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洒在台湾的汗与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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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0年代，台湾局势渐渐稳定。喘息初定的政府开始改善岛内生活（虽然反攻大陆的口号喊了多年，少数人也确曾幻想期待了许多年），而铁路运输的现代化是最重要的事。日本占领时期，所有铁路局中级以上工作都由日本人担任，他们战败遣送回去前，对一万七千位台籍员工说，台湾铁路六个月内就会瘫痪。那时火车进出车站仍靠站员挥动红绿旗，各站之间全靠列车长身手利落地在火车头喷出的浓烟中接递臂圈，他们是“看火车”儿童心目中的英雄。局里下令电务方面研究科学技术设备以取代人力（那时城里的道路连红绿灯也不太普及），但是无人知道由何研究起。运务处长陈树曦是交大毕业。相当骄傲，他对于部下的口头语是：“你懂吗？”提到了西方铁路有些已用ctc系统，但无人见过。当时大家默默无言散会。
裕昌回到台中后，心中对此念念不忘。中央控制行车制（简称ctc）是电讯工程新念，只有在美国可以找到数据。我知道杨俊贤的哥哥在美国教书，也许可以帮我们寻找数据。那时极少人有亲友在美国，是今日难以想象的。
我写信给在台北的俊贤，不知杨大哥能不能帮这个忙？谁知两、三个月后，一个又大又重的邮包送到我们复兴路二十五号的门口，这个包裹开启了裕昌一生工作的展望。
俊贤寄来的邮包装着十多本美国铁路协会出版之美国铁路号志之理论及运用，其中第四章即为ctc的详细说明及图表，共一百七十七页。在靡页写着:“谨以此书赠裕昌、邦媛以及思齐侄三周岁纪念。贻烈、俊贤，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八月十四日”
此书得来不易，是美国在二次大战中发展的新科技，台湾当年无法得知，杨大哥以学术研究之理由购得。
裕昌欢欣鼓舞地翻阅了第一遍，极有兴趣，写了些笔记，为了想深入研究。决定动手译成中文，可以归纳、综合，作整体了解。他认为我必定会帮他，所以将绪论、新设备目的、工作所需条件等叙述文字交给我中译，他负责技术说明、电讯线路、操作运转的重要图表等。每天下班后。忙完家事，哄睡孩子（二儿思贤十五个月了），我们至少讨论一小时译文，约半年，完成全书一六六页另加百多幅图表的中译。
裕昌去局里开会，得知局里已正式向美国铁路协会购得一套ctc说明。但不知从何着手研究，计划也无从做起，全部电务主管人员二、三十人都未受过全自动控制号志的教育，甚至连听也没听过。据说战后日本国铁在美国占领军的协助下装了一套半自动控车系统。韩战开始后，台湾得到一些补给的生意，岛内物资运往港口的运输量大增，铁路局的重要性也大幅提高，急迫需要现代化的设备。
局里先派裕昌等人去日本，再由陈德年先生率领去美国考察。一九五四年后，以台湾铁路实际情况开始拟出安装ctc系统设备的计划，先由裕昌详列由彰化至台南（当时仍是单轨）一百四十二公里，二十七个车站的号志机及行车转辙器的第一期计画。制部招国际标，由瑞典的易利信(ericsson)公司得标，自一九五七年开始在彰化动工装设。动工前一年，铁路局分批派许多电务员工前往瑞典实习。裕昌所译的中央控制行车制（一九五九年正式出书）原为自己兴趣研究的手稿，已被印成简易手册，作为工程有关人员必读。到瑞典验收待装的设备时，ericsson的负责人认为，mrloh才对此通讯系统之了解精确完整“可以对话”对台湾铁路施工及使用有相当信心，双方合作愉快。
