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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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终于上班了，窘迫的家境得到了改善。虽说大林只是个学徒工，但毕竟每月还有十几元的收入。
淑贞不能让大林一个人养这个家，况且大林也没能力养这个家，她仍背着孩子去拾废品，在拾废品的事情上，她曾和大林有过一番对话，那是大林上班两个月后，两个月对大林来说似乎过了两年，大林比以前成熟多了，铁水烤得他的脸庞又黑又红，淑贞依稀地在大林的
身上看到了文师傅的影子。这让她感到踏实，还有一种摸不到的幸福。
大林说：“妈，你别再干那个了。”
淑贞说：“这个家不能苦你一个人。”
大林说：“我行，不抽烟不喝酒，钱都给你。”
淑贞说：“大林，你都上班了，也老大不小了，小秀、小林毕竟不姓文，你以后还要结婚过日子。”
大林就不说话了，把头很深地勾下去。从那以后，大林每个月都如数地把工资交给母亲，淑贞每次都会从大林的工资里余出一元两元的塞给大林说：你也是个男人了，兜里不留两个怎么行。
大林在几天以后，总又是默不做声地把那零花钱塞给母亲。淑贞的心里就很沉重，大林越懂事她心里越沉重。
淑贞每个月不到万不得已并不动用大林的工资，她偷偷地把钱替大林攒起来。她早出晚归地去拾破烂。
终于，小秀和小林知道母亲拾破烂的事了，他们先是听同学说的，他们不信，以为是在侮辱他们，争吵着和同学打起来，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了母亲穿得破衣烂衫，在街边的垃圾堆翻捡着，他们才相信这一切竟是真的。
那天晚上，小秀、小林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们觉得自己毫无颜面，同学的父母，不是党员就是干部，最差的也是工人，有几个人的父母是拾破烂的呢？他们青春年少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绝后的打击。他们用绝食的行为对母亲无声地抗议着，他们一边流泪，一边别着头，不理母亲。母亲就小声地和他们说话，讲生活、讲工作的贵贱。
大林见小秀和小林这样，看不下去了，他放下饭碗，粗暴地把两个人拉到一边，每个人打了一个耳光，然后气汹汹地说：你们有能耐就去当厂长。
小秀和小林从那以后，不敢再抗议了。但他们在外面看见拾破烂的母亲，他们从不上前叫一声妈，甚至发现了母亲，他们都是远远地绕开。在同学面前，他们闭口否认那是自己的母亲。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很多年。
淑贞自然知道孩子们的心理，有时她望着孩子们的背影，那仓惶躲避的小小背影，她的眼泪止不住流出来，她用脏了的衣角去拭泪。
转眼，大秀也高中毕业了，大秀没有理由不下乡了，大秀不可避免地下乡去了。
大秀下乡的地点离家很远，在内蒙一个叫乌拉普的地方。这是大秀第一次远离家门，淑贞自然牵肠挂肚。大秀下乡后不久，便给家里来了封信，她在信中告诉母亲，乌拉普距外蒙边境才几十公里，那里的情况很紧张，半夜时分经常可以看到草原深处会莫名其妙地升起信号弹。他们这批知青，对外叫建设兵团，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时刻准备着。那时中苏关系很紧张，乌拉普那个地方距边境又那么近，战争态势又一触即发。
淑贞的心便提紧了，从那以后，她开始关注国际、国内的大事了。淑贞没读过书，不认识字，她一狠心，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整天的，她都会把半导体开着，收听国内外的一些大事。
仅有这些仍显得不够，她在拾废品的过程中，把拾到的废报纸，她认为可能有重要大事的，抖干净，抚平，然后拿回来让大林读给自己听，大林刚开始还显得比较有耐心，逐条地念给她听，后来就烦了。不再读那些过时的新闻。她就求小秀，那时小秀已经读初中了，通常的字也认识了，正是想表现自己的年龄。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小秀都会字正腔圆地为母亲读上一阵报纸。母亲在新闻里，一会儿把心放下了，又一会把心抽紧了。她就在这紧紧松松中，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
