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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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婆是外公的妹妹。外公兄弟三人，就这么个妹妹。
姑婆属羊，出生于1907年。
像所有的她那个年纪的女子一样，姑婆几乎刚刚学会了走路，就被缠了小脚。
幸好有了“五四”运动。正在上海上大学的外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之后，回到家乡头一件事，就在姑婆身上来一次反封建。
首先，他鼓动妹妹把缠得紧紧的脚给放了；接着，就动员她去柳市上女学堂（这个女学堂正是因为五四运动而创办的）。从此，我那十三岁的姑婆，穿上了宽松的布鞋，蹒跚在郑家湾到柳市的河岸路上。
姑婆转眼就到了十八岁。她的智商平平，但是读书用功，她提着毛笔，一笔一划做她的算术，一笔一划做她的作文。
姑婆的相貌也属平平，我外公就比她漂亮多了。可是她健康、红润，健康红润的妙龄少女，自有她独特的魅力。
那时候乐清一带读书的男孩不少，而女学生实在是凤毛麟角。
离郑家湾（我已经习惯于用小说中的村名取代那实际的、却冷僻得打不出字的村名）十余里的高岙村，有个和姑婆同年的男孩叫高梦武，这家伙十分聪明，才十八岁就在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里读书了。
媒人牵线，家长参与，这两个十八岁的孩子认识，并且订婚了。从此，大学生高梦武千方百计找机会从上海回家，一次又一次往柳市女学堂跑。
十九岁的夏季，姑婆小学毕业。高家提出要在这个暑假给他们成亲。我外公说：天气太热，诸多不便，待年底放寒假吧。
高梦武说：寒假我没空，上海有很多事等我去做呢！
外公让步了，于是两个年轻人在1926年的大热天里，热气腾腾地拜了堂。
第二年，姑婆生下个儿子，取名阿东。梦武有个不曾生育的二嫂视阿东为己出，两个善良的女人同吃同住，共同抚育着高家的这个宝贝。
也许是上海的花花世界让人眼花缭乱，也许是向上的台阶需要某种铺垫，大学毕业的高梦武越来越不满意自己的婚姻，他借口忙，在有了儿子后就一直不回家。
阿东两岁半的时候，在高家二老爹娘的敦促下，高梦武才勉强回到了高岙。
一家三口头一次一块儿睡到那张婚床上。孩子认生，见了陌生的父亲啼哭不止，姑婆怎么哄也哄不好。高梦武生气了，说：
“把他抱到二嫂那边去。”
姑婆把儿子抱到妯娌屋里，自己就要回头，可是阿东抱住娘不放，姑婆叹了口气，就在妯娌的床上躺下，心想哄他睡着了再去陪丈夫，可是受惊的儿子警惕得很，一直到天朦朦亮才抽抽噎噎地睡去。
高梦武独守空床，烦躁和恼怒加强了他休妻的决心，等姑婆好不容易回到他身边，他就说：
“我们离婚吧！”
姑婆不哭，不闹，也不吭气；好象这本是她意料中的事。但是她并不马上答复，因为她被儿子的问题困扰着。
高梦武回到上海，频频来信催逼离婚，姑婆只是不理不睬。这么拖了差不多一年，高家的老子来到郑家湾来找我外公，外公考虑再三，就把姑婆叫回娘家，问她到底打什么主意，姑婆终于开口道：
“离就离吧，反正他从来不顾家，离不离婚一个样。”
外公接着问她要不要孩子，姑婆的回答让外公吃了一惊：
“高家的人不要我了，我还要高家的人干什么？”
外公说：“有儿子做伴，你不感寂寞些，老了也有靠。”
姑婆说：“是我的儿子，他将来会来认我；不是我的儿子，我带大了也白搭。”
1930年一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日子里，一条小船将被遗弃的姑婆接回了郑家湾，从而开创了郑氏女子被休的纪录。
这年年底，高梦武在上海另娶名门闺秀，不久就擢升为什么“亚洲司司长”替日本人做事。一直到上海解放前夕，高梦武携眷逃往美国。