但是，一九五六年的台湾，对瑞典人来说，大约是个完全神秘不可知的落后地区或末开发的亚洲丛林。他们派到台湾铁路来的工程师jocobsson先生，在斯德哥尔摩搭飞机到香港转往台湾之前，在机场与家人告别时，他的母亲哭得好似生离死别一样。他到台中数月后，觉得可以活下去，才把太太接来。他说，用四百个英文字可以跑天下，他太太的英文比他多很多字，到了台中看到我可以用更多的英文帮助他们衣食住行，极为安心。
那时，台中（或者全台湾）的家庭还没有人用煤气（或瓦斯），仍是用一种直径十七、八公分（七、八吋）上面凿了许多洞通气的煤饼放在瓦炉子里煮饭，宽裕一点的人家间以木炭炉烧水煮茶。铁路局的办事员给jocobsson夫妇租了一所新盖的水泥小洋房，帮他们雇一个“会英文”的女佣，买了必需的家具。那时刚刚有三轮车代替黄包车，送他们进新家时，我指给他们看巷口的三轮车“站”并且把我家地址写在纸上留给他们，有事可以去我家（那时尚未装市内电话）。
当天晚上，jocobsson先生就坐三轮车来敲门，他说蚊子太多了，怎么能睡觉？女佣说自来水不能喝，烧了一大壶开水太烫不能喝，需要几个瓶子装冷开水。我把客房用的蚊帐借给他，再拿几个干净的空米酒瓶给他。
过了两天，换jocobsson太太坐三轮车来看我，坐下不久就哭起来，说她丈夫早上去彰化工地上班，很晚才回家，她"terriblyhomesick"。我去找了一只很漂亮的小猫送去给她，那只刚刚三个月的小狸猫十份可爱，大约很能安慰她的思家之情。我也常去带她走走，但是台湾和瑞典的文化、气候差异太大，她可真是举目无亲，半年后仍然回瑞典去了。
铁路装ctc的工地在彰化车站，距台中二十份钟车程，那时公务工程两用的汽车是裕隆公司最早出品的帆布篷大吉普车。每天早上，裕昌带jocobsson先生和副段长陈锡铭先生一起去，晚上再一起回台中。施工后，陈家搬到彰化的铁路宿舍。星期日，工程亦不停，我和三个儿子常常坐他的蓬车去陈家，最喜欢去彰化调车场闲置的空车厢。陈家小孩两男两女与我孩子一起长大，陈太太张琼霞女士，和我成为共患难的好朋友，五十年来分享了生儿育女、为丈夫担惊受累的年轻岁月，也一起看到他们凝聚智慧和毅力的工作成果。她带我们去看她田中祖居，西螺妹妹家，去许多电务同事的家吃拜拜，真正认识台湾的风土人情。
至今弄不明白阴极阳极磁场的我，看着那一批ctc工程人员，不分晨昏接受科技的挑战，在那些迷魂阵似的电器线路间理出脉络，登山涉水地架设台湾铁路现代化的最早联络网，分享他们大大小小的失败与成功，我真感觉荣幸，又似回到抗战时期，愿尽自己所有的后援之力。
一九五九年，工程进入最艰困阶段。八月，彰化与台中之间的大肚溪铁桥被台风冲垮，大水淹没了彰化市，ctc的主机房岌岌可危，幸好那晚裕昌在彰化留守赶夜工。八七水灾是台湾史上最大台害之一，大肚溪流域一片汪洋，直到第三天早晨，两岸露出堤岸，有少数抢修工程的队伍用小木筏来往。
裕昌打电话给我，主机房的问题严重，要我把jocobsson先生和另一位瑞典人，线路专家andersson，从他们家带到河边，有台中电务段的同仁会用小船把他们送到彰化。另外，需买些水瓶、饼干、电筒、换洗衣服，他们得在彰化住到水退。我必须去办此事，因为需用英语说明他们将面对的状况，而且只有我认识河边接应的人和地点。