有时大秀时间长了不给家里写信，淑贞的心就悬了起来，她三催四促地让大林给大秀写信，她总是亲手把信扔在邮箱里，直到大秀来了信，她才长吁一口气。
逢到年呀节的，她对大秀的思念和挂记达到了顶峰。每次过年过节吃饭时，她总是在大秀在家时常坐饭桌的位置上摆一只空碗，把一些饭菜夹到那只空碗里，然后絮絮叨叨地说一些大秀在家时的种种好处。叨叨絮絮中，淑贞就动情了，眼泪就流了下来，弄得一家人都没心思吃饭，于是就不年不节的了。
以大林为首的三个孩子，都怕过节。
淑贞开始节衣缩食，她把钱攒下来，买一些吃食打成包寄给远在内蒙的大秀。
大秀下乡后的第二个春节，千里迢迢地回来过了一次年，大秀在母亲眼里变了，变得高了，壮了，也黑了。母亲不认识似的摸着大秀的手，左看右看，恨不能把大秀看到眼里。那几天，是一家最热闹最幸福的时光。
晚上睡觉的时候，母亲把大秀的被子铺在自己的身边，她一遍遍地问东问西。大秀告诉母亲，兵团战士如何在草原上开荒种麦子，又如何在夜晚身背钢枪顶风冒雪地巡逻，这一切大秀在信中都说过，已经不新鲜了，但还是听得她心里一跳一跳的。
那些日子，淑贞的觉睡得少，她总是数次醒来，然后披衣而坐，望着睡梦中的大秀，这么看，那么看，总也看不够的样子。
分别的日子终于到了，大秀还是离开了家，离开了这座城市，回到了乌拉普。那些日子淑贞就跟丢了魂似的，她喊每个孩子的名字，都会脱口而出喊大秀的名字。
淑贞从那以后学会了发呆，正干着一件事，她会突然停下来，冲着什么地发呆片刻，然后自己问自己：大秀不知干啥呢？这么问完了她才清醒过来。
陆续的，开始有下乡的知青返城了。母亲似乎又看到了希望，她一次次让大林写信询问大秀什么时候才能返城。大秀的回信很让她摸不着头脑，大秀一会很乐观，一会又很悲凉。悲凉的时候大秀就说些豪言壮语，例如，扎根边疆志不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后来大秀才说了实话，他们这批知青很多，回城的名额很少，一般人是得不到这个名额的，那是有门路的人才能争取到名额的。
淑贞那些日子一趟趟跑街道办事处，询问下乡知青回城怎么办手续，一趟又一趟，终于没获得什么新进展。
大林终于上班了，窘迫的家境得到了改善。虽说大林只是个学徒工，但毕竟每月还有十几元的收入。
淑贞不能让大林一个人养这个家，况且大林也没能力养这个家，她仍背着孩子去拾废品，在拾废品的事情上，她曾和大林有过一番对话，那是大林上班两个月后，两个月对大林来说似乎过了两年，大林比以前成熟多了，铁水烤得他的脸庞又黑又红，淑贞依稀地在大林的
身上看到了文师傅的影子。这让她感到踏实，还有一种摸不到的幸福。
大林说：“妈，你别再干那个了。”
淑贞说：“这个家不能苦你一个人。”
大林说：“我行，不抽烟不喝酒，钱都给你。”
淑贞说：“大林，你都上班了，也老大不小了，小秀、小林毕竟不姓文，你以后还要结婚过日子。”
大林就不说话了，把头很深地勾下去。从那以后，大林每个月都如数地把工资交给母亲，淑贞每次都会从大林的工资里余出一元两元的塞给大林说：你也是个男人了，兜里不留两个怎么行。
大林在几天以后，总又是默不做声地把那零花钱塞给母亲。淑贞的心里就很沉重，大林越懂事她心里越沉重。
淑贞每个月不到万不得已并不动用大林的工资，她偷偷地把钱替大林攒起来。她早出晚归地去拾破烂。
终于，小秀和小林知道母亲拾破烂的事了，他们先是听同学说的，他们不信，以为是在侮辱他们，争吵着和同学打起来，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了母亲穿得破衣烂衫，在街边的垃圾堆翻捡着，他们才相信这一切竟是真的。
那天晚上，小秀、小林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们觉得自己毫无颜面，同学的父母，不是党员就是干部，最差的也是工人，有几个人的父母是拾破烂的呢？他们青春年少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绝后的打击。他们用绝食的行为对母亲无声地抗议着，他们一边流泪，一边别着头，不理母亲。母亲就小声地和他们说话，讲生活、讲工作的贵贱。
大林见小秀和小林这样，看不下去了，他放下饭碗，粗暴地把两个人拉到一边，每个人打了一个耳光，然后气汹汹地说：你们有能耐就去当厂长。
