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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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外语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也是令人兴味盎然的历程。娓娓道来，或许对年轻人更有所稗益。
我从小学四年级始，直到高中毕业，一直上英语课，算来一共受了九年的英语教育，虽然有点兴趣，但由于不能刻苦，成绩流于一般。加上长期不用，遇上连年不断的含排外性质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的十年动乱，我的英语功底几乎丧失殆尽。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改革开放的形势对外语、特别是英语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职称评定也把外语作为重要考核指标。英语、日语等外文学习班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中央电视台开设了英语电大教学。于是，我从头开始，既参加电视大学的英语学习，通过了考核取得了结业证，平时也抽空参加英语学习班，对英语的兴味越来越浓，打下了初步基础。然而，要达到较高的水平，谈何容易。
1982年6月上旬的一天，我与市机械科研所的两位同事刘某和翁某出差调研。白天，在从南宁去湛江的火车上，为了舒适些，我们改坐铺为卧铺。卧铺车箱空旷极了：没有人，我们可坐可躺，自由自在。一会，一对白人青年男女，高个白皙、金发碧眼，也背着行李进卧铺车箱，落座我们隔壁的床位。又过一会，穿着制服头戴大盖帽的列车员进来要我们补交卧铺与硬座的差价款。我们如数交了。
列车员到隔壁向这对外人收费，说：“请你们补交车费。”
这对人根本听不懂他的话，惊得急忙站起来。
列车员又说：“请坐，请坐，我只是来收卧铺的钱。”
这对人神情更慌张，急着要提行李回硬座车箱。
列车员再次摆摆手说：“请坐，请坐！”
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知道他们间无法沟通，肯定会闹出误会与笑话。我欲开口说句英语解围，但又怕说不好，反而出丑，欲言又止。
刘某对我说：“你不是在学英语吗？大胆讲两句吧。”
于是，我吸了口气，朝刘某、翁某笑一笑，壮下胆子，首次对老外开口说话。
我向这对老外笑说“sit down， please！”并作了一个请坐的手势，指向他们的卧铺。
他们高兴得要跳了起来，纷纷向我伸出手，连连说：“thank you！thank you！”
我同他们一一握手，并说：“never mind。 it’s my duty！”
那位老外男青年又说：“that’s very kind of you！ thank you！thank you！”
列车员和我的两位同事都露出宽慰的笑容。列车员拍拍我的肩膀，说：“谢谢你的帮助。”
“还要向他们收费吗？”我问列车员。
他笑笑，说：“外宾嘛，算了。反正卧铺空在这儿。”他可能因不会外语闹出笑话而尴尬，于是就作个顺水人情以示对外宾友好吧。
我对老外说：“he doesn’t collect fees from you。”
他们羞愧地站起来，一边拿出皮夹子掏钱，一边说：“no， no——”
“sit down， please！ he says that is free here， so he doesn’t collect fees。 that’s very kind of him。”我对老外说。
这对老外急忙对列车员感激地说：“thank you！thank you！”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请坐。”列车员边说边走了。
我又将他的话翻译给老外。他们又是一连串的“thank you！thank you！”
我坐下来同老外聊了起来，得知他们来自法国，是对情人，刚大学毕业，想趁工作之前的空闲来中国旅游一趟。这次他们拟去海南三亚，刚好与我们同路。我们彼此客套一番，互致祝愿。