那天早晨，我坐着裕隆蓬车，带着脸上难掩不安的两位瑞典人到达台中大肚溪岸，在刚泡过水，踩上去仍松软的一小块临时“打”出来的土堤上，把他们交给接应人员，望着那小小的木船载着那两位工程师，在一望惊心的汹涌的黄浊洪水中“跳舞”似地横划过洪流，终于到对面一处干土地上了岸，我第一个要做的事是告诉他们啼哭的妻子，他们已平安渡河了。
第二年（一九六0年）七月二十五日，是台湾铁路史上极具纪念意义的日子。在盛大的启用典礼之后，由省主席或是行政院长那一类的大官按钮，一列火车自彰化站开车，由全亚洲第一座全自动控制行车的号志指挥驶往下一站——六点六公里外的花坛站，火车开到那悬灯结彩的站台时，裕昌回家说，他们的工程伙伴，站在层层官员后面的铁轨上（站台太窄），全都热泪盈眶，当天晚上全体喝醉酒。
但是，快乐的日子还不满一天。第二天早上，总控制房里的调度人员和工程人员即互相喊叫，所有人的心脏都捏在调度员的手指间;按错一个钮就是灾祸。而那像银河星系的控制板是他们一生从未梦过的复杂，火车行进每一里，他们都似在跟着跑。那时候。他们几乎不回家，回到家，电话立刻追踪而至，常常听到裕昌对着墙上的铁路专用电话喊:“他们怎么这么笨！叫他不要乱按，我立刻就来”然后抓起雨衣冲进蓬车，自己开车往彰化飞奔。那时公路上大约只有他和公路局车，常常有公交车司机伸出头来问他们是不是不要命了。
那时的我，带着三个男孩，大的九岁，小的五岁，白天要上课，晚上备课，改作业，活得和陀螺一样，如果有祷告的时间，只祷告不要撞车，因为汽车和火车似乎都在灾祸的边缘疾驶。
果然，盛大启用后不久，行车控制已到二水站，因台风来袭，一年前八七水灾冲毁的大肚溪堤防再次崩溃，彰化又泡在洪流中，一片汪洋，铁路多处冲坏，ctc机器失灵，所有的客货车全误点。有一辆军事专车被迫停在斗六市的石榴站（距彰化四十七公里），那原是专为装载石渣的小站，灾后用水全无，小站在荒郊野外，数百乘客在炎阳之下困了半日，苦不堪言。车上电话催发也动不得，有一位军官说再不开车。就用大炮轰调度室。但是，一切仍以安全为重，到黄昏才得进目的地潭子站。
在天灾巨大的摧毁力之下，长期不分昼夜活在紧张状态中的工程与调度人员。渐渐产生了患难柑共的情谊，互相支持，二十四小时轮流当班。尽量解决问题，虽极辛苦，都以能参与此项划时代的革新工作为荣。但是，水灾后四个月，当一切渐“上轨道”时，突然发生人为灾祸;两列货车在浊水溪桥上追撞，后列的火车头倾倒在大桥的衍梁上，拖吊抢修极为困难，而且追撞的第二天原定全面行车改点，新时刻表已印发。据当年调度员蔡仁辉先生在他闲话台铁五十年一书中回忆说:“这时所有与ctc有关系的人“都进了一场可怕的梦境里”列车运作失常，可说是坏到极点，工作人员的“罪过”真难想象，这里可拿一句话来说，是空前绝后（愿不再发生）。”
在铁路几乎是唯一大量运输工具的时代，车站上货物堆积如山，货车和客车同样重要。淹水后又逢调整班次，ctc总机无法“自动”时，就得退回旧制用人工指挥，货车停在中间站等候的时间往往比行走的时间还长。彰化的总调度室有二十四个车站，五十八座“站场继电室”的电话扬声器，这些时日中，工程检修人员，车站，列车的人都在嗓门比赛，调度室轮班四小时下来，人人声嘶力竭，七厘散（润喉中药）不离身，回家休息。有时梦呓呼叫，令家人惶恐。那时那一批人几乎没有家庭生活，总局最初反对改革的人也认为电务部门自不量力，让大家丢脸。报纸上（幸好尚无电视）每天责备，冷嘲热讽，有一张漫画上画一位乘客，下车打着雨伞走路，比火车早到车站。
