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宰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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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睡半醒之间，我想到了远房亲戚苏雷亚舅舅和他那个我总是记不住名字的儿子。我和芙颂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宰牲节里曾经一起坐车出去玩了一趟，那天苏雷亚舅舅也在我们家。一些关于那个寒冷、阴沉的宰牲节上午的画面，就像我不时看见的某些梦境一般闪现在了我的眼前，既非常熟悉又仿佛是一个奇怪的记忆。我想起了三轮自行车，我和芙颂一起上街，我们无声地看一只正在被宰杀的绵羊，然后坐车出去游玩。第二天，当我们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见面时我问了她这些事情。
“自行车是我和妈妈从家里带来还给你们的。”所有的事芙颂都记得比我清楚“你哥和你用完后，你母亲在很多年前把自行车送给了我。但我也没法骑了，因为我长大了。所以我妈妈在过节那天把车带来了。”
我说：“然后一定是我母亲又把自行车拿到这里来了。现在我也想起来了，那天苏雷亚舅舅也在。”
芙颂说：“因为是他要利口酒的。”
那次出人意料的乘车游玩，芙颂也比我记得更清楚。我想在这里叙述一下经她讲述后我想起的那次出游。那年，芙颂十二岁，我二十四岁。1969年2月27日，宰牲节的第一天。就像在每个节日的上午那样，我们都会在尼相塔什的家里请那些穿西装系领带、衣着讲究的亲戚们吃午饭。房门不时被敲响，新的客人，比如说我的小阿姨和秃头的姨父，还有他们好奇的孩子们来了，所有人都站起来和新来的客人一一握手、亲吻。正当我和法特玛女士拿糖招待客人时，父亲过来把我和哥哥叫到一边说：“孩子们，苏雷亚舅舅又在说‘为什么没有利口酒？’，你们谁去阿拉丁的店里买一瓶薄荷、一瓶草莓利口酒回来？”
甚至在那些年里，因为父亲有时会喝多，所以母亲在过节时禁止了用银托盘和水晶酒杯招待客人喝薄荷和草莓味利口酒的习俗。母亲是为了父亲的健康作出这个决定的。但是两年前，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当苏雷亚舅舅又坚持要喝利口酒时，母亲为了让他放弃这个念头便说：“宗教节日里怎么可以喝酒！”而这又在我们那极端基马尔主义者的舅舅和我母亲之间，引发了一场关于宗教、文明、欧洲和共和国的无休止的争论。
父亲从他那个装满十里拉的钱袋里拿出一个硬币说：“你俩谁去？”每次过节前父亲都会特意去银行破一些十里拉的硬币，为的是散发给过节时来亲吻他手的那些孩子、看门人和保安。
我哥哥说：“让凯末尔去！”
我说：“让奥斯曼去！”
父亲对我说：“亲爱的，还是你去吧，别告诉你妈妈”
出门时我看见了芙颂。
“走，跟我去趟杂货店。”
那年她十二岁，只是一个腿像柴火棍、瘦弱的远房亲戚的女孩。除了那个绑在乌黑发辫上的白蝴蝶结和一身干净衣服，她身上就没其他引人注目的地方了。我在电梯里问了那个小女孩几个寻常的问题，这些也是多年后芙颂让我想起的：你上几年级？（初一。）上哪个学校？（尼相塔什女子高中。）以后想干什么？（无声！）
出门没走几步，我就看见在旁边那片空旷的泥地里，就在前面的那棵椴树下围了很多人，一只羊正要被宰杀。如果当时有现在的认识，我就会想到，眼睁睁地看着羊被杀掉会对小女孩产生不良影响，那样我就绝不会让芙颂靠近那里。
但是，因为好奇和没脑子，我走了过去。我们的厨师贝科里和看门人萨伊姆卷着袖管，把一头绑着腿的羊推倒在了地上。羊的旁边站着一个围着围裙、拿着一把巨大屠刀的男人，但是因为羊一直在挣扎，所以那人无从下手。嘴里冒着哈气的厨师和看门人忙活半天终于让那头羊老实了。屠夫抓着羊的鼻子和嘴巴，粗野地把它的头扭到一边，然后把长长的屠刀架到了它的脖子上。一片寂静。屠夫念道：“真主最大，真主最大。”他比画了两下，随即快速将刀捅进了羊的喉咙。屠夫抽出刀时，一股鲜红的血立刻从羊的喉咙里喷涌而出。羊还在挣扎，但人们知道它快要死了。一切都是静止的。突然吹来一阵风，风在椴树光秃秃的枝条上发出了呜呜的声响。屠夫把羊的头转到一边，让羊血流到事先挖好的一个坑里。