虽然，我初次对老外开讲，还算“旗开得胜”但我功底太浅，怕说多了会“卡壳”有失体面，只能见好就收。我赶快回到自己铺上，心口还在扑通扑通地跳个不止。
傍晚，我们到了湛江，入住一家普通的旅馆。这对老外也跟我们同宿于此。为了当好翻译，我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又说又做手势，总算勉强地搭起了他们与柜台间的沟通之桥。门外和窗口挤满了当地围观的群众与小孩。他们好奇的神色既使我如芒在背，倍感压力，又使我心中窃喜，增添了当好翻译的动力。
尽管同事对我称赞有加，但我心知肚明：我的英语辞汇量太少，若继续一同去海南，要当好翻译确非易事。于是，在我们办好入住手续后，我立即到书店买了一小本实用英语口语手册，也顾不上吃晚饭，就在街头如饥似渴地念了起来，一直念完此小本，已是夜间十点半光景。我到一家小食店吃了碗肉丝面暂填一下辘辘饥肠。
次日，我们坐长途客车穿行雷州半岛，直奔南端徐闻。途中，下车用了午餐。老外把我视作义务翻译，寸步不离。我也勉强应付。他们问我：“when are we there？”我随口答：“at once。”他们高兴得很。其实，我们只走了一半路程，到徐闻还要不少时间哩。后来，我一直后悔乱回答，因为自己肚里货少就随口说白话，弄了个小笑话。
到徐闻码头后渡船到海口，入住华侨大厦。办好手续后，我又去拜访这对老外，并同他们一起到大厅同众人观看电视直播的世界杯足球赛。西班牙与比利时两队正踢得难分难解，球场的观众不断地为精彩的球艺喝彩。
这对老外问我：“which country to another？”
西班牙和比利时，英语怎么说，我“卡壳”了。我只能学像外国人说汉语那样，说：“西—班—牙，比—利—时。”
他们互相对视一下，茫然不知，笑着对我摇摇头。我说：“these country are in west europe next france。”
他们“欧”一声，好像知道了，点点头又摇摇头。他们知道这两个国家的方位，但未必确知是哪两个国家。我尴尬得红了脖子。
第二天，他们搭长途车去三亚。我们告别时，他们一再谢谢我的帮助。但我一直为最后说不出那两个国家的英语发音而愧疚不已。
返回工作单位，我利用一切空闲抓紧学英语。
以后，我被调任市机械工业局副局长，后又被调任市科委副主任。我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利用出差途中和其他空闲时间抓紧学英语，看了一些中英对照的小说，像简爱、高老头、黑郁金香、弗兰肯斯坦、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等等。我还参加了市卫生局办的英语学习班。该局的瞿局长（后来任省英语学会会长）鉴于我的求学热忱，就格外关顾，免收我的费用。
1988年11月，突然喜接国家科协通知，要我带领市有关人员去国外作专家互访。这次是去匈牙利考察市政建设，包括道路、供排水、建房等等。与我同往的有城建局陶总工程师和市政开发公司邓经理。
这次我市按不同工程的对口考察学习分成六个科技团队。我们兴致勃勃地到了北京，住进了一家普通的小旅馆。因为我们几乎都是初次出国，心中不啻何等雀跃。
一则由于亢奋，一则由于旅馆很嘈杂，一个晚上没睡好，早上起来头发晕。吃罢早点，突然传来消息说，我们省市首批专家外出考察因语言不通闹出许多笑话以致吃不上饭、走不成路、回不了旅馆，更甭谈与外国专家沟通交流，最后只能靠大使馆来帮忙解决困难，使我国专家的形象大受贬损。因此，我省市外出专家团队必须先行考核，团队中至少需有一员能过关才予放行，否则全体打道回家或聘翻译同行。请翻译要负责他的来往机票、旅宿费和聘用工资，得花好几万元，由团队成员分摊。这对于爱面子的知识分子而言，十分难堪。一听此说，我们都愁上眉稍。
已经有好几个团队因过不了关而垂头丧气，有的成员不吃不喝，整天蒙头大睡。有的团队无可奈何，只得咬咬牙临时聘请翻译同行。
我这个团队轮到最后接受考核。
邓经理操一口方言说：“我只会说家乡话，其他话一概不行。”
陶总说：“我在大学，俄语很好，考试总得五分。”
我说：“那就请你先上。”
他信心十足地点点头。他进入考场。主考人问明情况后就请他听十分钟俄语磁带，要他说出其内容。他听后茫然不知所云，一句也说不出，只能败下阵来。我硬着头皮上。房内四周围满了其他未过考核关的团队人员，气氛更显紧张。
主考人问我：“懂何外语？”
我谦答：“略通英语。”
他就请了一老一少两位英语老师入场。他们问我：“听磁带还是对话？”
