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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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母亲伊利亚于1967年回到以色列。在到以色列之前，母亲带着我先抵达了德国的西柏林，她要看一看自己的家乡，以及她熟悉的街道，她要祭奠自己的父母亲。
但我知道她想见的是谁。虽然卡尔后来参加了德国军队，但伊利亚永远把他当成一个初恋情人来看待，在卡尔身上，有着伊利亚对理想的全部盼望，虽然它熄灭了。后来，伊利亚的理想投注在另一个男人身上，就是铁山，现在，它也熄灭了。
在整个海上行程中，母亲的情绪显然越来越缥渺，她长时间地望着舷窗外。我想，她是在回忆往事，她一定想起了卡尔，还有阿尔伯特，当然，她也一定会想念我的父亲铁山。这三个男人都是好男人，至少他们是有理想的，只是卡尔走错了道路。现在母亲最想见的还是卡尔，只有他音讯全无。她最担心的结果是，他在战场上战死了。
我们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西柏林。玫瑰街已不复存在，变成了一条咖啡街，她的家和阿尔伯特的家也不复存在。伊利亚想起了死去的父母，流下了眼泪。她在她家和阿尔伯特家的旧址上，献上了两束鲜花。
伊利亚通过一个少年好友才打听到了卡尔的消息，他没有死，他参加了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差点儿没冻死，右脚的四个脚趾和左脚的整个脚掌都被冻坏，最后只有截肢。好友说，现在卡尔在一家残疾人福利工厂工作，住在东区12街。
那天傍晚，我们见到了卡尔。他刚下班，拄着一根拐杖，吃力地将一袋苹果提上楼。母亲帮他提上楼，他说谢谢。母亲问他，你认识我吗？卡尔。他愣住了，直直地看着母亲。
卡尔住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这里显然没有女主人，屋里乱得不能再乱。卡尔变得沉默寡言，他对伊利亚的突然造访十分吃惊，但似乎并没有多少谈话的欲望，他甚至没有问伊利亚这几十年在哪里，情况怎样。这不禁让伊利亚感到失望。
伊利亚只好自己把情况说了一遍。卡尔说，谢谢你来看我。
卡尔说他现在是一名玩具厂的工人。他说话的时候老是显得心不在焉的样子，眼神飘忽不定，四下看来看去，好像在回避伊利亚的目光。我发现他很是注意地看了我一眼。
这是我女儿拉结。母亲说。
他立刻把目光移开。他起身倒水，好像要倒给自己喝，顿了一下，他倒了两杯水给我们。伊利亚问他为什么不结婚？卡尔呆了一下，说，瘸子不结婚。
伊利亚在他家里看不到多少与往事有关的东西，只有一个旧军用水壶挂在墙上，还有一张他和施腾贝格教授的合影。
你不问问阿尔伯特吗？伊利亚说。
他怎么样？卡尔问道。
他已经回以色列了。伊利亚说，我也马上要回去。
卡尔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淡漠，他开始打呵欠。我觉得他太过分了，母亲专程绕道德国来看他，他就这样接待我母亲。
母亲突然意识到，她和卡尔实质的区别:她是犹太人，而卡尔是曾屠杀过犹太人的德军一员。母亲的幻想气质让她常常忽略现实处境，她没想过她来看卡尔，她在地下的父母会怎么想。
伊利亚问卡尔，你在战场上杀过人吗？
卡尔好像很烦躁，站起来走来走去，拐杖敲得木地板砰砰响。你不要问我这些鬼问题。卡尔说，我说我没杀人，你会相信吗？卡尔突然转过头对伊利亚说，可是，我没杀过一个犹太人。
伊利亚看着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卡尔，一切都过去了，我只是看到你这个样子
卡尔打断她说，可怜我吗？还是要清算我的责任？你总有一个目的吧。
伊利亚难过得好像要哭了。我说道，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母亲是来看望你的，不是来谴责你的。
德国二战后向犹太人道歉，成了德国忏悔的标志。我知道，我母亲不是要来谴责卡尔，但卡尔却很警惕。他直直地看着我们，突然说，可是，可是我要跟你说清楚，伊利亚，我必须对你说明白。
伊利亚问，你要说什么呢？
