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公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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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公贼”
这是我一直羞于一写的章节，我不想揭我那些淳朴可爱的乡亲的短处。但我深深地理解他们，他们的小偷小摸行为，都是因为生活所迫。饥饿思饮食，寒冷思火光，贫穷思富贵，饱暖思淫欲，千古同一理。唯其真实，才缺少不得。想来想去，还是应当把它写出来，奉献给你，让你真正了解我们寨子那段历史的原貌。
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说过“窃书不为偷”我就先从杜小宝、孙二孬和高恩典窃书一事说起。
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我们寨子里实在没有多少书籍可以查抄。支书刘庆典和红卫兵头目刘继先商量很久，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后来，支书刘庆典说：“都知道孙乃社家里藏书多，就以他为突破口吧。”刘继先心领神会，马上组织红卫兵集合，带着杜小宝他们一群红小兵们，查抄了孙乃社的家。
破落文人孙乃社是贫农成分，按说是革命的依靠对象，查抄他家实在说不过去。但在没有更多的书可以查抄的情况下，抄他的家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孙乃社读书不少，全无用处，酸腐得很，好逸恶劳是有名的。生产队里有了几个这样的人，生产肯定搞不好。他学的知识，除了用于卖弄，就是按照农家历给人看好日子，哪天宜什么，忌什么，他比任何人都懂得。他有一句人人都知道的名言：“犯了阳公忌，屙屎都不利。”队长组织种庄稼，他会阻拦说：“今天不宜栽种。”下地干活，他正在干的时候，忽然蹲下抽烟，别人说他偷懒，他说：“这是个破时，不宜动土。”惹得多少人嘲笑他，他依然我行我素。刘庆典和刘继先拿他开刀，也是对他的一种教育手段。
红卫兵们到了他的家里，他一家人吓得哆哆嗦嗦的。他嘟囔着说：“今天果然是一个败家的日子，我算了一个早晨，到底还是应验了。”红卫兵们并没有败他的家产，只是翻箱倒柜，找他的那些烂书本子。查抄后发现，孙乃社家里藏书虽然最多，也不过百十本子。红卫兵们捡了一箩头，就让两个年轻人抬到了大队部。
在查抄的过程中，上了高小六年级的杜小宝有生以来看到了这么多好书。他和孙二孬、高恩典商量，认为这书烧了实在可惜。孙二孬说，我元哥（他按辈叫元叔为元哥）也欠书读。高恩典说，孙乃社这家伙是老尖刀（吝啬），我想借他一本书看，说了好几次，就是不借，这一次我看我们可以采取革命行动，挑几本看看。于是，他们决定下手。
孙二孬说是革命行动，也得用偷的办法。到了晚上，他们三个摸到了大队部。大队部的门槛很高，底下有一个活动隔板，可以卸下来，孙二孬三下两下地就把门板拆掉了。他自己个子大，钻不进去，他就让高恩典钻，高恩典上牙打下牙，有点想退缩，说我们信主人家不允许做贼，说什么也不肯进去。杜小宝哧溜一下就钻了进去，没有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那一堆书。在黑暗处看不见什么，只能用手摸，其中摸到了用布包着的一小捆儿书，他想，这可能是好书，不然不会包得这么严实，就顺手拿了出来。递给门外的他们两个以后，本来要钻出来，孙二孬说，日他妈，一不做二不休，你就再去拿一些出来。杜小宝折转身，又拿出了一些。孙二孬照原样把门槛弄好，三个孩子抱着书，去了元叔那里。
