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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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到了现在，这个男人只记得那个女人对他说过一回“我就住在太平桥。”
他慢慢地把这句话又默念了一遍。这时候空中有了光亮，仿佛天在升上去，地在沉下去，四周的一切看得清楚了。不过当初忘了问她太平桥在哪儿。想到这儿他爬起来披上衣服，东翻西找从床底下神出一本地图，弹去上面的尘土。横的竖的斜的弧形的街道密密麻麻，象对着太阳看一片叶子时看到的那些精致的网脉，不同型号的铅字疏密无序又象天上诸多的星座。找不到太平桥。
夜里做了好多梦。夜夜如此。一个梦醒了又是一个梦，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都是很精彩很有意思的梦，可是记不住。自己做的自己又记不住，天一亮就全忘了，光记得都很有意思，都很精彩。
有两个孩子在窗根下说话，一个总是说：“哟——，真叫多哟！”
另一个老说真长：“哎呀，真——长。”这声音随着安静的湿漉漉的黎明一同流进屋里，又干净又响亮，搅起回声流得到处都是。
他又拿起地图小心翼翼翻了一遍。还是没有太平桥这么个地方。有那么半支烟的工夫，这个男人认真地怀疑那个女人是否也是一个梦。为了这个愚蠢的怀疑，他叼着另外半支烟开始穿衣服，顺便在身上掐了一把，被掐的地方确实很疼。
这个男人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是在很久以前了，在一个朋友家。这朋友叫天奇。天奇的妻子叫晓堃，晓堃刚好是那个女人的朋友。只一间小屋，似乎是说只有这一个世界，夫妻俩各占一角和自己的朋友倾心交谈——一边是“阿波罗登月以及到底有没有飞碟”一边是“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叽哩咕噜嗡嗡嘤嘤，中间隔了三米飘忽不定的浩翰宇宙，谈话声在那儿交织起来使空气和烟雾轻轻震动，使人形失去立体感。在两边的话题碰巧都暂停的时候，发现这屋里还有一座落地式自鸣钟，坦荡而镇静地记录着一段过程。这时男人和女人互相看一眼，既熟悉又陌生。叽哩咕噜嗡嗡嘤嘤空气和烟雾又动荡起来，淹没了钟声。“既然我们可以到月亮上去，更高级的智能为什么不会到我们这儿来？”“这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是他们来干吗。”女人们还是说孩子：“要是让一个生命来了，你就得对这生命负责。”
“你也是一个生命，你也来了，谁对你负责？”那是在他们的朋友刚刚结婚不久的时候。
第二次见面竟是在差不多十四年以后，在法院的大门口；他的朋友和她的朋友在大门里的某个地方办理离婚手续。太阳又升起来，照着门旁的卫兵和灰色高墙上的爬山虎。爬山虎的叶子正在变红，不久以后将变成黑褐色然后在这一年里消失。他比她来得晚。
“是您？您还记得我吗？”男人问。
女人把他看了好一会：“喔哟，有十好几年了吧？”笑一笑伸出手来。
“可不是吗，十四年了。”男人说“他们在里头吧？”
“进去好一阵子了。”
“情绪怎么样，他们俩？”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看不出来。”
“到底怎么回事？”
“您指什么？”“他们俩，怎么会闹到这一步？”
“怎么您不知道？您是他们家的常客呀！”女人说。
“我这几年去得少了。总有事，也说不清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最近又写什么呢？我看过您的小说。”
“是吗？”男人笑笑，退步到墙边的阴影里，太阳一直晃得他睁不开眼睛。“我也正在想我写的都是什么。”
女人也走到阴影里，两个人在法院对面的大墙下并排站着。爬山虎在风中轻轻抖动，整座墙都在动。每年的这个季节都有挺长一段好天气，鸟儿飞得又高又舒缓，老人和孩子的说话声又轻又真切。