五0年代，台湾局势渐渐稳定。喘息初定的政府开始改善岛内生活（虽然反攻大陆的口号喊了多年，少数人也确曾幻想期待了许多年），而铁路运输的现代化是最重要的事。日本占领时期，所有铁路局中级以上工作都由日本人担任，他们战败遣送回去前，对一万七千位台籍员工说，台湾铁路六个月内就会瘫痪。那时火车进出车站仍靠站员挥动红绿旗，各站之间全靠列车长身手利落地在火车头喷出的浓烟中接递臂圈，他们是“看火车”儿童心目中的英雄。局里下令电务方面研究科学技术设备以取代人力（那时城里的道路连红绿灯也不太普及），但是无人知道由何研究起。运务处长陈树曦是交大毕业。相当骄傲，他对于部下的口头语是：“你懂吗？”提到了西方铁路有些已用ctc系统，但无人见过。当时大家默默无言散会。
裕昌回到台中后，心中对此念念不忘。中央控制行车制（简称ctc）是电讯工程新念，只有在美国可以找到数据。我知道杨俊贤的哥哥在美国教书，也许可以帮我们寻找数据。那时极少人有亲友在美国，是今日难以想象的。
我写信给在台北的俊贤，不知杨大哥能不能帮这个忙？谁知两、三个月后，一个又大又重的邮包送到我们复兴路二十五号的门口，这个包裹开启了裕昌一生工作的展望。
俊贤寄来的邮包装着十多本美国铁路协会出版之美国铁路号志之理论及运用，其中第四章即为ctc的详细说明及图表，共一百七十七页。在靡页写着:“谨以此书赠裕昌、邦媛以及思齐侄三周岁纪念。贻烈、俊贤，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八月十四日”
此书得来不易，是美国在二次大战中发展的新科技，台湾当年无法得知，杨大哥以学术研究之理由购得。
裕昌欢欣鼓舞地翻阅了第一遍，极有兴趣，写了些笔记，为了想深入研究。决定动手译成中文，可以归纳、综合，作整体了解。他认为我必定会帮他，所以将绪论、新设备目的、工作所需条件等叙述文字交给我中译，他负责技术说明、电讯线路、操作运转的重要图表等。每天下班后。忙完家事，哄睡孩子（二儿思贤十五个月了），我们至少讨论一小时译文，约半年，完成全书一六六页另加百多幅图表的中译。
裕昌去局里开会，得知局里已正式向美国铁路协会购得一套ctc说明。但不知从何着手研究，计划也无从做起，全部电务主管人员二、三十人都未受过全自动控制号志的教育，甚至连听也没听过。据说战后日本国铁在美国占领军的协助下装了一套半自动控车系统。韩战开始后，台湾得到一些补给的生意，岛内物资运往港口的运输量大增，铁路局的重要性也大幅提高，急迫需要现代化的设备。
局里先派裕昌等人去日本，再由陈德年先生率领去美国考察。一九五四年后，以台湾铁路实际情况开始拟出安装ctc系统设备的计划，先由裕昌详列由彰化至台南（当时仍是单轨）一百四十二公里，二十七个车站的号志机及行车转辙器的第一期计画。制部招国际标，由瑞典的易利信(ericsson)公司得标，自一九五七年开始在彰化动工装设。动工前一年，铁路局分批派许多电务员工前往瑞典实习。裕昌所译的中央控制行车制（一九五九年正式出书）原为自己兴趣研究的手稿，已被印成简易手册，作为工程有关人员必读。到瑞典验收待装的设备时，ericsson的负责人认为，mrloh才对此通讯系统之了解精确完整“可以对话”对台湾铁路施工及使用有相当信心，双方合作愉快。