元叔见到他们，也很害怕，但夸孩子们做得对。他们把书拿到灯下一看，都傻了眼，没有几本是他们中意的。但有一本新农村生产工具制造的书，元叔很感兴趣，说这本书不错。杜小宝说，归你了。特别是那包书，正是孙乃社常常卖弄的阴阳五行、算命打卦方面的书籍。但孙二孬看不懂。元叔说，你们看不懂，留下给我看吧。大家说，本来就是交给你保管的，反正你家已经抄过了，不会再抄你家了，都放在你这里吧，我们想看了，再来取。这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普遍贫穷，阶级斗争抓得很紧，基本上没有重大抢劫案件。用一句公文类的语言说：“社会治安形势，总体上还是好的。”寨子里的年轻人喜欢挤着看的公社院外贴出的布告，上面公布的所有犯罪分子，几乎清一色是强奸犯。这并不是说，老百姓处在太平盛世，可以敞开着门睡觉。我们寨子里几乎所有的男人女人，都有偷窃的毛病。
所有偷窃行为，主要是围绕嘴巴展开的。春荒的时候，没有什么可偷，就在下地挖野菜时，偷那些正处在返青期的豌豆秧儿。一边拽，一边用一些野生蒜苗，裹着豌豆秧儿吃，吃得一嘴青沬。豌豆角下来以后，就开始实质性地偷了，从豌豆角半饱开始偷，一直偷到豌豆角白背儿。到了秋天，偷的内容丰富起来，男人们以割草的名义，用箩头往家里偷苞谷棒子，偷红薯。妇女们只要摘棉花回家，裤腰里塞的都是棉花。大白天不容易偷更多的东西，有些人干脆到后半夜出去偷窃。因此，到了庄稼即将成熟的季节，各个生产队都成立有“护青队”让基干民兵们轮流巡逻打更，同样没有多大成效，说不定这些打更人，也要趁机往家里偷东西。
偷得最出名的是狼叔一家。狼叔并不叫狼，他的真名是刘庆德。因为他在生产队里，好“咬槽”对任何事物都不满，无论是记工分，还是分粮食、分红薯，咬了这家啃那家，没有一家他不咬的，当然没有几家邻居不讨厌他。因此，人们说，这刘庆德最缺德。于是，针对他好咬槽的毛病，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狼”慢慢地，这个绰号在全寨子里传开了，他照样满不在乎，想咬谁就咬谁，谁也躲不出他的臭嘴巴。渐渐地，他的本名没有人叫了，长辈叫他狼，同辈叫他狼哥狼弟，小辈们喊他狼伯狼叔，他都是声叫声应的。
狼叔两口子生育旺盛，不到四十岁年纪，一共生了七个孩子，五男二女。大的两个，刘继华和刘继省上了初中，小的两个，刘继英和刘继县上的小学，下余三个孩子还小，和杜小宝的弟弟妹妹们经常在一起玩耍。这样的家庭条件，肯定属于缺粮户。当时的皇粮国税都是集体交的，群众靠集体一年两度分配过日子，能够分到钱的农户，分粮食的指标也高，叫做余粮户。倒欠集体钱的农户，分的粮食少，叫做缺粮户。狼叔一家年年欠集体的钱，累计起来，上几千元，他拿什么去还？大家拿他没有办法。他说，社会主义总不能叫我一家饿死。
由于家里缺少吃穿用品，他两口子是见什么就偷什么。一般的群众只偷集体的庄稼子粒，他们一家还偷其他财产。甚至连邻居也不放过，大人会偷别人家的鸡子、鸭子，小孩会偷人家的食物。小宝妈对自己的孩子常常说：“你们和刘继凡、刘继多玩时，要小心他们，别往家里领，防着他们偷咱家的东西。”说归说，其实，也没有见过刘继凡、刘继多到他们家偷过东西。只有一次，小宝妈妈在端午节时，给小宝妹妹做的香布袋不见了，找了个遍儿，也没有找到。后来，到街上喊孩子们回家吃饭时，看到刘继凡的脖子里，戴了一只香布袋，越看越像是自己做的。
红卫兵们开始揪斗一般人时，小偷小摸当然也在其中之列。大家排了排，小偷小摸之首，当推狼叔无疑，于是决定去抓他游街示众。
一群人到了狼叔家里，有人带头喊起了响亮的口号：“打倒人民‘公’贼！”大家就跟着同样高声呐喊：“打倒人民‘公’贼！”想起来让人十分好笑，这里的“公”贼与人们常说的“公贼”不是同一个概念。不知喊这个口号的人，是如何想出来的，可能是套用了公贼这个称呼。意思倒也没有错误，公贼者，就是经常偷公家的贼，还有一层意思是，是寨子里群众公认的贼。
狼叔显然心里早就做好了准备，在口号响过一阵之后，他从容地出来说：“我知道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请大家等一等，我办了一件事儿，就和大家走，杀我剐我都认了！”大家就在门外等他。他进屋端出来一盆糨糊子，把门外光堂堂的板打墙涂抹了一大片，然后又进屋拿出了三张写得满满的白纸，说：“我贴了我的大字报就走。”说罢，把三张大字报严严实实地贴在了墙上。
人们上前一看，都傻眼了，这是一张揭发别人偷盗行为的大字报。上边从支部书记刘庆典的女人开始，到生产队长贵亭叔一家大小都有，把时间、地点、偷的什么东西，开列得一清二楚。红卫兵义愤填膺，上前抓他的衣服领子，说他胡啃乱咬，大队治保主任张群柱出来打圆场说：“算了算了，刘庆德，念你是个铁杆老贫农，不再揪斗你了，你要悔过自新，下不为例。”狼叔龇牙一笑，对张主任说：“哦，不斗我了？我还打算用广播，把咱寨子里有的不要脸女人偷人的事情揭发一下哩。”
