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麦麦德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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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告诉你，虽然我是女孩子，可我的吉祥物是一把刀子，你不会吓坏吧？哦，我已经从你的眼里看到了惊讶和不安。是啊，女孩子的吉祥物应该挂在脖子上，一串珍珠、一颗玉坠、一只十字架，或者是一张小男人的小照片可我不是的。我的刀子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是那种真正的刀子，冷冰冰的、沉甸甸的，出鞘时带着不易察觉的风声，有金属的酸味，就像是淡淡的花香。换一句话说，我喜欢刀子，如同一个花痴迷恋着花朵。事实上，在我的故事里，很多时候也总是有花的，只不过当花枯萎的时候，刀子还在花丛里闪烁着安静的光芒。泡桐树老了，南河干枯了，瓦罐寺坍塌了，可我还是我，刀子还他妈的是刀子啊。
十二岁的时候我有了第一把刀子，十八岁的时候我有了另一把刀子。
两把刀子都是生日的礼物。
十二岁的刀子是土耳其的弯刀，十八岁的刀子是德国的猎刀。至少陶陶送我猎刀的时候，他说是真正的德国货。
那天窗外落着雨水，窗户上粘着雨珠，雨珠就像电影里俗得发腻的眼泪。陶陶牛高马大，蒲扇一样的双手捧着刀子，刀子用红绸缎裹着，裹了一层又一层，在十八只蜡烛的照耀下，就像他的双手捧着一滩鲜血。我把那家伙接过来，掂了掂，就知道是一把好刀。红绸缎一层一层地解开，刀子跟个婴儿似地躺在里边，又嫩又亮，亮得透明，也亮得扎眼，弧线那么优雅、柔和，却千真万确是一把好刀。刀子看起来甚至就像可怜的小宠物，而其实正是刀刀可以见红的猎刀。刀身有一尺长吧，还凿着细如发丝的凹槽，我把它握在手里，就像握着了一束阳光。刀把上缠着一圈一圈的铜线，金黄色的铜线，看起来是那么的温暖，只有我的手才晓得，它其实是那么的冰凉。在刀把和刀身之间，横着弯曲的挡板，挡板上刻着一只狼头，白森森的，却睁了眼睛在睡觉。我亲了亲狼头，用刀把大蛋糕切成了一十八牙。刀子是真他妈的锋利呢，它剖开蛋糕就像剖开一汪清水，蛋糕的剖面非常的光滑，光滑得好似小美人的脸蛋。
我一手拖了刀子，一手圈了陶陶的颈子，在他的耳轮上“吧”地亲了一大口。陶陶很高，为了受我一亲，他得俯下身子，这就叫你们说的那个屈尊吧？我说，谢谢陶陶。
陶陶屈尊地笑了一笑，他笑起来也就是把嘴角歪了一歪。他说，风子，风子你喜欢就好。陶陶是我的同班同学，是我喜欢的男孩。我看他，他看我，两情相悦，彼此顺眼，都不是问题孩子。什么是问题？有问题的人看没问题的人，不也全成了他妈的有问题？
噢，那一天是过去多久了？想起来，那一天的雨水淋在头上，好像还没有风干。
是的，我是愿意和你谈谈我的故事，谈谈我的两把刀子，可你千万别拿那种眼光看着我，就像东方时空的主持人，看着一个问题女孩，万分关怀也是万分痛心的样子，刨根问底要弄出点什么启迪青少年。别这样，拜托你，你真的别这样，啊？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随便谈一谈。就像在茶楼里喝茶，或者在南河的堤坝上遛达，很随便当然也是很正常地谈一谈。噢，是的，谈一谈，因为我很怕“谈心”这个词，谁只要说要跟我谈谈心，我立刻就要晕死过去的。很久以来，我都难得开口说什么话了。尊口免开，这个词，我没用错吧？哦，错了，那就错了吧。反正我的意思是说，我很久不说话了，我的嘴巴都要发臭了，看来的确是应该跟谁谈一谈了。就像把下水道的盖子揭开，敞一敞吧。跟谁谈呢，最好就是你这样的人吧，跟我素昧平生，不知道我的过去和我的今后，只知道我就是我说出的那一堆东西。那一堆东西里边有诚实也有谎言，当诚实多于谎言的时候，它就像一个肉馅很小的包子，虽然不上口，却经得住饿。可当谎言掩盖住诚实的时候，它就像一杯浇了冰激淋的非洲黑咖啡，在舔去了甜蜜之后，苦得你发慌。你别笑，我哪懂得什么哲学，哲学不是我这种人能谈的，也不是一个女孩子该谈的，对不对？我只是打了一个比方，用这种方式先谈谈自己，也许就说明我还是很正常的吧。
真的，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一个问题女孩。你也别拿什么问题来难为我，更不要让我接受什么心理测试了，发问卷、填表格，诸如多大年龄、什么血型、属于哪个星座、有何特长、暗恋偶像、是否失去过贞操等等等等，那完全一个傻瓜的感觉。当然，我晓得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傻瓜的世界，对不对，到处是傻瓜相机、傻瓜飞机、傻瓜明星、还有傻瓜的男孩和女孩。就连奔四十的男男女女都自称“男孩”、“女孩”嗲得让人发腻。满世界都是傻瓜，可傻瓜堆里也就一个家伙是伟大的，那就是阿甘，也就是所谓的弗雷斯特？冈普。这是我们亲爱的英语老师宋小豆告诉我们的，她说，是弗雷斯特？冈普，而不是阿甘。她还是我们的班主任，经常用中英文夹杂着骂我们是地道的傻瓜，却出不了一个真正的冈普。她随手在黑板上写了一行英文，我现在还记得那些洋码儿，因为这是她对我们的梦想，forrestgump，她说，是冈普，冈普现在都成了天才的别名了。她冷冰冰地说，不要怪我骂你们是傻瓜，我是做梦都希望高二？一班出一个冈普。
哦，可我真的不想成为冈普，或者那个更为知名的阿甘。我也不喜欢跑步、打乒乓，或者捕鱼捞虾。他的绝活是跑步，可是他跑那么快有屁用呢，他爱的女人还不是赶在他前头死掉了。我就算是傻瓜吧，我也想做个正常的傻瓜。正常的傻瓜就是傻瓜，跟天才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的，我就是一个正常的傻瓜，就读一所最稀松平常的中学，每天以无所事事打发漫长的时光。好在我的运气不错，期末只有两三门功课需要补考。这就是说我还算规矩，没有傻到逃学旷课，背了书包学三毛大街小巷去流浪。我说的三毛是头上只有三根毛的小叫化，不是你们喜欢的那个长头发女人。她的书我没有读过，写字的书我读起来都累得慌。我过去只喜欢漫画、连环画、卡通片，现在甚至连这些东西都放到一边去了。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毛病，到了什么年龄就该用什么年龄的方式来说话，对不对？前年我在贵州遇见一个东北女孩，她满口半生不熟的贵州话，我说你搞什么名堂，是东北人就说东北话嘛！这一回她是说了东北话，就是赵本山那种哭兮兮的东北话，她说，咋的呢，走啥山上唱啥歌儿呢！我一下子笑起来，笑得半死，我想起课本上毛主席的话，叫做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我就说，真他妈有意思，你简直就是打东北腔的毛主席啊！她笑起来，用贵州话说，啥子格毛主席嘞，我是正常的女娃娃嘞。
哦，你听，我们都是正常的女孩子啊。但有些家伙偏偏说我不正常，就因为，我喜欢的东西是刀子。