“前些年他们倒总是吵，”男人说“吵起来凶得一个要把一个吃了，恨不能吞了。”
“是吗？可真想象不出来。”
“我也不说谁更凶，半斤对八两。”
“嗯，我想是。我想准是旗鼓相当。”
“这几年好像不了，安？好像不怎么吵了，是不是？”
“这两年他们可简直是相敬如宾。”
“是吗？这么严重？”男人说“这我还不知道。”
女人很快地仰起头看了男人一眼，头一回看得这么认真，这么不平静。
“要是这样就没什么可奇怪了。这就快完了。”
“已经完了，”女人说“没办法了。”
大门里，也许是在白色的走廊上，也许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有一只钟，不动声色地走个不停。大墙下的阴影渐渐窄了。
“您得等他们出来吗？”男人问。
“得等。晓堃得有人陪她一段时候。您不吗？”
“不。我只是来看看，没什么事也没什么办法就行了。天奇最不愿意在他倒霉的时候有人特意来陪他。”
“男子汉，是吗？”女人说，语气不大客气。
他惊讶地扭转脸看她：“不，我没这么说。”目光磕磕绊绊地下移，停在她胸前的扣子上。“不过是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可能有的人更习惯一个人听听音乐，喝喝酒。”
“真多，哟——，真多哟！”
“真长，是吧？真——长。”
原来是一对双胞胎的兄妹俩蹲在窗根下数蚂蚁。两个孩子和一幕蚁群迁徒的壮观场面：千万只蚂蚁一只挨一只横着铺开纵着排开，一支浩荡的队伍弯弯曲曲绵绵延延不见头，每只都抱了一份口粮或一只白色的蚁卵，匆忙赶路。
孩子问一个过路人：“它们在干吗呀？”
“大概是搬家。”
“干吗搬家呀？”
“也许是去旅游。”
“上哪儿去呢？”
“无所谓。说不定就是出去逛逛。”
“逛逛呀？”
两个孩子正正经经地想了一会，想蚂蚁出去逛逛的事，也想起自己出去逛过的事。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几乎是同时来到这世上，之后在某一个早晨，父母打发他们到院子里去玩，在那个令人惊讶的窗根下，世界变得更真实更具体了，更美妙也更神秘。
孩子的父亲有一回说起这两个孩子：“本来没想这么早要他们。”这句话其实不能成立，如果晚要的话就不再是他们了，是另外的两个，或者一个，也没准是三个。年轻的父亲说：“其实是一次失误。”
“失误？”“以为是那种药，结果不是，是治感冒的。”这一失误不要紧，看起来是上帝的事，结果呢，就有两个灵魂在那儿认认真真地数蚂蚁了。不过数来数去还是20“27、28、29、20”
“嘿，你们俩怎么没去幼儿园？”
“今天是礼拜日！”
“给我说个歌谣，听见没有？说个歌谣。”
孩子不说，又强调了一遍礼拜日，语气神态都极虔诚，生怕这不是礼拜日。阴蒙蒙的天，湿润的空气中有煤烟味，萌动着淡淡的绿色。
男人又把地图册翻过两遍了，毫无结果。他站在屋子中央反复回忆着女人在说那句话时的表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绝没有记错：是太平桥。背后的玻璃窗越来越亮，地上有了他模糊的影子。四壁间回旋着一连串空幻的噼啪声，是他把手指关节扳得响。
淡淡的绿色之中，有斑斑块块忧郁的鹅黄；当他离开家的时候，连翘花正在开放。那时节细雨霏霏，行人寥寥。什么时候杨树备下了新鲜的枝条，现在弯曲着描在天上，挂一串串杨花，飘飘摇摇如雨中的铃档。单薄的连翘花，想必有一点苦味。在冬天里，在以往的日子，譬如寂寞的黄昏，譬如夜里北风刮得门窗突突作响，那时你干什么呢？它们却已经准备好了有一天和你相见，在礼拜日的早晨，在路上。
两个人第三次见面是偶然碰上的，在夜行火车里。两个人从不同的地方回来，回相同的地方去。火车在夜里经过许多大站小站，一些人下去，又一些人上来。夜很长，路也很长。人都稀里糊涂地睡，用大衣把自己蒙起来，也是因为冷，也是因为人睡着了样子都挺俗气，象傻瓜，象可怜虫。等到车厢里的灯光刷地灭了，窗外现出远山和田野上的雾。人们推开大衣，找白天的感觉，尽快使自己懂得这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年代。两个人醒了的时候互相发现了对方，原来一直面对面坐着，原来夜里还都听见过对方的梦呓。