我在人群中看见了几个神情复杂的孩子、司机切廷和一个正在祷告的老人。芙颂一言不发地拽着我的袖管。羊还在不时地抽动，但那已是最后的挣扎了。用围裙把刀擦干净的屠夫，原来是那个在警察局旁边开肉店的卡泽姆卡泽姆，刚才我没认出他来。在和厨师贝科里的目光相遇时，我明白那是我们那头节前买来、在后花园里拴了一个星期的羊。
我对芙颂说：“走吧。”
我们沉默着走回到街上。难道我是因为让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而惴惴不安的吗？我产生了一种罪恶感，但究其原因，我并不完全明白。
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他们都不是虔诚的信徒，我从没见过他们做礼拜、把斋。就像许多在共和国头几年里出生的夫妻一样，他们不是不尊重宗教，只是漠不关心。就像他们的许多朋友一样，他们把这种漠不关心解释为对阿塔图尔克的热爱和世俗主义。尽管这样，就像尼相塔什的许多世俗的中产阶级家庭一样，我的父母也会在每个宰牲节里让人杀一头羊并把羊肉分送给穷人。但无论是我父亲，还是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去管宰牲的事情，给穷人送羊肉和羊皮的事也由厨师和看门人负责。像他们一样，我也一直远离节日上午在旁边的空地上举行的这个宰杀仪式。
当我和芙颂一声不响地朝着阿拉丁的杂货店走去时，从泰什维奇耶清真寺前面吹来了一阵凉风，我的不安仿佛让我打了个寒战。
“刚才你害怕了吗？”我问道“要是我们没看就好了”
“可怜的羊”她说。
“你知道为什么要宰羊吧？”
“有一天当我们去天堂时，那只羊会带我们过色拉特桥[1]根据伊斯兰教义，大审判日那天每个穆斯林必须经过色拉特桥。此桥建在地狱的上面，正义的人过桥进天堂，非正义的人跌入地狱。[1]”
这是孩子们和没读过书的人对宰牲的解释。
我用一种老师的口吻说：“故事有个开头你知道吗？”
“不知道。”
“先知易卜拉欣一直没有孩子。他总是祈祷说：‘我的真主，让我有个孩子吧，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最后他如愿以偿，一天他的儿子伊斯玛义降生了。先知易卜拉欣欣喜若狂。他很爱儿子，每天都会亲吻孩子，每天也都会感谢真主。一天夜里他梦见真主对自己说：‘现在你要为我把儿子当祭品杀掉。’”
“为什么？”
“先听我说先知易卜拉欣遵从了真主的命令。他拿出刀，正准备要杀儿子时，边上突然出现了一头羊。”
“为什么？”
“真主怜悯先知易卜拉欣了，为了不让他杀心爱的儿子，真主给他送去了羊。因为真主已经看到了先知易卜拉欣对自己的忠诚。”
“如果真主没送羊给他，先知易卜拉欣就真的要把儿子杀掉吗？”芙颂问道。
“是的。”我不安地说“因为确信他会那样做，所以真主很喜欢他，为了不让他伤心就把羊派去了。”
但我看到自己无法跟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讲明白一位试图杀掉心爱儿子的父亲。我内心的担忧变成了一种无法向小女孩讲清楚牺牲的烦恼。
“啊，阿拉丁的杂货店没开！我们去广场上的小店看看。”
我们走到了尼相塔什广场。在十字路口卖香烟和报纸的努雷廷努雷廷小店也关着门。我们开始往回走。路上我想到了一个可以让芙颂喜欢的关于先知易卜拉欣的解释。
我说：“先知易卜拉欣一开始当然不知道可以用羊来代替儿子。但他是那么地信奉真主，那么地爱真主，所以他觉得真主最终是不会害自己的如果我们非常、非常地爱一个人，如果我们为了他可以献出我们最宝贵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知道他是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伤害的。牺牲就是这个意思。你最爱谁呢？”
“我妈，我爸”
我们在人行道上遇到了司机切廷。
我说：“切廷，我父亲要利口酒。尼相塔什的店都不开门，你带我们去塔克西姆吧。然后我们也许还要去别的地方转转。”
芙颂问道：“我也去，是吗？”
