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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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忍不住，要专门写一写此出租车。
开始一进国境线见到这儿的车被吓了一大跳。不管是货车还是客车，投入便用前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装。先让驾驶室的三面外沿往上延伸，延伸到一定高度便向前方倾出，这就形成了一个圆扁形昂然凸现的高顶，大约高度为六米；车身也整个儿升高，与车头的高顶连接。几乎所有初来乍到的外国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啊，棺材！"
六米多高的车身，在集体高度上肯定是世界之首。这样做，不是为了扩大运载量，而是追求好看和气派。所有的车，浑身用艳俗的色彩画满了多种图形，没有一寸空闲。画的图形中有花.有鸟，有人眼，有狮子，全都翠绿、深红、焦黄，光鲜夺目，又描了金线和银线。驾驶室的玻璃窗上画的是两只大鸭子，鸭子身边还有红花绿草，驾驶员就从鸭脚下面的空当里寻找前面的路，像在门缝里偷看。
驾驶室的玻璃也有自己的颜色，一半是红玻璃，一半是绿玻璃。反光镜上飘垂着几条挂满毛团的东西，车开时可一直飘至车身的中段。车头四周插着几十根镀了黄色的金属细棒，每根约两.米长，棒头都扎着一团黑纱，车一开猛烈颤动，很像棺材前供着的香。
很多车门改装成雕花木门，像中国旧家具中那种低劣的窗架。车身联结车轮的地方，垂满了叮叮当当的金属片，有的三角，有的椭圆，直拖地面，花里胡哨得目不忍睹。
这些汽车因成天栉风沐雨，全部艳丽都已肮脏，活像刚刚从一个垃圾场里挣扎出来，浑身挂满的东西还来不及抖落。
璧啧圣沛的事情还在夜间。由于车身上贴满了各种颜色的反乡长纸，对面来车时车灯一亮，它就浑身反光。这种事情往往发生在荒山野岭，漆黑的山道上刚一转弯，猛然见到两三具妖光熠熠的棺材飞奔而来，实在会让天下最大胆的司机自惊肉跳。
我们的车队初遇这种情况时大家惊慌得瞳目结舌，不知来了什么，不像是匪徒，不像是强盗，但比匪徒和强盗更让人发呆。如已吧熠熠的棺材越来越多，我们的车队被挤在中间，就像置身于阴曹地府。
由此我猛然憬悟：美与丑的极端性对比，便是人间与地狱的差别。
我们开始在路上寻找不作改装的特殊例外，很难，找了几天只找到一种，那就是警车。除了警车之外的一切车辆都被改装了，这里包含着多大的产业啊。在这样的产业中，必然又有数以万计的美术工匠在忙碌，因为车身上的一切艳彩都必须一一手绘。被这样改装的汽车中有的还是世界名牌，日本的“日野”和“尼桑”很多，买来后全部拆卸，然后胡乱折腾，真不知这些名牌的设计师看到他们的产品在这里全然变成了这个样子夺路飞奔，作何感想。我花这么多篇幅来谈这件事，是因为这个例证既极端又普及，很有学术解剖价值。
什么学术呢？大致是审美社会学。例如我们大多主张审美上的多元化，尤其尊重某个地区的集体审美选择.肯定它的天然合理性，但眼前的景穿以寸此提出了疑问。这种汽车其丑无比，这个转论在高层文化界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但社会上的大美大丑到底根据什么来划分？这个划分又会起什么实际作用？违背了这个划分又该如何处置？
你看这里就有一些明显的麻烦：
一、这种丑的普及不是由于某个行政的命令（如我们曾在巴比伦和巴格达见到的），而是一种民众趋附；二、除t某些技术指标今后可能会有交通法规来限制外，这种丑基本上不犯法，因此也无法用干脆的手段来阻止，如果对这个问题进行美丑讨论，那么，由于事情早已社会化，讨论也必然社会化，而在社会化讨论中，胜利者一定是行时者；四、只能寄希望于某个权势者个人的审美水平了，但不管是油滑的权势者还是明智的权势者，都不会在复杂的政治角逐中对这样的事过于认真；五、似乎应该等待全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但这要等到何年何月？而且这样的审美现实本身就是无数所学校，正在构建着后代对它的审美适应。
由此我想到，平时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稍稍舒自一点的物象，实在是缝隙中的光亮，太应该珍借。
丑像传染病一样极易传播，而美要保持洁净于瘟疫之中，殊非易事。从一般状态而言，丑吞食美的几率，大大超过美战胜丑。
由此又想到，天下文明的沦落，不一定是由于地展或战争。
在我看来，不必再有其他例证，光是这些夺路飞奔的花棺材，就已构成对印度河文明最残酷的否定。这些汽车，也会大大咧咧地飞奔到不远处的键陀罗遗迹所在地吧？它们一定会鄙视键陀罗，而键陀罗早已口舌呐呐，不会与它们辩论。
我相信街头站立的无数闲人中一定也会有个别小学教师或流浪医生在播头叹息，但这太脆弱，哪里敌得过恶浊的审美浪潮翻滚不息。你听满街花棺材正在骄傲地齐声轰鸣，据说邻近一些国家也都有了它们的身影。美，竟然是这般寂寞和无奈。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四日，由木尔坦至秋卡扎姆（chowk？)镇，夜宿中国水电公司宿舍