卡尔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的眼神是奇怪的。也许清洗运动1是个错，我没有杀过一个犹太人，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卡尔说，让杀犹太人的人向他们下跪吧！各负其责。我知道你是因为爱才来看我，伊利亚，你是好女人，但是我要说，我不忏悔，我到现在都对这场战争不后悔，我不后悔的是我一个人的战争，正如施腾贝格教授说的，总体批判立场没有错，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们需要另一个开端，只是我们失败了。教授是智者，我也是。别人因为什么参加战争我不知道，但我是因为我的理想，我从不怀疑自己，别把元首看成恶魔，他不是，他只是这个伟大理想的一个跛脚的实践者，就像我现在一样。这个无能之辈！我们的一切全叫他毁了。
伊利亚听得呆了。我看到她的手指在跳动，我相信在那个瞬间，她和这个男人最后一丝虚幻的联系中断了伊利亚说，你是不是要说，他们杀犹太人也是对的，卡尔！
卡尔看了伊利亚一眼，说，我没有意思要顶撞你，伊利亚，是你自己要来找我的，好吧，你都看见了，这就是卡尔，让他们去下跪吧，让他们去忏悔吧，人的一生只是用来吃后悔药的吗？不，卡尔不是，卡尔永不后悔，因为卡尔从来没有为着自己可怜的面包而出卖灵魂，就像现在我家徒四壁，但我是一个精神的胜利者，过去是，现在也是，谁也别想侮辱我！
母亲的嘴唇颤抖着。她说，我只想问一句，你觉得杀犹太人也是对的吗？卡尔。
我没那样说。卡尔说，当种族之争无可避免时，只好留下最优秀的。
母亲终于爆发了，上前给了卡尔一个耳光，卡尔摔倒在地。他摸着脸，突然笑起来，这就是你三十年后的见面礼吗？伊利亚。死并不可怕，你们犹太人就那么怕死吗？他挣扎着从
地上爬起来，指着墙上他父母的照片，说，我父母可不这样，他们以为我在斯大林格勒冻死了，他们摆酒庆祝，为什么？因为这是生命的盛宴，死，是神的意志。他们也是智者。
母亲转身走出那幢房子。我相信这是她最绝望的一天，她来柏林是自取其辱。这不仅仅是她和卡尔的最后了断，而是那一个理想的最后了断。
卡尔，从母亲的世界里，永远地消失了。
我和母亲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中东战争1正如火如荼。我们在德国的时候跟阿尔伯特取得了联系，他们住在耶路撒冷。阿尔伯特为我们办理定居耶路撒冷的手续。以色列政府为自愿回到家园的人提供一切方便。
我们到达耶路撒冷的那一天，街上正在进行防空演习。我在警报的号叫声中见到了阿尔伯特叔叔。我对他完全没有记忆，但他拥抱了我，他叫我铁红。母亲对阿尔伯特说，你越变越年轻了。
你能回来真好，伊利亚。阿尔伯特说，不过，我很想念铁山。
我们的车在回家途中误闯演习区域，被国防军扣在那里。阿尔伯特向军人解释，说我们是刚从中国回来的犹太人，军人端详了我好一会儿，阿尔伯特说我是中犹混血儿，可是他还是看着我。我意识到，我长得不像混血儿，我看上去就是一个中国人。
阿尔伯特住在一个普通的街区，他把我们的房子也申请到了这里，离他的房子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在他家里，我们见到了他的太太张理蕙。
张理蕙正在忙着做饭款待我们。她穿着犹太人常穿的黑大衣，一口纯正的希伯来语。母亲说，你的希伯来语讲得比我还好。阿尔伯特说，理蕙是语言天才，她现在精通中、德、英和希伯来语。现在她在一家医院当护士长，阿尔伯特则在一家机械厂当工程师。
张理蕙做的是中国和犹太混合的菜。她对伊利亚说，我想让你们尝尝久违的家乡菜，又怕你们不习惯，所以也做了几个中国菜，但我离开中国很久了，恐怕不合你们胃口。
饭菜很香，当我们吃到一半时，防空警报突然响起来，阿尔伯特说，这是演习，但我们必须躲起来。他拉着我们往地下室跑，我的汤都洒到衣服上了。我们下到阿尔伯特家的地下室，他把灯打开，里面什么都有，简直是另一个家。
阿尔伯特让我们赶快把防毒面具戴上，我们没见过这种东西，也不会戴。阿尔伯特帮我们好不容易戴上，然后我们就等着警报解除。这时上面突然传来敲门声，阿尔伯特上去开门。
地下室的门再次打开，进来几个军人，他们是来检查防空演习的。为首的一个军人检查了地下室的设施和防毒面具。
他问我，你是中国人？
我说，是。
这时，阿尔伯特说，不，他们是犹太人，是以色列公民。
说着他拿出我们的手续，军人看过后，说，欢迎回到以色列。