最后到了现在，这个男人只记得那个女人对他说过一回“我就住在太平桥。”
他慢慢地把这句话又默念了一遍。这时候空中有了光亮，仿佛天在升上去，地在沉下去，四周的一切看得清楚了。不过当初忘了问她太平桥在哪儿。想到这儿他爬起来披上衣服，东翻西找从床底下神出一本地图，弹去上面的尘土。横的竖的斜的弧形的街道密密麻麻，象对着太阳看一片叶子时看到的那些精致的网脉，不同型号的铅字疏密无序又象天上诸多的星座。找不到太平桥。
夜里做了好多梦。夜夜如此。一个梦醒了又是一个梦，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都是很精彩很有意思的梦，可是记不住。自己做的自己又记不住，天一亮就全忘了，光记得都很有意思，都很精彩。
有两个孩子在窗根下说话，一个总是说：“哟——，真叫多哟！”
另一个老说真长：“哎呀，真——长。”这声音随着安静的湿漉漉的黎明一同流进屋里，又干净又响亮，搅起回声流得到处都是。
他又拿起地图小心翼翼翻了一遍。还是没有太平桥这么个地方。有那么半支烟的工夫，这个男人认真地怀疑那个女人是否也是一个梦。为了这个愚蠢的怀疑，他叼着另外半支烟开始穿衣服，顺便在身上掐了一把，被掐的地方确实很疼。
这个男人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是在很久以前了，在一个朋友家。这朋友叫天奇。天奇的妻子叫晓堃，晓堃刚好是那个女人的朋友。只一间小屋，似乎是说只有这一个世界，夫妻俩各占一角和自己的朋友倾心交谈——一边是“阿波罗登月以及到底有没有飞碟”一边是“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叽哩咕噜嗡嗡嘤嘤，中间隔了三米飘忽不定的浩翰宇宙，谈话声在那儿交织起来使空气和烟雾轻轻震动，使人形失去立体感。在两边的话题碰巧都暂停的时候，发现这屋里还有一座落地式自鸣钟，坦荡而镇静地记录着一段过程。这时男人和女人互相看一眼，既熟悉又陌生。叽哩咕噜嗡嗡嘤嘤空气和烟雾又动荡起来，淹没了钟声。“既然我们可以到月亮上去，更高级的智能为什么不会到我们这儿来？”“这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是他们来干吗。”女人们还是说孩子：“要是让一个生命来了，你就得对这生命负责。”
“你也是一个生命，你也来了，谁对你负责？”那是在他们的朋友刚刚结婚不久的时候。
第二次见面竟是在差不多十四年以后，在法院的大门口；他的朋友和她的朋友在大门里的某个地方办理离婚手续。太阳又升起来，照着门旁的卫兵和灰色高墙上的爬山虎。爬山虎的叶子正在变红，不久以后将变成黑褐色然后在这一年里消失。他比她来得晚。
“是您？您还记得我吗？”男人问。
女人把他看了好一会：“喔哟，有十好几年了吧？”笑一笑伸出手来。
“可不是吗，十四年了。”男人说“他们在里头吧？”
“进去好一阵子了。”
“情绪怎么样，他们俩？”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看不出来。”
“到底怎么回事？”
“您指什么？”“他们俩，怎么会闹到这一步？”
“怎么您不知道？您是他们家的常客呀！”女人说。
“我这几年去得少了。总有事，也说不清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最近又写什么呢？我看过您的小说。”
“是吗？”男人笑笑，退步到墙边的阴影里，太阳一直晃得他睁不开眼睛。“我也正在想我写的都是什么。”
女人也走到阴影里，两个人在法院对面的大墙下并排站着。爬山虎在风中轻轻抖动，整座墙都在动。每年的这个季节都有挺长一段好天气，鸟儿飞得又高又舒缓，老人和孩子的说话声又轻又真切。
“前些年他们倒总是吵，”男人说“吵起来凶得一个要把一个吃了，恨不能吞了。”
“是吗？可真想象不出来。”
“我也不说谁更凶，半斤对八两。”
“嗯，我想是。我想准是旗鼓相当。”
