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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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家的聚会日益增大，因为谢文津与孟宝琴带两岁的儿子也来台湾了。她原是俊贤好友，到台北建国中学教英文，孟兄进铁路局机务处工作，住在罗裕昌的单身宿舍。大陆局势不好，渐渐地来台湾的人更多了。
罗裕昌有时和同学一起，有时独自一人，常常去温州街找我，而且几乎每天上午打电话到台大。那时文学院只有两座电话，一在院长室，一在共同办公的总务室。电话一来，那位中年的陈秘书会到走廊上喊一声“齐小姐电话！”我在众目注视之下实在很不舒服，更不知说什么才好。有一天，约在中山堂对面的朝风咖啡室见面（也许是唯一或仅余的有古典音乐的她方），我坦白说，胜利后这两年我无法投入新的感情，到台湾来是对大陆政治情况不满，父母南北分离，自己只身一人来此，明知有许多不方便，但既是自我流放心情，甘于孤独，暑假仍想回去随父母生活，不能接受他的好意。
过了几天，他写了一封长信来，说他刚看了居礼夫人传电影，感动得流下热泪，很钦佩她的毅力与坚忍不懈的努力。他信上写人的理想，应有计划，有步骤去实现;先决定生活的重心，讲求效率，节省精力，甚至于无意义的交谈亦应当尽量减少。
这样的人生态度是我过去从未听过的，这样的宣示，伴随着强烈的爱情语言，在当年仍是文艺青年的我读来，是“很不一样”甚至很有趣的。将近六十年共同生活之后，我在整理一生信件时重读，才恍然明白自己当年对现实人生之无知。在我们相识之初，他已清晰地写下他处事为人的态度，和我敏感、好奇，耽于思虑，喜好想象的天性是很不同的。但是，吃够了自己“多愁善感”的苦，处在困境中的我，心中也佩服别人的理智与坚强，甚至是愿意得到那样的保护吧。
我在台湾的朋友，俊贤、文津，和在基隆港务局工作的程克咏都觉得罗裕昌稳妥可靠，劝我应该少些幻想，早日安定下来。一九四八年暑假快到时，我给父亲写信，希望他来台湾看看这个人如何。
我信上说“罗君二十八岁，武大电机系毕业，来台湾即在铁路管理局工作，现在任台北电务段长。九岁丧父，家境清寒，有姐妹四人，弟一人，母亲现居四川资中县家中。他很努力上进，很有毅力。”
我父亲两次订期来台都临时不能来。到了暑假，我必须决定下学期是否留在台大。这时我母亲终于离开北平到了上海，连我那一向乐观的父亲。也承认大陆局势不好，嘱我暂不必回去谋职，可先收下台大聘约。妈妈希望我放假先回上海商量。不能一人在台湾结婚。
所以我八月回上海，得了父母同意，十月十日在上海新天安堂由计志文牧师证婚定此一生。结婚前三日，裕昌受洗为基督徒。那时许多人已从北方到了上海，有些是政府派往东北，尚未接收，已经失守（或沦入土共手中，或仍在拉锯战中）。大多数都只能困坐愁城，不知何去何从。那时上海的物价每日早晚都不一样，法币已贬值到提一袋也买不到食物的地步，所有的物资都被囤积起来。我们的结婚戒指是叫k金，因为金子已买不到了。婚礼的贺客坐满了礼拜堂（原不想铺张的宴客饭店，临时加不出双倍人数的食物，分两批上菜，令人窘甚），其中有抗日地下工作最后的“十大天王”中的六位。我父母去世后我在遗物中看到王非凡先生在狱中写的锣鼓喧天及
一幅字：
铁公，我敬爱您，十五年如一日。