但是，一九五六年的台湾，对瑞典人来说，大约是个完全神秘不可知的落后地区或末开发的亚洲丛林。他们派到台湾铁路来的工程师jocobsson先生，在斯德哥尔摩搭飞机到香港转往台湾之前，在机场与家人告别时，他的母亲哭得好似生离死别一样。他到台中数月后，觉得可以活下去，才把太太接来。他说，用四百个英文字可以跑天下，他太太的英文比他多很多字，到了台中看到我可以用更多的英文帮助他们衣食住行，极为安心。
那时，台中（或者全台湾）的家庭还没有人用煤气（或瓦斯），仍是用一种直径十七、八公分（七、八吋）上面凿了许多洞通气的煤饼放在瓦炉子里煮饭，宽裕一点的人家间以木炭炉烧水煮茶。铁路局的办事员给jocobsson夫妇租了一所新盖的水泥小洋房，帮他们雇一个“会英文”的女佣，买了必需的家具。那时刚刚有三轮车代替黄包车，送他们进新家时，我指给他们看巷口的三轮车“站”并且把我家地址写在纸上留给他们，有事可以去我家（那时尚未装市内电话）。
当天晚上，jocobsson先生就坐三轮车来敲门，他说蚊子太多了，怎么能睡觉？女佣说自来水不能喝，烧了一大壶开水太烫不能喝，需要几个瓶子装冷开水。我把客房用的蚊帐借给他，再拿几个干净的空米酒瓶给他。
过了两天，换jocobsson太太坐三轮车来看我，坐下不久就哭起来，说她丈夫早上去彰化工地上班，很晚才回家，她"terriblyhomesick"。我去找了一只很漂亮的小猫送去给她，那只刚刚三个月的小狸猫十份可爱，大约很能安慰她的思家之情。我也常去带她走走，但是台湾和瑞典的文化、气候差异太大，她可真是举目无亲，半年后仍然回瑞典去了。
铁路装ctc的工地在彰化车站，距台中二十份钟车程，那时公务工程两用的汽车是裕隆公司最早出品的帆布篷大吉普车。每天早上，裕昌带jocobsson先生和副段长陈锡铭先生一起去，晚上再一起回台中。施工后，陈家搬到彰化的铁路宿舍。星期日，工程亦不停，我和三个儿子常常坐他的蓬车去陈家，最喜欢去彰化调车场闲置的空车厢。陈家小孩两男两女与我孩子一起长大，陈太太张琼霞女士，和我成为共患难的好朋友，五十年来分享了生儿育女、为丈夫担惊受累的年轻岁月，也一起看到他们凝聚智慧和毅力的工作成果。她带我们去看她田中祖居，西螺妹妹家，去许多电务同事的家吃拜拜，真正认识台湾的风土人情。
至今弄不明白阴极阳极磁场的我，看着那一批ctc工程人员，不分晨昏接受科技的挑战，在那些迷魂阵似的电器线路间理出脉络，登山涉水地架设台湾铁路现代化的最早联络网，分享他们大大小小的失败与成功，我真感觉荣幸，又似回到抗战时期，愿尽自己所有的后援之力。
一九五九年，工程进入最艰困阶段。八月，彰化与台中之间的大肚溪铁桥被台风冲垮，大水淹没了彰化市，ctc的主机房岌岌可危，幸好那晚裕昌在彰化留守赶夜工。八七水灾是台湾史上最大台害之一，大肚溪流域一片汪洋，直到第三天早晨，两岸露出堤岸，有少数抢修工程的队伍用小木筏来往。
裕昌打电话给我，主机房的问题严重，要我把jocobsson先生和另一位瑞典人，线路专家andersson，从他们家带到河边，有台中电务段的同仁会用小船把他们送到彰化。另外，需买些水瓶、饼干、电筒、换洗衣服，他们得在彰化住到水退。我必须去办此事，因为需用英语说明他们将面对的状况，而且只有我认识河边接应的人和地点。