“这几年好像不了，安？好像不怎么吵了，是不是？”
“这两年他们可简直是相敬如宾。”
“是吗？这么严重？”男人说“这我还不知道。”
女人很快地仰起头看了男人一眼，头一回看得这么认真，这么不平静。
“要是这样就没什么可奇怪了。这就快完了。”
“已经完了，”女人说“没办法了。”
大门里，也许是在白色的走廊上，也许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有一只钟，不动声色地走个不停。大墙下的阴影渐渐窄了。
“您得等他们出来吗？”男人问。
“得等。晓堃得有人陪她一段时候。您不吗？”
“不。我只是来看看，没什么事也没什么办法就行了。天奇最不愿意在他倒霉的时候有人特意来陪他。”
“男子汉，是吗？”女人说，语气不大客气。
他惊讶地扭转脸看她：“不，我没这么说。”目光磕磕绊绊地下移，停在她胸前的扣子上。“不过是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可能有的人更习惯一个人听听音乐，喝喝酒。”
“真多，哟——，真多哟！”
“真长，是吧？真——长。”
原来是一对双胞胎的兄妹俩蹲在窗根下数蚂蚁。两个孩子和一幕蚁群迁徒的壮观场面：千万只蚂蚁一只挨一只横着铺开纵着排开，一支浩荡的队伍弯弯曲曲绵绵延延不见头，每只都抱了一份口粮或一只白色的蚁卵，匆忙赶路。
孩子问一个过路人：“它们在干吗呀？”
“大概是搬家。”
“干吗搬家呀？”
“也许是去旅游。”
“上哪儿去呢？”
“无所谓。说不定就是出去逛逛。”
“逛逛呀？”
两个孩子正正经经地想了一会，想蚂蚁出去逛逛的事，也想起自己出去逛过的事。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几乎是同时来到这世上，之后在某一个早晨，父母打发他们到院子里去玩，在那个令人惊讶的窗根下，世界变得更真实更具体了，更美妙也更神秘。
孩子的父亲有一回说起这两个孩子：“本来没想这么早要他们。”这句话其实不能成立，如果晚要的话就不再是他们了，是另外的两个，或者一个，也没准是三个。年轻的父亲说：“其实是一次失误。”
“失误？”“以为是那种药，结果不是，是治感冒的。”这一失误不要紧，看起来是上帝的事，结果呢，就有两个灵魂在那儿认认真真地数蚂蚁了。不过数来数去还是20“27、28、29、20”
“嘿，你们俩怎么没去幼儿园？”
“今天是礼拜日！”
“给我说个歌谣，听见没有？说个歌谣。”
孩子不说，又强调了一遍礼拜日，语气神态都极虔诚，生怕这不是礼拜日。阴蒙蒙的天，湿润的空气中有煤烟味，萌动着淡淡的绿色。
男人又把地图册翻过两遍了，毫无结果。他站在屋子中央反复回忆着女人在说那句话时的表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绝没有记错：是太平桥。背后的玻璃窗越来越亮，地上有了他模糊的影子。四壁间回旋着一连串空幻的噼啪声，是他把手指关节扳得响。
淡淡的绿色之中，有斑斑块块忧郁的鹅黄；当他离开家的时候，连翘花正在开放。那时节细雨霏霏，行人寥寥。什么时候杨树备下了新鲜的枝条，现在弯曲着描在天上，挂一串串杨花，飘飘摇摇如雨中的铃档。单薄的连翘花，想必有一点苦味。在冬天里，在以往的日子，譬如寂寞的黄昏，譬如夜里北风刮得门窗突突作响，那时你干什么呢？它们却已经准备好了有一天和你相见，在礼拜日的早晨，在路上。
两个人第三次见面是偶然碰上的，在夜行火车里。两个人从不同的地方回来，回相同的地方去。火车在夜里经过许多大站小站，一些人下去，又一些人上来。夜很长，路也很长。人都稀里糊涂地睡，用大衣把自己蒙起来，也是因为冷，也是因为人睡着了样子都挺俗气，象傻瓜，象可怜虫。等到车厢里的灯光刷地灭了，窗外现出远山和田野上的雾。人们推开大衣，找白天的感觉，尽快使自己懂得这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年代。两个人醒了的时候互相发现了对方，原来一直面对面坐着，原来夜里还都听见过对方的梦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