我一回到以色列就遇到这样的事，心里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阿尔伯特带我们到了我们的新家，这是一幢和阿尔伯特家几乎一样大的房子，只是样式不同。张理蕙已经把房子收拾干净，阿尔伯特还在我们的花园里种上了花花草草。看着花园的鲜花，我突然觉得回到以色列真幸福，这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阿尔伯特告诉母亲，有一个人很想见她，让她猜猜是谁？母亲猜了一圈也没猜对是谁。阿尔伯特说，明天你们就会知道了。
第二天傍晚，在我们的新房子里，我们竟然见到了马克，就是开飞机的马克里恩。他穿着美军军装，帽檐低垂，戴着墨镜，虽然五十多岁了，却越发显出一种成熟的英武不羁的样子。他一见到母亲，竟然一把抱住她，亲吻她的脸。他说，你还是那么美丽，伊利亚，我向上帝祷告过，他垂听了我的祷告。
阿尔伯特问，你向上帝是怎么祷告的呢？
马克说，我对上帝说，我爱伊利亚，这一生一定要娶到她，这不，她来了。
我们都哈哈大笑。张理蕙说，你这是让上帝为你做事，马克。
不，这是上帝的应许。马克说。
张理蕙说，伊利亚不是阿尔伯特的吗？也许我们都是在夺人之爱呢。
马克摆摆手，不不不，你错了，莉亚。这是张理蕙的犹太名字，看来马克和她已经很熟了。神应许我们的事一定会成就，但是如果人不顺服神的带领，一直不听神的话，神就会任凭他们，但起初不是这样。正如圣经上说，休妻是不可以的，但你们行了，是你们心硬的缘故，但起初不是这样。
我明白了。张理蕙说，起初伊利亚和阿尔伯特应该是一对，但因为心硬，现在我和阿尔伯特是一对。
阿尔伯特说，你别老和我作对，马克。他对伊利亚说，马克老用新约和我的旧约作对，我在旧约中找理由，他就从新约中找理由。
这时马克说，我们把小天使忘了。
他过来拥抱我，亲吻我的额头，说，你一定是我的女儿，我听到了你的心跳，孩子。
我在马克温暖宽大的怀抱里，突然鼻子一酸，想落泪。我想起了父亲铁山，自从母亲和他闹矛盾后，他成天喝酒，很少和我说话，更没有这样拥抱过我。我颤抖了一下，我觉得以
色列真好，仿佛到处是爱。而我刚离开的中国，街上都是标语，老师被人揪出来五花大绑，踩在脚下批斗。
你瞧，她发抖了。马克说，她不好意思了。
阿尔伯特告诉我们，马克是美军在以色列观察组的官员，但他反对战争。他认为，可以用和平手段达到民族之间的和解。
阿尔伯特说，事实上和平手段已经失效，所以才有这场战争。
基督徒不愿意看见杀人。马克说，也不乐意看到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达到和平。暴力只能遏止部分事端，却无法消除仇恨。
阿尔伯特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基督徒如何看待政治，教会能参与政治吗？马克，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你又是一个军人，你不感到矛盾吗？
马克点点头，说，教会是属灵的，不属世界，耶稣基督的国在天上，在心中，不在这个世界。所以教会不会以团体的方式干预政治，但基督徒是公民，在地上要尽诸般的义，他可以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服役，参与政治，用基督的价值标准在这地上作光和盐，而不是关起门来研读教义，不闻世事。主说，你们在世界有苦难，在主里有平安，说明我们必须介入世界，改变世界。
阿尔伯特追问，你对这场战争怎么看？如果你不赞同，为什么要过来帮助我们呢？
马克想了想，说，我觉得一切的事都不是偶然，都有神的手在后面推动，战争是神不想要的，但人因为心硬的缘故，发动了战争，那么神就要利用它达到原本的目的。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军队中的随军牧师一样。因为人有罪，不可能现在就被提到天上和基督同在，他必须要在地上经受试炼，这样，等他地上的生命终结的时候，他的灵魂的生命就成熟了，他的理想就实现了。这才是真实的理想和信仰。
这句话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我记住了它。我已经长大了，在我的心里，有一种和我母亲一样的理想主义成分在悄然生长，这种东西在我父亲铁山身上有过，在阿尔伯特身上有过，甚至在卡尔心中也有过，但为什么他们的命运如此不同，结局也如此不同？当我在中国的街上游行时，我的心中也燃烧着这种无与伦比的信念，是的，它本身是没有错误、没有瑕疵的，也是无可指责的，一个正常的人都有过这种信仰燃烧的经历，只是没有几个人知道如何来实现它。