小秀和小林从那以后，不敢再抗议了。但他们在外面看见拾破烂的母亲，他们从不上前叫一声妈，甚至发现了母亲，他们都是远远地绕开。在同学面前，他们闭口否认那是自己的母亲。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很多年。
淑贞自然知道孩子们的心理，有时她望着孩子们的背影，那仓惶躲避的小小背影，她的眼泪止不住流出来，她用脏了的衣角去拭泪。
转眼，大秀也高中毕业了，大秀没有理由不下乡了，大秀不可避免地下乡去了。
大秀下乡的地点离家很远，在内蒙一个叫乌拉普的地方。这是大秀第一次远离家门，淑贞自然牵肠挂肚。大秀下乡后不久，便给家里来了封信，她在信中告诉母亲，乌拉普距外蒙边境才几十公里，那里的情况很紧张，半夜时分经常可以看到草原深处会莫名其妙地升起信号弹。他们这批知青，对外叫建设兵团，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时刻准备着。那时中苏关系很紧张，乌拉普那个地方距边境又那么近，战争态势又一触即发。
淑贞的心便提紧了，从那以后，她开始关注国际、国内的大事了。淑贞没读过书，不认识字，她一狠心，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整天的，她都会把半导体开着，收听国内外的一些大事。
仅有这些仍显得不够，她在拾废品的过程中，把拾到的废报纸，她认为可能有重要大事的，抖干净，抚平，然后拿回来让大林读给自己听，大林刚开始还显得比较有耐心，逐条地念给她听，后来就烦了。不再读那些过时的新闻。她就求小秀，那时小秀已经读初中了，通常的字也认识了，正是想表现自己的年龄。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小秀都会字正腔圆地为母亲读上一阵报纸。母亲在新闻里，一会儿把心放下了，又一会把心抽紧了。她就在这紧紧松松中，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
有时大秀时间长了不给家里写信，淑贞的心就悬了起来，她三催四促地让大林给大秀写信，她总是亲手把信扔在邮箱里，直到大秀来了信，她才长吁一口气。
逢到年呀节的，她对大秀的思念和挂记达到了顶峰。每次过年过节吃饭时，她总是在大秀在家时常坐饭桌的位置上摆一只空碗，把一些饭菜夹到那只空碗里，然后絮絮叨叨地说一些大秀在家时的种种好处。叨叨絮絮中，淑贞就动情了，眼泪就流了下来，弄得一家人都没心思吃饭，于是就不年不节的了。
以大林为首的三个孩子，都怕过节。
淑贞开始节衣缩食，她把钱攒下来，买一些吃食打成包寄给远在内蒙的大秀。
大秀下乡后的第二个春节，千里迢迢地回来过了一次年，大秀在母亲眼里变了，变得高了，壮了，也黑了。母亲不认识似的摸着大秀的手，左看右看，恨不能把大秀看到眼里。那几天，是一家最热闹最幸福的时光。
晚上睡觉的时候，母亲把大秀的被子铺在自己的身边，她一遍遍地问东问西。大秀告诉母亲，兵团战士如何在草原上开荒种麦子，又如何在夜晚身背钢枪顶风冒雪地巡逻，这一切大秀在信中都说过，已经不新鲜了，但还是听得她心里一跳一跳的。
那些日子，淑贞的觉睡得少，她总是数次醒来，然后披衣而坐，望着睡梦中的大秀，这么看，那么看，总也看不够的样子。
分别的日子终于到了，大秀还是离开了家，离开了这座城市，回到了乌拉普。那些日子淑贞就跟丢了魂似的，她喊每个孩子的名字，都会脱口而出喊大秀的名字。
淑贞从那以后学会了发呆，正干着一件事，她会突然停下来，冲着什么地发呆片刻，然后自己问自己：大秀不知干啥呢？这么问完了她才清醒过来。
陆续的，开始有下乡的知青返城了。母亲似乎又看到了希望，她一次次让大林写信询问大秀什么时候才能返城。大秀的回信很让她摸不着头脑，大秀一会很乐观，一会又很悲凉。悲凉的时候大秀就说些豪言壮语，例如，扎根边疆志不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后来大秀才说了实话，他们这批知青很多，回城的名额很少，一般人是得不到这个名额的，那是有门路的人才能争取到名额的。
淑贞那些日子一趟趟跑街道办事处，询问下乡知青回城怎么办手续，一趟又一趟，终于没获得什么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