狼叔就是这么一个人人惹不起的人。
第32节“公贼”
这是我一直羞于一写的章节，我不想揭我那些淳朴可爱的乡亲的短处。但我深深地理解他们，他们的小偷小摸行为，都是因为生活所迫。饥饿思饮食，寒冷思火光，贫穷思富贵，饱暖思淫欲，千古同一理。唯其真实，才缺少不得。想来想去，还是应当把它写出来，奉献给你，让你真正了解我们寨子那段历史的原貌。
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说过“窃书不为偷”我就先从杜小宝、孙二孬和高恩典窃书一事说起。
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我们寨子里实在没有多少书籍可以查抄。支书刘庆典和红卫兵头目刘继先商量很久，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后来，支书刘庆典说：“都知道孙乃社家里藏书多，就以他为突破口吧。”刘继先心领神会，马上组织红卫兵集合，带着杜小宝他们一群红小兵们，查抄了孙乃社的家。
破落文人孙乃社是贫农成分，按说是革命的依靠对象，查抄他家实在说不过去。但在没有更多的书可以查抄的情况下，抄他的家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孙乃社读书不少，全无用处，酸腐得很，好逸恶劳是有名的。生产队里有了几个这样的人，生产肯定搞不好。他学的知识，除了用于卖弄，就是按照农家历给人看好日子，哪天宜什么，忌什么，他比任何人都懂得。他有一句人人都知道的名言：“犯了阳公忌，屙屎都不利。”队长组织种庄稼，他会阻拦说：“今天不宜栽种。”下地干活，他正在干的时候，忽然蹲下抽烟，别人说他偷懒，他说：“这是个破时，不宜动土。”惹得多少人嘲笑他，他依然我行我素。刘庆典和刘继先拿他开刀，也是对他的一种教育手段。
红卫兵们到了他的家里，他一家人吓得哆哆嗦嗦的。他嘟囔着说：“今天果然是一个败家的日子，我算了一个早晨，到底还是应验了。”红卫兵们并没有败他的家产，只是翻箱倒柜，找他的那些烂书本子。查抄后发现，孙乃社家里藏书虽然最多，也不过百十本子。红卫兵们捡了一箩头，就让两个年轻人抬到了大队部。
在查抄的过程中，上了高小六年级的杜小宝有生以来看到了这么多好书。他和孙二孬、高恩典商量，认为这书烧了实在可惜。孙二孬说，我元哥（他按辈叫元叔为元哥）也欠书读。高恩典说，孙乃社这家伙是老尖刀（吝啬），我想借他一本书看，说了好几次，就是不借，这一次我看我们可以采取革命行动，挑几本看看。于是，他们决定下手。
孙二孬说是革命行动，也得用偷的办法。到了晚上，他们三个摸到了大队部。大队部的门槛很高，底下有一个活动隔板，可以卸下来，孙二孬三下两下地就把门板拆掉了。他自己个子大，钻不进去，他就让高恩典钻，高恩典上牙打下牙，有点想退缩，说我们信主人家不允许做贼，说什么也不肯进去。杜小宝哧溜一下就钻了进去，没有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那一堆书。在黑暗处看不见什么，只能用手摸，其中摸到了用布包着的一小捆儿书，他想，这可能是好书，不然不会包得这么严实，就顺手拿了出来。递给门外的他们两个以后，本来要钻出来，孙二孬说，日他妈，一不做二不休，你就再去拿一些出来。杜小宝折转身，又拿出了一些。孙二孬照原样把门槛弄好，三个孩子抱着书，去了元叔那里。
元叔见到他们，也很害怕，但夸孩子们做得对。他们把书拿到灯下一看，都傻了眼，没有几本是他们中意的。但有一本新农村生产工具制造的书，元叔很感兴趣，说这本书不错。杜小宝说，归你了。特别是那包书，正是孙乃社常常卖弄的阴阳五行、算命打卦方面的书籍。但孙二孬看不懂。元叔说，你们看不懂，留下给我看吧。大家说，本来就是交给你保管的，反正你家已经抄过了，不会再抄你家了，都放在你这里吧，我们想看了，再来取。这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普遍贫穷，阶级斗争抓得很紧，基本上没有重大抢劫案件。用一句公文类的语言说：“社会治安形势，总体上还是好的。”寨子里的年轻人喜欢挤着看的公社院外贴出的布告，上面公布的所有犯罪分子，几乎清一色是强奸犯。这并不是说，老百姓处在太平盛世，可以敞开着门睡觉。我们寨子里几乎所有的男人女人，都有偷窃的毛病。