马克的话哪一点吸引了我呢？在若干年后，母亲嫁给了他，他成为我的养父，我们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家里的阳台上，有过一次很好的交谈。在那次的交谈中，马克告诉我，为什么人纵使有上帝般伟大的理想、有天使般纯洁的愿望、有耶稣那样无私的动机，也不可能实现他的梦想，因为人有罪。它使人的愿望、动机变得非常复杂，最后使理想也变得复杂、暧昧。
我想起了父亲铁山，我在美国的时候常常想起他。他过去痛殴母亲的细节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这是一个纯洁的人，他的眸子里始终闪动着不灭的理想之光。他无私、真诚，愿意为崇高的目标奉献一生。我相信是这样的，否则他就没必要放弃富裕的家庭来投奔革命。有人说，富裕家庭的子弟来投奔革命的人往往比那些为了吃饭来投军的人纯粹得多，今天我相信了，因为我的父亲就是这样。
但他现在变成了一个酒鬼。
我经常在睡梦中哭湿被子。我梦到父亲在操场上奔跑，手里举着旗帜。他不是酒鬼，他是理想主义者。
但我现在的父亲安慰了我，就是马克，这是难得的好父亲，他会帮助我解决心里的难题。在我母亲嫁给他之后，我们全家又从以色列移居美国纽约。马克从军中退役，担任了国防部的顾问，他还经常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工作。当然，他花得最多的时间是研读圣经。他甚至在我们的社区教堂讲道。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读完硕士后，听从了马克的意见，到联合国工作，成为一名禁毒组织的工作人员。我工作的对象是遥远的东方，那里有一个地方叫“金三角”1。我在对它进行了一年多的研究之后，渐渐窥见它的神秘面貌。
马克常常对我回忆那条称为五号公路的神秘道路，他对那条公路的有趣描述常常令人忍俊不禁。我母亲就是在那条公路上认识马克的，阿尔伯特的卡车拉着马克的飞机在公路上走着。母亲也是在这条公路上认识了我的父亲铁山。
这条公路就在金三角的北方。
我和母亲伊利亚于1967年回到以色列。在到以色列之前，母亲带着我先抵达了德国的西柏林，她要看一看自己的家乡，以及她熟悉的街道，她要祭奠自己的父母亲。
但我知道她想见的是谁。虽然卡尔后来参加了德国军队，但伊利亚永远把他当成一个初恋情人来看待，在卡尔身上，有着伊利亚对理想的全部盼望，虽然它熄灭了。后来，伊利亚的理想投注在另一个男人身上，就是铁山，现在，它也熄灭了。
在整个海上行程中，母亲的情绪显然越来越缥渺，她长时间地望着舷窗外。我想，她是在回忆往事，她一定想起了卡尔，还有阿尔伯特，当然，她也一定会想念我的父亲铁山。这三个男人都是好男人，至少他们是有理想的，只是卡尔走错了道路。现在母亲最想见的还是卡尔，只有他音讯全无。她最担心的结果是，他在战场上战死了。
我们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西柏林。玫瑰街已不复存在，变成了一条咖啡街，她的家和阿尔伯特的家也不复存在。伊利亚想起了死去的父母，流下了眼泪。她在她家和阿尔伯特家的旧址上，献上了两束鲜花。
伊利亚通过一个少年好友才打听到了卡尔的消息，他没有死，他参加了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差点儿没冻死，右脚的四个脚趾和左脚的整个脚掌都被冻坏，最后只有截肢。好友说，现在卡尔在一家残疾人福利工厂工作，住在东区12街。
那天傍晚，我们见到了卡尔。他刚下班，拄着一根拐杖，吃力地将一袋苹果提上楼。母亲帮他提上楼，他说谢谢。母亲问他，你认识我吗？卡尔。他愣住了，直直地看着母亲。
卡尔住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这里显然没有女主人，屋里乱得不能再乱。卡尔变得沉默寡言，他对伊利亚的突然造访十分吃惊，但似乎并没有多少谈话的欲望，他甚至没有问伊利亚这几十年在哪里，情况怎样。这不禁让伊利亚感到失望。
伊利亚只好自己把情况说了一遍。卡尔说，谢谢你来看我。
卡尔说他现在是一名玩具厂的工人。他说话的时候老是显得心不在焉的样子，眼神飘忽不定，四下看来看去，好像在回避伊利亚的目光。我发现他很是注意地看了我一眼。
这是我女儿拉结。母亲说。
他立刻把目光移开。他起身倒水，好像要倒给自己喝，顿了一下，他倒了两杯水给我们。伊利亚问他为什么不结婚？卡尔呆了一下，说，瘸子不结婚。
