爸——"她慢慢地说，"本来是农机工厂一个主管，现在那个工厂关闭了，他留在家里。"
她停下来。等了半天没有下文，我只好再问：
"妈妈？"
"妈妈本来在青年团作秘书，现在青年团解散了，他们要妈妈去当大楼清洁妇，妈妈不肯"
"哥哥本来是人民军的，现在退下来了，在找工作，好像也在哪里学电脑"
灰色的眼睛不泄漏一点感情，可是我明白了。她只给了几个小碎片，但我约略知道那大拼图的模样，小碎片属于那大拼图的几个角落。工厂主管、青年团秘书、人民军——英格的家，是覆盖在东德共产党羽翼下的小巢，现在这个小巢被时代的狂风打得零落了。
"厨房的事你都清楚了吗？"
英格点头。
"你每天工作到三点就下班了，自己的时间很多，可以常到城里逛逛——"
她点头。
"最重要的是，你要自动自发，不要每件事都等着我督促——我没有时间督促你，你自己张大眼睛主动去做，行吗？"
她点头。
就这样，东德来的英格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往后的日子，是这么过的。
清早传来教堂的钟声，两岁不到的飞飞从幼儿睡袋里钻出来，开始了一天的游戏人生。
作妈妈的边刷牙，边满嘴白沫地往楼下大叫："英格，宝宝醒了。"
廿分钟之后，妈妈从书房探头出来，一眼看到换过衣服的飞飞，大叫："英格，宝宝没穿袜子！"
妈妈又回到书桌读了两页八九——九一年柏林日记，英格在敲门，探进头来说：
"宝宝没有袜子了。"
妈妈抬头，看着她，
"为什么没有了？"
"都脏了。"
"拿去洗。"
"洗衣机正在洗别的东西。"
妈妈站起来，走到英格面前，很慢很清楚地说："来，我有几个建议：一，你可以暂时让他穿上昨天的脏袜子。二，你可以暂时让他穿上哥哥的大袜子。三，你可以让他穿上棉布鞋。四，你可以到对面李太大小毛那借双小袜子来。五，你可以骑车到杂货店买双袜子来——你有一千零一个可能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只要想出一个来就可以。"
英格漠漠听着。
"但是，"妈妈继续说，"你要动脑子自己去想解决办法，可以吗？"
妈妈回到书桌。
这本书她不喜欢。一个美国记者写的，总是落入正邪两分明的窠臼。先写二次大战时德国人如何如何地坏，现在，一九八九年和平革命之后，又写德国人如何如何地好，自由战胜了奴役，东德人民写下了人类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妈妈记得在华沙和一位著名的波兰作家夜谈。在他古旧的书房里，这个曾经被共产党迫害过的老人说：
"我觉得，吊诡的说，自由和奴役一样，是一种陷阱，一种危机。解放后的东欧所面临的是自由的危机。"
敲门。英格说：
"哥哥的袜子太肥了，弟弟的脚穿不进鞋子。"
妈妈叹口气，放下书，转身温和地说，
"那么，是不是可以暂时不穿鞋，等袜子洗净烘干了呢？"
老百姓半夜来敲老作家的门，要求他为他们解决问题：蒙过冤狱的寻求平反，失业了的要求复职，判了罪的试图脱罪他们哀恳地说：
"现在你是国会议员了，波兰是民主国家了，你一定有办法。"
当他说没有办法的时候，老百姓愤怒而绝望地说：
"为什么以前的共党书记有办法，现在的国会议员会没有办法？这是什么自由民主？"
老作家皱着眉说：
"我怎么跟他们解释：民主的弱点就是它的优点？我怎么解释：自由就是更沉重的责任？"
英格推门进来，问：
"都弄好了，那弟弟穿过的哥哥的袜子需不需要洗？"
妈妈头也不抬，一动不动，勉强读完一个段落，才回头，说：
"你自己决定好吗？"
英格走出去。妈妈视线回到案前摊开的书页，觉得精神涣散，很费力地才找到衔接的段落。
