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山居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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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曾经有人告诉过我，普罗旺斯每年的雨季同伦敦非常相似，尽管这里的雨季来得似乎是更迅猛，更集中。遥视窗外，漫漫六个月的雨水似乎猛然集中到了一起，倾盆而泄。大滴大滴的雨从低沉倾斜的铅灰色天幕中散落，叮叮略略地打在露台的锡皮桌上，又从椅背上滑落下来，顺着窄窄的门缝流出去，汇聚在瓷砖地的凹陷处，形成一个个肮脏的小水潭。
餐台后面的妇人又点燃了一支香烟，对着悬挂在一排又一排酒瓶上方的镜子，轻轻地吐出一口烟雾。她的头发抿在耳后，摹仿像珍妮-摩尔的样子撅着嘴唇。收音机里，蒙特-卡罗电台的歇斯底里、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同这房间里的境况作着注定失败的搏斗。通常，每天薄暮时分，这家咖啡馆便被当地的建筑工地的工人们占据了一大半。此时，因为下雨，顾客锐减，只有三个沮丧的顾客。我，还有另外的两个人，像是被倒霉的天气押解的囚犯，垂头丧气地撞憬着这瓢泼大雨能够早一点停止。
“我们村里还从来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雨。”我听见他们中的一个在说“从来没有。”
另一个人不屑地用鼻子喷着气，对他这种气象学家似的闲情逸致十分不以为然。“你的村子遇到的麻烦，”他说“应该是排水系统。”
“哼。就是这，也要比一个整天都醉需熏的酒鬼市长强得多。”
争吵开场了，狭隘爱国主义精神继续在舞台上展示着，两个人都热情地捍卫着自己的村子，固执地贬低着对方。诅咒和诽谤像小山一般迅即堆砌在他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上——屠夫藏起了最好的牛腰肉，却用马肉来滥竿充数战争已经无法优雅地维持下去了，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在他们的嘴里，法国的街灯是最丑陋的，当地居民的脾气是最粗暴的，甚至连检垃圾的人也是最懒惰的。
这两个男人的坏脾气简直让人吃惊，所有的事物在他们的嘴里开始变得让人不堪忍受。对普罗旺斯观点的不同令他们精力充沛、热血沸腾；他们的声音渐渐提高了，胳膊慢慢抬起来了，祖先的名字也被裹挟到这场争斗中，桌子被敲得“蹦蹦”响，衣箱也被操起来了。我是一个旁观者，静静地俯视事情的首尾始末，事实是——纵使最具有煽动性地提及一位邮递员的妻子——仍然是细语多于叫嚷。这两个男人一定是某所大学的教授，机智地抛出某种语言学论点并出奇不易地将对方绊倒。我只能期望冰冷的雨滴可以为他们沸腾的热血降一降温。
我驱车离开这家咖啡馆，兜了好大的一个圈子回来，他们仍然换而不舍地在那里对峙，彼此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攻击对方。我对这两个时常发生类似部族征战的村子都非常熟悉，而此时我只能以局外人的身份作壁上观——对市长是否喜好喝酒和邮递员妻子的嗜好不置可否——对邪恶和疏漏，他们丝毫没有显露出哪怕是一丁点的包庇。表面上看，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似乎都是早已无力承受这场无休无止的争论了。然而，我发现，随后不久，他们就会从他们的朋友中汲取知识和力量，之后再思路清晰、斗志昂扬地将争论进行下去。很显然，他们中的每个人对其所在的村子都是愚忠的。
任何一个琐碎的细节都会成为一件大事的滥觞，它意味着某种类型的轻慢，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面包铺的怠慢；一名工人费了好长时间才将他的卡车从拥挤堵塞的小巷子里开走；当你同一位老妇人擦肩而过时，她对你充满邪恶的凝视——这些陈述似乎是为了向我证明村庄的严肃、冷酷和不受欢迎。但是，反之，如果村民友善好客、乐于交谈、古道热肠，那你最好提高警惕。这仅仅是覆盖在喧嚣外表下的一层神秘的薄膜，在你恍然大悟以前，你的所有的隐私早已被贴在市政府的告示板上了。
在许多人看来，在普罗旺斯安家落户的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无须任何一个当地居民的帮助，你便已经开始憎恨和诅咒这个村庄了。最重要的是地理位置的选择，如果地势太高，就会失去法国南部干冷的西北风的保护，这恰恰是坏脾气和各种各样小愚蠢的理由；如果地势太低，街道就会渐渐充盈着持久而冰冷的忧郁，正如村子里那些无所不知的人告诉你的，这忧郁应该归咎于冬季里流感的迅速传播，甚至于更多的灾难性的痛苦。为什么会这样呢？很简单，仅仅五百年前，这里曾经遭遇灭顶之灾，所有的生命被瘟疫洗掠一空。
接下来就是建筑学所面临的问题了——“所有的地方都被他们建造的节日场馆所毁灭”－一没有足够的商店还是已经拥有了太多的鳞次格比的商场？是无处藏身还是拥有了能够安置整个村庄的停泊之地？是被大量潮水般涌近来的巴黎人所占据，还是让街市空空如洗？换句话说，正如我一再重复的，我们的村落已经永远失落在我们的理想里面了。
在普罗旺斯短暂而寒冷如刀的冬季，我们的最大的慰藉就是这时候再没有人来打扰我们的生活。宾客们走开了，守候在他们自己的岁月里，直到温暖的季节栅栅来临。家庭的酷夏的蹂躏已经空空如也的酒窑。花园已如岩石般坚硬。仿佛正一点一点沉睡过去。水塘渐渐枯竭，露出滑腻腻的底部。在我们看来，吕贝隆的公众聚会，也退化为偶尔才举办一次的星期天午餐。生活的诸多神秘，全都折射在岁月的流逝里。我为此深感困惑，访惶不安，并无数次对我心中那充满着理想的光芒的村落留恋不已，低徊不已。
流逝的岁月的碎片，弥漫在其他的村落了，以至有时候我幻想自己可以做一个窃贼，悄悄地将那些丢失的碎片偷回来，拼凑出那永逝的美好时光。我的大部分老街坊依然健在。但是在迁移中，为了掩饰从前的罪孽，他们已经更名改姓，虽然这不能说是不公平。村子的名字是圣博奈特一勒佛洛伊德。我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居住，是因为在宗教教历中，圣博奈特是众多的被忽视的圣徒之一，甚至他连自己的圣日都没有。所以我准备为他选择一个，正式的说法是属于圣博里斯：五月二日，恰好夏季从这时开始。
圣博奈特村坐落在一个小山的山巅上，距我们的房子大约有十分钟的路程。这距离简直是太近了，常常是我从面包房买来面包，拿回家里还是热气腾腾。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距离并不太近，因为即使在这个理想化的村落的诸多完美表征中，语言也是苍白无力、容易被歪曲的。多半是出于好奇心，而不是出于恶意，这里常常成为流言蜚语的菌集地。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我们的日常生活便比大多数人更容易受到关注。我们客人们的所有东西都被详细地研究过，从石竹花到青铜摆件，甚至于他们寄回家的明信片。我们的房东葡萄酒的消耗量，可以从那些空瓶子推算出来，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真令人钦佩，令人错愕。是的，是的，这并不奇怪，所有的一切都会有人知道的。我妻子非常渴望拥有一只小狗，她的这个愿望很快就人尽皆知，随之得到了满足，我们拥有了几只可爱的小狗，这几只小狗有些是挑选被派作重要用场后剩余下来的，有些是过于年迈而品质优良的小猎犬。在村子里，任何人都是没有个人隐私的，从购买一辆新脚踏车，到百叶窗的颜色，都逃不出村庄的隐秘的眼睛。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越来越发现了这一点。
