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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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娘仨又奔赴到另一个车站。也不知停了几天的车，简陋的车站里堆积了一地的人和行李。
我看到了一个兵，心里一阵窃喜，因为兵就代表着雷锋，代表着安全和帮助。我抱着小的拖着大的，艰难困苦地向解放军移去。
说是七点半开门售票，但是都已经到九点了，那小小的窗口还紧闭着。不耐烦的旅客们开始发牢骚，开始骂骂咧咧。正当我说了句“太不像话了”的时侯，一个瘦猴样的男人来了。
人们轰然挤到窗口，我带着两个孩子，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只得请那位解放军同志替我捎张票。瘦猴说，不准捎！到一边去！——都什么年月了，还像话不像话，我看你就最不像话！
我知道这家伙在报复我了，但是我不得不赶路呀，只得乖乖地退到了最后边，心想等人家都买好了总会轮到我吧。
可是那窗子刚好在我的面前乒的一声关掉。那位大兵一步抢到窗前，拼命地敲着喊售票员，说兵荒马乱的，说我们母子三人不容易，说那怕给我们一张站票。
那扇窗终于开了，露出半张刁蛮的猴脸，我递进了一张票的钱，他嚷嚷道：两张票！你们三个人还不该买两张票吗？我说，抱在怀里的婴儿总不要买票吧，那么，两岁半的孩子要买全票吗？瘦猴狠狠地说，他妈的你要不要？不要我就关门了！
我无可奈何地付了钱，拿到了两张全价的站票。上车后，那位解放军战士要给我让座，我赌气坚决不坐，大兵无奈，只得抱了我的老二去。
车子在雁荡山的盘山公路上不断地急转弯，我一下子被抛向了左边，一下子又被抛向了右面。一会儿我的胃就翻江倒海起来，我拨开了窗口的人，把头探出了窗外呕吐，我吐得气喘吁吁眼泪鼻涕的，大儿子从来没见过这个阵势，吓得抱着我的双腿又哭又叫。我答不出话来，心里却想，吐吧，抛吧，抛不到外头去也吐不死我，几个小时后我也就到达娘家了。
不幸的是车子刚走了三十公里，斜地里跳出几个绿军装红袖章来，他们把几支步枪一横，说“戒严了！”命令司机把车子开回去。乘客们顿时乱成一锅粥，拍椅打凳哭爹骂娘的。造反派把枪瞄了瞄我们，吼道：我叫你们闹！于是大家都噤若寒蝉。一部分人怏怏地随着原车回去了。
我怀着背水一战的决心，牵儿带女地下了车。我把小儿子放在树荫下，自己和大儿子就蹲在路旁，期待着会有奇迹出现。
“妈，那是什么？”
我顺着大儿子的小手望去，只见迎面的山头新垒了个碉堡，碉堡旁边有两个人煞有介事地来回对走，做巡逻放哨状。
我赶紧按下儿子的手，生怕招来横祸，心里却在盘算着怎么才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解放军对我们娘儿仨爱莫能助，他和一些年轻力壮的都扛起自己的大包小包各奔前程去了，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我脱下大儿子的凉鞋，把那双伤痕累累的小脚抱在怀里。眼看着太阳一点点西斜，一颗心不住地往下坠往下坠
一辆破旧的手拉车停在了我们的旁边，我看到一个苍老的面孔，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坐手拉车吗？”
我觉得救星来了，在我面前的是位敦厚的老农，他那静脉曲张的腿上沾满了泥浆，手拉车上还有一些新鲜的稻草，大约刚刚从田里上来。“你能把我们送到哪里呢？”
“清江。”
这儿离清江是20公里。如果跑得快，也许在天黑前能到达江边。
我把稻草铺了开来，娘儿三个上了车。这时侯待在路边的两个老妇也赶了过来，要求和我们“同车共济”于是我们一车老少五人，由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拉着，一路小跑着向前赶路。
随着一阵刺耳的尖啸，几颗子弹追逐着我们而来。两个老妪吓得直念“阿弥陀佛”我尽力张开了双臂，像一个碰上老鹰袭击的母鸡把两个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心里第一次对这次逃亡有了悔意：如若抛尸这儿的荒野，还不如被打死在婆家的屋里呢。
不知是这帮乌合之众的枪法太差，还是老太太的念佛发挥了作用，总之，子弹在我们前后的地上崩了几个坑，却没能伤着我们半根毫毛。车子拐了个弯，就把那帮造反派们甩到后面去了。
大儿子累了，在车子颠簸中睡着了，小儿子却不屈不挠地咂着我的奶头。两天的疲于奔命，我的奶水显然已经供不应求。但是这不要紧，只要过了江，只要踏上娘家的土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那老汉的车速明显地减了下来。我们催他，嚷他，可他气喘如牛，汗下如雨，断断续续地说，拉，拉不动了。一个老太婆说，真倒霉，怎么就碰上个半死不活的拉车的呢。