十五年来，于快意时未忘您。于失望时未忘您，
饥时寒时哭时笑时更未忘您。
今在狱中遥祝您身体如春风般的强健，
默祷您事业如秋月般的光辉:
王非凡敬书于北平敌牢
一九四五、七、七
这幅字写于胜利前一个月，我珍藏至今。这些人在伪满洲国做国民政府的地下抗日工作，九死一生，终熬到抗战胜利，由广阔的东北家乡到上海来，我的婚宴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几十条热血汉子，大声地谈着“挟着脑袋打日本”的艰辛往事。在上海所见，他们心中大约也明白将进入另一场噩梦。这些当年举杯给我祝稿的人，也就是我父亲晚年萦绕心头，使他端起酒杯就落泪的人。
婚礼后十天，我乘船回到台湾。此时已全无犹豫，回到原有工作，在已熟悉的台北建一个自己的家。父母不再担心，朋友们觉得我离开人心惶惶的上海，在“海外”有一个生活的目标竟是可羡之事。我也从此对人生不再有幻想。
回到台北，先借住在铁路局电务科长郑兆实先生的家。大约一个月后，带着我们最早买的家具，一桌、两椅、一张双人床和小柜，搬人我们的第一个家——奉准将台北电务段一间大仓库用甘蔗板隔成两家，暂用宿舍靠街的一户，另一户是新科长李枝厚先生一家，有六个小孩，全是很好的中小学生。
台湾糖业公司出产蔗糖，赚回大量外汇是国家收人最大的经济来源之一。榨糖副产品用来大规模养猪，制甘蔗板等等，对台湾的贡献真是巨大无比。而台糖生产的甘蔗板，在当年解决了无数新来人口的居住问题。唯一缺点，当隔壁家孩子嬉戏玩闹，推了隔间用的甘蔗板，我这边的屋子就变小了。
我记得那隔成三小间的新家，外面是厚重的木板墙，位于很热闹的延平北路口，右边是警察派出所，与铁路局隔街棺对。墙外一条街通往后火车站，半条街摆满了摊贩，最多是布贩。还有一些菜贩。早上买菜人潮之后，布贩开始大声用闽南语吆喝“一尺二十块！一尺二十块！真俗！”伴随着把裹着木板的布匹展开，啪啪地摔在摊子上的声音，十多个声音此起彼落她一直喊叫到下午两点左右，拉黄包车的嚷着“边啊！边啊！”灌满了我的陋室。
不去上班的周末，墙外的生意更是鼎沸，常常我只得逃出去到处逛，沿着延平北路往下走，到迪化街，再远望淡水河入海口。看熟了台北开埠的商业旧街，和在湖南、贵州、四川逃难时所见的城市很不相同。台北的店面比校小，紧紧靠着，很少门洞、横匾之类的间隔。前半段以布店和金店最多，后半段以干货为主。有时，我们会走一半路右转到圆环，开始喜欢肉羹和炒米粉。但这些吃食和东北人的饺子一样，在四川人心中，是不能当饭吃的。我们晚上一定要在那加搭的小竹棚厨房烧饭煮个汤才像个家。
晚上饭后，裕昌去修各种送来的真空管收音机，我读着带回家的书。有时我会写一点日记，每提起笔，心中就洋溢着悲秋意味的忧伤，过几天再看看就撕掉，不合自己的文学标准。
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两个月，突然接到爸爸寄来快信，说妈妈带两个妹妹将在月中到台湾来看看，上海生活已很不易应付了。
圣诞节前数日，妈妈先带小妹乘飞机到，大妹跟韩春暄伯伯一家带着家中行李搭太平轮随后亦到。住在我那陋室虽不够舒适，却是我一九四四年离开重庆去乐山上二年级之后，真正和妈妈一起过自己的日子，吃自己想吃的“小锅饭”喜怒哀乐可以如此单纯，幸福的团聚。