一个普通的村子，它的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是教堂。戈尔德附近的萨南科修道院是一座非常别致的建筑，壮丽肃穆却又咄咄逼人，让我感觉到有那么一些可敬而不可亲。同这种气势恢宏的建筑物比起来，我更喜欢那些规模小一点的东西。我对历史的喜好也同样如此，以至于第一个悄悄潜入我们这里的窃贼竟然从圣潘特隆村偷空了一个教堂。那是一幢十一世纪的建筑，精致，优雅，一座又一座墓穴整齐地嵌入岩石中。墓穴已经中空了，似乎因为它们是供十一世纪那种型号的人们居住的场所，更加显得小巧玲球。同那个时代的人们比起来，今天的居民仿佛个个都是个巨人，肯定是不适合再居住在那里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一个个相对分离、宽敞舒适的墓地似乎更为实用。追寻传统的脉络，这幢教堂便成为这个村落里一道最秀美的景观，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无法不被它们那永恒的气势所震撼。
但是，我们中的另外一些人似乎对我们的看法不以为然，他们更欣赏夕阳西下的景色，更欣赏北部的旺图山。山麓土地肥沃，草木茂盛，葡萄树、橄榄树和杏树高低错落；山巅在炎热的夏季呈现出奇异的白色，好像肆虐的暴风雪过后厚厚地飘落在上面的雪花，其实那只是裸露的山峰，是白花花的天然石灰石。夜幕四合，阳光技落在山巅上，岩石映射出玫瑰色的光晕，像一个巨大而柔软的海绵垫。光线渐渐变谈，日影垂落于地面，由谈到浓，匍匐前进。在这里观看落日同在村庄咖啡馆的露台上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有一个法国人告诉你，他的家乡为文明生活进程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但就这一点，他却没有说服你），并且给你提供一份详实的名单的话，那么咖啡馆一定会被列在这份名单的后面。泡咖啡馆已经成为法国人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应该存在的东西。只要你在法国，不论在哪个地方，永远会看见咖啡馆。如果去问一问来自英国和美国的造访者，法国留给他们什么样的印象，那么迟早——在他们想到了这个同城市风格通然相异的乡村，它的文化，它的食物，以及任何他们能够想象得出的兴趣以后，他们会脱口而出：“当然，法国人是多么幸运啊，他们竟然拥有咖啡馆。”
诚然，英国人和美国人拥有自己的酒吧、酒馆、咖啡店、快餐店，甚至拥有法国咖啡馆精致的、惟妙惟肖的翻本，里面的墙上贴着一九二o年以来的大幅开胃酒海报，桌子上摆着黄色的理查德牌烟灰缸和用长条面包加工出来的三明治，报纸高高挂在树枝上。然而，无论如何，只有在法国，你才会体会到那种货真价实的感觉，才能找到气味、声音、习俗、服务的最独具韵味的组合，才可以感受光阴流逝的让人黯然伤神的氛围。那一切，不是表象，而是咖啡馆所以成为咖啡馆的气韵所在。然而，有一点你不得不承认，面对纷法庞杂的细微特征，除了一点或者两点最基本的共同点以外，巴黎的二蒙葛咖啡馆同吕贝隆的乡村咖啡馆之间，已经很难再有什么相似之处了。
你只有独具匠心，才会体味得到乡村咖啡馆那隽永悠长的韵味。首先，你必须是一个人；我必须要实话告诉你，侍应生的脾气也许不太好，甚至孤芳自赏，常常让你为了一杯咖啡等候了太长的时间，假如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你一定不要太奇怪。你走进来，告诉传应生你需要什么以后，就可以在你的座位上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没有人会在你旁边转来转去，等待你赶快滚蛋，好占据你腾出来的位置。不管你在这里逗留多长时间，你都是受欢迎的。你可以找出一份报纸来阅读，写一封情书，做一个白日梦，或者做一个惊天动地的计划，甚至可以将咖啡馆当作办公室，悠然自得地运行你的商业计划。我深知，一个巴黎人每天早晨是如何夹着他的公文包，九点钟准时到达小酒杯咖啡馆，俯瞰着蒙帕纳斯林荫大道，在咖啡桌前面打发掉一整天的。我曾经非常嫉妒这里的人，这种能够拥有五十英尺酒吧和侍应生的办公室。在这里，如果没有手提电话，咖啡馆会有人大声叫他们的老主顾去后面接电话，甚至，为他们寻找托词和安排约会。这种方式让我感到很惬意，因为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服务的确值得人去享受。
一家咖啡馆，不管其规模怎样，它的另一个值得人称道的地方，是它所散发出来的充满古典情调、远离电子时代的无拘无束的享乐方式。在这里，有足够的时间任你流连，你可以装模作样地读读书，你也可能被看成是一个各个方面均禀赋异质的业余爱好者。出现在咖啡馆里的基本上都是当地人，间或有几个远方的客人造访。（他们之间的差别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远方的客人总是彬彬有礼地坐着，安静地等待侍应生的服务。当地人一进门就大喊大叫着发布他们的命令，假如他们的喜好习性众所周知，他们便毋须多言，只简单地发出表示满意的点头或表示不满意的咕噜声作为信号，来传达他们所需要的烈性酒的种类，侍应生便心领神会。你来到这里，就会像我一样地发现，这里的人们要比电视机里的人们有趣得多。这里，打个比方说，假如有一只苍蝇停泊在咖啡馆的墙上，这个地方就是观察它的最好的视角。
每天清晨，第一批到达这里的，是那些从事室内装修业的泥瓦工们。他们走进咖啡馆时，拖把拖过的地面还未干，湿漉漉地散发着潮气。粗挫震动的声音从香烟的霭霭烟气中，从残垣断壁坍塌下来弥散的灰尘中，渐渐响起来。他们的衣服和靴子又脏又破，好像他们已经辛苦劳作了一整天。他们的双手因为常常搬运两百磅重的大石头而变得强健，如同沙纸般粗糙。他们的脸庞在冬天一派天然，而在夏天则仿佛被阳光灼伤一样呈现赧红色。更令人吃惊的是，无论施工环境多么恶劣不堪，操作条件多么危险重重，他们几乎个个都是幽默的高手。每天，一旦他们完成任务离开，那沸腾的笑声便随之而去，咖啡馆就会猛然间沉入极不自然的静温之中。
然而一会儿功夫，工人们的位置就会被以咖啡馆为职业的人们占据。他们像在阿普特或者卡瓦水一样，穿着整洁的夹克衫和熨烫得平平整整的长裤，公文包规规矩矩地放在桌子上。他们在商务活动中形成的庄重、审慎和全神贯注的风格，同那些粗矿彪悍的泥瓦工们形成强烈而鲜明的对比。他们时不时地看一下表，在打着方格子的拍纸簿上作着记号，每将食物送进嘴里，就轻轻拂去落在大腿上的新月形的小面包的碎屑。你由此可以想见，他们的办公室该是多么的整洁。
每天第一个走进咖啡馆的女人，是附近村子美容美发沙龙的女老板。她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染着当下最时髦的介于暗指甲花色和深茄色的颜色，让人想象，每天她一定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刻意将她的头发弄得蓬松而零乱才满意地走出家门。她的肌肤艳丽夺目，像铺了一层光辉，一定是lancome（兰惠，化妆品品牌）的功效所致。在这种晨露未干的清晨，她的大眼睛明亮，活泼，而不是像一般惯于在清晨起早的人那样倦怠无神。她要了一杯加了少许牛奶的褐色咖啡，安静地握着林子，似乎是正潜心于allo！哈罗（杂志）的第一个故事，设想有如一日可以将她自己的手放在约克公爵夫人的头发上，她的深茄色的头发披散下来，呈现出淡淡的玫瑰红。
她静静地离开，迈着细碎、令人眼晕的步子，让身后的一切陷入长长的寂静。这个时刻来喝酒或许是太早了。而对于运送啤酒的卡车司机来说，却不尽然。将那些装满啤酒的小桶卸下来之后，他会一如既往地要一大杯冰镇啤酒——只有喝到那种凉得让人浑身一颤的啤酒，他才会心满意足。他用手背擦了一下嘴，嘀嘀咕咕地离开咖啡馆，准备赶在早晨将货物送往下一个目的地。餐桌擦干净了，玻璃杯擦干净了，收音机的频道已经调好，音乐一下子倾泻出来，洒满了整个空间，不是那种狂轰乱炸、令人震耳欲聋的法国打击乐。