我想，磁带语速快，还不如对话好，就说：“对话吧。”他们点了点头。
考核开始。我原以为他们会说些“请坐”、“用茶”等礼貌性英语，却不料那位年轻老师单刀直入，问了一句有关这次出国考察的问题。我还未从紧张与心思重重（心想“自己过不了关，只能和那些倒霉团队一样，无精打彩了”）的阴霾中走出，以致未听懂他的第一句问话。只听他用英语低声对那位年长的说：“这么简单的问题，他都答不出。我看算了吧。”
我一惊赶紧用英语说：“sorry。 i’m very sorry。 i have a bad headache because the hotel was very noise yesterday。”
他们一听，我不但听懂了他们间的低语，而且还能用英语流利地说出未回答出第一个问题的确切原因，既奇又乐，于是正襟危坐重新提问。由于我心态平静自然，就一一回答了九个问题。最后，也就是第十个问题，他们问我为什么出访考察。我回答了四个理由：一、履行国家在技术上的开放政策；二、加强国家间的技术交流；三、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与管理；四、最重要的是增进中外专家的了解与友谊。
他们听后，满面笑容，连连点头说：“wonderful！ wondful！”
这样，我们这个团队终于脱颖而出，获得了出国的许可。我的同伙高兴地与我一一拥抱。那位陶总高呼：“乌拉！乌拉！（注：俄语‘万岁’的意思）”
国家科协的高处长特地约我谈话。我一惊，怕又有变故：是不是这位据说当过驻美使馆参赞的处长要对我进行复试。我默默地作准备，尤其对第一道题“卡壳”的原委又作了如何用英语加以解释的自我演练。
当我翌日惴惴不安地推门而入后，高处长和颜悦色地站起来同我握手，说：“戴主任，恭喜你考核通过。你为你们的省市科技人员争了光。说实话，你们省市科技人员的外语水平比其他省市要落后一大截。科技专家出国后无法与人家交流，首先受损的是我国的形象，再说，不会外语又怎能同别人学术交流呢？这岂不浪费国家钱财！外语对我们科技专家显得格外重要。希望你回省市后向领导汇报，切实重视提高科技人员的外语水平。”
我不安的心落地了，连连感谢他的意见，表示回去后向领导反映，尽力促进科技人员的外语学习。
我感到压力特大，怕出国带不好队，怕自己的这点外语水平难以完成考察学习任务。我抓紧恶补这次专业考察应知的英语辞汇，同时不断地听读常用英语九百句。当我们在飞向伦敦的大型客机上，度着漫漫长夜时，很多人，包括我的同伙都已鼾声四起，进入了舒适的梦乡。可怜我，既不敢入睡，也不能欣赏弦窗外的星空。我戴上耳塞用播放机不停地反复地收听英语九百句的标准发音。飞机从北京到阿联酋沙加落地加油，又起飞直到瑞士苏黎士。我们下机，整整过了一个大约十小时左右的长夜，我没合过眼。
我们在苏黎士办理去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转机手续。瑞士警员对我和邓经理高抬贵手，免于检查，可是对我们的陶总却大起疑窦，要他进内作全身检查。因为陶总头戴小格子鸭舌帽，身穿黑色长大衣，脚登一双蓝色胶球鞋，还打了一条暗红色的领带，加上他那黝黑的肤色和一对神秘的眼睛，警员以为他是可疑分子，用金属探测器在他全身搜索。一会儿，探测器停在他的大衣口袋外发出“呜呜”的叫声。
警员厉声问他：“what’s this？what’s this？what’s this？”
陶总不知他说什么，抓耳搔腮，莫名惊诧，显得很紧张。警员更大声吼叫：“what’s this？what’s this？what’s this？”陶总情急之下，从口袋内掏出一物用方言大声说：“钥匙一把！”警员“喔”了一声，接着笑了起来。
陶总出来后，我与邓经理笑说：“老总，你真厉害，竟用方言去对付洋警察。”
他也笑了，说：“他吼什么，我不懂。我就掏出钥匙用家乡话吼他一声，看他有何反应。”
我们说：“中国的方言击败了洋话，佩服！”
我们抵达布达佩斯后，由对方科技联的女士接待，住进青年旅馆。然后，我们去中国大使馆报到。为了让考察圆满，我担心自己的外语功底可能力不从心，请大使馆帮助请位中国留学生当翻译，再说在当地请不需付旅宿费，只要付点津贴即可，便宜多了。他们满口答应。经联系后得知，这位翻译要后天才能来。
次日，我们去一家混凝土制件厂参观访问。我只能使出混身解数，既当好带队，又做好翻译。我们同工厂领导层坐谈：先礼貌寒暄，表示善意，再请教他们的组织结构与管理经验，又问了若干技术问题，最后再到车间现场去实地参观了解。一天下来收获颇丰。