“最后一班渡船是7点钟，若赶不上，又得在江这边过夜。”一个长相粗糙的老妇看了看腕上的表，一脸焦虑“不晓得还会碰上什么呢；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啊。”
可那位老头子只有叹气擦汗的份了。
夕阳已经坠到了山后，群山的阴影倏地浓重起来，使人压抑，让人恐惧。
“快跑，给你加点钱！”
“再给你一斤粮票！”两个老妇试着给以物质刺激。
老头子腿肚上的青筋怒张，仿佛随时都会突破皮肤跳将出来，可他的步履却不可救药的越发疲软，在一段较为平坦的坡路上，那车子犹豫了一下，终于完全停住了。老汉蜡黄着一张脸，像一条离了水的鱼儿般张大嘴巴。
我们焦急异常，却一筹莫展。大概是受不了这气氛的严峻，一路很乖的小儿子忽然放声大哭了起来，任我怎样哄也哄不好。不知哪一根神经动了一下，我跳下车来，对老汉说：
“我们俩换一换位置，你坐到车上去，我来拉车。”
老头子还没有缓过气来，他很歉疚地摆着手，说什么也不肯坐到车上去。那两个老女人则用很复杂的眼光看着我，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夺过那辆车的车把，试着跑了起来。起初车子有点不听使唤，一忽儿左倾一忽儿右斜的，一会儿，它就乖乖的了。我健康，我腿脚灵活，我只有二十三岁，我曾经是800米的冠军！我跑得很快，老汉空着双手都赶不上。
我一口气跑了十多里路。天完全黑了，对岸已经亮起亲切、温馨的灯火了。那里是我的故乡，那里有我的父母双亲、兄弟姐妹、邻里同学，还有那最最亲切的乡音——娘家和婆家相隔虽然只有百余公里，可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语系；我天真而固执的认为故乡没有武斗，没有枪声，没有缺胳膊断腿和暴死街头的人；过了江，虽然还有几十公里的路，可是我不怕了，什么也不怕了。
我觉得脸上湿漉漉的，我伸出了舌头，承接着那些咸咸的液体，同时也承接了力量，我撒开了双腿，飞快地朝那些灯火奔去
我们赶上了那趟渡船。在清江南岸住了一夜，第三天傍晚终于平安的到达了娘家。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娘仨又奔赴到另一个车站。也不知停了几天的车，简陋的车站里堆积了一地的人和行李。
我看到了一个兵，心里一阵窃喜，因为兵就代表着雷锋，代表着安全和帮助。我抱着小的拖着大的，艰难困苦地向解放军移去。
说是七点半开门售票，但是都已经到九点了，那小小的窗口还紧闭着。不耐烦的旅客们开始发牢骚，开始骂骂咧咧。正当我说了句“太不像话了”的时侯，一个瘦猴样的男人来了。
人们轰然挤到窗口，我带着两个孩子，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只得请那位解放军同志替我捎张票。瘦猴说，不准捎！到一边去！——都什么年月了，还像话不像话，我看你就最不像话！
我知道这家伙在报复我了，但是我不得不赶路呀，只得乖乖地退到了最后边，心想等人家都买好了总会轮到我吧。
可是那窗子刚好在我的面前乒的一声关掉。那位大兵一步抢到窗前，拼命地敲着喊售票员，说兵荒马乱的，说我们母子三人不容易，说那怕给我们一张站票。
那扇窗终于开了，露出半张刁蛮的猴脸，我递进了一张票的钱，他嚷嚷道：两张票！你们三个人还不该买两张票吗？我说，抱在怀里的婴儿总不要买票吧，那么，两岁半的孩子要买全票吗？瘦猴狠狠地说，他妈的你要不要？不要我就关门了！
我无可奈何地付了钱，拿到了两张全价的站票。上车后，那位解放军战士要给我让座，我赌气坚决不坐，大兵无奈，只得抱了我的老二去。
车子在雁荡山的盘山公路上不断地急转弯，我一下子被抛向了左边，一下子又被抛向了右面。一会儿我的胃就翻江倒海起来，我拨开了窗口的人，把头探出了窗外呕吐，我吐得气喘吁吁眼泪鼻涕的，大儿子从来没见过这个阵势，吓得抱着我的双腿又哭又叫。我答不出话来，心里却想，吐吧，抛吧，抛不到外头去也吐不死我，几个小时后我也就到达娘家了。
不幸的是车子刚走了三十公里，斜地里跳出几个绿军装红袖章来，他们把几支步枪一横，说“戒严了！”命令司机把车子开回去。乘客们顿时乱成一锅粥，拍椅打凳哭爹骂娘的。造反派把枪瞄了瞄我们，吼道：我叫你们闹！于是大家都噤若寒蝉。一部分人怏怏地随着原车回去了。
我怀着背水一战的决心，牵儿带女地下了车。我把小儿子放在树荫下，自己和大儿子就蹲在路旁，期待着会有奇迹出现。
“妈，那是什么？”
我顺着大儿子的小手望去，只见迎面的山头新垒了个碉堡，碉堡旁边有两个人煞有介事地来回对走，做巡逻放哨状。