最后，事务性的日常议程恢复了。这些人彼此试探着，伸出两根手指，彬彬有礼地点头，然后带着他们的指南手册坐在窗边。他们的穿着像是风尘仆仆。老练审慎的旅行者：带着风帽的厚夹克，可以应付天气的各种不测；腹部捂得厚厚的，用来混刚刚开始了一半的早晨，对于他们也许是太早了，但对于乡村老人们的四重奏来说并不算太迟。这四位老人的年龄加起来大概超过三百岁了，他们是咖啡馆的第二批客人。粉红色的葡萄酒装在那种没有把手的平底玻璃杯里端上来送给他们，当然，还有beote（盛行于法国民间的三十二张纸牌）、开始玩之前，他们藏在平底帽的四个脑袋像乌龟的脖子似的转动着，打量着陌生人。这些老人们，属于前旅游家一代。他们深深沉醉于普罗旺斯的声望中，不时地为他们那废弃不用的谷仓和粗糙贫瘠的小块土地所出售的价格而惊喜：一场意外的事故使他们损失了二十五万法郎，而那座非常普通的房子又花费了五十万法郎，甚至还要多一些，然后安装家用洁具和中央供热系统耗尽了他们仅存的一点财富，真见鬼，他们对此愤愤不平，这世界变化太快了。
这四个装备滑膛枪的步兵继续玩起了他们的纸牌。这时候，咖啡馆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老板娘出现了。这是个年龄很暧昧的中年女人，戴着一副特大号的、足有鹦鹉的栖木那样大的耳环，袒胸露背。她是我在马赛的一家酒吧挖出来的。当时，我一直偷偷地打量着她，她穿着醒目的虎皮条纹紧身裤，给老主顾们斟酒，一边亲见地同他们调戏，一边大声地辱骂他们。那时我就想，这个女人天生就是应该来开咖啡馆的。而当我知道她的名字时，我发现这事情真是太巧了，她的名字就叫樊妮（fanny美国俚语，意思是屁股）。
这个名字起得实在是惟妙惟肖，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走廊那另一端树荫下的法国滚球球场，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所在。在紧邻老市集阿普特的罗-帕斯特咖啡馆，你可以看到一个充满了原始素朴味道的球场。每天，假如天气允许的话，观众们——他们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就会坐在矮墙上津津有味地对游戏者的一举一动品头论足，他们管这叫petanque（法国南方的一种球戏）。这是近一百年前在拉修达偶然发明出来的一种游戏。那时的玩法是游戏者一边跑一边投球，这种规则在多姿多彩的今天，则改为投掷者必须静立，双脚紧紧合拢，或者凌空一脚。究竟是什么原因改变了游戏规则呢？是因为容易疲劳和懒散，还是因为旧的规则容易导致游戏者脚趾甲向内倒生或易患关节炎？不管是什么原因，这种游戏流传开来，在地方酒吧外的庭院里进行游戏的新法则也同时被习惯性地保存下来。
那么，每天，是谁在背后操纵着酒吧呢？没有谁比野性四溢的樊妮更恰当了，这个女人身上散发着自然、随和、甜腻而善解人意的魔力。如果在游戏过程中，某一个游戏者不幸输掉，他会在绝望之中离开庭院，走进酒吧，荣获一项特别的鼓励奖：樊妮的一个热吻。这个程序，已经成为法国滚球游戏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假如你听到那些坐在矮墙上的男人们打着手势说：“哗！又一个樊妮的吻。”他不是在表达一种浪漫的观察方式，而是在解释失败者的得分情况。不久以前，我看见一套陈列在商店橱窗里的法国滚球，其做工如此高超，质量如此精美，以至它们被信誓旦旦地保证为：“anti－fanny（反樊妮）”
时髦的樊妮，这个我想象中的咖啡馆的女主人，她顾盼流离，魅力四射，影响已经远远地超出了酒吧和法国滚球球场。樊妮的价值，已经远远地超出她所-给出的鼓励奖之外，她是这个村子里的最贴心的人，是当地的精神病专家，是她的顾客的梦幻和哀伤的忠实听众。她给予她的顾客以心灵上的抚慰和精神上的鼓励，这种抚慰和鼓励像酒精一样增长了他们的勇气。她更像一个非正式的银行家，提供足够的信用、适度的贷款，以获取最真实的现金。作为那些抚慰和服务的回报，这个村子慷慨地输给她大量的元气，这元气就是：闲话、夙怨、家族争斗、非法私通、飞来横财——这些她都似有所闻。她小心翼翼地编辑这些新闻，保护为她提供消息的人，以防止产生任何疏漏。她像一个慎重睿智的新闻记者，只给总统提供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永远不会暴露最近的那个泄露者的名字；所以她总是能够得到最近的、最可靠的消息。然而，谣言时常会流传起来——每个村子里都分布着这样一些无形的居民——他们在街上急促地奔跑，捕捉每一丝闲言碎语，好像一只狗在追逐着一个球。
除了极少数的一些人外，村子里的所有成年人每天都要到咖啡馆里转一转。这些人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总是坐在酒吧最里面长凳的同样的位置上，似乎是要在这里呆一辈子。当其他敌人走进来时，这个座位是可以埋下伏兵的最好的位置。这个人叫法瑞苟勒，一名退休的中学教师。八年前，他放弃了他的教学生涯，致力于创作一本书（尽管他似乎是永远就坐在这酒吧里，没有人奇怪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现在，咖啡馆成了他的教室，而你，如果你走进大门不加快脚步的话，那么你就是他的学生。
他是法国科学院的一员，发誓将毕生精力奉献于维护法语的纯洁，异常憎恨被他称为盎格鲁一撒克逊古英语对他的母语的污染，他认为这是众多现代悲剧中的一个。目前，在他无数个忧患意识中最受宠爱的那个——我将它叫做betenoire（极端愚蠢）——是好莱坞强大得令人无法抵御的有害影响。法瑞苟勒忧虑重重，他将好莱坞所代表的美国电影工业，看作是美国对法国实行文化间谍活动的开端。然而，他却并不反对大家去看泰坦尼克号。假如你肯相信樊妮，那么他是因为喜欢男主角leonardodicaprio（莱奥纳多-狄卡普瑞欧）的颧骨，而不是对电影故事本身感兴趣。如果你问他，他对这部电影有什么想法，他会言简意赅地表达他的充满赞许的反思：“船沉了，灭顶之灾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这真是痛快淋漓。”
在那些每天有条不紊地走进咖啡馆的人流中，有一个人驻扎的时间可以说仅次于法瑞苟勒，这就是汤米，一个住在村子里的外国人。他来自遥远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一个小国，许多年来，他刻意打磨，日益精进，试图将自己修炼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农民。他大概是现在硕果仅存的还在吸没加过滤嘴的高卢烟的人，并且吸烟的姿势完全是农民的样子，当烟还剩四分之一，大约一英寸左右时，他老练地将烟头压向嘴角，粘在下嘴唇上，每当他说话时，烟头就随着他的嘴唇上下抖动。他只喝茴香开胃酒，在这里他指的是pastaga（巴斯达嘎酒），他总是随身携带一种叫做欧品诺的折叠式小刀，用来将他每天中午叫上来的炸牛排切碎。切牛排时，他握着刀的木柄，将刀横放在牛排上，用手在刀背上轻轻地拍打，以减轻那破旧不堪并已经发黑的刀刃的压力。由此，有谁会想到，他出生在奥斯陆一个优雅讲究的中产阶级家庭？
汤米任命自己为调停人——一名穿梭于各种社会活动中的外交官——特别是在处理瓦尔兄弟经年的夙怨时。这对兄弟长着极其相似的威皮特狗一样的狭窄的脸庞，脸色灰暗，青筋暴露。他们拥有村子的溪谷里一块毗邻的土地，并且因为这块土地已经二十年不说-句话了。没有人知道这场夙怨是从何时开始的，起因也许是认为遗产分配不公，也许是为了一条河或一个女人，也许仅仅是因为彼此之间的嫌恶。瓦尔兄弟远远地坐在咖啡馆的两头，偶尔站起来将谴责或侮辱投向汤米，而汤米则报以时而威严的耸肩，时而严肃的点头，表示他仍旧期望他们和解。最后，他起身向另一个兄弟走去，不消说，会谈结束了，村子里的人对这三个聪明人一起跳的这场华尔兹舞都心领神会。