一个年轻的异议分子，一九八八年被东德政府驱逐出境，来到西德。她说，在东德的制度下，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就如同母子关系；人民像婴儿一样的不能离开母亲独立生存。人民失去了独立作判断和决定的能力。另外一个年轻人被西德政府用钱将他由东德监狱中"赎"出来。到了西方，一直无法适应，在一九八七年，他放了一把火将法兰克福歌剧院给烧了。
英格把门开了个小缝，讪讪地说：
"中午要做什么吃的？"
妈妈不抬头，不动，声音从书本中闷闷地冒出来，听起来像呻吟：
"你决定。只要有东西在桌上就行。"
四十年对人的一生是段漫长的岁月，更何况，东德人的四十年是段痛
苦的岁月，可是四十年对国家而言，却是短暂的一瞬
教堂钟声当当大作的时候，妈妈知道是中午了，幼稚园的孩子马上就要回来午餐，奇怪，好久没有英格的声响。
她阖上书，悄悄下楼，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走到厨房，轻轻推开门。
宝宝坐在地上玩塑胶盘碗；冰箱的门像煮熟的蚌壳，大大地开着，白茫茫的冷气直往外冒。
英格站立在冰箱前，一动不动。
听见妈妈的脚步声，她回过头来，咬咬嘴唇，摇摇头，说：
"我不知道该做哪一样。东西太多了。"
妈妈站在那里，看着英格，也像呆住了。白花花的冷气不断地蒙上来。
半晌，她有气无力地说："你去看电视，我做饭。"
英格在我们家呆了一个月。
一九九一年十月
"这是你第一次来西德吗？"
她点点头。
英格是昨天到的。她有着一对灰色的眼睛，眼睛里看不出任何喜怒哀乐，就那么冷漠的，没有表情地看着你。她的脸色苍白，没有廿岁女孩一般有的青春血色。这是一个从街上走过，没有人会对她多看一眼的女孩。
"谈谈你的家庭吧！？"
她静默。
"爸爸、妈妈、兄弟姊妹？"我再试。
"爸爸——"她慢慢地说，"本来是农机工厂一个主管，现在那个工厂关闭了，他留在家里。"
她停下来。等了半天没有下文，我只好再问：
"妈妈？"
"妈妈本来在青年团作秘书，现在青年团解散了，他们要妈妈去当大楼清洁妇，妈妈不肯"
"哥哥本来是人民军的，现在退下来了，在找工作，好像也在哪里学电脑"
灰色的眼睛不泄漏一点感情，可是我明白了。她只给了几个小碎片，但我约略知道那大拼图的模样，小碎片属于那大拼图的几个角落。工厂主管、青年团秘书、人民军——英格的家，是覆盖在东德共产党羽翼下的小巢，现在这个小巢被时代的狂风打得零落了。
"厨房的事你都清楚了吗？"
英格点头。
"你每天工作到三点就下班了，自己的时间很多，可以常到城里逛逛——"
她点头。
"最重要的是，你要自动自发，不要每件事都等着我督促——我没有时间督促你，你自己张大眼睛主动去做，行吗？"
她点头。
就这样，东德来的英格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往后的日子，是这么过的。
清早传来教堂的钟声，两岁不到的飞飞从幼儿睡袋里钻出来，开始了一天的游戏人生。
作妈妈的边刷牙，边满嘴白沫地往楼下大叫："英格，宝宝醒了。"
廿分钟之后，妈妈从书房探头出来，一眼看到换过衣服的飞飞，大叫："英格，宝宝没穿袜子！"
妈妈又回到书桌读了两页八九——九一年柏林日记，英格在敲门，探进头来说：
"宝宝没有袜子了。"
妈妈抬头，看着她，
"为什么没有了？"
"都脏了。"
"拿去洗。"
"洗衣机正在洗别的东西。"
