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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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就像答应的那样，中午我离开萨特沙特走回家和母亲一起吃了油煎红鲻鱼。我和母亲一边像勤奋的外科医生那样仔细地剔除盘子里红鲻鱼那粉色、薄膜般的鱼皮和半透明、纤细的鱼刺，一边说一些关于订婚仪式的事情和“最新传闻”（母亲的说法）。包括那些暗示让我们邀请和一些“他们的心决不会破碎”、热衷于各种聚会的熟人，宾客人数达到了230人。因此希尔顿酒店的领班，为了不让那天的“洋酒”（一个迷信的定义）供应出现问题，已经开始和其他大酒店的同行以及熟悉的洋酒进口商进行协调。像丝绸？伊斯梅特、夏齐耶夏齐耶、左撇子？谢尔敏和穆阿拉夫人那样，曾经既是芙颂母亲的朋友又是竞争对手的著名裁缝们，因为那些为仪式预定的衣裙开始忙得不亦乐乎，而小工们则在通宵达旦地干活。母亲认为因为倦怠在里屋打盹儿的父亲，这阵子不是因为健康而是因为不开心而烦恼，但是她也不知道在儿子即将订婚的日子里是什么让他父亲这么不开心的，她试图从我这里得到答案。当厨师贝科里把面疙瘩炒饭端上餐桌时——他从我们儿时起就这么为鱼配餐，这是一个从未改变的法则——母亲突然变得很忧伤，就好像她开心的原因是鱼一样。
她用一种发自内心的悲伤说：“我为那可怜的女人感到很难过。她受了很多苦，也经历了很多事，她还让很多人嫉妒了。其实她是一个大好人。”
母亲甚至没解释自己在说谁，她说几年前他们和“她”当时的情人德米尔巴拉尔的大儿子德米尔在乌鲁达山上成了朋友，当父亲和贝尔琪丝的情人德米尔赌博时，她就和贝尔琪丝坐在“酒店质朴的酒吧”里，边喝茶边织毛衣一直聊到后半夜。
“可怜的女人受了很多罪，先是贫穷，后是男人。很多，很多。”母亲转身对法特玛女士说“把我的咖啡拿到阳台上去，我们要在那里看葬礼。”
除了在美国的那几年，我一直生活在其中的这套大公寓房的客厅和阳台，因为正对着几乎每天都会在里面举行一两场葬礼的泰什维奇耶清真寺，所以儿时在阳台上观看葬礼，是我们认识神秘死亡的一项有趣和不可或缺的游戏。清真寺，不仅仅是为伊斯坦布尔的富有人家，也是为著名政治家、帕夏、记者、歌手和艺术家们做葬礼礼拜的地方，同时也是根据死者的级别，在军乐队或是市政府乐队演奏的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中，灵柩被众人扛在肩上慢慢抬到尼相塔什广场上那段“最后旅途”的一个庄严起点。小时候我和哥哥会拿一个又长又重的枕头扛在肩上，让厨师贝科里、法特玛女士和司机切廷和其他人跟在我们身后，唱着葬礼进行曲，像众人那样慢慢地摇晃着身子走在走廊上。在总理们、著名富豪们和艺术家们的葬礼前，往往会有一些说“我经过这里，过来看看”的不速之客来家里拜访，母亲从来不会对他们不客气，但等他们走后母亲会说：“他们不是来看我们的，是来看葬礼的。”母亲的话让我们觉得，葬礼不是为了吸取死亡的教训，抑或是对死者表示最后的敬意，而是为了观看乐趣和仪式情趣而举办的。
一坐到阳台上的小桌两边，母亲就对我说：“要不你到我这边来，这里看得更清楚。”但当她看见我的脸一下变得煞白，还换上了一种和观看葬礼情趣完全不符的表情时，她作了错误的理解。她说：“亲爱的，你知道，不是因为你爸爸在里屋躺着，所以我不去参加那个可怜女人的葬礼。我是觉得自己无法忍受像热夫科热夫科、萨米米萨米米那样的家伙摆出的悲伤样儿，他们不是为了遮掩眼泪，而是为了遮掩无泪而戴上墨镜。再说这里看得更清楚。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很好。”