我和芙颂坐上了父亲那辆酸樱桃色的56式雪佛兰汽车。切廷开车走上了坑坑洼洼的鹅卵石路面。芙颂看着窗外。车经过马奇卡后开到了道尔马巴赫切。街上很空，只有三五个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但是经过道尔马巴赫切体育场后，我们在路边看见了一群宰牲的人。
“切廷，看在真主的分上，你就给孩子讲讲我们为什么要宰牲吧。我没能讲明白。”
司机说：“您太客气了，凯末尔先生。”但是他也不想放弃这种展示自己对宗教比我们更虔诚的乐趣。“为了表示我们也像先知易卜拉欣那样信奉真主，所以我们宰牲牺牲意味着，为了真主，我们可以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那么地热爱真主，小女士，为了真主我们甚至可以献出我们最爱的东西，而且不求回报。”
我狡猾地说：“最终可以去天堂吗？”
“如果真主这么说的话那要到世界末日才知道。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进天堂才宰牲的。那是不求回报的，是因为爱真主才那么做的。”
“切廷，没看出来你对宗教的事情那么感兴趣。”
“您过奖了，凯末尔先生。您读了那么多书，您知道的更多。再说，为了知道这些东西并不需要相信宗教和去清真寺。我们把自己最珍视的一样东西不求回报地给一个人，完全是因为我们非常地爱他。”
我说：“但是，那样的话，那个我们为他作出牺牲的人就会感到不安，他会以为我们有求于他。”
切廷说：“真主是伟大的。真主可以看见一切，明白一切他会明白我们对他的爱也是不求回报的。谁都不能欺骗真主。”
我说：“那里有家店开着。切廷你停车，我知道他们那里卖利口酒。”
我和芙颂只用了一分钟就买好了泰凯尔的一瓶薄荷和一瓶草莓利口酒，我们回到了车上。
我说：“切廷，还有时间，你带我们稍微转转。”
一路上我们说的大多数话，都是多年后芙颂帮助我想起来的。而那个寒冷、阴沉的节日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一个异常清晰的印象，那就是，伊斯坦布尔宰牲节上午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屠宰场。不仅仅是在边缘街区和窄小街道的空地上和那些被烧毁的楼房中间，在主要街道上和最富裕的街区里，从一早开始就有几万头羊被宰杀了。有些地方的人行道边上和鹅卵石路面上全都是血。在我们的车下坡，过桥，穿行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时，我们看到了一些被扒了皮，一些刚刚被杀掉，或是已经被分解了的羊。我们穿过阿塔图尔克桥来到了哈利奇湾。尽管是在过节，尽管到处挂着旗子，尽管人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然而城市是疲惫和忧伤的。穿过包兹多安高架引水渠，我们拐进了法提赫。在那里的一片空地上，正在出售供宰牲用的羊。
芙颂问：“这些羊也要被杀掉吗？”
切廷说：“也许不是全部，小女士。因为马上就要到中午了，它们还没被卖掉也许直到过完节也没人来买，那么这些可怜的动物就解脱了但那时它们就会被卖给屠夫，小女士。”
芙颂说：“我们会赶在屠夫之前把它们买下，把它们救出来。”芙颂穿了一件漂亮的红大衣。她笑着勇敢地对我眨了眨眼睛“我们会去把羊从那个要杀自己孩子的人那里劫持出来，是吧？”
我说：“会的。”
切廷说：“小女士您很聪明，其实先知易卜拉欣根本不想杀自己的儿子。但命令，是真主的命令。如果我们不遵从真主说的每句话，那么世界就会乱了，世界末日就会不远了世界的根本是爱。爱的根本是对真主的爱。”
我说：“但是这让父亲要杀的孩子怎么理解？”
我和切廷的目光瞬间在后视镜里相遇了。
“凯末尔先生，我知道您也和您父亲一样，是为了和我开玩笑才这么说的。您父亲非常爱我们，我们也很敬重他，所以从来不会因为他的玩笑而生气。我也不会对您开的玩笑生气。我将用一个例子来回答您的问题。您看过电影先知易卜拉欣吗？”
“没有。”