妈妈站起来，走到英格面前，很慢很清楚地说："来，我有几个建议：一，你可以暂时让他穿上昨天的脏袜子。二，你可以暂时让他穿上哥哥的大袜子。三，你可以让他穿上棉布鞋。四，你可以到对面李太大小毛那借双小袜子来。五，你可以骑车到杂货店买双袜子来——你有一千零一个可能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只要想出一个来就可以。"
英格漠漠听着。
"但是，"妈妈继续说，"你要动脑子自己去想解决办法，可以吗？"
妈妈回到书桌。
这本书她不喜欢。一个美国记者写的，总是落入正邪两分明的窠臼。先写二次大战时德国人如何如何地坏，现在，一九八九年和平革命之后，又写德国人如何如何地好，自由战胜了奴役，东德人民写下了人类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妈妈记得在华沙和一位著名的波兰作家夜谈。在他古旧的书房里，这个曾经被共产党迫害过的老人说：
"我觉得，吊诡的说，自由和奴役一样，是一种陷阱，一种危机。解放后的东欧所面临的是自由的危机。"
敲门。英格说：
"哥哥的袜子太肥了，弟弟的脚穿不进鞋子。"
妈妈叹口气，放下书，转身温和地说，
"那么，是不是可以暂时不穿鞋，等袜子洗净烘干了呢？"
老百姓半夜来敲老作家的门，要求他为他们解决问题：蒙过冤狱的寻求平反，失业了的要求复职，判了罪的试图脱罪他们哀恳地说：
"现在你是国会议员了，波兰是民主国家了，你一定有办法。"
当他说没有办法的时候，老百姓愤怒而绝望地说：
"为什么以前的共党书记有办法，现在的国会议员会没有办法？这是什么自由民主？"
老作家皱着眉说：
"我怎么跟他们解释：民主的弱点就是它的优点？我怎么解释：自由就是更沉重的责任？"
英格推门进来，问：
"都弄好了，那弟弟穿过的哥哥的袜子需不需要洗？"
妈妈头也不抬，一动不动，勉强读完一个段落，才回头，说：
"你自己决定好吗？"
英格走出去。妈妈视线回到案前摊开的书页，觉得精神涣散，很费力地才找到衔接的段落。
一个年轻的异议分子，一九八八年被东德政府驱逐出境，来到西德。她说，在东德的制度下，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就如同母子关系；人民像婴儿一样的不能离开母亲独立生存。人民失去了独立作判断和决定的能力。另外一个年轻人被西德政府用钱将他由东德监狱中"赎"出来。到了西方，一直无法适应，在一九八七年，他放了一把火将法兰克福歌剧院给烧了。
英格把门开了个小缝，讪讪地说：
"中午要做什么吃的？"
妈妈不抬头，不动，声音从书本中闷闷地冒出来，听起来像呻吟：
"你决定。只要有东西在桌上就行。"
四十年对人的一生是段漫长的岁月，更何况，东德人的四十年是段痛
苦的岁月，可是四十年对国家而言，却是短暂的一瞬
教堂钟声当当大作的时候，妈妈知道是中午了，幼稚园的孩子马上就要回来午餐，奇怪，好久没有英格的声响。
她阖上书，悄悄下楼，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走到厨房，轻轻推开门。
宝宝坐在地上玩塑胶盘碗；冰箱的门像煮熟的蚌壳，大大地开着，白茫茫的冷气直往外冒。
英格站立在冰箱前，一动不动。
听见妈妈的脚步声，她回过头来，咬咬嘴唇，摇摇头，说：
"我不知道该做哪一样。东西太多了。"
妈妈站在那里，看着英格，也像呆住了。白花花的冷气不断地蒙上来。
半晌，她有气无力地说："你去看电视，我做饭。"
英格在我们家呆了一个月。
一九九一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