从清真寺那扇面向泰什维奇耶大街的大天井门往里，在直通灵柩的台阶上，葬礼上女人们自发地聚拢在一起的树阴地里，站着一些包头的女人和围着五颜六色时髦头巾的上流社会女人，我在她们中间看到了芙颂，心随即开始荒唐地快速跳了起来。她戴了一条橘黄色的头巾。我们之间大概有七八十米的距离。但是我站在阳台上不仅可以看见她呼吸的样子，皱眉头的样子，在炎热的中午皮肤微微出汗的样子，因为被挤在包头的女人中间心烦而轻轻咬左下唇的样子，把身体的重量轮换放到两条腿上的样子，还可以在内心里感受到它们。就像在梦里一样，我想喊她向她招手，但是我无法出声，我的心在继续快速地跳着。
“妈妈，我要走了。”
“你怎么了？你的脸色煞白。”
我下楼站在远处看芙颂。她站在谢娜伊女士身边。她一边听谢娜伊女士和一个时髦、矮胖的女人交谈，一边若有所思地用手指绕着她笨拙地绑在脖子上的头巾。头巾给了她一种高傲和神圣的美丽。从扬声器里传来了主麻日布道的声音，因为音色太差，所以除了一些有关死亡是生命终点的词语以及似乎想让所有人畏惧而常常重复的真主字眼以外，什么也听不清。不时有人像出席一个迟到了的聚会那样，慌慌张张地加入到人群里，当人们不约而同地扭头看他们时，他们的胸前立刻被别上了一张印有贝尔琪丝黑白照片的纸片。芙颂专注地看着所有那些问好、招手、亲吻、拥抱和寒暄的人们。
和所有人一样，芙颂的胸前也别着一张印着贝尔琪丝照片的纸片。人们在胸前别上死者照片的习惯，是在那些天经常发生的政治谋杀后举行的葬礼上形成的，但这个习惯在短时间里也被伊斯坦布尔的资产阶级们采纳了。戴着墨镜，悲痛而事实上高兴的上流社会人士，就像左派和右派武装分子那样在胸前别上的（和多年后我找到并在这里展出的）这些照片，为一个在聚会氛围里举办的普通上流社会的葬礼，赋予了一种为了一个崇高目标和理想而牺牲的庄严气氛。模仿西方的哀悼色和圈在粗黑框里的照片，也给报纸上贝尔琪丝的讣告增添了一份政治谋杀通告的凝重。
没和任何人的目光相遇，我离开那里，去了迈哈迈特公寓楼，开始迫不及待地等待芙颂。我不时看一下手表。过了很久，我什么也没想，凭着一种本能，稍稍拉开了一点挂在面向泰什维奇耶大街窗户上那落满灰尘的窗帘，我看见放着贝尔琪丝灵柩的灵车慢慢地从我面前开了过去。
一些人因为贫穷、糊涂和被人鄙视等不幸痛苦地度过了一生的想法，就像灵车那样在我的脑海里慢慢经过并消失。从二十岁开始，我觉得自己身上有一个可以保护我免受各种灾难和不幸的无形盔甲。这种感觉还告诉我，过分关心他人的不幸也可能让我不幸，另外还可能导致我的盔甲被刺穿。
第二天就像答应的那样，中午我离开萨特沙特走回家和母亲一起吃了油煎红鲻鱼。我和母亲一边像勤奋的外科医生那样仔细地剔除盘子里红鲻鱼那粉色、薄膜般的鱼皮和半透明、纤细的鱼刺，一边说一些关于订婚仪式的事情和“最新传闻”（母亲的说法）。包括那些暗示让我们邀请和一些“他们的心决不会破碎”、热衷于各种聚会的熟人，宾客人数达到了230人。因此希尔顿酒店的领班，为了不让那天的“洋酒”（一个迷信的定义）供应出现问题，已经开始和其他大酒店的同行以及熟悉的洋酒进口商进行协调。像丝绸？伊斯梅特、夏齐耶夏齐耶、左撇子？谢尔敏和穆阿拉夫人那样，曾经既是芙颂母亲的朋友又是竞争对手的著名裁缝们，因为那些为仪式预定的衣裙开始忙得不亦乐乎，而小工们则在通宵达旦地干活。母亲认为因为倦怠在里屋打盹儿的父亲，这阵子不是因为健康而是因为不开心而烦恼，但是她也不知道在儿子即将订婚的日子里是什么让他父亲这么不开心的，她试图从我这里得到答案。当厨师贝科里把面疙瘩炒饭端上餐桌时——他从我们儿时起就这么为鱼配餐，这是一个从未改变的法则——母亲突然变得很忧伤，就好像她开心的原因是鱼一样。
她用一种发自内心的悲伤说：“我为那可怜的女人感到很难过。她受了很多苦，也经历了很多事，她还让很多人嫉妒了。其实她是一个大好人。”
母亲甚至没解释自己在说谁，她说几年前他们和“她”当时的情人德米尔巴拉尔的大儿子德米尔在乌鲁达山上成了朋友，当父亲和贝尔琪丝的情人德米尔赌博时，她就和贝尔琪丝坐在“酒店质朴的酒吧”里，边喝茶边织毛衣一直聊到后半夜。
“可怜的女人受了很多罪，先是贫穷，后是男人。很多，很多。”母亲转身对法特玛女士说“把我的咖啡拿到阳台上去，我们要在那里看葬礼。”