所有偷窃行为，主要是围绕嘴巴展开的。春荒的时候，没有什么可偷，就在下地挖野菜时，偷那些正处在返青期的豌豆秧儿。一边拽，一边用一些野生蒜苗，裹着豌豆秧儿吃，吃得一嘴青沬。豌豆角下来以后，就开始实质性地偷了，从豌豆角半饱开始偷，一直偷到豌豆角白背儿。到了秋天，偷的内容丰富起来，男人们以割草的名义，用箩头往家里偷苞谷棒子，偷红薯。妇女们只要摘棉花回家，裤腰里塞的都是棉花。大白天不容易偷更多的东西，有些人干脆到后半夜出去偷窃。因此，到了庄稼即将成熟的季节，各个生产队都成立有“护青队”让基干民兵们轮流巡逻打更，同样没有多大成效，说不定这些打更人，也要趁机往家里偷东西。
偷得最出名的是狼叔一家。狼叔并不叫狼，他的真名是刘庆德。因为他在生产队里，好“咬槽”对任何事物都不满，无论是记工分，还是分粮食、分红薯，咬了这家啃那家，没有一家他不咬的，当然没有几家邻居不讨厌他。因此，人们说，这刘庆德最缺德。于是，针对他好咬槽的毛病，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狼”慢慢地，这个绰号在全寨子里传开了，他照样满不在乎，想咬谁就咬谁，谁也躲不出他的臭嘴巴。渐渐地，他的本名没有人叫了，长辈叫他狼，同辈叫他狼哥狼弟，小辈们喊他狼伯狼叔，他都是声叫声应的。
狼叔两口子生育旺盛，不到四十岁年纪，一共生了七个孩子，五男二女。大的两个，刘继华和刘继省上了初中，小的两个，刘继英和刘继县上的小学，下余三个孩子还小，和杜小宝的弟弟妹妹们经常在一起玩耍。这样的家庭条件，肯定属于缺粮户。当时的皇粮国税都是集体交的，群众靠集体一年两度分配过日子，能够分到钱的农户，分粮食的指标也高，叫做余粮户。倒欠集体钱的农户，分的粮食少，叫做缺粮户。狼叔一家年年欠集体的钱，累计起来，上几千元，他拿什么去还？大家拿他没有办法。他说，社会主义总不能叫我一家饿死。
由于家里缺少吃穿用品，他两口子是见什么就偷什么。一般的群众只偷集体的庄稼子粒，他们一家还偷其他财产。甚至连邻居也不放过，大人会偷别人家的鸡子、鸭子，小孩会偷人家的食物。小宝妈对自己的孩子常常说：“你们和刘继凡、刘继多玩时，要小心他们，别往家里领，防着他们偷咱家的东西。”说归说，其实，也没有见过刘继凡、刘继多到他们家偷过东西。只有一次，小宝妈妈在端午节时，给小宝妹妹做的香布袋不见了，找了个遍儿，也没有找到。后来，到街上喊孩子们回家吃饭时，看到刘继凡的脖子里，戴了一只香布袋，越看越像是自己做的。
红卫兵们开始揪斗一般人时，小偷小摸当然也在其中之列。大家排了排，小偷小摸之首，当推狼叔无疑，于是决定去抓他游街示众。
一群人到了狼叔家里，有人带头喊起了响亮的口号：“打倒人民‘公’贼！”大家就跟着同样高声呐喊：“打倒人民‘公’贼！”想起来让人十分好笑，这里的“公”贼与人们常说的“公贼”不是同一个概念。不知喊这个口号的人，是如何想出来的，可能是套用了公贼这个称呼。意思倒也没有错误，公贼者，就是经常偷公家的贼，还有一层意思是，是寨子里群众公认的贼。
狼叔显然心里早就做好了准备，在口号响过一阵之后，他从容地出来说：“我知道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请大家等一等，我办了一件事儿，就和大家走，杀我剐我都认了！”大家就在门外等他。他进屋端出来一盆糨糊子，把门外光堂堂的板打墙涂抹了一大片，然后又进屋拿出了三张写得满满的白纸，说：“我贴了我的大字报就走。”说罢，把三张大字报严严实实地贴在了墙上。
人们上前一看，都傻眼了，这是一张揭发别人偷盗行为的大字报。上边从支部书记刘庆典的女人开始，到生产队长贵亭叔一家大小都有，把时间、地点、偷的什么东西，开列得一清二楚。红卫兵义愤填膺，上前抓他的衣服领子，说他胡啃乱咬，大队治保主任张群柱出来打圆场说：“算了算了，刘庆德，念你是个铁杆老贫农，不再揪斗你了，你要悔过自新，下不为例。”狼叔龇牙一笑，对张主任说：“哦，不斗我了？我还打算用广播，把咱寨子里有的不要脸女人偷人的事情揭发一下哩。”
狼叔就是这么一个人人惹不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