伊利亚在他家里看不到多少与往事有关的东西，只有一个旧军用水壶挂在墙上，还有一张他和施腾贝格教授的合影。
你不问问阿尔伯特吗？伊利亚说。
他怎么样？卡尔问道。
他已经回以色列了。伊利亚说，我也马上要回去。
卡尔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淡漠，他开始打呵欠。我觉得他太过分了，母亲专程绕道德国来看他，他就这样接待我母亲。
母亲突然意识到，她和卡尔实质的区别:她是犹太人，而卡尔是曾屠杀过犹太人的德军一员。母亲的幻想气质让她常常忽略现实处境，她没想过她来看卡尔，她在地下的父母会怎么想。
伊利亚问卡尔，你在战场上杀过人吗？
卡尔好像很烦躁，站起来走来走去，拐杖敲得木地板砰砰响。你不要问我这些鬼问题。卡尔说，我说我没杀人，你会相信吗？卡尔突然转过头对伊利亚说，可是，我没杀过一个犹太人。
伊利亚看着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卡尔，一切都过去了，我只是看到你这个样子
卡尔打断她说，可怜我吗？还是要清算我的责任？你总有一个目的吧。
伊利亚难过得好像要哭了。我说道，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母亲是来看望你的，不是来谴责你的。
德国二战后向犹太人道歉，成了德国忏悔的标志。我知道，我母亲不是要来谴责卡尔，但卡尔却很警惕。他直直地看着我们，突然说，可是，可是我要跟你说清楚，伊利亚，我必须对你说明白。
伊利亚问，你要说什么呢？
卡尔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的眼神是奇怪的。也许清洗运动1是个错，我没有杀过一个犹太人，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卡尔说，让杀犹太人的人向他们下跪吧！各负其责。我知道你是因为爱才来看我，伊利亚，你是好女人，但是我要说，我不忏悔，我到现在都对这场战争不后悔，我不后悔的是我一个人的战争，正如施腾贝格教授说的，总体批判立场没有错，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们需要另一个开端，只是我们失败了。教授是智者，我也是。别人因为什么参加战争我不知道，但我是因为我的理想，我从不怀疑自己，别把元首看成恶魔，他不是，他只是这个伟大理想的一个跛脚的实践者，就像我现在一样。这个无能之辈！我们的一切全叫他毁了。
伊利亚听得呆了。我看到她的手指在跳动，我相信在那个瞬间，她和这个男人最后一丝虚幻的联系中断了伊利亚说，你是不是要说，他们杀犹太人也是对的，卡尔！
卡尔看了伊利亚一眼，说，我没有意思要顶撞你，伊利亚，是你自己要来找我的，好吧，你都看见了，这就是卡尔，让他们去下跪吧，让他们去忏悔吧，人的一生只是用来吃后悔药的吗？不，卡尔不是，卡尔永不后悔，因为卡尔从来没有为着自己可怜的面包而出卖灵魂，就像现在我家徒四壁，但我是一个精神的胜利者，过去是，现在也是，谁也别想侮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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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爬起来，指着墙上他父母的照片，说，我父母可不这样，他们以为我在斯大林格勒冻死了，他们摆酒庆祝，为什么？因为这是生命的盛宴，死，是神的意志。他们也是智者。
母亲转身走出那幢房子。我相信这是她最绝望的一天，她来柏林是自取其辱。这不仅仅是她和卡尔的最后了断，而是那一个理想的最后了断。
卡尔，从母亲的世界里，永远地消失了。
我和母亲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中东战争1正如火如荼。我们在德国的时候跟阿尔伯特取得了联系，他们住在耶路撒冷。阿尔伯特为我们办理定居耶路撒冷的手续。以色列政府为自愿回到家园的人提供一切方便。
我们到达耶路撒冷的那一天，街上正在进行防空演习。我在警报的号叫声中见到了阿尔伯特叔叔。我对他完全没有记忆，但他拥抱了我，他叫我铁红。母亲对阿尔伯特说，你越变越年轻了。
你能回来真好，伊利亚。阿尔伯特说，不过，我很想念铁山。