陶总对我说：“噢钦哈拉绍（注：俄语‘很好’的意思）。”
邓经理说：“戴主任翻译得不错，那个翻译我们就不请了吧，可省点钱。”
我说：“既然请了，我们不要变卦。我外语水平不高，请了翻译就能更好地完成考察学习任务。”
他们都说我“太谦虚了”
除了考察外，我们还参观了风景点和名胜古迹，如“巴拉登湖”、“欧洲第四大教堂”、“奥匈帝国城堡”、 议会大厦和其他大小城镇等。
那天，参观议会大厦回来，陶总对我说：“飞机上同来的韩国人中，有一位走过来同我搭腔，我回他说自己不会说英语，他就非常生气地走开了。不知为何？”
我问他：“你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对他讲‘i do not speak english。’”
我说：“你说的是‘我不说英语’，他当然生气了。你应当说，对不起，我不太会说英语，即‘sorry， i speak little english not good。’或者说‘excuse me， i can’t speak english。’他就不会那样生气了。”
他说：“我动身前学了几句常用英语，却不料一用就错。”
我们忍俊不禁，笑了起来。他一脸通红。类似这样的笑料花絮就不赘述了。
完成考察任务回到国内。当我重返英语学习班后，得知学习考试已告结束。老师和临时到场的瞿局长要我用英语汇报出国考察情况。我斗胆地用英语作了全面而简要的报告，也描述了引人发笑的花絮。他们认为我说得“不错”就把我这次报告作为“考试成绩，ok，very good。 ”
我在市科委分管外事活动，同外宾接触较多。我基本上能用英语同他们交流，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对外事工作大有助益。
经瞿局长推荐，省英语学会讨论通过，将我吸收为学会常务理事。但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水平名不副实，心里难安，后来恳辞常务理事，只作普通会员，因为我在英语方面要学习提高的空间还很大，需老老实实地做个“老学生”争取做个好会员。
这就是我学外语的心路历程。写于此以飨读者，与大家共勉。
写于2007年5月5日
学好外语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也是令人兴味盎然的历程。娓娓道来，或许对年轻人更有所稗益。
我从小学四年级始，直到高中毕业，一直上英语课，算来一共受了九年的英语教育，虽然有点兴趣，但由于不能刻苦，成绩流于一般。加上长期不用，遇上连年不断的含排外性质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的十年动乱，我的英语功底几乎丧失殆尽。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改革开放的形势对外语、特别是英语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职称评定也把外语作为重要考核指标。英语、日语等外文学习班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中央电视台开设了英语电大教学。于是，我从头开始，既参加电视大学的英语学习，通过了考核取得了结业证，平时也抽空参加英语学习班，对英语的兴味越来越浓，打下了初步基础。然而，要达到较高的水平，谈何容易。
1982年6月上旬的一天，我与市机械科研所的两位同事刘某和翁某出差调研。白天，在从南宁去湛江的火车上，为了舒适些，我们改坐铺为卧铺。卧铺车箱空旷极了：没有人，我们可坐可躺，自由自在。一会，一对白人青年男女，高个白皙、金发碧眼，也背着行李进卧铺车箱，落座我们隔壁的床位。又过一会，穿着制服头戴大盖帽的列车员进来要我们补交卧铺与硬座的差价款。我们如数交了。
列车员到隔壁向这对外人收费，说：“请你们补交车费。”
这对人根本听不懂他的话，惊得急忙站起来。
列车员又说：“请坐，请坐，我只是来收卧铺的钱。”
这对人神情更慌张，急着要提行李回硬座车箱。
列车员再次摆摆手说：“请坐，请坐！”
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知道他们间无法沟通，肯定会闹出误会与笑话。我欲开口说句英语解围，但又怕说不好，反而出丑，欲言又止。