外公知道了这件事，对姑婆道：
“幸亏你和姓高的离了婚，不然你就是汉奸老婆了。”
姑婆并不接腔。
姑婆回到郑家湾就一直带孩子。我妈这辈的侄儿侄女十四个；我这辈的侄孙侄孙女五十多个；我儿子这辈的侄曾孙侄曾孙女儿们一百多个；这些下辈或家庭经济、地位不同，或智愚、美丑各异，姑婆完全一视同仁，从来没有宠爱过谁，也从来没有对谁加以白眼。
1956年，姑婆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那信中的两句话我看过之后永记不忘：
“我不要那个汉奸爸爸，我要你这个勤劳朴实的妈妈。”署名当然是她的儿子，当时这位儿子已是我国一家大报的副总编辑。
从此，这位副总编辑常常来信，月月寄钱；于是姑婆又提起那久违了的毛笔，一笔一划地给儿子写回信。
然而她仍旧一如既往地带着亲戚家的孩子。
1990年，八十三岁高龄的姑婆被医生宣判得了乳腺癌，这是她们这种命运女人的常见病。妈妈和姨妈们悄悄地给她准备后事，姑婆自己竟浑然不觉。
同年下半年，美籍华人高梦武回到了上海，提出要见见阔别六十年的前妻。上海政协和乐清政协派人到郑家湾来征求姑婆的意见。
“不见。”姑婆平静地回答。
“人家是大富豪呢，很有影响的。”上海来人说。
“不见。”姑婆决绝地说。
上海来人指着姑婆周围的侄孙们说：“你老人家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这些孙辈想想，如今有的人想出国不择手段，现在你放着这么硬的靠山”
“我的侄孙辈们不想用这种方法出国。”姑婆说着就起身送客。
1994年夏天，八十七岁的姑婆在郑家湾我妈妈的卧室里寿终正寝。临终前一个星期，她的阿东儿子，我妈我舅舅，我姨妈我堂舅等十余个离、退休干部轮流守在她床边，五十余个侄孙辈百来个曾侄孙辈穿梭般地来往看望她。姑婆脑子清清爽爽身子也清清爽爽，甚至没有喊一声疼就溘然长逝。
母亲给我打电话说：
“姑婆死得真好。”
一直到今天，没有一个郑家湾的子孙愿意去看那个美籍老头，当然更没有人希望通过那种关系出国。
这或许就是郑家湾式的骨气！
姑婆是外公的妹妹。外公兄弟三人，就这么个妹妹。
姑婆属羊，出生于1907年。
像所有的她那个年纪的女子一样，姑婆几乎刚刚学会了走路，就被缠了小脚。
幸好有了“五四”运动。正在上海上大学的外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之后，回到家乡头一件事，就在姑婆身上来一次反封建。
首先，他鼓动妹妹把缠得紧紧的脚给放了；接着，就动员她去柳市上女学堂（这个女学堂正是因为五四运动而创办的）。从此，我那十三岁的姑婆，穿上了宽松的布鞋，蹒跚在郑家湾到柳市的河岸路上。
姑婆转眼就到了十八岁。她的智商平平，但是读书用功，她提着毛笔，一笔一划做她的算术，一笔一划做她的作文。
姑婆的相貌也属平平，我外公就比她漂亮多了。可是她健康、红润，健康红润的妙龄少女，自有她独特的魅力。
那时候乐清一带读书的男孩不少，而女学生实在是凤毛麟角。
离郑家湾（我已经习惯于用小说中的村名取代那实际的、却冷僻得打不出字的村名）十余里的高岙村，有个和姑婆同年的男孩叫高梦武，这家伙十分聪明，才十八岁就在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里读书了。
媒人牵线，家长参与，这两个十八岁的孩子认识，并且订婚了。从此，大学生高梦武千方百计找机会从上海回家，一次又一次往柳市女学堂跑。
十九岁的夏季，姑婆小学毕业。高家提出要在这个暑假给他们成亲。我外公说：天气太热，诸多不便，待年底放寒假吧。
高梦武说：寒假我没空，上海有很多事等我去做呢！
外公让步了，于是两个年轻人在1926年的大热天里，热气腾腾地拜了堂。
第二年，姑婆生下个儿子，取名阿东。梦武有个不曾生育的二嫂视阿东为己出，两个善良的女人同吃同住，共同抚育着高家的这个宝贝。