那天早晨，我坐着裕隆蓬车，带着脸上难掩不安的两位瑞典人到达台中大肚溪岸，在刚泡过水，踩上去仍松软的一小块临时“打”出来的土堤上，把他们交给接应人员，望着那小小的木船载着那两位工程师，在一望惊心的汹涌的黄浊洪水中“跳舞”似地横划过洪流，终于到对面一处干土地上了岸，我第一个要做的事是告诉他们啼哭的妻子，他们已平安渡河了。
第二年（一九六0年）七月二十五日，是台湾铁路史上极具纪念意义的日子。在盛大的启用典礼之后，由省主席或是行政院长那一类的大官按钮，一列火车自彰化站开车，由全亚洲第一座全自动控制行车的号志指挥驶往下一站——六点六公里外的花坛站，火车开到那悬灯结彩的站台时，裕昌回家说，他们的工程伙伴，站在层层官员后面的铁轨上（站台太窄），全都热泪盈眶，当天晚上全体喝醉酒。
但是，快乐的日子还不满一天。第二天早上，总控制房里的调度人员和工程人员即互相喊叫，所有人的心脏都捏在调度员的手指间;按错一个钮就是灾祸。而那像银河星系的控制板是他们一生从未梦过的复杂，火车行进每一里，他们都似在跟着跑。那时候。他们几乎不回家，回到家，电话立刻追踪而至，常常听到裕昌对着墙上的铁路专用电话喊:“他们怎么这么笨！叫他不要乱按，我立刻就来”然后抓起雨衣冲进蓬车，自己开车往彰化飞奔。那时公路上大约只有他和公路局车，常常有公交车司机伸出头来问他们是不是不要命了。
那时的我，带着三个男孩，大的九岁，小的五岁，白天要上课，晚上备课，改作业，活得和陀螺一样，如果有祷告的时间，只祷告不要撞车，因为汽车和火车似乎都在灾祸的边缘疾驶。
果然，盛大启用后不久，行车控制已到二水站，因台风来袭，一年前八七水灾冲毁的大肚溪堤防再次崩溃，彰化又泡在洪流中，一片汪洋，铁路多处冲坏，ctc机器失灵，所有的客货车全误点。有一辆军事专车被迫停在斗六市的石榴站（距彰化四十七公里），那原是专为装载石渣的小站，灾后用水全无，小站在荒郊野外，数百乘客在炎阳之下困了半日，苦不堪言。车上电话催发也动不得，有一位军官说再不开车。就用大炮轰调度室。但是，一切仍以安全为重，到黄昏才得进目的地潭子站。
在天灾巨大的摧毁力之下，长期不分昼夜活在紧张状态中的工程与调度人员。渐渐产生了患难柑共的情谊，互相支持，二十四小时轮流当班。尽量解决问题，虽极辛苦，都以能参与此项划时代的革新工作为荣。但是，水灾后四个月，当一切渐“上轨道”时，突然发生人为灾祸;两列货车在浊水溪桥上追撞，后列的火车头倾倒在大桥的衍梁上，拖吊抢修极为困难，而且追撞的第二天原定全面行车改点，新时刻表已印发。据当年调度员蔡仁辉先生在他闲话台铁五十年一书中回忆说:“这时所有与ctc有关系的人“都进了一场可怕的梦境里”列车运作失常，可说是坏到极点，工作人员的“罪过”真难想象，这里可拿一句话来说，是空前绝后（愿不再发生）。”
在铁路几乎是唯一大量运输工具的时代，车站上货物堆积如山，货车和客车同样重要。淹水后又逢调整班次，ctc总机无法“自动”时，就得退回旧制用人工指挥，货车停在中间站等候的时间往往比行走的时间还长。彰化的总调度室有二十四个车站，五十八座“站场继电室”的电话扬声器，这些时日中，工程检修人员，车站，列车的人都在嗓门比赛，调度室轮班四小时下来，人人声嘶力竭，七厘散（润喉中药）不离身，回家休息。有时梦呓呼叫，令家人惶恐。那时那一批人几乎没有家庭生活，总局最初反对改革的人也认为电务部门自不量力，让大家丢脸。报纸上（幸好尚无电视）每天责备，冷嘲热讽，有一张漫画上画一位乘客，下车打着雨伞走路，比火车早到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