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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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被人讲过的老故事。
公元1839年，即清道光十九年，山西官场出了件怪事。介休县一位姓林的县长（当时的正式称谓是“知县”），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告发一系列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并请求省府转呈中央。揭发的内容有二十二条，几乎涉及本省所有主要官员，还涉及到一个大学士（汤金钊）和一个尚书（隆云章）。明清两代，有内阁，无宰相，身为阁臣的大学士地位很高，实际上被官场和民间视为宰相。尚书当然就是部长。那时中央政府只有六个部，即吏部（管官员）、户部（管财政）、礼部（管教化）、兵部（管军事）、刑部（管刑律）、工部（管建设），所以尚书的地位也很高。清代官阶，内阁大学士正一品，尚书从一品，都是“位极人臣”涉案官员的级别如此之高，范围如此之广，一旦上报朝廷，惊动圣听，立马就会引起轩然大波，不知多少人身家不保。
山西藩台张澧中接到报告，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他太知道这里面的利害了。林县长的报告是正式公文，压是压不住的。林县长的举报证据确凿，赖也是赖不掉的。赖，只会越描越黑；压，则犯了欺君之罪。当然，就这么交上去也不行。因为这些事他自己都有份。思前想后，只好硬着头皮向新任巡抚杨国桢汇报。
这里我们要稍微交代一下清朝的官制，因为这点知识我们总归用得着。清制，省一级的地方官和府、州、县不同，是两个，即藩台和臬台。藩台和臬台同为省长，只是职权范围不同。藩台的正式官名是承宣布政使，简称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另外，省内官员的升迁调动，理论上也归布政使管。臬台的正式官名是提刑按察使，简称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司法和监察。另外，也管邮政和监考。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有自己的衙门，也都有相当于现在厅、局、科、办的下属职能部门，是地地道道的一级地方政府。布政使的衙门叫布政使司（藩司），按察使的衙门叫按察使司（臬司），号称二司。二司是平级单位（藩司地位略高），平时各行其政，遇到大事则要由二司会议，所以藩司和臬司合起来才是省政府，藩台和臬台也都是省长。
不过藩台和臬台并不是省里的一二把手，因为他们之上还有巡抚。巡抚才是真正的封疆大吏。有人因为巡抚统领一省事务，就说巡抚相当于省长，其实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巡抚和总督一样，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省之上级官员”他们是中央官，不是地方官，因此也都有中央政府的职衔。总督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是名义上的监察部部长。巡抚则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是名义上的监察部副部长。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监察部，起先也都叫“御史台”（汉初也叫“御史府”），明太祖洪武年间改为“都察院”都察院长官叫都御史，副长官叫副都御史，都分左右。左职留在中央，主持监察部（都察院）日常工作；右职派到地方，作为代表中央监察地方的大员。所以，总督和巡抚，原本不是地方官，而是特派员。
总督和巡抚不但是监察官员，还是军事官员。除兼任监察部的部长、副部长外，总督同时还要兼领兵部尚书衔，是名义上的国防部长。巡抚则兼领兵部侍郎甚至兵部尚书衔，是名义上的国防部副部长甚至部长。巡抚和总督既然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省之官”他们的衙门也就只有一些普通工作人员和私人聘请的“幕友”（秘书），没有下属职能部门（厅、局），因此不算一级地方政权或政府。从法理上说，省政府只能是藩司和臬司。
总督和巡抚作为中央派驻地方的官员，开始是非常任的，有事情才指派。但久而久之，就变成常任的了。清代的情况，大体上是巡抚管一省，总督管多省（二个或三个），只有直隶和四川例外。直隶和四川是只有总督没有巡抚的，他们也只管一个省。于是巡抚就成了省里的一把手，藩台（布政使）变成二把手，臬台（按察使）变成三把手。巡抚正二品，藩台从二品，臬台正三品，清代省里面负领导责任的官员，主要就是这三个。
现在省里出了这样的大事，作为二把手的藩台张澧中不敢擅自作主，便向一把手巡抚杨国桢汇报。杨国桢刚刚调到山西不久，正在雁北地区（当时叫朔平府）视察。看了林县长的举报，大为惊诧。林县长说，我们山西，每当钦差大臣（比如大学士汤金钊和尚书隆云章）驾到时，总要由太原府出面，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司（省政府）借二万两银子做招待费，事后再向下属层层摊派。每次摊派的数目，总在三五万上下。这当然是明显的违法乱纪。因为朝廷三令五申，各级官员务必奉公守法，不得铺张浪费，更不得索贿受贿。钦差大臣代天子巡视，就更应该以身作则，怎么可以这样骄纵奢靡？招待一下就是二万两银子，吃工作餐难道要用这么多钱？剩下的钱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落进了钦差大臣的腰包？这是一。其二，招待钦差用了二万两银子，收上来的摊派费却是三五万，多余的钱又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落进了张澧中之流的腰包？要知道，三五万两银子可不是小数。据吴思先生计算，它相当于1000万人民币，在江南一带可以购买二三百处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如果用当时官员的俸禄来计算，则相当于一个一品大员200年的薪水。所以，这两条要是深究起来，张澧中也好，汤金钊和隆云章也好，不掉脑袋，也得掉乌纱帽。