面包师的女儿朱赛特的狂烈的爱情，是咖啡馆的老主顾们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调剂。这个姑娘的感情的热烈程度，可以依据她走进大门时所穿的衣服来判断。如果她目前的浪漫情感非常如意的话，她就会穿着超短裙，在平台上悠闲漫步，摩托车头盔像战利品一样在她手里晃来晃去。她走到酒吧的长凳前停住，坐下来，咯咯地傻笑，用涂满鲜艳口红的嘴唇吸饮皮瑞尔薄荷酒，时不时停下来，同樊妮悄悄耳语，等待罗萨利奥（lothario）骑着摩托车到来。但是，如果她的感情哪怕是出现短暂的低沉，超短裙就会被粗布工作服所取代，咯咯的笑声变成了带着颤栗的叹息，樊姐也会绕到酒吧的后面，找来餐巾纸，为她擦去满脸的泪水。
坚决不为那颗多情的心所动的——当然，假如这颗心还没有停止跳动，假如这颗心还没有为另一种埋葬致歉——是马里尤斯。为了他，我期望我能够在这个村子的等级制度中创造出一种官方通告一一企业家的豪华葬礼或者村民葬礼的组织者。这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发现他的许多个嗜好痛中的相似性，而他一定会在同他的未来的委托人——尤其是杰克，旁边那张桌子边玩纸牌的老人中最老的那个——的周旋中学会更多的机敏精明。
“晦，我的老朋友，今天你感觉怎么样？”
“还好，不错。很好。”
“真是太遗憾了。”
如果对一个敏感多疑的人这样说话，他～定会感到愤慨，甚至去找一个地方自杀。然而用这样一种教训的口气，我却觉得对麦利尔斯很合适。我深信他会为了那个被他称作最后庆典的东西，而掩饰他那天生的质朴奔放的热情。也许他可能不得不放弃参加这个最后的比赛机会。参赛者——如果你这样叫他们——可以是村子里的任何一位年龄超过六十五岁的人。这些老人打赌，他们中的哪一位的寿命最长，哪一位就可以获取最后的胜利。获胜者将在葬礼后得到奖励，现金就放在墓碑上。麦利尔斯认为，给生命投保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特别是还有那不费吹灰之力、瞬间就可以得到的额外红利。
现在，你可以看出来，在咖啡馆里，两性之间并不平等，男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女人。那么，圣博奈村的女人们在哪里呢？
不同辈份的人以不同的理由远离咖啡馆。年轻妇女去工作，而当她们不工作时，她们便打扫房间，支付账单，将孩子们赶到床上，为年龄大点的孩子准备晚餐。就在她忙忙碌碌时，她的丈夫，正泡在咖啡馆里，并准备呆到她将这一切都做完了的安全时刻。
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在同咖啡馆打交道时，遭遇了两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首先，是樊妮，她们认为她是挑逗者，相对于她们的欣赏习惯来说，她过于挑逗。过于活泼；特别是对于大众的审美而言，她的rx房实在是——太大了。其次，假如能够允许她们这个非官方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村口的小广场走马上任，她们一定可以非常高效地履行她们的职责。这个委员会一致推选出了她们的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寡妇皮彭，村子里所有的事情都逃不过她们的雷达的扫描：邮局、面包铺、咖啡馆、停车场、市政府和教堂。很早以前，她们就已经抛开了修饰和伪装，不再需要掩饰自己了。她们肆无忌惮地捕风捉影，然后将那些道听途说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闲言碎语在大腿上编织起来。她们就这样，对每个人的生活察言观色、品头论足。
在日常的生活轨迹中，有许多毫无价值的变化，这些蛛丝马迹的变化便会引发一连串的猜忌。一个年轻主妇比平时多买了些面包，那么她家里一定是来了客人。他们是谁？一名坚定的异教徒突然走进教堂去告解，那么他一定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究竟做了什么事？一位本地的房地产经纪人突然停止了他的黑社会生涯，改行当上了市长，并掌握全城的重要文案。他想得到谁的房子？还有——嗅，谢天谢他！——别忘了，还有这些旅游者。这些年轻女人竟然穿着内衣在街上走来走去！这简直就是光着身子！这是在圣博系特一勒佛洛伊德，一个有声望有体面的村子！假如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刺激她们的好奇心，这些老太婆便转而求助于咖啡馆里的男人们的酗酒，求助于朱赛特的恋爱故事——“她不会有好结果的，那蠢东西”——或者，那些已经老掉牙的、尚未一锤定音的谣言，在百无聊赖的时候，这也会让她们高兴一阵子。
如果你选择在一个鸡犬之声相闻、闲言碎语满天飞的社会群体中生活，你就必须成立一个特殊的家庭，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是这个特殊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实际上，它却是村子正常生活的一大障碍。许多年前，我曾经尝试过这样做，那最初几天的一切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要不是我们的邻居——一对老处女姊妹出乎我们意料地出现在门口的台阶上，并要求进行一番检查性的参观，我们也许就搬进了新居。她们四处巡视，打听每一件物品的价格。我们是多么幸运——她们强调——竟然还有一部电话，而整个村子里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儿部。第二天早晨，她们的兄弟也来了，将他在过去的三个月里积攒的所有电话都打了一遍，之后留下几个生丁放在桌子上，作为电话费。
我们忍受了这些，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生活，不得不时时提心吊胆、忧心忡忡，惟恐冒犯了这些人。我们已经选择了同他们一起生活，而他们却没有选择我们。
村庄生活及早地教会我们，如果你在这里拥有了伙伴和便利，那么你就会失去个人隐私。窗外随时随地会出现一张注视你的脸，敲门声也会在任何时候响起，面对这些，你无处、也无法逃避。你可以将自己暂时地隐藏起来，但你注定跑不了。他们知道你就在这里。他们知道这些，因为你的百叶窗开着，没有人会离开家而不将他的百叶窗关上。（当然，你也可以关上百叶窗呆在家里，骗他们说你不在，但是你未来的生活就注定无可挽回地沉浸在黑暗里。）你的行动受到监听，你的信件受到检查，你的习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人品头论足。
我相信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法国的专利。去赫布里底群岛抑或佛蒙特抑或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随便什么小村子住上一段时间，你肯定会找到新来者那种神魂颠倒的感觉，并且你肯定以为你在这里已经住了五年或者十年。很显然，一定会有许多人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然而我却不能。我喜欢的是，在每一个方圆五十码的范围内，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都毋须对任何人作出解释。我期望能够在我的生活中多保留一点我的个人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我来说，一个村庄——即使是在圣博奈特一勒佛洛伊德，我心目中的理想村落——也要遥隔一段距离来欣赏。它的确是一个值得拜访的地方，但是，我却并不想生活在那里。