哦，一开始我就说过了，我的吉祥物是刀子。仅仅是刀子。可在一个所谓正常的世界里，女孩子是不配喜欢刀子的，你说对不对？可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像我这样的傻瓜，是啃着连环画长大的。我最怕别人跟我罗嗦什么琴童、画童，还有贝多芬、莫扎特、毕加索，我们哪配提他们呢，提了都是糟蹋圣人啊。我读的第一本连环画是阿拉伯的故事集，勇士麦麦德为了向人证明他的勇气和诚实，就把一把刀子插在了自己的脚背上。那只光秃秃的赤脚塞满了满满一页的画面，连刀把都冲到画框外边去了，血顺着刀刃往上冒，把寒冷的刀子都烫弯了。我觉得那刀也像穿破了我的血管，把我的全身都烧烫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喜欢上刀子了。
勇士麦麦德，又叫做沙漠中的麦麦德，他骑着单峰骆驼，披着长长的白袍，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明明还是很年轻的男人，眼睛里却全是苍老的感情。我要是能听到他的声音，一定也是苍老、嘶哑的吧。麦麦德最爱说一句话，这可怜的人啊！在勇士麦麦德的眼里，穷人、富人，朋友、敌人，都莫不是可怜的人呢。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这句话，可不知不觉的，我也老把它挂在了嘴边上。我就想，我们都真是他妈的可怜人吧，可谁又在可怜谁呢？
我是看着麦麦德的连环画长大的。如果把这些连环画加起来，可以塞满几口大皮箱子。但是，它们现在一本也找不到了。我是一个跟书没缘分的人，到手的书，都随看随丢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的课本在期末总有一半找不到了。是啊，我就想，我对麦麦德尚且如此，何况是狗屁不通的课本呢。
小学的时候，为了我期末总有补考，妈妈没有少扇过我的大耳光。后来，妈妈就不再打我了，因为我比妈妈还高了，高出一个头了，我上高二了。那一回妈妈朝我举起手来，我一把就把她的手抓住了。我说，妈妈，你别碰我。你别碰我了。我使劲掰住妈妈的手腕，我说，妈妈，你真的别碰我了！妈妈的眼窝里淌出泪水来，她说，我没有白养你，你的手真是有劲了啊从那以后，妈妈再没有碰过我了。
爸爸是从来都不打我的。即便是看着我成绩单上一半的不及格，他也没有发过一次脾气的。我所知道的爸爸，是没有脾气的爸爸。他看着我时的表情，总是露着微笑，再加上一点儿歉意。爸爸总是给我尽可能多的零花钱，我就用其中的一大半买了麦麦德。爸爸知道我喜欢沙漠，喜欢麦麦德，我过十岁生日的时候，他就用草绿色的床单把我裹起来，他裹得那么耐心、细致，我从没有看见爸爸这样一丝不苟地做事情。床单裹住了我的头、大半个脸、脖子、身子，最后拖在粘着落叶的湿地上。湿地上墁了青砖，还长着青苔。爸爸给我拍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我的头是微微埋着的，这使从床单中露出来的眼睛有些上翻，有了那个年龄少有的冷漠和阴郁。哦，其实我并不阴郁和冷漠，至少，我没有扮成麦麦德的时候，我看起来是多么热情和外向啊。
拿到照片的时候，我傻乎乎地想，要是别人问我，你是谁的孩子啊？我就回答我是麦麦德的孩子啊！可从来没人这么问过我，唉，从来没有我的回答也就在肚子里边烂掉了。
我过12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隔着蛋糕和点燃的12根红蜡烛，递给我一把土耳其的弯刀。这就是我的第一把刀子，刀身歪曲着，就像一把镰刀，也像一个苍老的老人。我拿手试了试，却试不出锋刃。但是爸爸告诉我，弯刀的锋刃是力量，弯刀加上力量，可以切断骏马的脖子。那时候我还听不懂爸爸的话，当然，那些话里可能根本就没有话，一把弯刀，就是一把弯刀。弯刀的刀柄上镶嵌着宝石，红红绿绿的宝石，刀鞘是鲨鱼皮的，或者是鲸鱼皮的，谁知道呢，反正带着海洋的盐渍味，上边还烙着虫子一样的阿拉伯文。把我喜欢得不得了，就像它真被麦麦德白晰的手指抚摸过。我把刀挂在墙壁上，早晚都看不够。有一回我还把弯刀带到学校拿给同学看，我说，我爸爸是少将，驻土耳其大使馆的武官。我说这话的时候，一点也不脸红。其实我一边说一边在想，我是他妈的快吹破牛皮了。我爸爸是什么少将武官！只是一座军需仓库的副股长罢了。那仓库远在南线的丫丫谷，离我生活的城市隔着天远地远，坐越野吉普也要跑三天两夜呢。我那张模仿麦麦德的照片就是在丫丫谷的营房拍的，背景是百八十座碉堡一样的仓库，仓库后边就是被雨水淋湿的群山和森林。我也把这张照片拿给同学们看过，我说我是去土耳其探亲时照的。我说，那儿靠近土耳其的南部边境，是麦麦德的出生地。其实，那刀跟麦麦德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爸爸的一个老战友送的罢了。这个叔叔早就转业了，多年来在新疆——哈萨克斯坦一线跑边贸。
我的确是吹牛了，可我并不为此感到羞愧。在学校里，同学们为了争面子，哪个没有撒过这样那样的谎呢，告诉你吧，我们全班同学的家长都是有头有脸的，有的是工商局的局长，有的是刑事法庭的庭长，有的是“太平洋百货”的老总，最臭的也是揣着持枪证的警察可我心里雪亮，全是些鬼话。在这种事情上，说真话的是傻瓜。真正的傻瓜，和天才的弗雷斯特？冈普没有一点关系。如果你稍稍聪明一些，你就晓得说你爸爸是下岗工人，也没人给你捐献希望工程啊。
我的十八岁生日是在麦当劳过的。我的生日是4月11号，4月11号确实是一个非常平庸的日子，除非一个和我同月同日出生的家伙名扬四海，它才会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好时辰。我是在麦当劳和同学们一起过的生日。爸爸没有回来，他还在秋风落叶的丫丫谷保卫军需仓库，仓库们活像碉堡，都是圆柱体的，有着一个尖尖的屋顶，就像是一些戴着草帽、不苟言笑的农民。妈妈也没有回来，她跟着爸爸的老战友跑边贸去了。就是那个送我弯刀的老战友，他现在据说是发了，手下有了十七、八辆大篷车，涂得花里胡哨的，载着清仓查库弄来的陈货，在尘土飞扬的中哈边境乱窜。他邀请妈妈做他的合伙人，我觉得很可笑。我问妈妈，你都下岗了，拿什么去合伙呢？
妈妈说，除开你爸爸和他的战友情不算，我还兼着他的会计呢，算是拿我自己去入伙
我莫名其妙地觉得不安逸，我说，把你自己拿给那个叔叔去入伙，有这种战友情吗？妈妈，这合适吗？
妈妈显然是心烦了，她心烦了就什么道理都不讲，她说，合适？我不晓得这有什么不合适！