“您当然不会去看这样的电影。但是您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把小女士也带上。你们一定会喜欢的艾克雷姆？居齐鲁在电影里扮演先知易卜拉欣。我是和老婆、丈母娘、孩子们一起去看的，我们都大哭了一场。当先知易卜拉欣拿起刀、看着儿子时我们哭了当他的儿子伊斯玛义就像古兰经里写到的那样，说‘亲爱的爸爸，你就按照真主的旨意来做吧’时，我们也哭了当代替儿子的羊出现时，我们和所有观众一起喜极而泣。如果我们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不求回报地献给我们深爱的人，那样的话世界就会美好了。小女士，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而哭的。”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从法提赫去了埃迪尔内卡帕，然后右拐沿着城墙来到了哈利奇湾。在经过边缘街区时，在沿着破损的城墙一路前行时，车上的沉默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被打破。在城墙当中的那些瓜地里，在满是从厂房和作坊里扔出来的垃圾、空桶和废物的空地上，我们看见了一些已被杀掉的羊，放在一边的羊皮、羊内脏和羊角。但不知为什么在那些贫穷的街区，在那些油漆剥落的木房子之间，能够更多地感觉到快乐，而不是节日的牺牲品。我记得，当自己和芙颂看到一个放着旋转木马和秋千的小游乐场，用节日里拿到的钱买糖果的孩子，以及挂在公共汽车头上的土耳其小国旗时，我们是乐观的。多年以后，我痴迷地收集了许多和这些场景有关的明信片和照片。
车开上希什哈内大坡时，我们在路当中看见了一群人，路被堵上了。有那么一刻，我以为是另外的一场节日活动，但当车穿过人群后，我们发现了身旁刚刚相撞的车辆和交通事故的牺牲品。一辆在坡上刹车失控的卡车，在一两分钟之前把一辆变线的小汽车无情地压在了下面。
切廷说：“我的真主！小女士，您千万别去看。”
我们似乎看见前部完全被压瘪的车里有人在慢慢地扭动着头。我一直没忘记车压在玻璃碎片上时发出的声音以及我们随后的沉默。就像逃离死亡那样，我们爬上坡穿过小街从塔克西姆急急忙忙地回到了尼相塔什。
父亲说：“你们去哪儿了？我们都担心了。你们找到利口酒了吗？”
我说：“在厨房里！”客厅里弥漫着香水、古龙水和地毯的味道。我走进客人当中，忘记了小芙颂。
半睡半醒之间，我想到了远房亲戚苏雷亚舅舅和他那个我总是记不住名字的儿子。我和芙颂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宰牲节里曾经一起坐车出去玩了一趟，那天苏雷亚舅舅也在我们家。一些关于那个寒冷、阴沉的宰牲节上午的画面，就像我不时看见的某些梦境一般闪现在了我的眼前，既非常熟悉又仿佛是一个奇怪的记忆。我想起了三轮自行车，我和芙颂一起上街，我们无声地看一只正在被宰杀的绵羊，然后坐车出去游玩。第二天，当我们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见面时我问了她这些事情。
“自行车是我和妈妈从家里带来还给你们的。”所有的事芙颂都记得比我清楚“你哥和你用完后，你母亲在很多年前把自行车送给了我。但我也没法骑了，因为我长大了。所以我妈妈在过节那天把车带来了。”
我说：“然后一定是我母亲又把自行车拿到这里来了。现在我也想起来了，那天苏雷亚舅舅也在。”
芙颂说：“因为是他要利口酒的。”
那次出人意料的乘车游玩，芙颂也比我记得更清楚。我想在这里叙述一下经她讲述后我想起的那次出游。那年，芙颂十二岁，我二十四岁。1969年2月27日，宰牲节的第一天。就像在每个节日的上午那样，我们都会在尼相塔什的家里请那些穿西装系领带、衣着讲究的亲戚们吃午饭。房门不时被敲响，新的客人，比如说我的小阿姨和秃头的姨父，还有他们好奇的孩子们来了，所有人都站起来和新来的客人一一握手、亲吻。正当我和法特玛女士拿糖招待客人时，父亲过来把我和哥哥叫到一边说：“孩子们，苏雷亚舅舅又在说‘为什么没有利口酒？’，你们谁去阿拉丁的店里买一瓶薄荷、一瓶草莓利口酒回来？”
