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远逝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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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有这么一本书，是在一次宴会上听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向大家热烈推荐。当时是不以为然，想现在还能有那么好的书么？且又是一个在喧哗的文坛几无声息的章诒和。后来，又在媒体上见到若干评论文字，皆是推崇与赞美，各大书店的排行榜上，此书竟奇迹般高居不下。
于是就买了。于是就读到了那个年代那一群响当当的右派人物的命运。
作为文革时期大名鼎鼎的“章罗联盟”之领军人物章伯钧的女儿，作为饱尝了牢狱之苦的那个特殊年代的受害者，作者章诒和本可以激愤，本可以怨恨，本可以谴责。她却没有。她从容捉笔，如止水。没有排山倒海，只有涓涓细流；没有狂风骤雨，只有杨柳轻拂。
只有细节。一个又一个遥远而清晰的细节，却具有了震撼的力量。
章伯钧，储安平，张伯驹，聂绀驽，罗隆基，史良，康同璧数十年前那一群鲜活的人物，穿越历史的尘烟，借一位沧桑女人的手，或优雅，或沉郁，或慷慨，或激愤“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三三两两地立在我们眼前。
作者的心是纤细的，也是敏感的，硬把那些岁月尘埃里的不起眼的点滴刻进了自己的心里。然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点滴一笔一划地，雕刻出一个个远逝的灵魂。数载以下，在阳光里亲近他们——从阴雨如晦中走来的灵魂，怎不为那生和死，爱和恨，而叹，而思。
优雅的生与高贵的死
对新中国的第一位司法部长史良来说，生是马虎不得的，生就要生得“高贵又美丽”香云纱的裤褂是新中国的电影、话剧里国民党特务的“专业服”史良竟穿着香云纱做的“布拉吉”到司法部去坐部长的位子。还是这位史良，在用过了交通部长家的卫生间后，买了两包共二十四条毛巾，告诉交通部长的夫人：“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
为了迎接章伯钧和章乃器两个“大右派”在自己家里的会晤，康同璧，康有为的女儿“穿得最讲究。黑缎暗团花的旗袍，领口和袖口镶有极为漂亮的两道绦子。绦子上，绣的是花鸟蜂蝶图案。那精细绣工所描绘的蝶舞花丛，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活泼都从袖口、领边流泻出来。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也是五色焕烂。”“康同璧还让女儿给自己的脸上化了淡妆，抹了香水。”
这是矫情和奢侈么，在那个“革命”的年代？
不是，这只是两个女人，一个特殊年代的两个女人，用一种优雅的方式，证明自己优雅的生，而非苟且的生。优雅的生，往往更艰难，更惨痛，因为有不低头，不迎合，需要骨子里的坚强和血液里的执着。苟且却容易得多，只是活着，活着就行。于是，历史只记住那些优雅的生命，因为有那些优雅而不苟且的细节。
前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终于要离开那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时，给好友留了一张纸条。“纸条洁净，为白色，有二指宽大小，是对折起来的。”“那上面写的是：‘如苍兄，我走了。储’”从此，就走了，谁也不见地走了。
简单，却如此高贵。
一个人，自己决定了死，郑重而非草率，决绝而非彷徨，那便不是怯弱，而是勇敢，不是轻视生命，而是爱惜生命，那便是具有了高贵品格的死。“他用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
优雅的生，或者高贵的死，都是为了生命的卓越和尊严。几十年之后，这一生一死，在历史的天空舞蹈，在文字的空间长存。几声叹息，几许钦敬，随时光流向未来。
因为爱，忘了恨
爱，总是让人心动，爱到极致，也就忘了恨。
罗隆基死后，一箱子情书被搜走，这其中就有史良写给他的。在批斗史良时“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
经历了波折，受过了创伤，史良和陆殿东的爱情多了几份凄凉和无奈。陆走后，说到他“她一边拿出白手帕擦拭，一边抽噎着说：‘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他的房间，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
经历了感情上的背叛的罗隆基，问章伯钧：“你也连累了李大姐，她怎么不同你翻脸呢？”李健生告诉他：“运动到了紧张阶段，上边也派人找我谈话，说应该为自己今后的前途着想了。要赶快和章伯钧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我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心甘情愿和伯钧一起当右派。”
这是爱，忽略了恨的纯粹而恒久的爱。
说到恨，章伯钧一家是有理由恨史良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最亲近的成为最先揭发的。三十年后，李健生和史良在一次活动中一块谈天时，有人不理解：她怎么还能和史良有说有笑？当年就是她出卖了章先生，我们心里都明白，谁也忘不了，难道李大姐自己倒忘了？
刻骨铭心的恨固然是忘不了的，只是凭借了爱的力量，便把恨留在了过去。
“中国第一收藏家”张伯驹，把天下绝品统统捐给了国家，以致“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临死的时候，想要住个单人或双人病房，医院的人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他死后，有人跑到医院，站在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骂得痛快，骂得淋漓。
彭真找章伯钧和罗隆基谈话，提出可以送他们出国。章伯钧回答：“我虽留学德国，三次暂居香港，到过十几个国家，但请转告毛主席，章伯钧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这便是那一群虽然有怨有恨，却从来没有失去爱的远逝的灵魂。
史记遗风，春秋笔法。
那一些恩怨情仇，那一些风雨烟云，作者录着，读者读着，有许多要追问，有许多要谴责。然死者已去，且时代之罪，历史之过，一切功过是非，俱由时间评定。作者要录的，是历史的原本，是先人的客观，读者要读的，是烟雨中的青山，是灵魂里的血肉，俱是为了那些优雅的生和高贵的死，为了那些包容天地的爱，为了忘却那难以忘却的恨。