唉，我就想，可怜的妈妈，她在闹更年期了吧，她跟我说过，她现在常常失眠、心慌、耳鸣，月经紊乱呢。妈妈下岗以后，爸爸赠送给妈妈一架老年车，约等于那种三只轮子的自行车。有一回妈妈骑着老年车横穿大街，差点被一辆飞驰而来的面的撞倒。妈妈破口大骂司机瞎了眼，司机是个小伙子，赔着罪，说自己没有看见她。妈妈就冷笑，说，你没有看见我？退回去一二十年，你只怕老远就看见我了！围观的人群轰然大笑，妈妈的锦言妙语一夜之间传遍了东郊一百零八坊。稍稍上点年纪的人点头叹气，说，退回去一二十年，那还用说！我这才晓得，一二十年前，妈妈的姿色、风情，在灰蒙蒙的东郊也算是一绝的。唉，怎么我从小看她，她就是一个中年妇人呢？我只觉得她那双吊眼睛长得很古怪，睫毛很长、眼睛很湿，湿得跟她的年龄不相称。我也是后来才晓得，大概是伊娃告诉我的吧，吊眼睛就是丹凤眼。我不是丹凤眼，我的眼睛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一个名字啊。我的眼睛像爸爸，很正常的，也是很平常的，两孔眼窝，一双眼珠，如此而已。
妈妈在那件未遂的车祸之后，当天就把老年车卖给了收破烂的，把钱拿去搓了几天几夜的小麻将。我就晓得，这灰蒙蒙的东郊，发霉、潮湿的红砖楼，已经留她不住了。妈妈的事情，让我想通了很多的事情，后来我就告诉她，妈妈，走吧走吧，你能走就走了算了吧。
这一点你该相信，这世界上我谁他妈的都不欠，我还欠着我妈妈是不是，撇开养育之恩不说，我至少还欠她一条命啊。那么就算我再让不得人，我还得让着她一个人吧？何况，她已经下岗了，她不去跑边贸，她还能骑着老年车，湿着丹凤眼，守着麻将桌，泡完后半生啊？我把妈妈放走了。爸爸说，要看顾好妈妈，可我只能放她走了。听说毛主席也说过是不是，——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她去吧！
我记不得妈妈去了多久了，反正是很久很久了吧。
生日的那天早晨，爸爸给我通了电话。军线转地方线，岔来岔去，声音变得特别的不清楚，我只听清了丫丫谷的风声和雨声，爸爸微弱的声音反而成为了风雨的背景，一个可怜的噪音，在重复祝贺我生日快乐。妈妈则没有一点动静，不知她已经跑到中亚的哪一国去了，反正，不是这个斯坦，就是那个斯坦吧。中亚到处都是斯坦，就像丫丫谷到处都有不说话的仓库。不过，我告诉自己，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一个电话嘛，我又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女孩子。
那天晚上在麦当劳，我显得很开心。麦当劳什么时候都是温暖的。春天的夜里，街上落着雨水，不停地驶过溅起水花的汽车，麦当劳就显得更加温暖了。服务生都穿着粗条纹的体恤跑来跑去，像咬紧了嘴巴的灰狗子。陶陶叫来了一大帮同学，连我刚好是18个。我吹灭了一根蜡烛，每个人都替我吹灭了一根蜡烛。蜡烛熄灭以后，飘出十八股青烟，那带点辛辣的臭味刺激到眼睛里，我的眼睛就眨巴眨巴地变湿了。这跟哭没有关系，谁叫蜡烛有这么多，多得可以煮熟一只老鸡婆呢。
在18根蜡烛熄灭前，陶陶把裹好的猎刀送给我。
陶陶说，是地道的德国货。我问他哪来的？他说是搞来的。我就不多问了。陶陶有陶陶的搞法，我认为这个与我无关。重要的是他送了我这把刀子，这把千真万确的好刀。
那天晚上，我们喝完了几十杯可乐，啃完了几十只鸡腿，还吞下了几十份汉堡。是阿利买的单。陶陶是阿利的保护人，而我是陶陶的女朋友，阿利买单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可怜的阿利其实不姓阿也不姓利，因为他全穿印了lee的名牌服装，他就成了阿利了。
不过刚开始上高一的时候，我们是全都叫他阿雷的。lee不就是叫做雷牌么？我们都叫他阿雷，他也都嗯嗯地认了。有一天宋小豆上课，问今天谁是值日生？我们都说，是阿雷。宋小豆皱紧了眉头，眉心里都皱出了一颗小疙瘩。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lee，她说，读什么？我们说，雷！宋小豆呸了一口，就好象呸是雷的回声。她接着就用英文骂了一句什么，我想大概是一帮蠢货吧。但她自己翻译出来，却是一群可怜虫。她也说可怜，可怜的宋小豆，我不喜欢她这么说。
宋小豆用粉笔把lee圈了一圈又一圈，就像蜘蛛吐丝把阿雷缠在了最当中。她说，勒－依－li－李，读李。哪来什么雷呢？港台电影看多了，雷锋也成了李锋，李逵也成了雷逵，真是不土不洋，天打雷劈。我的学生，是李就是李，是雷才是雷。李逵和雷锋，风马牛不相及啊，对不对？
我们相互望了望，似乎都很惭愧，因为我们这群可怜虫居然全都是她的学生啊。
宋小豆手指捏住粉笔，在黑板上轻轻叩着，黑板居然发出很清脆的声音，就跟叩响了瓷器似的。这一招，我们后来都试过，全都不灵。宋小豆说，知道李光耀吧，从前新加坡的总理，他的英文名字就是，她背过身去，李光耀就成了唰唰唰的几声粉笔响，然后他像照片一样从黑板深处显影出来了，就是leekuanyew。lee的本义，宋小豆说，就是庇护所、避风处。她顿了顿，想再说点什么，但那表情却是说了也白说，于是有一只嘴角斜着弯了弯，就跟假笑似的。她说，这个孩子，这个你们叫阿雷的孩子，天晓得，他是庇护别人还是别人庇护他啊？她摇摇头，用英语咕哝了一句什么，我估计是唉，不可思议吧？
宋小豆摇完了头，就说，你们还叫他，就是他，她伸长手指指着阿雷，她说，还叫他阿雷吗？我们全都嗡了一声，说“阿－李－”
阿李？宋小豆用嘴巴和粉笔同时重复了这两个声音。她说，阿李对你们有什么用呢，阿李跟李四、王五有什么区别呢，连阿猫、阿狗都不是，就连一根肉骨头都不是，还值得你们这么又争又抢的！宋小豆说着，终于把假笑换成了一脸盈盈的笑，听起来、看起来也都不讨厌。她说，就叫阿利吧，一身名牌，有利可图是不是？她又用手指点了点阿利，说，阿利，你也更像是一个名字了，对不对？
大家全都看着阿利，阿利红了脸。一片掌声和嘘声响过，从那天起，阿利就是阿利了。
阿利为我的18岁生日买了单。我为了表达自己的谢意，就在陶陶的耳轮上“吧”地亲了一大口。陶陶长得很高大，有1米80了，耳朵跟佛似的，又大又厚，垂到下边，还朝内卷了一下。老年人说，耳大有福，这一卷，就连一点儿福气都不会漏走了。陶陶的头发不长不短，刚好披到衣领上，他的鼻子高高的，高得脸上都看不出表情了。朱朱说，陶陶扮酷，假得很。我就说，是啊是啊，大明星的酷也是扮出来的。扮嘛，都有一点假，对不对？朱朱说，呸！
我也在阿利的耳垂上亲了一下子。阿利长着一对招风耳，样子有点像兔子，眼睛红红的，耳垂尖尖的，嘴唇咂上去是滑嫩嫩的。他家里很有钱，他为什么要读泡中呢？很多人都问过他，你可以出钱到重点中学，一中或者二十四中，当钱学生啊？阿利总是腼腆地笑一笑，只在私下对我说，我不去重点中学，我爸爸也不让我去重点中学。爸爸说，去重点中学是遭践踏，读泡中是受摔打。说不定就摔出一个样子了。我说，什么样子啊？阿利说，就是好样子啊，好样的好样子。我也笑了，我说阿利，你爸爸觉得你摔出来了吗？阿利说，你说呢，我有什么样子？
阿利的样子怯怯的，我就拍拍他的可怜的小脸，我说，阿利总会摔出一个好样子，是不是？
其实在泡中，谁又是我们的好样子呢？谁知道呢，知道了还能是泡中？我比阿利少了很多钱，倒是多了两把刀。两把好刀呢。我把土耳其弯刀留在墙上，德国猎刀压在了枕下。有两把刀子陪伴着，我的觉就睡得很结实，不做梦，不打鼾，睡得死沉沉的。