甚至在那些年里，因为父亲有时会喝多，所以母亲在过节时禁止了用银托盘和水晶酒杯招待客人喝薄荷和草莓味利口酒的习俗。母亲是为了父亲的健康作出这个决定的。但是两年前，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当苏雷亚舅舅又坚持要喝利口酒时，母亲为了让他放弃这个念头便说：“宗教节日里怎么可以喝酒！”而这又在我们那极端基马尔主义者的舅舅和我母亲之间，引发了一场关于宗教、文明、欧洲和共和国的无休止的争论。
父亲从他那个装满十里拉的钱袋里拿出一个硬币说：“你俩谁去？”每次过节前父亲都会特意去银行破一些十里拉的硬币，为的是散发给过节时来亲吻他手的那些孩子、看门人和保安。
我哥哥说：“让凯末尔去！”
我说：“让奥斯曼去！”
父亲对我说：“亲爱的，还是你去吧，别告诉你妈妈”
出门时我看见了芙颂。
“走，跟我去趟杂货店。”
那年她十二岁，只是一个腿像柴火棍、瘦弱的远房亲戚的女孩。除了那个绑在乌黑发辫上的白蝴蝶结和一身干净衣服，她身上就没其他引人注目的地方了。我在电梯里问了那个小女孩几个寻常的问题，这些也是多年后芙颂让我想起的：你上几年级？（初一。）上哪个学校？（尼相塔什女子高中。）以后想干什么？（无声！）
出门没走几步，我就看见在旁边那片空旷的泥地里，就在前面的那棵椴树下围了很多人，一只羊正要被宰杀。如果当时有现在的认识，我就会想到，眼睁睁地看着羊被杀掉会对小女孩产生不良影响，那样我就绝不会让芙颂靠近那里。
但是，因为好奇和没脑子，我走了过去。我们的厨师贝科里和看门人萨伊姆卷着袖管，把一头绑着腿的羊推倒在了地上。羊的旁边站着一个围着围裙、拿着一把巨大屠刀的男人，但是因为羊一直在挣扎，所以那人无从下手。嘴里冒着哈气的厨师和看门人忙活半天终于让那头羊老实了。屠夫抓着羊的鼻子和嘴巴，粗野地把它的头扭到一边，然后把长长的屠刀架到了它的脖子上。一片寂静。屠夫念道：“真主最大，真主最大。”他比画了两下，随即快速将刀捅进了羊的喉咙。屠夫抽出刀时，一股鲜红的血立刻从羊的喉咙里喷涌而出。羊还在挣扎，但人们知道它快要死了。一切都是静止的。突然吹来一阵风，风在椴树光秃秃的枝条上发出了呜呜的声响。屠夫把羊的头转到一边，让羊血流到事先挖好的一个坑里。
我在人群中看见了几个神情复杂的孩子、司机切廷和一个正在祷告的老人。芙颂一言不发地拽着我的袖管。羊还在不时地抽动，但那已是最后的挣扎了。用围裙把刀擦干净的屠夫，原来是那个在警察局旁边开肉店的卡泽姆卡泽姆，刚才我没认出他来。在和厨师贝科里的目光相遇时，我明白那是我们那头节前买来、在后花园里拴了一个星期的羊。
我对芙颂说：“走吧。”
我们沉默着走回到街上。难道我是因为让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而惴惴不安的吗？我产生了一种罪恶感，但究其原因，我并不完全明白。
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他们都不是虔诚的信徒，我从没见过他们做礼拜、把斋。就像许多在共和国头几年里出生的夫妻一样，他们不是不尊重宗教，只是漠不关心。就像他们的许多朋友一样，他们把这种漠不关心解释为对阿塔图尔克的热爱和世俗主义。尽管这样，就像尼相塔什的许多世俗的中产阶级家庭一样，我的父母也会在每个宰牲节里让人杀一头羊并把羊肉分送给穷人。但无论是我父亲，还是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去管宰牲的事情，给穷人送羊肉和羊皮的事也由厨师和看门人负责。像他们一样，我也一直远离节日上午在旁边的空地上举行的这个宰杀仪式。
当我和芙颂一声不响地朝着阿拉丁的杂货店走去时，从泰什维奇耶清真寺前面吹来了一阵凉风，我的不安仿佛让我打了个寒战。
“刚才你害怕了吗？”我问道“要是我们没看就好了”
“可怜的羊”她说。
“你知道为什么要宰羊吧？”
“有一天当我们去天堂时，那只羊会带我们过色拉特桥[1]根据伊斯兰教义，大审判日那天每个穆斯林必须经过色拉特桥。此桥建在地狱的上面，正义的人过桥进天堂，非正义的人跌入地狱。[1]”
这是孩子们和没读过书的人对宰牲的解释。
我用一种老师的口吻说：“故事有个开头你知道吗？”
“不知道。”
“先知易卜拉欣一直没有孩子。他总是祈祷说：‘我的真主，让我有个孩子吧，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最后他如愿以偿，一天他的儿子伊斯玛义降生了。先知易卜拉欣欣喜若狂。他很爱儿子，每天都会亲吻孩子，每天也都会感谢真主。一天夜里他梦见真主对自己说：‘现在你要为我把儿子当祭品杀掉。’”