问题在于，张澧中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他们胆大妄为，更不是他们的发明创造。全中国各省各府都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因为各地贫富不均，银两的数字有些出入罢了。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心里都很清楚，他们的前程并不掌握在老百姓手里，甚至也不掌握在皇上手里，而是掌握在上级官员手里。我们知道，当时全国共有18行省。每省一个布政使（藩台），一个按察使（臬台），就是32员。此外，一省一个巡抚（直隶、四川的抚职由总督兼领），共16员。直隶、两江、闽浙、湖广、陕甘、四川、两广、云贵，各总督一员（山东、山西、河南三省没有总督管），共8员。这样，仅省与省之上级官员就有56人。皇帝能看住这些人，就算不错。省以下的地方官，他其实是管不了的，得靠总督、巡抚、藩台、臬台他们来管。这个道理，道、府、州、县们都明白。
问题是，上级官员虽然权力很大，油水却不多，因为他们并不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而且，官越大，离老百姓就越远，搜刮民脂民膏就越困难。这就要靠下级官员来“孝敬”我们知道，帝国的官员包括中枢官员（京官）和地方官员（地方官），而地方官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牧民之官”和“牧官之官”州官、县官是“牧民之官”是管老百姓的。总督、巡抚、藩台、臬台、知府是“牧官之官”是管下级官的。“牧民之官”地位低、权力小、油水大“牧官之官”则相反。因此管官的官要靠管民的官来孝敬，中枢官则要靠地方官孝敬。地方官都有自己的地盘。这地盘上不但长庄稼，也出银子、出女人。地方官要拿一点来用，是很便当的（州官和县官则尤为方便）。老百姓是“羊”地方官是“牧”牧人要从“羊”身上拔几根“羊毛”还不是小菜一碟？
但地方官能够当上牧人，全靠上级官员关照（总督、巡抚、藩台、臬台们则要靠京官关照）。那么，难道不该贡献一点“羊毛”？所以，作为一个地方官，招待来地方视察的上级官员，是他们的本分。下级地方官为自己的上级招待上级“出血”也是他们的本分。比如省里招待中央来的领导，当然要由县里出钱。中央来的领导虽然不会领县里的情，但省里会领。作为一个县长，这也就够了。县长只要哄得省长高兴，前程就有了保障。要他出点钱，他不会有意见。至于省里在计划外多要了一些，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县里向乡里、向百姓收税收费的时候，不也是要多收一些的吗？
因此张澧中他们的做法并不标新立异。他们遵守的，是官场中一条虽不成文，却约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的规矩，当时的说法叫做“陋规”也叫“规礼”反倒是林县长的揭发有些“出格”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大家都在做的事你也告，你这官还想不想当了？所以，杨巡抚看了张藩台汇报，便对陪同视察的朔平知府张集馨说：你们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
荒谬自然有荒谬的原因。原来，前次省里派一位姓虞的知府到介休县查案子的时候，林县长卑躬屈膝百依百顺，要什么给什么。就连虞专员要泡妞，林县长都帮着找人，临了还让他腰包鼓鼓，满载而归。然而虞专员回到省里却没有说林县长的好话，反而撺掇张省长把林县长的一个小岔子上报中央，害得林县长鸡飞蛋打，丢了乌纱帽。你想，县长巴结专员、省长，不就是想落点好处么？即便不能青云直上，至少也得保住顶戴。现在倒好，林县长不但没了升官的希望，连一个小小的县太爷也做不成了，那他凭什么还要巴结你？他又岂能不报这一箭之仇，岂能不设法把自己的“损失”补回来？林县长心里很清楚，张省长断然不敢将材料上交。那好，老子就狠狠敲你一笔，让你们知道七品芝麻官也不是好惹的！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林县长现在成了光脚的，他怕什么！
这件事最后由二品大员张省长向林县长低头，重金买回举报材料了结。具体的价码，是现银一万（可以买三个县职），并将林县长任期内的亏空一笔勾销，由后任承担。作为知情人之一，时任朔平知府的张集馨在他的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中记录了此案的全过程。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以下简称潜规则）一书也引用了此案。根据这个案例，也根据其他证据，吴思先生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历史上的中国官场实际上不是按照中央精神和红头文件来运作，而是靠一系列虽不成文却约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且行之有效的规矩来维持的。这样一种规矩，吴思先生称之为“潜规则”；而在我看来，由此表现出来的腐败，就该叫做“非典型腐败”