噢，是的，我姓何，何凤。但我不喜欢别人叫我何凤。我一直都不喜欢别人这么叫我何凤。只有在填各种登记表的时候我才把自己写成是“何凤”不过，我从小学起，就常常故意把自己写成了“何风”这样，我就觉得自己沾了一点男人气了，不那么像女孩子了。我讨厌见到毛毛虫就惊声尖叫的女孩子，也讨厌男人瞅一眼就满脸通红的女孩子。而且，我的确是很喜欢风呢。风是看不见的东西，却是那么的有气力，刮一个整夜，可以把街上的脏东西都刮得干干净净。我居住的这座城市位于西南的腹地，靠近西藏高原，至少西藏高原的风可以吹到我们的城市来。我们的城市不是一座干净的城市，在我的眼里，那些可怜的街道真是太脏了，到处是纸屑、果皮，老年人的酽痰，还有民工拉的野屎。我们的城市倒是经常都在下雨的，西南的雨水是绵渍渍的，温嘟嘟的，整夜整夜地下着。可我是多么喜欢冬天的来临啊，北方的风整夜整夜地吹。那些小刀子一样的北风多么有气力，它们爬过了秦岭，刮过了四条大河和五百里的平原，一直刮吹进了我们的城市，把那些脏东西都统统吹走了。第二天早上出门，空气冷嗖嗖的，吹到我的脸上，又爽又脆，搭眼看去，到处都干干净净的，我心里真有了说不出的安逸。
初二的下学期，我收到了第一封情书，我的名字被歪歪扭扭地写成了“何锋”我一下子就难过了。我讨厌把字写得很臭的男孩，可我还是差点为“何锋”这两个破字掉了泪。“何锋”是我哥哥的名字。何锋在一岁或者是两岁的时候被爸爸弄丢了。那年过“八一”爸爸带着何锋去参加老战友的聚会，他们都喝多了。他们仗着酒劲，说了多少豪言壮语，发了多少的牢骚啊，他们把天都喝黑了。爸爸摸回家时才发现，何锋没有了。爸爸倒在地上，而妈妈的眼睛都直了。我不晓得在那个漫长的夏天里，爸爸和妈妈是怎么过来的。我还记得，好多年以后，有一个后半夜我起床上洗手间，突然看见妈妈坐在厨房的黑暗里，吸烟、喝酒，路灯和烟头把妈妈的眼睛映成了阴暗的绿色和红色。酒是用枸杞和毒蛇浸泡过的，在屋子里散发出蒙汗药一样的味道。我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妈妈，我说，妈妈，你在想念爸爸吧？妈妈用沙哑的声音笑了笑，妈妈的声音就是从那个夜晚开始沙哑的，沙哑得如同从一堆泡沫的深处穿出来。妈妈说，想他干什么？我在想哥哥。妈妈跟我提到那个丢失的男孩时，从来都不说何锋，也不说你哥哥，而只称做哥哥。我说不出话来，我在心里嘀咕，可怜的妈妈，她真是可怜的妈妈啊。
又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妈妈在怀上我以后，就永远地和爸爸分了床。我是在4月11号出生的，那年的晚春溽热得比三伏天气还可怕，所有的婴儿都没有裹襁褓，又热又湿，湿得水缸里的鱼都生了痱子了。妈妈说，那年4月的孩子都任性得不得了，谁都不服管教呢。
妈妈是说对了。初二的下期，我也给男生写了几封信。我的落名都用的是“何锋”我跟别人说，因为我喜欢刀子，而这是刀锋的锋啊。但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是顶着“何锋”在活啊。“何锋”不在了，这世界上才有了我。男生收到“何锋”的信，都屁巅屁巅地来追我。我喜欢看他们屁巅屁巅的样子。他们也是男孩子？真正好笑啊。
不过，从来没有人叫过我“何锋”爸爸、妈妈叫我何凤，老师也叫我何凤，同学们却都叫我风子，或者说，就是疯子吧，谁知道呢？反正没有白纸黑字地写出来。我都一揽子收下了，叫什么我都回答，叫什么都是在叫我，对不对？
即便别人不叫我的名字，只是冲着我那个方向招呼一声“喂”或者是“嗨”我也不会搞错的，那一定是在叫我呢。我的样子很容易辨认，站在一群人中间，我肯定是最惹眼的。高一的时候我们做过一篇作文我与我的泡中，多他妈温情脉脉的题目啊。我是这样写的：
请你不要问我长成什么模样。每天下午七点钟，你到我们泡桐树中学门口来，你就能一眼认出，哦，那个可怜的家伙就是我啊。从皇城坝广场乘38路车，磨磨蹭蹭朝南走，到了南桥下车，沿河往左，河是南河，两边都是泡桐树。街叫泡桐树，学校也叫泡桐树，树子都高过了院墙，高过三五层楼，叶子肥大，绿得发黑，街上阴森森的，全让泡桐树的叶子染黑了。泡桐树春天开花，开花的时候还没有叶子，紫色的花铺满了枝头，粉嘟嘟的紫色，嫩得不得了等花谢了，然后才是叶子的天下，又绿又黑，黑到深秋。
哦，你到了南桥，顺着左手走两分钟的路，就看到黑墙上钉着一块铜牌子，朝着街道、朝着堤坝还朝着南河。铜牌比校牌还要显眼，铮亮，好看，趾高气扬，上边烙着四个红色的大字：“市级合格中学”这就是说，我们可怜的泡桐树中学啊，不是“重点中学”不是“示范中学”也不是“园林似绿化先进单位”。“合格中学”是我们唯一的金字招牌啊。噢，是的，泡桐树中学的确是合格中学呢，有三个初中年级、三个高中年级，共32个班1201个学生。他们中间藏龙卧虎，每天都要在中午或者黄昏时候干下几桩斗殴、劫财的勾当来，不是在臭气熏天的网吧，就是在小街小巷的拐角，或者天晓得别的什么鬼地方。所以，警察三天两头就跟鬼子进村似地光顾泡中。校长、主任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绝招，每天把我们关小鸡似地关到天黑。是的，说起来很可笑啊，在我们合格中学，光阴的流逝是以天色来计量的。天黑以前，没有老师愿意上课，也没有学生愿意做作业，值日老师就抱着手在走廊上走来走去，从敞开的门口，看我们乱哄哄地磨蹭光阴。天终于黑下来，就像课本上说的，夜幕垂下来了，两个虎背熊腰的保安拉开铁门，我们就蜂拥而出了，人头乱（攒）动，杀（喊）声四起。这时候，你就能一眼认出我来了。
我走在最前边，而且我比所有女生都要高出一个头。我总是边走边把手伸到后颈窝，把校服从头上扒下来。大笼大垮（松松垮垮？）的校服扒下来后，就露出了我那身紧绷绷的皮夹克。我留着短发，短得跟男人的板寸似的，还蹬着陆战靴，走起路来跟巴顿将军一样大步流星。我知道身后有许多男生瞅着我，眼里都要馋出鸟来了。他们说，妈的，看这个假眉假眼（假模假样）的将门千金！
不过，这篇作文我始终没能够把它写完，我现在说给你听的，也只是一个大概吧，意思意思，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况且我不知道接下去又该写什么，如果是流水帐，真不晓得要流到何年何月，想起来都很吓人呢。我就把陶陶的我与我的泡中全文照抄了一遍，遇“男”就改“女”逢“他”就变性，居然得了78分。而陶陶本人却只得了64分，气得他拍桌子骂了句妈的x！分析起来，可能是陶陶的字迹混乱，而我的一笔一划都清清楚楚吧，清楚得就跟小刀子刻在木板上一样的。真的，我的字迹就跟小刀子刻的一样，力透纸背就是这个意思吧？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个缘故，语文老师是个老头子，老单身，老瘪三，肯定看着女孩子更顺眼，看着陶陶牛高马大就莫名其妙不喜欢。我很少在背后说老师的坏话，我说的这些都是真实的。我造谣得不到任何好处，何况是现在。不过，他早已经退休了，在我们离开泡中之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就跟死无对证似的。
*第二部分