“为什么？”
“先听我说先知易卜拉欣遵从了真主的命令。他拿出刀，正准备要杀儿子时，边上突然出现了一头羊。”
“为什么？”
“真主怜悯先知易卜拉欣了，为了不让他杀心爱的儿子，真主给他送去了羊。因为真主已经看到了先知易卜拉欣对自己的忠诚。”
“如果真主没送羊给他，先知易卜拉欣就真的要把儿子杀掉吗？”芙颂问道。
“是的。”我不安地说“因为确信他会那样做，所以真主很喜欢他，为了不让他伤心就把羊派去了。”
但我看到自己无法跟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讲明白一位试图杀掉心爱儿子的父亲。我内心的担忧变成了一种无法向小女孩讲清楚牺牲的烦恼。
“啊，阿拉丁的杂货店没开！我们去广场上的小店看看。”
我们走到了尼相塔什广场。在十字路口卖香烟和报纸的努雷廷努雷廷小店也关着门。我们开始往回走。路上我想到了一个可以让芙颂喜欢的关于先知易卜拉欣的解释。
我说：“先知易卜拉欣一开始当然不知道可以用羊来代替儿子。但他是那么地信奉真主，那么地爱真主，所以他觉得真主最终是不会害自己的如果我们非常、非常地爱一个人，如果我们为了他可以献出我们最宝贵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知道他是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伤害的。牺牲就是这个意思。你最爱谁呢？”
“我妈，我爸”
我们在人行道上遇到了司机切廷。
我说：“切廷，我父亲要利口酒。尼相塔什的店都不开门，你带我们去塔克西姆吧。然后我们也许还要去别的地方转转。”
芙颂问道：“我也去，是吗？”
我和芙颂坐上了父亲那辆酸樱桃色的56式雪佛兰汽车。切廷开车走上了坑坑洼洼的鹅卵石路面。芙颂看着窗外。车经过马奇卡后开到了道尔马巴赫切。街上很空，只有三五个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但是经过道尔马巴赫切体育场后，我们在路边看见了一群宰牲的人。
“切廷，看在真主的分上，你就给孩子讲讲我们为什么要宰牲吧。我没能讲明白。”
司机说：“您太客气了，凯末尔先生。”但是他也不想放弃这种展示自己对宗教比我们更虔诚的乐趣。“为了表示我们也像先知易卜拉欣那样信奉真主，所以我们宰牲牺牲意味着，为了真主，我们可以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那么地热爱真主，小女士，为了真主我们甚至可以献出我们最爱的东西，而且不求回报。”
我狡猾地说：“最终可以去天堂吗？”
“如果真主这么说的话那要到世界末日才知道。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进天堂才宰牲的。那是不求回报的，是因为爱真主才那么做的。”
“切廷，没看出来你对宗教的事情那么感兴趣。”
“您过奖了，凯末尔先生。您读了那么多书，您知道的更多。再说，为了知道这些东西并不需要相信宗教和去清真寺。我们把自己最珍视的一样东西不求回报地给一个人，完全是因为我们非常地爱他。”
我说：“但是，那样的话，那个我们为他作出牺牲的人就会感到不安，他会以为我们有求于他。”
切廷说：“真主是伟大的。真主可以看见一切，明白一切他会明白我们对他的爱也是不求回报的。谁都不能欺骗真主。”
我说：“那里有家店开着。切廷你停车，我知道他们那里卖利口酒。”
我和芙颂只用了一分钟就买好了泰凯尔的一瓶薄荷和一瓶草莓利口酒，我们回到了车上。
我说：“切廷，还有时间，你带我们稍微转转。”