我记得曾经有人告诉过我，普罗旺斯每年的雨季同伦敦非常相似，尽管这里的雨季来得似乎是更迅猛，更集中。遥视窗外，漫漫六个月的雨水似乎猛然集中到了一起，倾盆而泄。大滴大滴的雨从低沉倾斜的铅灰色天幕中散落，叮叮略略地打在露台的锡皮桌上，又从椅背上滑落下来，顺着窄窄的门缝流出去，汇聚在瓷砖地的凹陷处，形成一个个肮脏的小水潭。
餐台后面的妇人又点燃了一支香烟，对着悬挂在一排又一排酒瓶上方的镜子，轻轻地吐出一口烟雾。她的头发抿在耳后，摹仿像珍妮-摩尔的样子撅着嘴唇。收音机里，蒙特-卡罗电台的歇斯底里、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同这房间里的境况作着注定失败的搏斗。通常，每天薄暮时分，这家咖啡馆便被当地的建筑工地的工人们占据了一大半。此时，因为下雨，顾客锐减，只有三个沮丧的顾客。我，还有另外的两个人，像是被倒霉的天气押解的囚犯，垂头丧气地撞憬着这瓢泼大雨能够早一点停止。
“我们村里还从来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雨。”我听见他们中的一个在说“从来没有。”
另一个人不屑地用鼻子喷着气，对他这种气象学家似的闲情逸致十分不以为然。“你的村子遇到的麻烦，”他说“应该是排水系统。”
“哼。就是这，也要比一个整天都醉需熏的酒鬼市长强得多。”
争吵开场了，狭隘爱国主义精神继续在舞台上展示着，两个人都热情地捍卫着自己的村子，固执地贬低着对方。诅咒和诽谤像小山一般迅即堆砌在他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上——屠夫藏起了最好的牛腰肉，却用马肉来滥竿充数战争已经无法优雅地维持下去了，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在他们的嘴里，法国的街灯是最丑陋的，当地居民的脾气是最粗暴的，甚至连检垃圾的人也是最懒惰的。
这两个男人的坏脾气简直让人吃惊，所有的事物在他们的嘴里开始变得让人不堪忍受。对普罗旺斯观点的不同令他们精力充沛、热血沸腾；他们的声音渐渐提高了，胳膊慢慢抬起来了，祖先的名字也被裹挟到这场争斗中，桌子被敲得“蹦蹦”响，衣箱也被操起来了。我是一个旁观者，静静地俯视事情的首尾始末，事实是——纵使最具有煽动性地提及一位邮递员的妻子——仍然是细语多于叫嚷。这两个男人一定是某所大学的教授，机智地抛出某种语言学论点并出奇不易地将对方绊倒。我只能期望冰冷的雨滴可以为他们沸腾的热血降一降温。
我驱车离开这家咖啡馆，兜了好大的一个圈子回来，他们仍然换而不舍地在那里对峙，彼此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攻击对方。我对这两个时常发生类似部族征战的村子都非常熟悉，而此时我只能以局外人的身份作壁上观——对市长是否喜好喝酒和邮递员妻子的嗜好不置可否——对邪恶和疏漏，他们丝毫没有显露出哪怕是一丁点的包庇。表面上看，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似乎都是早已无力承受这场无休无止的争论了。然而，我发现，随后不久，他们就会从他们的朋友中汲取知识和力量，之后再思路清晰、斗志昂扬地将争论进行下去。很显然，他们中的每个人对其所在的村子都是愚忠的。
任何一个琐碎的细节都会成为一件大事的滥觞，它意味着某种类型的轻慢，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面包铺的怠慢；一名工人费了好长时间才将他的卡车从拥挤堵塞的小巷子里开走；当你同一位老妇人擦肩而过时，她对你充满邪恶的凝视——这些陈述似乎是为了向我证明村庄的严肃、冷酷和不受欢迎。但是，反之，如果村民友善好客、乐于交谈、古道热肠，那你最好提高警惕。这仅仅是覆盖在喧嚣外表下的一层神秘的薄膜，在你恍然大悟以前，你的所有的隐私早已被贴在市政府的告示板上了。
在许多人看来，在普罗旺斯安家落户的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无须任何一个当地居民的帮助，你便已经开始憎恨和诅咒这个村庄了。最重要的是地理位置的选择，如果地势太高，就会失去法国南部干冷的西北风的保护，这恰恰是坏脾气和各种各样小愚蠢的理由；如果地势太低，街道就会渐渐充盈着持久而冰冷的忧郁，正如村子里那些无所不知的人告诉你的，这忧郁应该归咎于冬季里流感的迅速传播，甚至于更多的灾难性的痛苦。为什么会这样呢？很简单，仅仅五百年前，这里曾经遭遇灭顶之灾，所有的生命被瘟疫洗掠一空。
接下来就是建筑学所面临的问题了——“所有的地方都被他们建造的节日场馆所毁灭”－一没有足够的商店还是已经拥有了太多的鳞次格比的商场？是无处藏身还是拥有了能够安置整个村庄的停泊之地？是被大量潮水般涌近来的巴黎人所占据，还是让街市空空如洗？换句话说，正如我一再重复的，我们的村落已经永远失落在我们的理想里面了。
在普罗旺斯短暂而寒冷如刀的冬季，我们的最大的慰藉就是这时候再没有人来打扰我们的生活。宾客们走开了，守候在他们自己的岁月里，直到温暖的季节栅栅来临。家庭的酷夏的蹂躏已经空空如也的酒窑。花园已如岩石般坚硬。仿佛正一点一点沉睡过去。水塘渐渐枯竭，露出滑腻腻的底部。在我们看来，吕贝隆的公众聚会，也退化为偶尔才举办一次的星期天午餐。生活的诸多神秘，全都折射在岁月的流逝里。我为此深感困惑，访惶不安，并无数次对我心中那充满着理想的光芒的村落留恋不已，低徊不已。
流逝的岁月的碎片，弥漫在其他的村落了，以至有时候我幻想自己可以做一个窃贼，悄悄地将那些丢失的碎片偷回来，拼凑出那永逝的美好时光。我的大部分老街坊依然健在。但是在迁移中，为了掩饰从前的罪孽，他们已经更名改姓，虽然这不能说是不公平。村子的名字是圣博奈特一勒佛洛伊德。我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居住，是因为在宗教教历中，圣博奈特是众多的被忽视的圣徒之一，甚至他连自己的圣日都没有。所以我准备为他选择一个，正式的说法是属于圣博里斯：五月二日，恰好夏季从这时开始。
圣博奈特村坐落在一个小山的山巅上，距我们的房子大约有十分钟的路程。这距离简直是太近了，常常是我从面包房买来面包，拿回家里还是热气腾腾。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距离并不太近，因为即使在这个理想化的村落的诸多完美表征中，语言也是苍白无力、容易被歪曲的。多半是出于好奇心，而不是出于恶意，这里常常成为流言蜚语的菌集地。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我们的日常生活便比大多数人更容易受到关注。我们客人们的所有东西都被详细地研究过，从石竹花到青铜摆件，甚至于他们寄回家的明信片。我们的房东葡萄酒的消耗量，可以从那些空瓶子推算出来，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真令人钦佩，令人错愕。是的，是的，这并不奇怪，所有的一切都会有人知道的。我妻子非常渴望拥有一只小狗，她的这个愿望很快就人尽皆知，随之得到了满足，我们拥有了几只可爱的小狗，这几只小狗有些是挑选被派作重要用场后剩余下来的，有些是过于年迈而品质优良的小猎犬。在村子里，任何人都是没有个人隐私的，从购买一辆新脚踏车，到百叶窗的颜色，都逃不出村庄的隐秘的眼睛。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越来越发现了这一点。