我赶紧按下儿子的手，生怕招来横祸，心里却在盘算着怎么才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解放军对我们娘儿仨爱莫能助，他和一些年轻力壮的都扛起自己的大包小包各奔前程去了，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我脱下大儿子的凉鞋，把那双伤痕累累的小脚抱在怀里。眼看着太阳一点点西斜，一颗心不住地往下坠往下坠
一辆破旧的手拉车停在了我们的旁边，我看到一个苍老的面孔，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坐手拉车吗？”
我觉得救星来了，在我面前的是位敦厚的老农，他那静脉曲张的腿上沾满了泥浆，手拉车上还有一些新鲜的稻草，大约刚刚从田里上来。“你能把我们送到哪里呢？”
“清江。”
这儿离清江是20公里。如果跑得快，也许在天黑前能到达江边。
我把稻草铺了开来，娘儿三个上了车。这时侯待在路边的两个老妇也赶了过来，要求和我们“同车共济”于是我们一车老少五人，由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拉着，一路小跑着向前赶路。
随着一阵刺耳的尖啸，几颗子弹追逐着我们而来。两个老妪吓得直念“阿弥陀佛”我尽力张开了双臂，像一个碰上老鹰袭击的母鸡把两个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心里第一次对这次逃亡有了悔意：如若抛尸这儿的荒野，还不如被打死在婆家的屋里呢。
不知是这帮乌合之众的枪法太差，还是老太太的念佛发挥了作用，总之，子弹在我们前后的地上崩了几个坑，却没能伤着我们半根毫毛。车子拐了个弯，就把那帮造反派们甩到后面去了。
大儿子累了，在车子颠簸中睡着了，小儿子却不屈不挠地咂着我的奶头。两天的疲于奔命，我的奶水显然已经供不应求。但是这不要紧，只要过了江，只要踏上娘家的土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那老汉的车速明显地减了下来。我们催他，嚷他，可他气喘如牛，汗下如雨，断断续续地说，拉，拉不动了。一个老太婆说，真倒霉，怎么就碰上个半死不活的拉车的呢。
“最后一班渡船是7点钟，若赶不上，又得在江这边过夜。”一个长相粗糙的老妇看了看腕上的表，一脸焦虑“不晓得还会碰上什么呢；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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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已经坠到了山后，群山的阴影倏地浓重起来，使人压抑，让人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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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焦急异常，却一筹莫展。大概是受不了这气氛的严峻，一路很乖的小儿子忽然放声大哭了起来，任我怎样哄也哄不好。不知哪一根神经动了一下，我跳下车来，对老汉说：
“我们俩换一换位置，你坐到车上去，我来拉车。”
老头子还没有缓过气来，他很歉疚地摆着手，说什么也不肯坐到车上去。那两个老女人则用很复杂的眼光看着我，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夺过那辆车的车把，试着跑了起来。起初车子有点不听使唤，一忽儿左倾一忽儿右斜的，一会儿，它就乖乖的了。我健康，我腿脚灵活，我只有二十三岁，我曾经是800米的冠军！我跑得很快，老汉空着双手都赶不上。
我一口气跑了十多里路。天完全黑了，对岸已经亮起亲切、温馨的灯火了。那里是我的故乡，那里有我的父母双亲、兄弟姐妹、邻里同学，还有那最最亲切的乡音——娘家和婆家相隔虽然只有百余公里，可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语系；我天真而固执的认为故乡没有武斗，没有枪声，没有缺胳膊断腿和暴死街头的人；过了江，虽然还有几十公里的路，可是我不怕了，什么也不怕了。
我觉得脸上湿漉漉的，我伸出了舌头，承接着那些咸咸的液体，同时也承接了力量，我撒开了双腿，飞快地朝那些灯火奔去
我们赶上了那趟渡船。在清江南岸住了一夜，第三天傍晚终于平安的到达了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