这是一个被人讲过的老故事。
公元1839年，即清道光十九年，山西官场出了件怪事。介休县一位姓林的县长（当时的正式称谓是“知县”），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告发一系列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并请求省府转呈中央。揭发的内容有二十二条，几乎涉及本省所有主要官员，还涉及到一个大学士（汤金钊）和一个尚书（隆云章）。明清两代，有内阁，无宰相，身为阁臣的大学士地位很高，实际上被官场和民间视为宰相。尚书当然就是部长。那时中央政府只有六个部，即吏部（管官员）、户部（管财政）、礼部（管教化）、兵部（管军事）、刑部（管刑律）、工部（管建设），所以尚书的地位也很高。清代官阶，内阁大学士正一品，尚书从一品，都是“位极人臣”涉案官员的级别如此之高，范围如此之广，一旦上报朝廷，惊动圣听，立马就会引起轩然大波，不知多少人身家不保。
山西藩台张澧中接到报告，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他太知道这里面的利害了。林县长的报告是正式公文，压是压不住的。林县长的举报证据确凿，赖也是赖不掉的。赖，只会越描越黑；压，则犯了欺君之罪。当然，就这么交上去也不行。因为这些事他自己都有份。思前想后，只好硬着头皮向新任巡抚杨国桢汇报。
这里我们要稍微交代一下清朝的官制，因为这点知识我们总归用得着。清制，省一级的地方官和府、州、县不同，是两个，即藩台和臬台。藩台和臬台同为省长，只是职权范围不同。藩台的正式官名是承宣布政使，简称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另外，省内官员的升迁调动，理论上也归布政使管。臬台的正式官名是提刑按察使，简称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司法和监察。另外，也管邮政和监考。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有自己的衙门，也都有相当于现在厅、局、科、办的下属职能部门，是地地道道的一级地方政府。布政使的衙门叫布政使司（藩司），按察使的衙门叫按察使司（臬司），号称二司。二司是平级单位（藩司地位略高），平时各行其政，遇到大事则要由二司会议，所以藩司和臬司合起来才是省政府，藩台和臬台也都是省长。
不过藩台和臬台并不是省里的一二把手，因为他们之上还有巡抚。巡抚才是真正的封疆大吏。有人因为巡抚统领一省事务，就说巡抚相当于省长，其实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巡抚和总督一样，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省之上级官员”他们是中央官，不是地方官，因此也都有中央政府的职衔。总督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是名义上的监察部部长。巡抚则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是名义上的监察部副部长。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监察部，起先也都叫“御史台”（汉初也叫“御史府”），明太祖洪武年间改为“都察院”都察院长官叫都御史，副长官叫副都御史，都分左右。左职留在中央，主持监察部（都察院）日常工作；右职派到地方，作为代表中央监察地方的大员。所以，总督和巡抚，原本不是地方官，而是特派员。
总督和巡抚不但是监察官员，还是军事官员。除兼任监察部的部长、副部长外，总督同时还要兼领兵部尚书衔，是名义上的国防部长。巡抚则兼领兵部侍郎甚至兵部尚书衔，是名义上的国防部副部长甚至部长。巡抚和总督既然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省之官”他们的衙门也就只有一些普通工作人员和私人聘请的“幕友”（秘书），没有下属职能部门（厅、局），因此不算一级地方政权或政府。从法理上说，省政府只能是藩司和臬司。
总督和巡抚作为中央派驻地方的官员，开始是非常任的，有事情才指派。但久而久之，就变成常任的了。清代的情况，大体上是巡抚管一省，总督管多省（二个或三个），只有直隶和四川例外。直隶和四川是只有总督没有巡抚的，他们也只管一个省。于是巡抚就成了省里的一把手，藩台（布政使）变成二把手，臬台（按察使）变成三把手。巡抚正二品，藩台从二品，臬台正三品，清代省里面负领导责任的官员，主要就是这三个。
现在省里出了这样的大事，作为二把手的藩台张澧中不敢擅自作主，便向一把手巡抚杨国桢汇报。杨国桢刚刚调到山西不久，正在雁北地区（当时叫朔平府）视察。看了林县长的举报，大为惊诧。林县长说，我们山西，每当钦差大臣（比如大学士汤金钊和尚书隆云章）驾到时，总要由太原府出面，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司（省政府）借二万两银子做招待费，事后再向下属层层摊派。每次摊派的数目，总在三五万上下。这当然是明显的违法乱纪。因为朝廷三令五申，各级官员务必奉公守法，不得铺张浪费，更不得索贿受贿。钦差大臣代天子巡视，就更应该以身作则，怎么可以这样骄纵奢靡？招待一下就是二万两银子，吃工作餐难道要用这么多钱？剩下的钱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落进了钦差大臣的腰包？这是一。其二，招待钦差用了二万两银子，收上来的摊派费却是三五万，多余的钱又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落进了张澧中之流的腰包？要知道，三五万两银子可不是小数。据吴思先生计算，它相当于1000万人民币，在江南一带可以购买二三百处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如果用当时官员的俸禄来计算，则相当于一个一品大员200年的薪水。所以，这两条要是深究起来，张澧中也好，汤金钊和隆云章也好，不掉脑袋，也得掉乌纱帽。