也许是上海的花花世界让人眼花缭乱，也许是向上的台阶需要某种铺垫，大学毕业的高梦武越来越不满意自己的婚姻，他借口忙，在有了儿子后就一直不回家。
阿东两岁半的时候，在高家二老爹娘的敦促下，高梦武才勉强回到了高岙。
一家三口头一次一块儿睡到那张婚床上。孩子认生，见了陌生的父亲啼哭不止，姑婆怎么哄也哄不好。高梦武生气了，说：
“把他抱到二嫂那边去。”
姑婆把儿子抱到妯娌屋里，自己就要回头，可是阿东抱住娘不放，姑婆叹了口气，就在妯娌的床上躺下，心想哄他睡着了再去陪丈夫，可是受惊的儿子警惕得很，一直到天朦朦亮才抽抽噎噎地睡去。
高梦武独守空床，烦躁和恼怒加强了他休妻的决心，等姑婆好不容易回到他身边，他就说：
“我们离婚吧！”
姑婆不哭，不闹，也不吭气；好象这本是她意料中的事。但是她并不马上答复，因为她被儿子的问题困扰着。
高梦武回到上海，频频来信催逼离婚，姑婆只是不理不睬。这么拖了差不多一年，高家的老子来到郑家湾来找我外公，外公考虑再三，就把姑婆叫回娘家，问她到底打什么主意，姑婆终于开口道：
“离就离吧，反正他从来不顾家，离不离婚一个样。”
外公接着问她要不要孩子，姑婆的回答让外公吃了一惊：
“高家的人不要我了，我还要高家的人干什么？”
外公说：“有儿子做伴，你不感寂寞些，老了也有靠。”
姑婆说：“是我的儿子，他将来会来认我；不是我的儿子，我带大了也白搭。”
1930年一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日子里，一条小船将被遗弃的姑婆接回了郑家湾，从而开创了郑氏女子被休的纪录。
这年年底，高梦武在上海另娶名门闺秀，不久就擢升为什么“亚洲司司长”替日本人做事。一直到上海解放前夕，高梦武携眷逃往美国。
外公知道了这件事，对姑婆道：
“幸亏你和姓高的离了婚，不然你就是汉奸老婆了。”
姑婆并不接腔。
姑婆回到郑家湾就一直带孩子。我妈这辈的侄儿侄女十四个；我这辈的侄孙侄孙女五十多个；我儿子这辈的侄曾孙侄曾孙女儿们一百多个；这些下辈或家庭经济、地位不同，或智愚、美丑各异，姑婆完全一视同仁，从来没有宠爱过谁，也从来没有对谁加以白眼。
1956年，姑婆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那信中的两句话我看过之后永记不忘：
“我不要那个汉奸爸爸，我要你这个勤劳朴实的妈妈。”署名当然是她的儿子，当时这位儿子已是我国一家大报的副总编辑。
从此，这位副总编辑常常来信，月月寄钱；于是姑婆又提起那久违了的毛笔，一笔一划地给儿子写回信。
然而她仍旧一如既往地带着亲戚家的孩子。
1990年，八十三岁高龄的姑婆被医生宣判得了乳腺癌，这是她们这种命运女人的常见病。妈妈和姨妈们悄悄地给她准备后事，姑婆自己竟浑然不觉。
同年下半年，美籍华人高梦武回到了上海，提出要见见阔别六十年的前妻。上海政协和乐清政协派人到郑家湾来征求姑婆的意见。
“不见。”姑婆平静地回答。
“人家是大富豪呢，很有影响的。”上海来人说。
“不见。”姑婆决绝地说。
上海来人指着姑婆周围的侄孙们说：“你老人家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这些孙辈想想，如今有的人想出国不择手段，现在你放着这么硬的靠山”
“我的侄孙辈们不想用这种方法出国。”姑婆说着就起身送客。
1994年夏天，八十七岁的姑婆在郑家湾我妈妈的卧室里寿终正寝。临终前一个星期，她的阿东儿子，我妈我舅舅，我姨妈我堂舅等十余个离、退休干部轮流守在她床边，五十余个侄孙辈百来个曾侄孙辈穿梭般地来往看望她。姑婆脑子清清爽爽身子也清清爽爽，甚至没有喊一声疼就溘然长逝。
母亲给我打电话说：
“姑婆死得真好。”
一直到今天，没有一个郑家湾的子孙愿意去看那个美籍老头，当然更没有人希望通过那种关系出国。
这或许就是郑家湾式的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