大陆是回不去了，爸爸在台湾的朋友帮我两个妹妹办台北一女中插班手续。寒假后，宁媛上初三，星媛上初一，比后来的人早一些安顿。京沪渐渐撑不住了，政府迁至广州办公，事实上已作迁台打算。爸爸直到大势已去才搭最后飞机来台湾。
在戈家的聚会日益增大，因为谢文津与孟宝琴带两岁的儿子也来台湾了。她原是俊贤好友，到台北建国中学教英文，孟兄进铁路局机务处工作，住在罗裕昌的单身宿舍。大陆局势不好，渐渐地来台湾的人更多了。
罗裕昌有时和同学一起，有时独自一人，常常去温州街找我，而且几乎每天上午打电话到台大。那时文学院只有两座电话，一在院长室，一在共同办公的总务室。电话一来，那位中年的陈秘书会到走廊上喊一声“齐小姐电话！”我在众目注视之下实在很不舒服，更不知说什么才好。有一天，约在中山堂对面的朝风咖啡室见面（也许是唯一或仅余的有古典音乐的她方），我坦白说，胜利后这两年我无法投入新的感情，到台湾来是对大陆政治情况不满，父母南北分离，自己只身一人来此，明知有许多不方便，但既是自我流放心情，甘于孤独，暑假仍想回去随父母生活，不能接受他的好意。
过了几天，他写了一封长信来，说他刚看了居礼夫人传电影，感动得流下热泪，很钦佩她的毅力与坚忍不懈的努力。他信上写人的理想，应有计划，有步骤去实现;先决定生活的重心，讲求效率，节省精力，甚至于无意义的交谈亦应当尽量减少。
这样的人生态度是我过去从未听过的，这样的宣示，伴随着强烈的爱情语言，在当年仍是文艺青年的我读来，是“很不一样”甚至很有趣的。将近六十年共同生活之后，我在整理一生信件时重读，才恍然明白自己当年对现实人生之无知。在我们相识之初，他已清晰地写下他处事为人的态度，和我敏感、好奇，耽于思虑，喜好想象的天性是很不同的。但是，吃够了自己“多愁善感”的苦，处在困境中的我，心中也佩服别人的理智与坚强，甚至是愿意得到那样的保护吧。
我在台湾的朋友，俊贤、文津，和在基隆港务局工作的程克咏都觉得罗裕昌稳妥可靠，劝我应该少些幻想，早日安定下来。一九四八年暑假快到时，我给父亲写信，希望他来台湾看看这个人如何。
我信上说“罗君二十八岁，武大电机系毕业，来台湾即在铁路管理局工作，现在任台北电务段长。九岁丧父，家境清寒，有姐妹四人，弟一人，母亲现居四川资中县家中。他很努力上进，很有毅力。”
我父亲两次订期来台都临时不能来。到了暑假，我必须决定下学期是否留在台大。这时我母亲终于离开北平到了上海，连我那一向乐观的父亲。也承认大陆局势不好，嘱我暂不必回去谋职，可先收下台大聘约。妈妈希望我放假先回上海商量。不能一人在台湾结婚。
所以我八月回上海，得了父母同意，十月十日在上海新天安堂由计志文牧师证婚定此一生。结婚前三日，裕昌受洗为基督徒。那时许多人已从北方到了上海，有些是政府派往东北，尚未接收，已经失守（或沦入土共手中，或仍在拉锯战中）。大多数都只能困坐愁城，不知何去何从。那时上海的物价每日早晚都不一样，法币已贬值到提一袋也买不到食物的地步，所有的物资都被囤积起来。我们的结婚戒指是叫k金，因为金子已买不到了。婚礼的贺客坐满了礼拜堂（原不想铺张的宴客饭店，临时加不出双倍人数的食物，分两批上菜，令人窘甚），其中有抗日地下工作最后的“十大天王”中的六位。我父母去世后我在遗物中看到王非凡先生在狱中写的锣鼓喧天及
一幅字：
铁公，我敬爱您，十五年如一日。
十五年来，于快意时未忘您。于失望时未忘您，
饥时寒时哭时笑时更未忘您。
今在狱中遥祝您身体如春风般的强健，
默祷您事业如秋月般的光辉:
王非凡敬书于北平敌牢
一九四五、七、七