一个普通的村子，它的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是教堂。戈尔德附近的萨南科修道院是一座非常别致的建筑，壮丽肃穆却又咄咄逼人，让我感觉到有那么一些可敬而不可亲。同这种气势恢宏的建筑物比起来，我更喜欢那些规模小一点的东西。我对历史的喜好也同样如此，以至于第一个悄悄潜入我们这里的窃贼竟然从圣潘特隆村偷空了一个教堂。那是一幢十一世纪的建筑，精致，优雅，一座又一座墓穴整齐地嵌入岩石中。墓穴已经中空了，似乎因为它们是供十一世纪那种型号的人们居住的场所，更加显得小巧玲球。同那个时代的人们比起来，今天的居民仿佛个个都是个巨人，肯定是不适合再居住在那里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一个个相对分离、宽敞舒适的墓地似乎更为实用。追寻传统的脉络，这幢教堂便成为这个村落里一道最秀美的景观，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无法不被它们那永恒的气势所震撼。
但是，我们中的另外一些人似乎对我们的看法不以为然，他们更欣赏夕阳西下的景色，更欣赏北部的旺图山。山麓土地肥沃，草木茂盛，葡萄树、橄榄树和杏树高低错落；山巅在炎热的夏季呈现出奇异的白色，好像肆虐的暴风雪过后厚厚地飘落在上面的雪花，其实那只是裸露的山峰，是白花花的天然石灰石。夜幕四合，阳光技落在山巅上，岩石映射出玫瑰色的光晕，像一个巨大而柔软的海绵垫。光线渐渐变谈，日影垂落于地面，由谈到浓，匍匐前进。在这里观看落日同在村庄咖啡馆的露台上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有一个法国人告诉你，他的家乡为文明生活进程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但就这一点，他却没有说服你），并且给你提供一份详实的名单的话，那么咖啡馆一定会被列在这份名单的后面。泡咖啡馆已经成为法国人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应该存在的东西。只要你在法国，不论在哪个地方，永远会看见咖啡馆。如果去问一问来自英国和美国的造访者，法国留给他们什么样的印象，那么迟早——在他们想到了这个同城市风格通然相异的乡村，它的文化，它的食物，以及任何他们能够想象得出的兴趣以后，他们会脱口而出：“当然，法国人是多么幸运啊，他们竟然拥有咖啡馆。”
诚然，英国人和美国人拥有自己的酒吧、酒馆、咖啡店、快餐店，甚至拥有法国咖啡馆精致的、惟妙惟肖的翻本，里面的墙上贴着一九二o年以来的大幅开胃酒海报，桌子上摆着黄色的理查德牌烟灰缸和用长条面包加工出来的三明治，报纸高高挂在树枝上。然而，无论如何，只有在法国，你才会体会到那种货真价实的感觉，才能找到气味、声音、习俗、服务的最独具韵味的组合，才可以感受光阴流逝的让人黯然伤神的氛围。那一切，不是表象，而是咖啡馆所以成为咖啡馆的气韵所在。然而，有一点你不得不承认，面对纷法庞杂的细微特征，除了一点或者两点最基本的共同点以外，巴黎的二蒙葛咖啡馆同吕贝隆的乡村咖啡馆之间，已经很难再有什么相似之处了。
你只有独具匠心，才会体味得到乡村咖啡馆那隽永悠长的韵味。首先，你必须是一个人；我必须要实话告诉你，侍应生的脾气也许不太好，甚至孤芳自赏，常常让你为了一杯咖啡等候了太长的时间，假如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你一定不要太奇怪。你走进来，告诉传应生你需要什么以后，就可以在你的座位上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没有人会在你旁边转来转去，等待你赶快滚蛋，好占据你腾出来的位置。不管你在这里逗留多长时间，你都是受欢迎的。你可以找出一份报纸来阅读，写一封情书，做一个白日梦，或者做一个惊天动地的计划，甚至可以将咖啡馆当作办公室，悠然自得地运行你的商业计划。我深知，一个巴黎人每天早晨是如何夹着他的公文包，九点钟准时到达小酒杯咖啡馆，俯瞰着蒙帕纳斯林荫大道，在咖啡桌前面打发掉一整天的。我曾经非常嫉妒这里的人，这种能够拥有五十英尺酒吧和侍应生的办公室。在这里，如果没有手提电话，咖啡馆会有人大声叫他们的老主顾去后面接电话，甚至，为他们寻找托词和安排约会。这种方式让我感到很惬意，因为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服务的确值得人去享受。
一家咖啡馆，不管其规模怎样，它的另一个值得人称道的地方，是它所散发出来的充满古典情调、远离电子时代的无拘无束的享乐方式。在这里，有足够的时间任你流连，你可以装模作样地读读书，你也可能被看成是一个各个方面均禀赋异质的业余爱好者。出现在咖啡馆里的基本上都是当地人，间或有几个远方的客人造访。（他们之间的差别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远方的客人总是彬彬有礼地坐着，安静地等待侍应生的服务。当地人一进门就大喊大叫着发布他们的命令，假如他们的喜好习性众所周知，他们便毋须多言，只简单地发出表示满意的点头或表示不满意的咕噜声作为信号，来传达他们所需要的烈性酒的种类，侍应生便心领神会。你来到这里，就会像我一样地发现，这里的人们要比电视机里的人们有趣得多。这里，打个比方说，假如有一只苍蝇停泊在咖啡馆的墙上，这个地方就是观察它的最好的视角。
每天清晨，第一批到达这里的，是那些从事室内装修业的泥瓦工们。他们走进咖啡馆时，拖把拖过的地面还未干，湿漉漉地散发着潮气。粗挫震动的声音从香烟的霭霭烟气中，从残垣断壁坍塌下来弥散的灰尘中，渐渐响起来。他们的衣服和靴子又脏又破，好像他们已经辛苦劳作了一整天。他们的双手因为常常搬运两百磅重的大石头而变得强健，如同沙纸般粗糙。他们的脸庞在冬天一派天然，而在夏天则仿佛被阳光灼伤一样呈现赧红色。更令人吃惊的是，无论施工环境多么恶劣不堪，操作条件多么危险重重，他们几乎个个都是幽默的高手。每天，一旦他们完成任务离开，那沸腾的笑声便随之而去，咖啡馆就会猛然间沉入极不自然的静温之中。
然而一会儿功夫，工人们的位置就会被以咖啡馆为职业的人们占据。他们像在阿普特或者卡瓦水一样，穿着整洁的夹克衫和熨烫得平平整整的长裤，公文包规规矩矩地放在桌子上。他们在商务活动中形成的庄重、审慎和全神贯注的风格，同那些粗矿彪悍的泥瓦工们形成强烈而鲜明的对比。他们时不时地看一下表，在打着方格子的拍纸簿上作着记号，每将食物送进嘴里，就轻轻拂去落在大腿上的新月形的小面包的碎屑。你由此可以想见，他们的办公室该是多么的整洁。
每天第一个走进咖啡馆的女人，是附近村子美容美发沙龙的女老板。她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染着当下最时髦的介于暗指甲花色和深茄色的颜色，让人想象，每天她一定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刻意将她的头发弄得蓬松而零乱才满意地走出家门。她的肌肤艳丽夺目，像铺了一层光辉，一定是lancome（兰惠，化妆品品牌）的功效所致。在这种晨露未干的清晨，她的大眼睛明亮，活泼，而不是像一般惯于在清晨起早的人那样倦怠无神。她要了一杯加了少许牛奶的褐色咖啡，安静地握着林子，似乎是正潜心于allo！哈罗（杂志）的第一个故事，设想有如一日可以将她自己的手放在约克公爵夫人的头发上，她的深茄色的头发披散下来，呈现出淡淡的玫瑰红。
她静静地离开，迈着细碎、令人眼晕的步子，让身后的一切陷入长长的寂静。这个时刻来喝酒或许是太早了。而对于运送啤酒的卡车司机来说，却不尽然。将那些装满啤酒的小桶卸下来之后，他会一如既往地要一大杯冰镇啤酒——只有喝到那种凉得让人浑身一颤的啤酒，他才会心满意足。他用手背擦了一下嘴，嘀嘀咕咕地离开咖啡馆，准备赶在早晨将货物送往下一个目的地。餐桌擦干净了，玻璃杯擦干净了，收音机的频道已经调好，音乐一下子倾泻出来，洒满了整个空间，不是那种狂轰乱炸、令人震耳欲聋的法国打击乐。