还记得我说过的麦麦德吗？沙漠中的英雄麦麦德，白袍、弯刀、单峰骆驼。此外，他还是一个游吟的诗人和哲学家。他比燕子李三更光明正大，比罗宾汉更矫健有力，比我们的政治老师更能讲出伟大的格言。我晓得格言总是很伟大的，不然为什么还叫格言呢？他说过一句格言：经历对有些人是财富，对有些人只是一本流水帐。
如果我告诉你，虽然我是女孩子，可我的吉祥物是一把刀子，你不会吓坏吧？哦，我已经从你的眼里看到了惊讶和不安。是啊，女孩子的吉祥物应该挂在脖子上，一串珍珠、一颗玉坠、一只十字架，或者是一张小男人的小照片可我不是的。我的刀子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是那种真正的刀子，冷冰冰的、沉甸甸的，出鞘时带着不易察觉的风声，有金属的酸味，就像是淡淡的花香。换一句话说，我喜欢刀子，如同一个花痴迷恋着花朵。事实上，在我的故事里，很多时候也总是有花的，只不过当花枯萎的时候，刀子还在花丛里闪烁着安静的光芒。泡桐树老了，南河干枯了，瓦罐寺坍塌了，可我还是我，刀子还他妈的是刀子啊。
十二岁的时候我有了第一把刀子，十八岁的时候我有了另一把刀子。
两把刀子都是生日的礼物。
十二岁的刀子是土耳其的弯刀，十八岁的刀子是德国的猎刀。至少陶陶送我猎刀的时候，他说是真正的德国货。
那天窗外落着雨水，窗户上粘着雨珠，雨珠就像电影里俗得发腻的眼泪。陶陶牛高马大，蒲扇一样的双手捧着刀子，刀子用红绸缎裹着，裹了一层又一层，在十八只蜡烛的照耀下，就像他的双手捧着一滩鲜血。我把那家伙接过来，掂了掂，就知道是一把好刀。红绸缎一层一层地解开，刀子跟个婴儿似地躺在里边，又嫩又亮，亮得透明，也亮得扎眼，弧线那么优雅、柔和，却千真万确是一把好刀。刀子看起来甚至就像可怜的小宠物，而其实正是刀刀可以见红的猎刀。刀身有一尺长吧，还凿着细如发丝的凹槽，我把它握在手里，就像握着了一束阳光。刀把上缠着一圈一圈的铜线，金黄色的铜线，看起来是那么的温暖，只有我的手才晓得，它其实是那么的冰凉。在刀把和刀身之间，横着弯曲的挡板，挡板上刻着一只狼头，白森森的，却睁了眼睛在睡觉。我亲了亲狼头，用刀把大蛋糕切成了一十八牙。刀子是真他妈的锋利呢，它剖开蛋糕就像剖开一汪清水，蛋糕的剖面非常的光滑，光滑得好似小美人的脸蛋。
我一手拖了刀子，一手圈了陶陶的颈子，在他的耳轮上“吧”地亲了一大口。陶陶很高，为了受我一亲，他得俯下身子，这就叫你们说的那个屈尊吧？我说，谢谢陶陶。
陶陶屈尊地笑了一笑，他笑起来也就是把嘴角歪了一歪。他说，风子，风子你喜欢就好。陶陶是我的同班同学，是我喜欢的男孩。我看他，他看我，两情相悦，彼此顺眼，都不是问题孩子。什么是问题？有问题的人看没问题的人，不也全成了他妈的有问题？
噢，那一天是过去多久了？想起来，那一天的雨水淋在头上，好像还没有风干。
是的，我是愿意和你谈谈我的故事，谈谈我的两把刀子，可你千万别拿那种眼光看着我，就像东方时空的主持人，看着一个问题女孩，万分关怀也是万分痛心的样子，刨根问底要弄出点什么启迪青少年。别这样，拜托你，你真的别这样，啊？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随便谈一谈。就像在茶楼里喝茶，或者在南河的堤坝上遛达，很随便当然也是很正常地谈一谈。噢，是的，谈一谈，因为我很怕“谈心”这个词，谁只要说要跟我谈谈心，我立刻就要晕死过去的。很久以来，我都难得开口说什么话了。尊口免开，这个词，我没用错吧？哦，错了，那就错了吧。反正我的意思是说，我很久不说话了，我的嘴巴都要发臭了，看来的确是应该跟谁谈一谈了。就像把下水道的盖子揭开，敞一敞吧。跟谁谈呢，最好就是你这样的人吧，跟我素昧平生，不知道我的过去和我的今后，只知道我就是我说出的那一堆东西。那一堆东西里边有诚实也有谎言，当诚实多于谎言的时候，它就像一个肉馅很小的包子，虽然不上口，却经得住饿。可当谎言掩盖住诚实的时候，它就像一杯浇了冰激淋的非洲黑咖啡，在舔去了甜蜜之后，苦得你发慌。你别笑，我哪懂得什么哲学，哲学不是我这种人能谈的，也不是一个女孩子该谈的，对不对？我只是打了一个比方，用这种方式先谈谈自己，也许就说明我还是很正常的吧。
真的，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一个问题女孩。你也别拿什么问题来难为我，更不要让我接受什么心理测试了，发问卷、填表格，诸如多大年龄、什么血型、属于哪个星座、有何特长、暗恋偶像、是否失去过贞操等等等等，那完全一个傻瓜的感觉。当然，我晓得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傻瓜的世界，对不对，到处是傻瓜相机、傻瓜飞机、傻瓜明星、还有傻瓜的男孩和女孩。就连奔四十的男男女女都自称“男孩”、“女孩”嗲得让人发腻。满世界都是傻瓜，可傻瓜堆里也就一个家伙是伟大的，那就是阿甘，也就是所谓的弗雷斯特？冈普。这是我们亲爱的英语老师宋小豆告诉我们的，她说，是弗雷斯特？冈普，而不是阿甘。她还是我们的班主任，经常用中英文夹杂着骂我们是地道的傻瓜，却出不了一个真正的冈普。她随手在黑板上写了一行英文，我现在还记得那些洋码儿，因为这是她对我们的梦想，forrestgump，她说，是冈普，冈普现在都成了天才的别名了。她冷冰冰地说，不要怪我骂你们是傻瓜，我是做梦都希望高二？一班出一个冈普。
哦，可我真的不想成为冈普，或者那个更为知名的阿甘。我也不喜欢跑步、打乒乓，或者捕鱼捞虾。他的绝活是跑步，可是他跑那么快有屁用呢，他爱的女人还不是赶在他前头死掉了。我就算是傻瓜吧，我也想做个正常的傻瓜。正常的傻瓜就是傻瓜，跟天才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的，我就是一个正常的傻瓜，就读一所最稀松平常的中学，每天以无所事事打发漫长的时光。好在我的运气不错，期末只有两三门功课需要补考。这就是说我还算规矩，没有傻到逃学旷课，背了书包学三毛大街小巷去流浪。我说的三毛是头上只有三根毛的小叫化，不是你们喜欢的那个长头发女人。她的书我没有读过，写字的书我读起来都累得慌。我过去只喜欢漫画、连环画、卡通片，现在甚至连这些东西都放到一边去了。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毛病，到了什么年龄就该用什么年龄的方式来说话，对不对？前年我在贵州遇见一个东北女孩，她满口半生不熟的贵州话，我说你搞什么名堂，是东北人就说东北话嘛！这一回她是说了东北话，就是赵本山那种哭兮兮的东北话，她说，咋的呢，走啥山上唱啥歌儿呢！我一下子笑起来，笑得半死，我想起课本上毛主席的话，叫做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我就说，真他妈有意思，你简直就是打东北腔的毛主席啊！她笑起来，用贵州话说，啥子格毛主席嘞，我是正常的女娃娃嘞。
哦，你听，我们都是正常的女孩子啊。但有些家伙偏偏说我不正常，就因为，我喜欢的东西是刀子。