这幅字写于胜利前一个月，我珍藏至今。这些人在伪满洲国做国民政府的地下抗日工作，九死一生，终熬到抗战胜利，由广阔的东北家乡到上海来，我的婚宴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几十条热血汉子，大声地谈着“挟着脑袋打日本”的艰辛往事。在上海所见，他们心中大约也明白将进入另一场噩梦。这些当年举杯给我祝稿的人，也就是我父亲晚年萦绕心头，使他端起酒杯就落泪的人。
婚礼后十天，我乘船回到台湾。此时已全无犹豫，回到原有工作，在已熟悉的台北建一个自己的家。父母不再担心，朋友们觉得我离开人心惶惶的上海，在“海外”有一个生活的目标竟是可羡之事。我也从此对人生不再有幻想。
回到台北，先借住在铁路局电务科长郑兆实先生的家。大约一个月后，带着我们最早买的家具，一桌、两椅、一张双人床和小柜，搬人我们的第一个家——奉准将台北电务段一间大仓库用甘蔗板隔成两家，暂用宿舍靠街的一户，另一户是新科长李枝厚先生一家，有六个小孩，全是很好的中小学生。
台湾糖业公司出产蔗糖，赚回大量外汇是国家收人最大的经济来源之一。榨糖副产品用来大规模养猪，制甘蔗板等等，对台湾的贡献真是巨大无比。而台糖生产的甘蔗板，在当年解决了无数新来人口的居住问题。唯一缺点，当隔壁家孩子嬉戏玩闹，推了隔间用的甘蔗板，我这边的屋子就变小了。
我记得那隔成三小间的新家，外面是厚重的木板墙，位于很热闹的延平北路口，右边是警察派出所，与铁路局隔街棺对。墙外一条街通往后火车站，半条街摆满了摊贩，最多是布贩。还有一些菜贩。早上买菜人潮之后，布贩开始大声用闽南语吆喝“一尺二十块！一尺二十块！真俗！”伴随着把裹着木板的布匹展开，啪啪地摔在摊子上的声音，十多个声音此起彼落她一直喊叫到下午两点左右，拉黄包车的嚷着“边啊！边啊！”灌满了我的陋室。
不去上班的周末，墙外的生意更是鼎沸，常常我只得逃出去到处逛，沿着延平北路往下走，到迪化街，再远望淡水河入海口。看熟了台北开埠的商业旧街，和在湖南、贵州、四川逃难时所见的城市很不相同。台北的店面比校小，紧紧靠着，很少门洞、横匾之类的间隔。前半段以布店和金店最多，后半段以干货为主。有时，我们会走一半路右转到圆环，开始喜欢肉羹和炒米粉。但这些吃食和东北人的饺子一样，在四川人心中，是不能当饭吃的。我们晚上一定要在那加搭的小竹棚厨房烧饭煮个汤才像个家。
晚上饭后，裕昌去修各种送来的真空管收音机，我读着带回家的书。有时我会写一点日记，每提起笔，心中就洋溢着悲秋意味的忧伤，过几天再看看就撕掉，不合自己的文学标准。
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两个月，突然接到爸爸寄来快信，说妈妈带两个妹妹将在月中到台湾来看看，上海生活已很不易应付了。
圣诞节前数日，妈妈先带小妹乘飞机到，大妹跟韩春暄伯伯一家带着家中行李搭太平轮随后亦到。住在我那陋室虽不够舒适，却是我一九四四年离开重庆去乐山上二年级之后，真正和妈妈一起过自己的日子，吃自己想吃的“小锅饭”喜怒哀乐可以如此单纯，幸福的团聚。
大陆是回不去了，爸爸在台湾的朋友帮我两个妹妹办台北一女中插班手续。寒假后，宁媛上初三，星媛上初一，比后来的人早一些安顿。京沪渐渐撑不住了，政府迁至广州办公，事实上已作迁台打算。爸爸直到大势已去才搭最后飞机来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