一路上我们说的大多数话，都是多年后芙颂帮助我想起来的。而那个寒冷、阴沉的节日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一个异常清晰的印象，那就是，伊斯坦布尔宰牲节上午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屠宰场。不仅仅是在边缘街区和窄小街道的空地上和那些被烧毁的楼房中间，在主要街道上和最富裕的街区里，从一早开始就有几万头羊被宰杀了。有些地方的人行道边上和鹅卵石路面上全都是血。在我们的车下坡，过桥，穿行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时，我们看到了一些被扒了皮，一些刚刚被杀掉，或是已经被分解了的羊。我们穿过阿塔图尔克桥来到了哈利奇湾。尽管是在过节，尽管到处挂着旗子，尽管人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然而城市是疲惫和忧伤的。穿过包兹多安高架引水渠，我们拐进了法提赫。在那里的一片空地上，正在出售供宰牲用的羊。
芙颂问：“这些羊也要被杀掉吗？”
切廷说：“也许不是全部，小女士。因为马上就要到中午了，它们还没被卖掉也许直到过完节也没人来买，那么这些可怜的动物就解脱了但那时它们就会被卖给屠夫，小女士。”
芙颂说：“我们会赶在屠夫之前把它们买下，把它们救出来。”芙颂穿了一件漂亮的红大衣。她笑着勇敢地对我眨了眨眼睛“我们会去把羊从那个要杀自己孩子的人那里劫持出来，是吧？”
我说：“会的。”
切廷说：“小女士您很聪明，其实先知易卜拉欣根本不想杀自己的儿子。但命令，是真主的命令。如果我们不遵从真主说的每句话，那么世界就会乱了，世界末日就会不远了世界的根本是爱。爱的根本是对真主的爱。”
我说：“但是这让父亲要杀的孩子怎么理解？”
我和切廷的目光瞬间在后视镜里相遇了。
“凯末尔先生，我知道您也和您父亲一样，是为了和我开玩笑才这么说的。您父亲非常爱我们，我们也很敬重他，所以从来不会因为他的玩笑而生气。我也不会对您开的玩笑生气。我将用一个例子来回答您的问题。您看过电影先知易卜拉欣吗？”
“没有。”
“您当然不会去看这样的电影。但是您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把小女士也带上。你们一定会喜欢的艾克雷姆？居齐鲁在电影里扮演先知易卜拉欣。我是和老婆、丈母娘、孩子们一起去看的，我们都大哭了一场。当先知易卜拉欣拿起刀、看着儿子时我们哭了当他的儿子伊斯玛义就像古兰经里写到的那样，说‘亲爱的爸爸，你就按照真主的旨意来做吧’时，我们也哭了当代替儿子的羊出现时，我们和所有观众一起喜极而泣。如果我们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不求回报地献给我们深爱的人，那样的话世界就会美好了。小女士，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而哭的。”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从法提赫去了埃迪尔内卡帕，然后右拐沿着城墙来到了哈利奇湾。在经过边缘街区时，在沿着破损的城墙一路前行时，车上的沉默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被打破。在城墙当中的那些瓜地里，在满是从厂房和作坊里扔出来的垃圾、空桶和废物的空地上，我们看见了一些已被杀掉的羊，放在一边的羊皮、羊内脏和羊角。但不知为什么在那些贫穷的街区，在那些油漆剥落的木房子之间，能够更多地感觉到快乐，而不是节日的牺牲品。我记得，当自己和芙颂看到一个放着旋转木马和秋千的小游乐场，用节日里拿到的钱买糖果的孩子，以及挂在公共汽车头上的土耳其小国旗时，我们是乐观的。多年以后，我痴迷地收集了许多和这些场景有关的明信片和照片。
车开上希什哈内大坡时，我们在路当中看见了一群人，路被堵上了。有那么一刻，我以为是另外的一场节日活动，但当车穿过人群后，我们发现了身旁刚刚相撞的车辆和交通事故的牺牲品。一辆在坡上刹车失控的卡车，在一两分钟之前把一辆变线的小汽车无情地压在了下面。
切廷说：“我的真主！小女士，您千万别去看。”
我们似乎看见前部完全被压瘪的车里有人在慢慢地扭动着头。我一直没忘记车压在玻璃碎片上时发出的声音以及我们随后的沉默。就像逃离死亡那样，我们爬上坡穿过小街从塔克西姆急急忙忙地回到了尼相塔什。
父亲说：“你们去哪儿了？我们都担心了。你们找到利口酒了吗？”
我说：“在厨房里！”客厅里弥漫着香水、古龙水和地毯的味道。我走进客人当中，忘记了小芙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