除了在美国的那几年，我一直生活在其中的这套大公寓房的客厅和阳台，因为正对着几乎每天都会在里面举行一两场葬礼的泰什维奇耶清真寺，所以儿时在阳台上观看葬礼，是我们认识神秘死亡的一项有趣和不可或缺的游戏。清真寺，不仅仅是为伊斯坦布尔的富有人家，也是为著名政治家、帕夏、记者、歌手和艺术家们做葬礼礼拜的地方，同时也是根据死者的级别，在军乐队或是市政府乐队演奏的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中，灵柩被众人扛在肩上慢慢抬到尼相塔什广场上那段“最后旅途”的一个庄严起点。小时候我和哥哥会拿一个又长又重的枕头扛在肩上，让厨师贝科里、法特玛女士和司机切廷和其他人跟在我们身后，唱着葬礼进行曲，像众人那样慢慢地摇晃着身子走在走廊上。在总理们、著名富豪们和艺术家们的葬礼前，往往会有一些说“我经过这里，过来看看”的不速之客来家里拜访，母亲从来不会对他们不客气，但等他们走后母亲会说：“他们不是来看我们的，是来看葬礼的。”母亲的话让我们觉得，葬礼不是为了吸取死亡的教训，抑或是对死者表示最后的敬意，而是为了观看乐趣和仪式情趣而举办的。
一坐到阳台上的小桌两边，母亲就对我说：“要不你到我这边来，这里看得更清楚。”但当她看见我的脸一下变得煞白，还换上了一种和观看葬礼情趣完全不符的表情时，她作了错误的理解。她说：“亲爱的，你知道，不是因为你爸爸在里屋躺着，所以我不去参加那个可怜女人的葬礼。我是觉得自己无法忍受像热夫科热夫科、萨米米萨米米那样的家伙摆出的悲伤样儿，他们不是为了遮掩眼泪，而是为了遮掩无泪而戴上墨镜。再说这里看得更清楚。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很好。”
从清真寺那扇面向泰什维奇耶大街的大天井门往里，在直通灵柩的台阶上，葬礼上女人们自发地聚拢在一起的树阴地里，站着一些包头的女人和围着五颜六色时髦头巾的上流社会女人，我在她们中间看到了芙颂，心随即开始荒唐地快速跳了起来。她戴了一条橘黄色的头巾。我们之间大概有七八十米的距离。但是我站在阳台上不仅可以看见她呼吸的样子，皱眉头的样子，在炎热的中午皮肤微微出汗的样子，因为被挤在包头的女人中间心烦而轻轻咬左下唇的样子，把身体的重量轮换放到两条腿上的样子，还可以在内心里感受到它们。就像在梦里一样，我想喊她向她招手，但是我无法出声，我的心在继续快速地跳着。
“妈妈，我要走了。”
“你怎么了？你的脸色煞白。”
我下楼站在远处看芙颂。她站在谢娜伊女士身边。她一边听谢娜伊女士和一个时髦、矮胖的女人交谈，一边若有所思地用手指绕着她笨拙地绑在脖子上的头巾。头巾给了她一种高傲和神圣的美丽。从扬声器里传来了主麻日布道的声音，因为音色太差，所以除了一些有关死亡是生命终点的词语以及似乎想让所有人畏惧而常常重复的真主字眼以外，什么也听不清。不时有人像出席一个迟到了的聚会那样，慌慌张张地加入到人群里，当人们不约而同地扭头看他们时，他们的胸前立刻被别上了一张印有贝尔琪丝黑白照片的纸片。芙颂专注地看着所有那些问好、招手、亲吻、拥抱和寒暄的人们。
和所有人一样，芙颂的胸前也别着一张印着贝尔琪丝照片的纸片。人们在胸前别上死者照片的习惯，是在那些天经常发生的政治谋杀后举行的葬礼上形成的，但这个习惯在短时间里也被伊斯坦布尔的资产阶级们采纳了。戴着墨镜，悲痛而事实上高兴的上流社会人士，就像左派和右派武装分子那样在胸前别上的（和多年后我找到并在这里展出的）这些照片，为一个在聚会氛围里举办的普通上流社会的葬礼，赋予了一种为了一个崇高目标和理想而牺牲的庄严气氛。模仿西方的哀悼色和圈在粗黑框里的照片，也给报纸上贝尔琪丝的讣告增添了一份政治谋杀通告的凝重。
没和任何人的目光相遇，我离开那里，去了迈哈迈特公寓楼，开始迫不及待地等待芙颂。我不时看一下手表。过了很久，我什么也没想，凭着一种本能，稍稍拉开了一点挂在面向泰什维奇耶大街窗户上那落满灰尘的窗帘，我看见放着贝尔琪丝灵柩的灵车慢慢地从我面前开了过去。
一些人因为贫穷、糊涂和被人鄙视等不幸痛苦地度过了一生的想法，就像灵车那样在我的脑海里慢慢经过并消失。从二十岁开始，我觉得自己身上有一个可以保护我免受各种灾难和不幸的无形盔甲。这种感觉还告诉我，过分关心他人的不幸也可能让我不幸，另外还可能导致我的盔甲被刺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