我们的车在回家途中误闯演习区域，被国防军扣在那里。阿尔伯特向军人解释，说我们是刚从中国回来的犹太人，军人端详了我好一会儿，阿尔伯特说我是中犹混血儿，可是他还是看着我。我意识到，我长得不像混血儿，我看上去就是一个中国人。
阿尔伯特住在一个普通的街区，他把我们的房子也申请到了这里，离他的房子只有不到100米的距离。在他家里，我们见到了他的太太张理蕙。
张理蕙正在忙着做饭款待我们。她穿着犹太人常穿的黑大衣，一口纯正的希伯来语。母亲说，你的希伯来语讲得比我还好。阿尔伯特说，理蕙是语言天才，她现在精通中、德、英和希伯来语。现在她在一家医院当护士长，阿尔伯特则在一家机械厂当工程师。
张理蕙做的是中国和犹太混合的菜。她对伊利亚说，我想让你们尝尝久违的家乡菜，又怕你们不习惯，所以也做了几个中国菜，但我离开中国很久了，恐怕不合你们胃口。
饭菜很香，当我们吃到一半时，防空警报突然响起来，阿尔伯特说，这是演习，但我们必须躲起来。他拉着我们往地下室跑，我的汤都洒到衣服上了。我们下到阿尔伯特家的地下室，他把灯打开，里面什么都有，简直是另一个家。
阿尔伯特让我们赶快把防毒面具戴上，我们没见过这种东西，也不会戴。阿尔伯特帮我们好不容易戴上，然后我们就等着警报解除。这时上面突然传来敲门声，阿尔伯特上去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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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是。
这时，阿尔伯特说，不，他们是犹太人，是以色列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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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回到以色列就遇到这样的事，心里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阿尔伯特带我们到了我们的新家，这是一幢和阿尔伯特家几乎一样大的房子，只是样式不同。张理蕙已经把房子收拾干净，阿尔伯特还在我们的花园里种上了花花草草。看着花园的鲜花，我突然觉得回到以色列真幸福，这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阿尔伯特告诉母亲，有一个人很想见她，让她猜猜是谁？母亲猜了一圈也没猜对是谁。阿尔伯特说，明天你们就会知道了。
第二天傍晚，在我们的新房子里，我们竟然见到了马克，就是开飞机的马克里恩。他穿着美军军装，帽檐低垂，戴着墨镜，虽然五十多岁了，却越发显出一种成熟的英武不羁的样子。他一见到母亲，竟然一把抱住她，亲吻她的脸。他说，你还是那么美丽，伊利亚，我向上帝祷告过，他垂听了我的祷告。
阿尔伯特问，你向上帝是怎么祷告的呢？
马克说，我对上帝说，我爱伊利亚，这一生一定要娶到她，这不，她来了。
我们都哈哈大笑。张理蕙说，你这是让上帝为你做事，马克。
不，这是上帝的应许。马克说。
张理蕙说，伊利亚不是阿尔伯特的吗？也许我们都是在夺人之爱呢。
马克摆摆手，不不不，你错了，莉亚。这是张理蕙的犹太名字，看来马克和她已经很熟了。神应许我们的事一定会成就，但是如果人不顺服神的带领，一直不听神的话，神就会任凭他们，但起初不是这样。正如圣经上说，休妻是不可以的，但你们行了，是你们心硬的缘故，但起初不是这样。
我明白了。张理蕙说，起初伊利亚和阿尔伯特应该是一对，但因为心硬，现在我和阿尔伯特是一对。
阿尔伯特说，你别老和我作对，马克。他对伊利亚说，马克老用新约和我的旧约作对，我在旧约中找理由，他就从新约中找理由。
这时马克说，我们把小天使忘了。
他过来拥抱我，亲吻我的额头，说，你一定是我的女儿，我听到了你的心跳，孩子。
我在马克温暖宽大的怀抱里，突然鼻子一酸，想落泪。我想起了父亲铁山，自从母亲和他闹矛盾后，他成天喝酒，很少和我说话，更没有这样拥抱过我。我颤抖了一下，我觉得以
色列真好，仿佛到处是爱。而我刚离开的中国，街上都是标语，老师被人揪出来五花大绑，踩在脚下批斗。
你瞧，她发抖了。马克说，她不好意思了。
阿尔伯特告诉我们，马克是美军在以色列观察组的官员，但他反对战争。他认为，可以用和平手段达到民族之间的和解。
阿尔伯特说，事实上和平手段已经失效，所以才有这场战争。