最后，事务性的日常议程恢复了。这些人彼此试探着，伸出两根手指，彬彬有礼地点头，然后带着他们的指南手册坐在窗边。他们的穿着像是风尘仆仆。老练审慎的旅行者：带着风帽的厚夹克，可以应付天气的各种不测；腹部捂得厚厚的，用来混刚刚开始了一半的早晨，对于他们也许是太早了，但对于乡村老人们的四重奏来说并不算太迟。这四位老人的年龄加起来大概超过三百岁了，他们是咖啡馆的第二批客人。粉红色的葡萄酒装在那种没有把手的平底玻璃杯里端上来送给他们，当然，还有beote（盛行于法国民间的三十二张纸牌）、开始玩之前，他们藏在平底帽的四个脑袋像乌龟的脖子似的转动着，打量着陌生人。这些老人们，属于前旅游家一代。他们深深沉醉于普罗旺斯的声望中，不时地为他们那废弃不用的谷仓和粗糙贫瘠的小块土地所出售的价格而惊喜：一场意外的事故使他们损失了二十五万法郎，而那座非常普通的房子又花费了五十万法郎，甚至还要多一些，然后安装家用洁具和中央供热系统耗尽了他们仅存的一点财富，真见鬼，他们对此愤愤不平，这世界变化太快了。
这四个装备滑膛枪的步兵继续玩起了他们的纸牌。这时候，咖啡馆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老板娘出现了。这是个年龄很暧昧的中年女人，戴着一副特大号的、足有鹦鹉的栖木那样大的耳环，袒胸露背。她是我在马赛的一家酒吧挖出来的。当时，我一直偷偷地打量着她，她穿着醒目的虎皮条纹紧身裤，给老主顾们斟酒，一边亲见地同他们调戏，一边大声地辱骂他们。那时我就想，这个女人天生就是应该来开咖啡馆的。而当我知道她的名字时，我发现这事情真是太巧了，她的名字就叫樊妮（fanny美国俚语，意思是屁股）。
这个名字起得实在是惟妙惟肖，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走廊那另一端树荫下的法国滚球球场，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所在。在紧邻老市集阿普特的罗-帕斯特咖啡馆，你可以看到一个充满了原始素朴味道的球场。每天，假如天气允许的话，观众们——他们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就会坐在矮墙上津津有味地对游戏者的一举一动品头论足，他们管这叫petanque（法国南方的一种球戏）。这是近一百年前在拉修达偶然发明出来的一种游戏。那时的玩法是游戏者一边跑一边投球，这种规则在多姿多彩的今天，则改为投掷者必须静立，双脚紧紧合拢，或者凌空一脚。究竟是什么原因改变了游戏规则呢？是因为容易疲劳和懒散，还是因为旧的规则容易导致游戏者脚趾甲向内倒生或易患关节炎？不管是什么原因，这种游戏流传开来，在地方酒吧外的庭院里进行游戏的新法则也同时被习惯性地保存下来。
那么，每天，是谁在背后操纵着酒吧呢？没有谁比野性四溢的樊妮更恰当了，这个女人身上散发着自然、随和、甜腻而善解人意的魔力。如果在游戏过程中，某一个游戏者不幸输掉，他会在绝望之中离开庭院，走进酒吧，荣获一项特别的鼓励奖：樊妮的一个热吻。这个程序，已经成为法国滚球游戏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假如你听到那些坐在矮墙上的男人们打着手势说：“哗！又一个樊妮的吻。”他不是在表达一种浪漫的观察方式，而是在解释失败者的得分情况。不久以前，我看见一套陈列在商店橱窗里的法国滚球，其做工如此高超，质量如此精美，以至它们被信誓旦旦地保证为：“anti－fanny（反樊妮）”
时髦的樊妮，这个我想象中的咖啡馆的女主人，她顾盼流离，魅力四射，影响已经远远地超出了酒吧和法国滚球球场。樊妮的价值，已经远远地超出她所-给出的鼓励奖之外，她是这个村子里的最贴心的人，是当地的精神病专家，是她的顾客的梦幻和哀伤的忠实听众。她给予她的顾客以心灵上的抚慰和精神上的鼓励，这种抚慰和鼓励像酒精一样增长了他们的勇气。她更像一个非正式的银行家，提供足够的信用、适度的贷款，以获取最真实的现金。作为那些抚慰和服务的回报，这个村子慷慨地输给她大量的元气，这元气就是：闲话、夙怨、家族争斗、非法私通、飞来横财——这些她都似有所闻。她小心翼翼地编辑这些新闻，保护为她提供消息的人，以防止产生任何疏漏。她像一个慎重睿智的新闻记者，只给总统提供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永远不会暴露最近的那个泄露者的名字；所以她总是能够得到最近的、最可靠的消息。然而，谣言时常会流传起来——每个村子里都分布着这样一些无形的居民——他们在街上急促地奔跑，捕捉每一丝闲言碎语，好像一只狗在追逐着一个球。
除了极少数的一些人外，村子里的所有成年人每天都要到咖啡馆里转一转。这些人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总是坐在酒吧最里面长凳的同样的位置上，似乎是要在这里呆一辈子。当其他敌人走进来时，这个座位是可以埋下伏兵的最好的位置。这个人叫法瑞苟勒，一名退休的中学教师。八年前，他放弃了他的教学生涯，致力于创作一本书（尽管他似乎是永远就坐在这酒吧里，没有人奇怪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现在，咖啡馆成了他的教室，而你，如果你走进大门不加快脚步的话，那么你就是他的学生。
他是法国科学院的一员，发誓将毕生精力奉献于维护法语的纯洁，异常憎恨被他称为盎格鲁一撒克逊古英语对他的母语的污染，他认为这是众多现代悲剧中的一个。目前，在他无数个忧患意识中最受宠爱的那个——我将它叫做betenoire（极端愚蠢）——是好莱坞强大得令人无法抵御的有害影响。法瑞苟勒忧虑重重，他将好莱坞所代表的美国电影工业，看作是美国对法国实行文化间谍活动的开端。然而，他却并不反对大家去看泰坦尼克号。假如你肯相信樊妮，那么他是因为喜欢男主角leonardodicaprio（莱奥纳多-狄卡普瑞欧）的颧骨，而不是对电影故事本身感兴趣。如果你问他，他对这部电影有什么想法，他会言简意赅地表达他的充满赞许的反思：“船沉了，灭顶之灾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这真是痛快淋漓。”
在那些每天有条不紊地走进咖啡馆的人流中，有一个人驻扎的时间可以说仅次于法瑞苟勒，这就是汤米，一个住在村子里的外国人。他来自遥远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一个小国，许多年来，他刻意打磨，日益精进，试图将自己修炼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农民。他大概是现在硕果仅存的还在吸没加过滤嘴的高卢烟的人，并且吸烟的姿势完全是农民的样子，当烟还剩四分之一，大约一英寸左右时，他老练地将烟头压向嘴角，粘在下嘴唇上，每当他说话时，烟头就随着他的嘴唇上下抖动。他只喝茴香开胃酒，在这里他指的是pastaga（巴斯达嘎酒），他总是随身携带一种叫做欧品诺的折叠式小刀，用来将他每天中午叫上来的炸牛排切碎。切牛排时，他握着刀的木柄，将刀横放在牛排上，用手在刀背上轻轻地拍打，以减轻那破旧不堪并已经发黑的刀刃的压力。由此，有谁会想到，他出生在奥斯陆一个优雅讲究的中产阶级家庭？
汤米任命自己为调停人——一名穿梭于各种社会活动中的外交官——特别是在处理瓦尔兄弟经年的夙怨时。这对兄弟长着极其相似的威皮特狗一样的狭窄的脸庞，脸色灰暗，青筋暴露。他们拥有村子的溪谷里一块毗邻的土地，并且因为这块土地已经二十年不说-句话了。没有人知道这场夙怨是从何时开始的，起因也许是认为遗产分配不公，也许是为了一条河或一个女人，也许仅仅是因为彼此之间的嫌恶。瓦尔兄弟远远地坐在咖啡馆的两头，偶尔站起来将谴责或侮辱投向汤米，而汤米则报以时而威严的耸肩，时而严肃的点头，表示他仍旧期望他们和解。最后，他起身向另一个兄弟走去，不消说，会谈结束了，村子里的人对这三个聪明人一起跳的这场华尔兹舞都心领神会。