刘某对我说：“你不是在学英语吗？大胆讲两句吧。”
于是，我吸了口气，朝刘某、翁某笑一笑，壮下胆子，首次对老外开口说话。
我向这对老外笑说“sit down， please！”并作了一个请坐的手势，指向他们的卧铺。
他们高兴得要跳了起来，纷纷向我伸出手，连连说：“thank you！thank you！”
我同他们一一握手，并说：“never mind。 it’s my duty！”
那位老外男青年又说：“that’s very kind of you！ thank you！thank you！”
列车员和我的两位同事都露出宽慰的笑容。列车员拍拍我的肩膀，说：“谢谢你的帮助。”
“还要向他们收费吗？”我问列车员。
他笑笑，说：“外宾嘛，算了。反正卧铺空在这儿。”他可能因不会外语闹出笑话而尴尬，于是就作个顺水人情以示对外宾友好吧。
我对老外说：“he doesn’t collect fees from you。”
他们羞愧地站起来，一边拿出皮夹子掏钱，一边说：“no， no——”
“sit down， please！ he says that is free here， so he doesn’t collect fees。 that’s very kind of him。”我对老外说。
这对老外急忙对列车员感激地说：“thank you！thank you！”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请坐。”列车员边说边走了。
我又将他的话翻译给老外。他们又是一连串的“thank you！thank you！”
我坐下来同老外聊了起来，得知他们来自法国，是对情人，刚大学毕业，想趁工作之前的空闲来中国旅游一趟。这次他们拟去海南三亚，刚好与我们同路。我们彼此客套一番，互致祝愿。
虽然，我初次对老外开讲，还算“旗开得胜”但我功底太浅，怕说多了会“卡壳”有失体面，只能见好就收。我赶快回到自己铺上，心口还在扑通扑通地跳个不止。
傍晚，我们到了湛江，入住一家普通的旅馆。这对老外也跟我们同宿于此。为了当好翻译，我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又说又做手势，总算勉强地搭起了他们与柜台间的沟通之桥。门外和窗口挤满了当地围观的群众与小孩。他们好奇的神色既使我如芒在背，倍感压力，又使我心中窃喜，增添了当好翻译的动力。
尽管同事对我称赞有加，但我心知肚明：我的英语辞汇量太少，若继续一同去海南，要当好翻译确非易事。于是，在我们办好入住手续后，我立即到书店买了一小本实用英语口语手册，也顾不上吃晚饭，就在街头如饥似渴地念了起来，一直念完此小本，已是夜间十点半光景。我到一家小食店吃了碗肉丝面暂填一下辘辘饥肠。
次日，我们坐长途客车穿行雷州半岛，直奔南端徐闻。途中，下车用了午餐。老外把我视作义务翻译，寸步不离。我也勉强应付。他们问我：“when are we there？”我随口答：“at once。”他们高兴得很。其实，我们只走了一半路程，到徐闻还要不少时间哩。后来，我一直后悔乱回答，因为自己肚里货少就随口说白话，弄了个小笑话。
到徐闻码头后渡船到海口，入住华侨大厦。办好手续后，我又去拜访这对老外，并同他们一起到大厅同众人观看电视直播的世界杯足球赛。西班牙与比利时两队正踢得难分难解，球场的观众不断地为精彩的球艺喝彩。
这对老外问我：“which country to another？”
西班牙和比利时，英语怎么说，我“卡壳”了。我只能学像外国人说汉语那样，说：“西—班—牙，比—利—时。”
他们互相对视一下，茫然不知，笑着对我摇摇头。我说：“these country are in west europe next france。”
他们“欧”一声，好像知道了，点点头又摇摇头。他们知道这两个国家的方位，但未必确知是哪两个国家。我尴尬得红了脖子。
第二天，他们搭长途车去三亚。我们告别时，他们一再谢谢我的帮助。但我一直为最后说不出那两个国家的英语发音而愧疚不已。
返回工作单位，我利用一切空闲抓紧学英语。