问题在于，张澧中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他们胆大妄为，更不是他们的发明创造。全中国各省各府都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因为各地贫富不均，银两的数字有些出入罢了。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心里都很清楚，他们的前程并不掌握在老百姓手里，甚至也不掌握在皇上手里，而是掌握在上级官员手里。我们知道，当时全国共有18行省。每省一个布政使（藩台），一个按察使（臬台），就是32员。此外，一省一个巡抚（直隶、四川的抚职由总督兼领），共16员。直隶、两江、闽浙、湖广、陕甘、四川、两广、云贵，各总督一员（山东、山西、河南三省没有总督管），共8员。这样，仅省与省之上级官员就有56人。皇帝能看住这些人，就算不错。省以下的地方官，他其实是管不了的，得靠总督、巡抚、藩台、臬台他们来管。这个道理，道、府、州、县们都明白。
问题是，上级官员虽然权力很大，油水却不多，因为他们并不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而且，官越大，离老百姓就越远，搜刮民脂民膏就越困难。这就要靠下级官员来“孝敬”我们知道，帝国的官员包括中枢官员（京官）和地方官员（地方官），而地方官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牧民之官”和“牧官之官”州官、县官是“牧民之官”是管老百姓的。总督、巡抚、藩台、臬台、知府是“牧官之官”是管下级官的。“牧民之官”地位低、权力小、油水大“牧官之官”则相反。因此管官的官要靠管民的官来孝敬，中枢官则要靠地方官孝敬。地方官都有自己的地盘。这地盘上不但长庄稼，也出银子、出女人。地方官要拿一点来用，是很便当的（州官和县官则尤为方便）。老百姓是“羊”地方官是“牧”牧人要从“羊”身上拔几根“羊毛”还不是小菜一碟？
但地方官能够当上牧人，全靠上级官员关照（总督、巡抚、藩台、臬台们则要靠京官关照）。那么，难道不该贡献一点“羊毛”？所以，作为一个地方官，招待来地方视察的上级官员，是他们的本分。下级地方官为自己的上级招待上级“出血”也是他们的本分。比如省里招待中央来的领导，当然要由县里出钱。中央来的领导虽然不会领县里的情，但省里会领。作为一个县长，这也就够了。县长只要哄得省长高兴，前程就有了保障。要他出点钱，他不会有意见。至于省里在计划外多要了一些，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县里向乡里、向百姓收税收费的时候，不也是要多收一些的吗？
因此张澧中他们的做法并不标新立异。他们遵守的，是官场中一条虽不成文，却约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的规矩，当时的说法叫做“陋规”也叫“规礼”反倒是林县长的揭发有些“出格”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大家都在做的事你也告，你这官还想不想当了？所以，杨巡抚看了张藩台汇报，便对陪同视察的朔平知府张集馨说：你们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
荒谬自然有荒谬的原因。原来，前次省里派一位姓虞的知府到介休县查案子的时候，林县长卑躬屈膝百依百顺，要什么给什么。就连虞专员要泡妞，林县长都帮着找人，临了还让他腰包鼓鼓，满载而归。然而虞专员回到省里却没有说林县长的好话，反而撺掇张省长把林县长的一个小岔子上报中央，害得林县长鸡飞蛋打，丢了乌纱帽。你想，县长巴结专员、省长，不就是想落点好处么？即便不能青云直上，至少也得保住顶戴。现在倒好，林县长不但没了升官的希望，连一个小小的县太爷也做不成了，那他凭什么还要巴结你？他又岂能不报这一箭之仇，岂能不设法把自己的“损失”补回来？林县长心里很清楚，张省长断然不敢将材料上交。那好，老子就狠狠敲你一笔，让你们知道七品芝麻官也不是好惹的！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林县长现在成了光脚的，他怕什么！
这件事最后由二品大员张省长向林县长低头，重金买回举报材料了结。具体的价码，是现银一万（可以买三个县职），并将林县长任期内的亏空一笔勾销，由后任承担。作为知情人之一，时任朔平知府的张集馨在他的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中记录了此案的全过程。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以下简称潜规则）一书也引用了此案。根据这个案例，也根据其他证据，吴思先生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历史上的中国官场实际上不是按照中央精神和红头文件来运作，而是靠一系列虽不成文却约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且行之有效的规矩来维持的。这样一种规矩，吴思先生称之为“潜规则”；而在我看来，由此表现出来的腐败，就该叫做“非典型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