哦，一开始我就说过了，我的吉祥物是刀子。仅仅是刀子。可在一个所谓正常的世界里，女孩子是不配喜欢刀子的，你说对不对？可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像我这样的傻瓜，是啃着连环画长大的。我最怕别人跟我罗嗦什么琴童、画童，还有贝多芬、莫扎特、毕加索，我们哪配提他们呢，提了都是糟蹋圣人啊。我读的第一本连环画是阿拉伯的故事集，勇士麦麦德为了向人证明他的勇气和诚实，就把一把刀子插在了自己的脚背上。那只光秃秃的赤脚塞满了满满一页的画面，连刀把都冲到画框外边去了，血顺着刀刃往上冒，把寒冷的刀子都烫弯了。我觉得那刀也像穿破了我的血管，把我的全身都烧烫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喜欢上刀子了。
勇士麦麦德，又叫做沙漠中的麦麦德，他骑着单峰骆驼，披着长长的白袍，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明明还是很年轻的男人，眼睛里却全是苍老的感情。我要是能听到他的声音，一定也是苍老、嘶哑的吧。麦麦德最爱说一句话，这可怜的人啊！在勇士麦麦德的眼里，穷人、富人，朋友、敌人，都莫不是可怜的人呢。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这句话，可不知不觉的，我也老把它挂在了嘴边上。我就想，我们都真是他妈的可怜人吧，可谁又在可怜谁呢？
我是看着麦麦德的连环画长大的。如果把这些连环画加起来，可以塞满几口大皮箱子。但是，它们现在一本也找不到了。我是一个跟书没缘分的人，到手的书，都随看随丢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的课本在期末总有一半找不到了。是啊，我就想，我对麦麦德尚且如此，何况是狗屁不通的课本呢。
小学的时候，为了我期末总有补考，妈妈没有少扇过我的大耳光。后来，妈妈就不再打我了，因为我比妈妈还高了，高出一个头了，我上高二了。那一回妈妈朝我举起手来，我一把就把她的手抓住了。我说，妈妈，你别碰我。你别碰我了。我使劲掰住妈妈的手腕，我说，妈妈，你真的别碰我了！妈妈的眼窝里淌出泪水来，她说，我没有白养你，你的手真是有劲了啊从那以后，妈妈再没有碰过我了。
爸爸是从来都不打我的。即便是看着我成绩单上一半的不及格，他也没有发过一次脾气的。我所知道的爸爸，是没有脾气的爸爸。他看着我时的表情，总是露着微笑，再加上一点儿歉意。爸爸总是给我尽可能多的零花钱，我就用其中的一大半买了麦麦德。爸爸知道我喜欢沙漠，喜欢麦麦德，我过十岁生日的时候，他就用草绿色的床单把我裹起来，他裹得那么耐心、细致，我从没有看见爸爸这样一丝不苟地做事情。床单裹住了我的头、大半个脸、脖子、身子，最后拖在粘着落叶的湿地上。湿地上墁了青砖，还长着青苔。爸爸给我拍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我的头是微微埋着的，这使从床单中露出来的眼睛有些上翻，有了那个年龄少有的冷漠和阴郁。哦，其实我并不阴郁和冷漠，至少，我没有扮成麦麦德的时候，我看起来是多么热情和外向啊。
拿到照片的时候，我傻乎乎地想，要是别人问我，你是谁的孩子啊？我就回答我是麦麦德的孩子啊！可从来没人这么问过我，唉，从来没有我的回答也就在肚子里边烂掉了。
我过12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隔着蛋糕和点燃的12根红蜡烛，递给我一把土耳其的弯刀。这就是我的第一把刀子，刀身歪曲着，就像一把镰刀，也像一个苍老的老人。我拿手试了试，却试不出锋刃。但是爸爸告诉我，弯刀的锋刃是力量，弯刀加上力量，可以切断骏马的脖子。那时候我还听不懂爸爸的话，当然，那些话里可能根本就没有话，一把弯刀，就是一把弯刀。弯刀的刀柄上镶嵌着宝石，红红绿绿的宝石，刀鞘是鲨鱼皮的，或者是鲸鱼皮的，谁知道呢，反正带着海洋的盐渍味，上边还烙着虫子一样的阿拉伯文。把我喜欢得不得了，就像它真被麦麦德白晰的手指抚摸过。我把刀挂在墙壁上，早晚都看不够。有一回我还把弯刀带到学校拿给同学看，我说，我爸爸是少将，驻土耳其大使馆的武官。我说这话的时候，一点也不脸红。其实我一边说一边在想，我是他妈的快吹破牛皮了。我爸爸是什么少将武官！只是一座军需仓库的副股长罢了。那仓库远在南线的丫丫谷，离我生活的城市隔着天远地远，坐越野吉普也要跑三天两夜呢。我那张模仿麦麦德的照片就是在丫丫谷的营房拍的，背景是百八十座碉堡一样的仓库，仓库后边就是被雨水淋湿的群山和森林。我也把这张照片拿给同学们看过，我说我是去土耳其探亲时照的。我说，那儿靠近土耳其的南部边境，是麦麦德的出生地。其实，那刀跟麦麦德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爸爸的一个老战友送的罢了。这个叔叔早就转业了，多年来在新疆——哈萨克斯坦一线跑边贸。
我的确是吹牛了，可我并不为此感到羞愧。在学校里，同学们为了争面子，哪个没有撒过这样那样的谎呢，告诉你吧，我们全班同学的家长都是有头有脸的，有的是工商局的局长，有的是刑事法庭的庭长，有的是“太平洋百货”的老总，最臭的也是揣着持枪证的警察可我心里雪亮，全是些鬼话。在这种事情上，说真话的是傻瓜。真正的傻瓜，和天才的弗雷斯特？冈普没有一点关系。如果你稍稍聪明一些，你就晓得说你爸爸是下岗工人，也没人给你捐献希望工程啊。
我的十八岁生日是在麦当劳过的。我的生日是4月11号，4月11号确实是一个非常平庸的日子，除非一个和我同月同日出生的家伙名扬四海，它才会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好时辰。我是在麦当劳和同学们一起过的生日。爸爸没有回来，他还在秋风落叶的丫丫谷保卫军需仓库，仓库们活像碉堡，都是圆柱体的，有着一个尖尖的屋顶，就像是一些戴着草帽、不苟言笑的农民。妈妈也没有回来，她跟着爸爸的老战友跑边贸去了。就是那个送我弯刀的老战友，他现在据说是发了，手下有了十七、八辆大篷车，涂得花里胡哨的，载着清仓查库弄来的陈货，在尘土飞扬的中哈边境乱窜。他邀请妈妈做他的合伙人，我觉得很可笑。我问妈妈，你都下岗了，拿什么去合伙呢？
妈妈说，除开你爸爸和他的战友情不算，我还兼着他的会计呢，算是拿我自己去入伙
我莫名其妙地觉得不安逸，我说，把你自己拿给那个叔叔去入伙，有这种战友情吗？妈妈，这合适吗？
妈妈显然是心烦了，她心烦了就什么道理都不讲，她说，合适？我不晓得这有什么不合适！
唉，我就想，可怜的妈妈，她在闹更年期了吧，她跟我说过，她现在常常失眠、心慌、耳鸣，月经紊乱呢。妈妈下岗以后，爸爸赠送给妈妈一架老年车，约等于那种三只轮子的自行车。有一回妈妈骑着老年车横穿大街，差点被一辆飞驰而来的面的撞倒。妈妈破口大骂司机瞎了眼，司机是个小伙子，赔着罪，说自己没有看见她。妈妈就冷笑，说，你没有看见我？退回去一二十年，你只怕老远就看见我了！围观的人群轰然大笑，妈妈的锦言妙语一夜之间传遍了东郊一百零八坊。稍稍上点年纪的人点头叹气，说，退回去一二十年，那还用说！我这才晓得，一二十年前，妈妈的姿色、风情，在灰蒙蒙的东郊也算是一绝的。唉，怎么我从小看她，她就是一个中年妇人呢？我只觉得她那双吊眼睛长得很古怪，睫毛很长、眼睛很湿，湿得跟她的年龄不相称。我也是后来才晓得，大概是伊娃告诉我的吧，吊眼睛就是丹凤眼。我不是丹凤眼，我的眼睛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一个名字啊。我的眼睛像爸爸，很正常的，也是很平常的，两孔眼窝，一双眼珠，如此而已。