实在忍不住，要专门写一写此出租车。
开始一进国境线见到这儿的车被吓了一大跳。不管是货车还是客车，投入便用前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装。先让驾驶室的三面外沿往上延伸，延伸到一定高度便向前方倾出，这就形成了一个圆扁形昂然凸现的高顶，大约高度为六米；车身也整个儿升高，与车头的高顶连接。几乎所有初来乍到的外国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啊，棺材！"
六米多高的车身，在集体高度上肯定是世界之首。这样做，不是为了扩大运载量，而是追求好看和气派。所有的车，浑身用艳俗的色彩画满了多种图形，没有一寸空闲。画的图形中有花.有鸟，有人眼，有狮子，全都翠绿、深红、焦黄，光鲜夺目，又描了金线和银线。驾驶室的玻璃窗上画的是两只大鸭子，鸭子身边还有红花绿草，驾驶员就从鸭脚下面的空当里寻找前面的路，像在门缝里偷看。
驾驶室的玻璃也有自己的颜色，一半是红玻璃，一半是绿玻璃。反光镜上飘垂着几条挂满毛团的东西，车开时可一直飘至车身的中段。车头四周插着几十根镀了黄色的金属细棒，每根约两.米长，棒头都扎着一团黑纱，车一开猛烈颤动，很像棺材前供着的香。
很多车门改装成雕花木门，像中国旧家具中那种低劣的窗架。车身联结车轮的地方，垂满了叮叮当当的金属片，有的三角，有的椭圆，直拖地面，花里胡哨得目不忍睹。
这些汽车因成天栉风沐雨，全部艳丽都已肮脏，活像刚刚从一个垃圾场里挣扎出来，浑身挂满的东西还来不及抖落。
璧啧圣沛的事情还在夜间。由于车身上贴满了各种颜色的反乡长纸，对面来车时车灯一亮，它就浑身反光。这种事情往往发生在荒山野岭，漆黑的山道上刚一转弯，猛然见到两三具妖光熠熠的棺材飞奔而来，实在会让天下最大胆的司机自惊肉跳。
我们的车队初遇这种情况时大家惊慌得瞳目结舌，不知来了什么，不像是匪徒，不像是强盗，但比匪徒和强盗更让人发呆。如已吧熠熠的棺材越来越多，我们的车队被挤在中间，就像置身于阴曹地府。
由此我猛然憬悟：美与丑的极端性对比，便是人间与地狱的差别。
我们开始在路上寻找不作改装的特殊例外，很难，找了几天只找到一种，那就是警车。除了警车之外的一切车辆都被改装了，这里包含着多大的产业啊。在这样的产业中，必然又有数以万计的美术工匠在忙碌，因为车身上的一切艳彩都必须一一手绘。被这样改装的汽车中有的还是世界名牌，日本的“日野”和“尼桑”很多，买来后全部拆卸，然后胡乱折腾，真不知这些名牌的设计师看到他们的产品在这里全然变成了这个样子夺路飞奔，作何感想。我花这么多篇幅来谈这件事，是因为这个例证既极端又普及，很有学术解剖价值。
什么学术呢？大致是审美社会学。例如我们大多主张审美上的多元化，尤其尊重某个地区的集体审美选择.肯定它的天然合理性，但眼前的景穿以寸此提出了疑问。这种汽车其丑无比，这个转论在高层文化界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但社会上的大美大丑到底根据什么来划分？这个划分又会起什么实际作用？违背了这个划分又该如何处置？
你看这里就有一些明显的麻烦：
一、这种丑的普及不是由于某个行政的命令（如我们曾在巴比伦和巴格达见到的），而是一种民众趋附；二、除t某些技术指标今后可能会有交通法规来限制外，这种丑基本上不犯法，因此也无法用干脆的手段来阻止，如果对这个问题进行美丑讨论，那么，由于事情早已社会化，讨论也必然社会化，而在社会化讨论中，胜利者一定是行时者；四、只能寄希望于某个权势者个人的审美水平了，但不管是油滑的权势者还是明智的权势者，都不会在复杂的政治角逐中对这样的事过于认真；五、似乎应该等待全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但这要等到何年何月？而且这样的审美现实本身就是无数所学校，正在构建着后代对它的审美适应。
由此我想到，平时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稍稍舒自一点的物象，实在是缝隙中的光亮，太应该珍借。
丑像传染病一样极易传播，而美要保持洁净于瘟疫之中，殊非易事。从一般状态而言，丑吞食美的几率，大大超过美战胜丑。
由此又想到，天下文明的沦落，不一定是由于地展或战争。
在我看来，不必再有其他例证，光是这些夺路飞奔的花棺材，就已构成对印度河文明最残酷的否定。这些汽车，也会大大咧咧地飞奔到不远处的键陀罗遗迹所在地吧？它们一定会鄙视键陀罗，而键陀罗早已口舌呐呐，不会与它们辩论。
我相信街头站立的无数闲人中一定也会有个别小学教师或流浪医生在播头叹息，但这太脆弱，哪里敌得过恶浊的审美浪潮翻滚不息。你听满街花棺材正在骄傲地齐声轰鸣，据说邻近一些国家也都有了它们的身影。美，竟然是这般寂寞和无奈。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四日，由木尔坦至秋卡扎姆（chowk？)镇，夜宿中国水电公司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