以后，我被调任市机械工业局副局长，后又被调任市科委副主任。我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利用出差途中和其他空闲时间抓紧学英语，看了一些中英对照的小说，像简爱、高老头、黑郁金香、弗兰肯斯坦、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等等。我还参加了市卫生局办的英语学习班。该局的瞿局长（后来任省英语学会会长）鉴于我的求学热忱，就格外关顾，免收我的费用。
1988年11月，突然喜接国家科协通知，要我带领市有关人员去国外作专家互访。这次是去匈牙利考察市政建设，包括道路、供排水、建房等等。与我同往的有城建局陶总工程师和市政开发公司邓经理。
这次我市按不同工程的对口考察学习分成六个科技团队。我们兴致勃勃地到了北京，住进了一家普通的小旅馆。因为我们几乎都是初次出国，心中不啻何等雀跃。
一则由于亢奋，一则由于旅馆很嘈杂，一个晚上没睡好，早上起来头发晕。吃罢早点，突然传来消息说，我们省市首批专家外出考察因语言不通闹出许多笑话以致吃不上饭、走不成路、回不了旅馆，更甭谈与外国专家沟通交流，最后只能靠大使馆来帮忙解决困难，使我国专家的形象大受贬损。因此，我省市外出专家团队必须先行考核，团队中至少需有一员能过关才予放行，否则全体打道回家或聘翻译同行。请翻译要负责他的来往机票、旅宿费和聘用工资，得花好几万元，由团队成员分摊。这对于爱面子的知识分子而言，十分难堪。一听此说，我们都愁上眉稍。
已经有好几个团队因过不了关而垂头丧气，有的成员不吃不喝，整天蒙头大睡。有的团队无可奈何，只得咬咬牙临时聘请翻译同行。
我这个团队轮到最后接受考核。
邓经理操一口方言说：“我只会说家乡话，其他话一概不行。”
陶总说：“我在大学，俄语很好，考试总得五分。”
我说：“那就请你先上。”
他信心十足地点点头。他进入考场。主考人问明情况后就请他听十分钟俄语磁带，要他说出其内容。他听后茫然不知所云，一句也说不出，只能败下阵来。我硬着头皮上。房内四周围满了其他未过考核关的团队人员，气氛更显紧张。
主考人问我：“懂何外语？”
我谦答：“略通英语。”
他就请了一老一少两位英语老师入场。他们问我：“听磁带还是对话？”
我想，磁带语速快，还不如对话好，就说：“对话吧。”他们点了点头。
考核开始。我原以为他们会说些“请坐”、“用茶”等礼貌性英语，却不料那位年轻老师单刀直入，问了一句有关这次出国考察的问题。我还未从紧张与心思重重（心想“自己过不了关，只能和那些倒霉团队一样，无精打彩了”）的阴霾中走出，以致未听懂他的第一句问话。只听他用英语低声对那位年长的说：“这么简单的问题，他都答不出。我看算了吧。”
我一惊赶紧用英语说：“sorry。 i’m very sorry。 i have a bad headache because the hotel was very noise yesterday。”
他们一听，我不但听懂了他们间的低语，而且还能用英语流利地说出未回答出第一个问题的确切原因，既奇又乐，于是正襟危坐重新提问。由于我心态平静自然，就一一回答了九个问题。最后，也就是第十个问题，他们问我为什么出访考察。我回答了四个理由：一、履行国家在技术上的开放政策；二、加强国家间的技术交流；三、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与管理；四、最重要的是增进中外专家的了解与友谊。
他们听后，满面笑容，连连点头说：“wonderful！ wondful！”
这样，我们这个团队终于脱颖而出，获得了出国的许可。我的同伙高兴地与我一一拥抱。那位陶总高呼：“乌拉！乌拉！（注：俄语‘万岁’的意思）”
国家科协的高处长特地约我谈话。我一惊，怕又有变故：是不是这位据说当过驻美使馆参赞的处长要对我进行复试。我默默地作准备，尤其对第一道题“卡壳”的原委又作了如何用英语加以解释的自我演练。
当我翌日惴惴不安地推门而入后，高处长和颜悦色地站起来同我握手，说：“戴主任，恭喜你考核通过。你为你们的省市科技人员争了光。说实话，你们省市科技人员的外语水平比其他省市要落后一大截。科技专家出国后无法与人家交流，首先受损的是我国的形象，再说，不会外语又怎能同别人学术交流呢？这岂不浪费国家钱财！外语对我们科技专家显得格外重要。希望你回省市后向领导汇报，切实重视提高科技人员的外语水平。”
我不安的心落地了，连连感谢他的意见，表示回去后向领导反映，尽力促进科技人员的外语学习。