妈妈在那件未遂的车祸之后，当天就把老年车卖给了收破烂的，把钱拿去搓了几天几夜的小麻将。我就晓得，这灰蒙蒙的东郊，发霉、潮湿的红砖楼，已经留她不住了。妈妈的事情，让我想通了很多的事情，后来我就告诉她，妈妈，走吧走吧，你能走就走了算了吧。
这一点你该相信，这世界上我谁他妈的都不欠，我还欠着我妈妈是不是，撇开养育之恩不说，我至少还欠她一条命啊。那么就算我再让不得人，我还得让着她一个人吧？何况，她已经下岗了，她不去跑边贸，她还能骑着老年车，湿着丹凤眼，守着麻将桌，泡完后半生啊？我把妈妈放走了。爸爸说，要看顾好妈妈，可我只能放她走了。听说毛主席也说过是不是，——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她去吧！
我记不得妈妈去了多久了，反正是很久很久了吧。
生日的那天早晨，爸爸给我通了电话。军线转地方线，岔来岔去，声音变得特别的不清楚，我只听清了丫丫谷的风声和雨声，爸爸微弱的声音反而成为了风雨的背景，一个可怜的噪音，在重复祝贺我生日快乐。妈妈则没有一点动静，不知她已经跑到中亚的哪一国去了，反正，不是这个斯坦，就是那个斯坦吧。中亚到处都是斯坦，就像丫丫谷到处都有不说话的仓库。不过，我告诉自己，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一个电话嘛，我又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女孩子。
那天晚上在麦当劳，我显得很开心。麦当劳什么时候都是温暖的。春天的夜里，街上落着雨水，不停地驶过溅起水花的汽车，麦当劳就显得更加温暖了。服务生都穿着粗条纹的体恤跑来跑去，像咬紧了嘴巴的灰狗子。陶陶叫来了一大帮同学，连我刚好是18个。我吹灭了一根蜡烛，每个人都替我吹灭了一根蜡烛。蜡烛熄灭以后，飘出十八股青烟，那带点辛辣的臭味刺激到眼睛里，我的眼睛就眨巴眨巴地变湿了。这跟哭没有关系，谁叫蜡烛有这么多，多得可以煮熟一只老鸡婆呢。
在18根蜡烛熄灭前，陶陶把裹好的猎刀送给我。
陶陶说，是地道的德国货。我问他哪来的？他说是搞来的。我就不多问了。陶陶有陶陶的搞法，我认为这个与我无关。重要的是他送了我这把刀子，这把千真万确的好刀。
那天晚上，我们喝完了几十杯可乐，啃完了几十只鸡腿，还吞下了几十份汉堡。是阿利买的单。陶陶是阿利的保护人，而我是陶陶的女朋友，阿利买单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可怜的阿利其实不姓阿也不姓利，因为他全穿印了lee的名牌服装，他就成了阿利了。
不过刚开始上高一的时候，我们是全都叫他阿雷的。lee不就是叫做雷牌么？我们都叫他阿雷，他也都嗯嗯地认了。有一天宋小豆上课，问今天谁是值日生？我们都说，是阿雷。宋小豆皱紧了眉头，眉心里都皱出了一颗小疙瘩。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lee，她说，读什么？我们说，雷！宋小豆呸了一口，就好象呸是雷的回声。她接着就用英文骂了一句什么，我想大概是一帮蠢货吧。但她自己翻译出来，却是一群可怜虫。她也说可怜，可怜的宋小豆，我不喜欢她这么说。
宋小豆用粉笔把lee圈了一圈又一圈，就像蜘蛛吐丝把阿雷缠在了最当中。她说，勒－依－li－李，读李。哪来什么雷呢？港台电影看多了，雷锋也成了李锋，李逵也成了雷逵，真是不土不洋，天打雷劈。我的学生，是李就是李，是雷才是雷。李逵和雷锋，风马牛不相及啊，对不对？
我们相互望了望，似乎都很惭愧，因为我们这群可怜虫居然全都是她的学生啊。
宋小豆手指捏住粉笔，在黑板上轻轻叩着，黑板居然发出很清脆的声音，就跟叩响了瓷器似的。这一招，我们后来都试过，全都不灵。宋小豆说，知道李光耀吧，从前新加坡的总理，他的英文名字就是，她背过身去，李光耀就成了唰唰唰的几声粉笔响，然后他像照片一样从黑板深处显影出来了，就是leekuanyew。lee的本义，宋小豆说，就是庇护所、避风处。她顿了顿，想再说点什么，但那表情却是说了也白说，于是有一只嘴角斜着弯了弯，就跟假笑似的。她说，这个孩子，这个你们叫阿雷的孩子，天晓得，他是庇护别人还是别人庇护他啊？她摇摇头，用英语咕哝了一句什么，我估计是唉，不可思议吧？
宋小豆摇完了头，就说，你们还叫他，就是他，她伸长手指指着阿雷，她说，还叫他阿雷吗？我们全都嗡了一声，说“阿－李－”
阿李？宋小豆用嘴巴和粉笔同时重复了这两个声音。她说，阿李对你们有什么用呢，阿李跟李四、王五有什么区别呢，连阿猫、阿狗都不是，就连一根肉骨头都不是，还值得你们这么又争又抢的！宋小豆说着，终于把假笑换成了一脸盈盈的笑，听起来、看起来也都不讨厌。她说，就叫阿利吧，一身名牌，有利可图是不是？她又用手指点了点阿利，说，阿利，你也更像是一个名字了，对不对？
大家全都看着阿利，阿利红了脸。一片掌声和嘘声响过，从那天起，阿利就是阿利了。
阿利为我的18岁生日买了单。我为了表达自己的谢意，就在陶陶的耳轮上“吧”地亲了一大口。陶陶长得很高大，有1米80了，耳朵跟佛似的，又大又厚，垂到下边，还朝内卷了一下。老年人说，耳大有福，这一卷，就连一点儿福气都不会漏走了。陶陶的头发不长不短，刚好披到衣领上，他的鼻子高高的，高得脸上都看不出表情了。朱朱说，陶陶扮酷，假得很。我就说，是啊是啊，大明星的酷也是扮出来的。扮嘛，都有一点假，对不对？朱朱说，呸！
我也在阿利的耳垂上亲了一下子。阿利长着一对招风耳，样子有点像兔子，眼睛红红的，耳垂尖尖的，嘴唇咂上去是滑嫩嫩的。他家里很有钱，他为什么要读泡中呢？很多人都问过他，你可以出钱到重点中学，一中或者二十四中，当钱学生啊？阿利总是腼腆地笑一笑，只在私下对我说，我不去重点中学，我爸爸也不让我去重点中学。爸爸说，去重点中学是遭践踏，读泡中是受摔打。说不定就摔出一个样子了。我说，什么样子啊？阿利说，就是好样子啊，好样的好样子。我也笑了，我说阿利，你爸爸觉得你摔出来了吗？阿利说，你说呢，我有什么样子？
阿利的样子怯怯的，我就拍拍他的可怜的小脸，我说，阿利总会摔出一个好样子，是不是？
其实在泡中，谁又是我们的好样子呢？谁知道呢，知道了还能是泡中？我比阿利少了很多钱，倒是多了两把刀。两把好刀呢。我把土耳其弯刀留在墙上，德国猎刀压在了枕下。有两把刀子陪伴着，我的觉就睡得很结实，不做梦，不打鼾，睡得死沉沉的。