基督徒不愿意看见杀人。马克说，也不乐意看到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达到和平。暴力只能遏止部分事端，却无法消除仇恨。
阿尔伯特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基督徒如何看待政治，教会能参与政治吗？马克，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你又是一个军人，你不感到矛盾吗？
马克点点头，说，教会是属灵的，不属世界，耶稣基督的国在天上，在心中，不在这个世界。所以教会不会以团体的方式干预政治，但基督徒是公民，在地上要尽诸般的义，他可以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服役，参与政治，用基督的价值标准在这地上作光和盐，而不是关起门来研读教义，不闻世事。主说，你们在世界有苦难，在主里有平安，说明我们必须介入世界，改变世界。
阿尔伯特追问，你对这场战争怎么看？如果你不赞同，为什么要过来帮助我们呢？
马克想了想，说，我觉得一切的事都不是偶然，都有神的手在后面推动，战争是神不想要的，但人因为心硬的缘故，发动了战争，那么神就要利用它达到原本的目的。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军队中的随军牧师一样。因为人有罪，不可能现在就被提到天上和基督同在，他必须要在地上经受试炼，这样，等他地上的生命终结的时候，他的灵魂的生命就成熟了，他的理想就实现了。这才是真实的理想和信仰。
这句话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我记住了它。我已经长大了，在我的心里，有一种和我母亲一样的理想主义成分在悄然生长，这种东西在我父亲铁山身上有过，在阿尔伯特身上有过，甚至在卡尔心中也有过，但为什么他们的命运如此不同，结局也如此不同？当我在中国的街上游行时，我的心中也燃烧着这种无与伦比的信念，是的，它本身是没有错误、没有瑕疵的，也是无可指责的，一个正常的人都有过这种信仰燃烧的经历，只是没有几个人知道如何来实现它。
马克的话哪一点吸引了我呢？在若干年后，母亲嫁给了他，他成为我的养父，我们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家里的阳台上，有过一次很好的交谈。在那次的交谈中，马克告诉我，为什么人纵使有上帝般伟大的理想、有天使般纯洁的愿望、有耶稣那样无私的动机，也不可能实现他的梦想，因为人有罪。它使人的愿望、动机变得非常复杂，最后使理想也变得复杂、暧昧。
我想起了父亲铁山，我在美国的时候常常想起他。他过去痛殴母亲的细节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这是一个纯洁的人，他的眸子里始终闪动着不灭的理想之光。他无私、真诚，愿意为崇高的目标奉献一生。我相信是这样的，否则他就没必要放弃富裕的家庭来投奔革命。有人说，富裕家庭的子弟来投奔革命的人往往比那些为了吃饭来投军的人纯粹得多，今天我相信了，因为我的父亲就是这样。
但他现在变成了一个酒鬼。
我经常在睡梦中哭湿被子。我梦到父亲在操场上奔跑，手里举着旗帜。他不是酒鬼，他是理想主义者。
但我现在的父亲安慰了我，就是马克，这是难得的好父亲，他会帮助我解决心里的难题。在我母亲嫁给他之后，我们全家又从以色列移居美国纽约。马克从军中退役，担任了国防部的顾问，他还经常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工作。当然，他花得最多的时间是研读圣经。他甚至在我们的社区教堂讲道。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读完硕士后，听从了马克的意见，到联合国工作，成为一名禁毒组织的工作人员。我工作的对象是遥远的东方，那里有一个地方叫“金三角”1。我在对它进行了一年多的研究之后，渐渐窥见它的神秘面貌。
马克常常对我回忆那条称为五号公路的神秘道路，他对那条公路的有趣描述常常令人忍俊不禁。我母亲就是在那条公路上认识马克的，阿尔伯特的卡车拉着马克的飞机在公路上走着。母亲也是在这条公路上认识了我的父亲铁山。
这条公路就在金三角的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