我读往事，往事如烟。
章诒和说：往事并不如烟。
知道有这么一本书，是在一次宴会上听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向大家热烈推荐。当时是不以为然，想现在还能有那么好的书么？且又是一个在喧哗的文坛几无声息的章诒和。后来，又在媒体上见到若干评论文字，皆是推崇与赞美，各大书店的排行榜上，此书竟奇迹般高居不下。
于是就买了。于是就读到了那个年代那一群响当当的右派人物的命运。
作为文革时期大名鼎鼎的“章罗联盟”之领军人物章伯钧的女儿，作为饱尝了牢狱之苦的那个特殊年代的受害者，作者章诒和本可以激愤，本可以怨恨，本可以谴责。她却没有。她从容捉笔，如止水。没有排山倒海，只有涓涓细流；没有狂风骤雨，只有杨柳轻拂。
只有细节。一个又一个遥远而清晰的细节，却具有了震撼的力量。
章伯钧，储安平，张伯驹，聂绀驽，罗隆基，史良，康同璧数十年前那一群鲜活的人物，穿越历史的尘烟，借一位沧桑女人的手，或优雅，或沉郁，或慷慨，或激愤“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三三两两地立在我们眼前。
作者的心是纤细的，也是敏感的，硬把那些岁月尘埃里的不起眼的点滴刻进了自己的心里。然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点滴一笔一划地，雕刻出一个个远逝的灵魂。数载以下，在阳光里亲近他们——从阴雨如晦中走来的灵魂，怎不为那生和死，爱和恨，而叹，而思。
优雅的生与高贵的死
对新中国的第一位司法部长史良来说，生是马虎不得的，生就要生得“高贵又美丽”香云纱的裤褂是新中国的电影、话剧里国民党特务的“专业服”史良竟穿着香云纱做的“布拉吉”到司法部去坐部长的位子。还是这位史良，在用过了交通部长家的卫生间后，买了两包共二十四条毛巾，告诉交通部长的夫人：“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
为了迎接章伯钧和章乃器两个“大右派”在自己家里的会晤，康同璧，康有为的女儿“穿得最讲究。黑缎暗团花的旗袍，领口和袖口镶有极为漂亮的两道绦子。绦子上，绣的是花鸟蜂蝶图案。那精细绣工所描绘的蝶舞花丛，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活泼都从袖口、领边流泻出来。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也是五色焕烂。”“康同璧还让女儿给自己的脸上化了淡妆，抹了香水。”
这是矫情和奢侈么，在那个“革命”的年代？
不是，这只是两个女人，一个特殊年代的两个女人，用一种优雅的方式，证明自己优雅的生，而非苟且的生。优雅的生，往往更艰难，更惨痛，因为有不低头，不迎合，需要骨子里的坚强和血液里的执着。苟且却容易得多，只是活着，活着就行。于是，历史只记住那些优雅的生命，因为有那些优雅而不苟且的细节。
前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终于要离开那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时，给好友留了一张纸条。“纸条洁净，为白色，有二指宽大小，是对折起来的。”“那上面写的是：‘如苍兄，我走了。储’”从此，就走了，谁也不见地走了。
简单，却如此高贵。
一个人，自己决定了死，郑重而非草率，决绝而非彷徨，那便不是怯弱，而是勇敢，不是轻视生命，而是爱惜生命，那便是具有了高贵品格的死。“他用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
优雅的生，或者高贵的死，都是为了生命的卓越和尊严。几十年之后，这一生一死，在历史的天空舞蹈，在文字的空间长存。几声叹息，几许钦敬，随时光流向未来。
因为爱，忘了恨
爱，总是让人心动，爱到极致，也就忘了恨。
罗隆基死后，一箱子情书被搜走，这其中就有史良写给他的。在批斗史良时“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
经历了波折，受过了创伤，史良和陆殿东的爱情多了几份凄凉和无奈。陆走后，说到他“她一边拿出白手帕擦拭，一边抽噎着说：‘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他的房间，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
经历了感情上的背叛的罗隆基，问章伯钧：“你也连累了李大姐，她怎么不同你翻脸呢？”李健生告诉他：“运动到了紧张阶段，上边也派人找我谈话，说应该为自己今后的前途着想了。要赶快和章伯钧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我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心甘情愿和伯钧一起当右派。”
这是爱，忽略了恨的纯粹而恒久的爱。
说到恨，章伯钧一家是有理由恨史良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最亲近的成为最先揭发的。三十年后，李健生和史良在一次活动中一块谈天时，有人不理解：她怎么还能和史良有说有笑？当年就是她出卖了章先生，我们心里都明白，谁也忘不了，难道李大姐自己倒忘了？
刻骨铭心的恨固然是忘不了的，只是凭借了爱的力量，便把恨留在了过去。
“中国第一收藏家”张伯驹，把天下绝品统统捐给了国家，以致“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临死的时候，想要住个单人或双人病房，医院的人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他死后，有人跑到医院，站在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骂得痛快，骂得淋漓。
彭真找章伯钧和罗隆基谈话，提出可以送他们出国。章伯钧回答：“我虽留学德国，三次暂居香港，到过十几个国家，但请转告毛主席，章伯钧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这便是那一群虽然有怨有恨，却从来没有失去爱的远逝的灵魂。
史记遗风，春秋笔法。
那一些恩怨情仇，那一些风雨烟云，作者录着，读者读着，有许多要追问，有许多要谴责。然死者已去，且时代之罪，历史之过，一切功过是非，俱由时间评定。作者要录的，是历史的原本，是先人的客观，读者要读的，是烟雨中的青山，是灵魂里的血肉，俱是为了那些优雅的生和高贵的死，为了那些包容天地的爱，为了忘却那难以忘却的恨。
我读往事，往事如烟。
章诒和说：往事并不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