噢，是的，我姓何，何凤。但我不喜欢别人叫我何凤。我一直都不喜欢别人这么叫我何凤。只有在填各种登记表的时候我才把自己写成是“何凤”不过，我从小学起，就常常故意把自己写成了“何风”这样，我就觉得自己沾了一点男人气了，不那么像女孩子了。我讨厌见到毛毛虫就惊声尖叫的女孩子，也讨厌男人瞅一眼就满脸通红的女孩子。而且，我的确是很喜欢风呢。风是看不见的东西，却是那么的有气力，刮一个整夜，可以把街上的脏东西都刮得干干净净。我居住的这座城市位于西南的腹地，靠近西藏高原，至少西藏高原的风可以吹到我们的城市来。我们的城市不是一座干净的城市，在我的眼里，那些可怜的街道真是太脏了，到处是纸屑、果皮，老年人的酽痰，还有民工拉的野屎。我们的城市倒是经常都在下雨的，西南的雨水是绵渍渍的，温嘟嘟的，整夜整夜地下着。可我是多么喜欢冬天的来临啊，北方的风整夜整夜地吹。那些小刀子一样的北风多么有气力，它们爬过了秦岭，刮过了四条大河和五百里的平原，一直刮吹进了我们的城市，把那些脏东西都统统吹走了。第二天早上出门，空气冷嗖嗖的，吹到我的脸上，又爽又脆，搭眼看去，到处都干干净净的，我心里真有了说不出的安逸。
初二的下学期，我收到了第一封情书，我的名字被歪歪扭扭地写成了“何锋”我一下子就难过了。我讨厌把字写得很臭的男孩，可我还是差点为“何锋”这两个破字掉了泪。“何锋”是我哥哥的名字。何锋在一岁或者是两岁的时候被爸爸弄丢了。那年过“八一”爸爸带着何锋去参加老战友的聚会，他们都喝多了。他们仗着酒劲，说了多少豪言壮语，发了多少的牢骚啊，他们把天都喝黑了。爸爸摸回家时才发现，何锋没有了。爸爸倒在地上，而妈妈的眼睛都直了。我不晓得在那个漫长的夏天里，爸爸和妈妈是怎么过来的。我还记得，好多年以后，有一个后半夜我起床上洗手间，突然看见妈妈坐在厨房的黑暗里，吸烟、喝酒，路灯和烟头把妈妈的眼睛映成了阴暗的绿色和红色。酒是用枸杞和毒蛇浸泡过的，在屋子里散发出蒙汗药一样的味道。我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妈妈，我说，妈妈，你在想念爸爸吧？妈妈用沙哑的声音笑了笑，妈妈的声音就是从那个夜晚开始沙哑的，沙哑得如同从一堆泡沫的深处穿出来。妈妈说，想他干什么？我在想哥哥。妈妈跟我提到那个丢失的男孩时，从来都不说何锋，也不说你哥哥，而只称做哥哥。我说不出话来，我在心里嘀咕，可怜的妈妈，她真是可怜的妈妈啊。
又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妈妈在怀上我以后，就永远地和爸爸分了床。我是在4月11号出生的，那年的晚春溽热得比三伏天气还可怕，所有的婴儿都没有裹襁褓，又热又湿，湿得水缸里的鱼都生了痱子了。妈妈说，那年4月的孩子都任性得不得了，谁都不服管教呢。
妈妈是说对了。初二的下期，我也给男生写了几封信。我的落名都用的是“何锋”我跟别人说，因为我喜欢刀子，而这是刀锋的锋啊。但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是顶着“何锋”在活啊。“何锋”不在了，这世界上才有了我。男生收到“何锋”的信，都屁巅屁巅地来追我。我喜欢看他们屁巅屁巅的样子。他们也是男孩子？真正好笑啊。
不过，从来没有人叫过我“何锋”爸爸、妈妈叫我何凤，老师也叫我何凤，同学们却都叫我风子，或者说，就是疯子吧，谁知道呢？反正没有白纸黑字地写出来。我都一揽子收下了，叫什么我都回答，叫什么都是在叫我，对不对？
即便别人不叫我的名字，只是冲着我那个方向招呼一声“喂”或者是“嗨”我也不会搞错的，那一定是在叫我呢。我的样子很容易辨认，站在一群人中间，我肯定是最惹眼的。高一的时候我们做过一篇作文我与我的泡中，多他妈温情脉脉的题目啊。我是这样写的：
请你不要问我长成什么模样。每天下午七点钟，你到我们泡桐树中学门口来，你就能一眼认出，哦，那个可怜的家伙就是我啊。从皇城坝广场乘38路车，磨磨蹭蹭朝南走，到了南桥下车，沿河往左，河是南河，两边都是泡桐树。街叫泡桐树，学校也叫泡桐树，树子都高过了院墙，高过三五层楼，叶子肥大，绿得发黑，街上阴森森的，全让泡桐树的叶子染黑了。泡桐树春天开花，开花的时候还没有叶子，紫色的花铺满了枝头，粉嘟嘟的紫色，嫩得不得了等花谢了，然后才是叶子的天下，又绿又黑，黑到深秋。
哦，你到了南桥，顺着左手走两分钟的路，就看到黑墙上钉着一块铜牌子，朝着街道、朝着堤坝还朝着南河。铜牌比校牌还要显眼，铮亮，好看，趾高气扬，上边烙着四个红色的大字：“市级合格中学”这就是说，我们可怜的泡桐树中学啊，不是“重点中学”不是“示范中学”也不是“园林似绿化先进单位”。“合格中学”是我们唯一的金字招牌啊。噢，是的，泡桐树中学的确是合格中学呢，有三个初中年级、三个高中年级，共32个班1201个学生。他们中间藏龙卧虎，每天都要在中午或者黄昏时候干下几桩斗殴、劫财的勾当来，不是在臭气熏天的网吧，就是在小街小巷的拐角，或者天晓得别的什么鬼地方。所以，警察三天两头就跟鬼子进村似地光顾泡中。校长、主任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绝招，每天把我们关小鸡似地关到天黑。是的，说起来很可笑啊，在我们合格中学，光阴的流逝是以天色来计量的。天黑以前，没有老师愿意上课，也没有学生愿意做作业，值日老师就抱着手在走廊上走来走去，从敞开的门口，看我们乱哄哄地磨蹭光阴。天终于黑下来，就像课本上说的，夜幕垂下来了，两个虎背熊腰的保安拉开铁门，我们就蜂拥而出了，人头乱（攒）动，杀（喊）声四起。这时候，你就能一眼认出我来了。
我走在最前边，而且我比所有女生都要高出一个头。我总是边走边把手伸到后颈窝，把校服从头上扒下来。大笼大垮（松松垮垮？）的校服扒下来后，就露出了我那身紧绷绷的皮夹克。我留着短发，短得跟男人的板寸似的，还蹬着陆战靴，走起路来跟巴顿将军一样大步流星。我知道身后有许多男生瞅着我，眼里都要馋出鸟来了。他们说，妈的，看这个假眉假眼（假模假样）的将门千金！
不过，这篇作文我始终没能够把它写完，我现在说给你听的，也只是一个大概吧，意思意思，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况且我不知道接下去又该写什么，如果是流水帐，真不晓得要流到何年何月，想起来都很吓人呢。我就把陶陶的我与我的泡中全文照抄了一遍，遇“男”就改“女”逢“他”就变性，居然得了78分。而陶陶本人却只得了64分，气得他拍桌子骂了句妈的x！分析起来，可能是陶陶的字迹混乱，而我的一笔一划都清清楚楚吧，清楚得就跟小刀子刻在木板上一样的。真的，我的字迹就跟小刀子刻的一样，力透纸背就是这个意思吧？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个缘故，语文老师是个老头子，老单身，老瘪三，肯定看着女孩子更顺眼，看着陶陶牛高马大就莫名其妙不喜欢。我很少在背后说老师的坏话，我说的这些都是真实的。我造谣得不到任何好处，何况是现在。不过，他早已经退休了，在我们离开泡中之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就跟死无对证似的。
*第二部分
还记得我说过的麦麦德吗？沙漠中的英雄麦麦德，白袍、弯刀、单峰骆驼。此外，他还是一个游吟的诗人和哲学家。他比燕子李三更光明正大，比罗宾汉更矫健有力，比我们的政治老师更能讲出伟大的格言。我晓得格言总是很伟大的，不然为什么还叫格言呢？他说过一句格言：经历对有些人是财富，对有些人只是一本流水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