面包师的女儿朱赛特的狂烈的爱情，是咖啡馆的老主顾们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调剂。这个姑娘的感情的热烈程度，可以依据她走进大门时所穿的衣服来判断。如果她目前的浪漫情感非常如意的话，她就会穿着超短裙，在平台上悠闲漫步，摩托车头盔像战利品一样在她手里晃来晃去。她走到酒吧的长凳前停住，坐下来，咯咯地傻笑，用涂满鲜艳口红的嘴唇吸饮皮瑞尔薄荷酒，时不时停下来，同樊妮悄悄耳语，等待罗萨利奥（lothario）骑着摩托车到来。但是，如果她的感情哪怕是出现短暂的低沉，超短裙就会被粗布工作服所取代，咯咯的笑声变成了带着颤栗的叹息，樊姐也会绕到酒吧的后面，找来餐巾纸，为她擦去满脸的泪水。
坚决不为那颗多情的心所动的——当然，假如这颗心还没有停止跳动，假如这颗心还没有为另一种埋葬致歉——是马里尤斯。为了他，我期望我能够在这个村子的等级制度中创造出一种官方通告一一企业家的豪华葬礼或者村民葬礼的组织者。这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发现他的许多个嗜好痛中的相似性，而他一定会在同他的未来的委托人——尤其是杰克，旁边那张桌子边玩纸牌的老人中最老的那个——的周旋中学会更多的机敏精明。
“晦，我的老朋友，今天你感觉怎么样？”
“还好，不错。很好。”
“真是太遗憾了。”
如果对一个敏感多疑的人这样说话，他～定会感到愤慨，甚至去找一个地方自杀。然而用这样一种教训的口气，我却觉得对麦利尔斯很合适。我深信他会为了那个被他称作最后庆典的东西，而掩饰他那天生的质朴奔放的热情。也许他可能不得不放弃参加这个最后的比赛机会。参赛者——如果你这样叫他们——可以是村子里的任何一位年龄超过六十五岁的人。这些老人打赌，他们中的哪一位的寿命最长，哪一位就可以获取最后的胜利。获胜者将在葬礼后得到奖励，现金就放在墓碑上。麦利尔斯认为，给生命投保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特别是还有那不费吹灰之力、瞬间就可以得到的额外红利。
现在，你可以看出来，在咖啡馆里，两性之间并不平等，男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女人。那么，圣博奈村的女人们在哪里呢？
不同辈份的人以不同的理由远离咖啡馆。年轻妇女去工作，而当她们不工作时，她们便打扫房间，支付账单，将孩子们赶到床上，为年龄大点的孩子准备晚餐。就在她忙忙碌碌时，她的丈夫，正泡在咖啡馆里，并准备呆到她将这一切都做完了的安全时刻。
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在同咖啡馆打交道时，遭遇了两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首先，是樊妮，她们认为她是挑逗者，相对于她们的欣赏习惯来说，她过于挑逗。过于活泼；特别是对于大众的审美而言，她的rx房实在是——太大了。其次，假如能够允许她们这个非官方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村口的小广场走马上任，她们一定可以非常高效地履行她们的职责。这个委员会一致推选出了她们的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寡妇皮彭，村子里所有的事情都逃不过她们的雷达的扫描：邮局、面包铺、咖啡馆、停车场、市政府和教堂。很早以前，她们就已经抛开了修饰和伪装，不再需要掩饰自己了。她们肆无忌惮地捕风捉影，然后将那些道听途说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闲言碎语在大腿上编织起来。她们就这样，对每个人的生活察言观色、品头论足。
在日常的生活轨迹中，有许多毫无价值的变化，这些蛛丝马迹的变化便会引发一连串的猜忌。一个年轻主妇比平时多买了些面包，那么她家里一定是来了客人。他们是谁？一名坚定的异教徒突然走进教堂去告解，那么他一定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究竟做了什么事？一位本地的房地产经纪人突然停止了他的黑社会生涯，改行当上了市长，并掌握全城的重要文案。他想得到谁的房子？还有——嗅，谢天谢他！——别忘了，还有这些旅游者。这些年轻女人竟然穿着内衣在街上走来走去！这简直就是光着身子！这是在圣博系特一勒佛洛伊德，一个有声望有体面的村子！假如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刺激她们的好奇心，这些老太婆便转而求助于咖啡馆里的男人们的酗酒，求助于朱赛特的恋爱故事——“她不会有好结果的，那蠢东西”——或者，那些已经老掉牙的、尚未一锤定音的谣言，在百无聊赖的时候，这也会让她们高兴一阵子。
如果你选择在一个鸡犬之声相闻、闲言碎语满天飞的社会群体中生活，你就必须成立一个特殊的家庭，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是这个特殊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实际上，它却是村子正常生活的一大障碍。许多年前，我曾经尝试过这样做，那最初几天的一切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要不是我们的邻居——一对老处女姊妹出乎我们意料地出现在门口的台阶上，并要求进行一番检查性的参观，我们也许就搬进了新居。她们四处巡视，打听每一件物品的价格。我们是多么幸运——她们强调——竟然还有一部电话，而整个村子里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儿部。第二天早晨，她们的兄弟也来了，将他在过去的三个月里积攒的所有电话都打了一遍，之后留下几个生丁放在桌子上，作为电话费。
我们忍受了这些，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生活，不得不时时提心吊胆、忧心忡忡，惟恐冒犯了这些人。我们已经选择了同他们一起生活，而他们却没有选择我们。
村庄生活及早地教会我们，如果你在这里拥有了伙伴和便利，那么你就会失去个人隐私。窗外随时随地会出现一张注视你的脸，敲门声也会在任何时候响起，面对这些，你无处、也无法逃避。你可以将自己暂时地隐藏起来，但你注定跑不了。他们知道你就在这里。他们知道这些，因为你的百叶窗开着，没有人会离开家而不将他的百叶窗关上。（当然，你也可以关上百叶窗呆在家里，骗他们说你不在，但是你未来的生活就注定无可挽回地沉浸在黑暗里。）你的行动受到监听，你的信件受到检查，你的习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人品头论足。
我相信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法国的专利。去赫布里底群岛抑或佛蒙特抑或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随便什么小村子住上一段时间，你肯定会找到新来者那种神魂颠倒的感觉，并且你肯定以为你在这里已经住了五年或者十年。很显然，一定会有许多人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然而我却不能。我喜欢的是，在每一个方圆五十码的范围内，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都毋须对任何人作出解释。我期望能够在我的生活中多保留一点我的个人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我来说，一个村庄——即使是在圣博奈特一勒佛洛伊德，我心目中的理想村落——也要遥隔一段距离来欣赏。它的确是一个值得拜访的地方，但是，我却并不想生活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