我感到压力特大，怕出国带不好队，怕自己的这点外语水平难以完成考察学习任务。我抓紧恶补这次专业考察应知的英语辞汇，同时不断地听读常用英语九百句。当我们在飞向伦敦的大型客机上，度着漫漫长夜时，很多人，包括我的同伙都已鼾声四起，进入了舒适的梦乡。可怜我，既不敢入睡，也不能欣赏弦窗外的星空。我戴上耳塞用播放机不停地反复地收听英语九百句的标准发音。飞机从北京到阿联酋沙加落地加油，又起飞直到瑞士苏黎士。我们下机，整整过了一个大约十小时左右的长夜，我没合过眼。
我们在苏黎士办理去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转机手续。瑞士警员对我和邓经理高抬贵手，免于检查，可是对我们的陶总却大起疑窦，要他进内作全身检查。因为陶总头戴小格子鸭舌帽，身穿黑色长大衣，脚登一双蓝色胶球鞋，还打了一条暗红色的领带，加上他那黝黑的肤色和一对神秘的眼睛，警员以为他是可疑分子，用金属探测器在他全身搜索。一会儿，探测器停在他的大衣口袋外发出“呜呜”的叫声。
警员厉声问他：“what’s this？what’s this？what’s this？”
陶总不知他说什么，抓耳搔腮，莫名惊诧，显得很紧张。警员更大声吼叫：“what’s this？what’s this？what’s this？”陶总情急之下，从口袋内掏出一物用方言大声说：“钥匙一把！”警员“喔”了一声，接着笑了起来。
陶总出来后，我与邓经理笑说：“老总，你真厉害，竟用方言去对付洋警察。”
他也笑了，说：“他吼什么，我不懂。我就掏出钥匙用家乡话吼他一声，看他有何反应。”
我们说：“中国的方言击败了洋话，佩服！”
我们抵达布达佩斯后，由对方科技联的女士接待，住进青年旅馆。然后，我们去中国大使馆报到。为了让考察圆满，我担心自己的外语功底可能力不从心，请大使馆帮助请位中国留学生当翻译，再说在当地请不需付旅宿费，只要付点津贴即可，便宜多了。他们满口答应。经联系后得知，这位翻译要后天才能来。
次日，我们去一家混凝土制件厂参观访问。我只能使出混身解数，既当好带队，又做好翻译。我们同工厂领导层坐谈：先礼貌寒暄，表示善意，再请教他们的组织结构与管理经验，又问了若干技术问题，最后再到车间现场去实地参观了解。一天下来收获颇丰。
陶总对我说：“噢钦哈拉绍（注：俄语‘很好’的意思）。”
邓经理说：“戴主任翻译得不错，那个翻译我们就不请了吧，可省点钱。”
我说：“既然请了，我们不要变卦。我外语水平不高，请了翻译就能更好地完成考察学习任务。”
他们都说我“太谦虚了”
除了考察外，我们还参观了风景点和名胜古迹，如“巴拉登湖”、“欧洲第四大教堂”、“奥匈帝国城堡”、 议会大厦和其他大小城镇等。
那天，参观议会大厦回来，陶总对我说：“飞机上同来的韩国人中，有一位走过来同我搭腔，我回他说自己不会说英语，他就非常生气地走开了。不知为何？”
我问他：“你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对他讲‘i do not speak english。’”
我说：“你说的是‘我不说英语’，他当然生气了。你应当说，对不起，我不太会说英语，即‘sorry， i speak little english not good。’或者说‘excuse me， i can’t speak english。’他就不会那样生气了。”
他说：“我动身前学了几句常用英语，却不料一用就错。”
我们忍俊不禁，笑了起来。他一脸通红。类似这样的笑料花絮就不赘述了。
完成考察任务回到国内。当我重返英语学习班后，得知学习考试已告结束。老师和临时到场的瞿局长要我用英语汇报出国考察情况。我斗胆地用英语作了全面而简要的报告，也描述了引人发笑的花絮。他们认为我说得“不错”就把我这次报告作为“考试成绩，ok，very good。 ”
我在市科委分管外事活动，同外宾接触较多。我基本上能用英语同他们交流，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对外事工作大有助益。
经瞿局长推荐，省英语学会讨论通过，将我吸收为学会常务理事。但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水平名不副实，心里难安，后来恳辞常务理事，只作普通会员，因为我在英语方面要学习提高的空间还很大，需老老实实地做个“老学生”争取做个好会员。
这就是我学外语的心路历程。写于此以飨读者，与大家共勉。
写于2007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