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人有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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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宝玉小时候挺秀气，大眼睛，瓜子脸，皮肤很光鲜，脾性亦纯善。又格外爱干净，衣服鞋子虽然是打补丁的，却总是清洁齐整。那时节我们刚刚练习毛笔字，手永远墨迹斑斑，一不小心还把自己弄成个黑脸包公，可郑宝玉的脸庞永远白净鲜亮，像一个刚刚剥壳的鸡蛋。他待人都好，尤其是对女孩子，十分的惜香怜玉。熟悉红楼梦的郑家湾人说，郑宝玉是荣国府里的贾二爷投的胎，只可惜投生到一个赤贫的渔民家里了。我没见过怡红院那位“眉梢眼角藏秀气，声音笑貌露温柔”的不肖种种，因而也无法将他们俩进行比照。我只知道，郑宝玉和我同年，而且从小学到中学我们不但是同班同学，他还一直不离不弃地坐在我的旁边。座位的问题当然由不得我们小孩子家做主，这里面却有着我们小学班主任——我母亲——的私心：把最淘气的女孩置身于最乖的男孩儿旁边，得益的自然是她的女儿。
郑宝玉从小就是个乖乖儿，他不乖不行，他来到这个世上才五个月，他爸就叫一个巨大的浪头打到海里去了，他妈哭啊哭，活活的把一对眼睛给哭瞎了。
小学里兴在课桌上刻划“三八线”主动方自然是那些比较“恶”（我们家乡的“恶”专指厉害）的男孩儿。只要对方误越雷池一步，那横蛮的肘子就毫不留情地捅了过来，捅得人筋酸骨麻眼泪花花的还不敢哭出声来，更不敢报告老师。
我的课桌也有上任同学界定的“三八”线，因为摊着个郑宝宝，我就从来没挨过捅。人是坏虫，既然没有人来约束我，我就自觉不自觉地向外扩充我的势力范围。我的肘子不由自主地、一点点地伸展出去，郑宝玉的肘子则一点点退缩，最后我整个胳膊都堂而皇之地撂在郑宝玉的领地上，而他只得在一块台湾岛般可怜的桌角上束手束脚地做他的作业。
尽管环境恶劣，可郑宝玉的字总是全班最漂亮的。郑宝玉是妈树的先进典型。郑宝玉不但读书好，他那些课本簿子也是全班最干净最漂亮的。每学期开学时，郑宝玉总不知从哪儿弄了些牛皮纸，把每一本书都裹得严严实实齐角四方，而到了学期结束时，那些从牛皮纸里解放出来的书就跟刚刚发下来的新书毫无二致。
有一次课外活动时间，我们班两名男同学为一个铁环打起架来，男孩儿们围观起哄漫骂以至纷纷参战，他们分成两派轮拳头踢脚头吐唾沫扔石头。这时候郑宝玉刚好端着同学们的作业簿从旁边经过，这一帮喊：郑宝玉，帮我们打！那一帮喊，郑宝玉，揍他们狗种的！郑宝玉紧张得脸色发白，他绕着纠缠做一团的人堆儿转过来跳过去，张皇失措、苍白无力地喊着：别打了！别打了！
两派的同学都不卖他的账，骂他不仗义，骂他傻逼，嚷着谁再跟他好是狗生的，让他孤家寡人的过一辈子。他们把矛头一齐对准郑宝宝，将他推过来，搡过去，郑宝宝脸涨得像猪肝，却紧紧抱着簿册不松手，我母亲赶到时正好看到这个场面，她一声断喝，同学们吹着口哨作鸟兽散，我妈拉过郑宝玉，替他揩去头上的汗水，叹息说：学生若都和郑宝玉一样，当老师的可以省多少事！
那一天同学们余兴未消，回到教室后，你一言我一语地评选了郑宝玉为全班“末脚恶”“末脚”郑家湾土话，即最后面，最末“末脚恶”的意思，往好里说就是：郑宝玉是全班最善良，最不惹事、最听话的好孩子，往坏里说，郑宝玉是全班最窝囊、最没有哥们义气的小男人。我觉得这个评价挺有趣的，就跑到瞎眼婆家里，叽喳着小嘴聒噪道：
宝玉娘，你家宝玉全班“末脚恶！”
瞎眼婆敦厚地笑着，那里面透着满足，欣慰。也许对她来说，天底下没有比这句话更中听的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瞎眼婆在自己的破屋里摸索来摸索去，任凭外头的孩子们吵骂干仗打得皮开肉绽闹翻了天，她用不着提心吊胆，更不会心惊肉跳，因为那里面绝对没有他的乖乖儿。
那天，打猪草的郑宝玉回到家里，瞎眼母亲当着我的面很幸福地摸着他的头，明知故问道：乖宝宝，你是全班“末脚恶？”
郑宝玉有点难为情，他挣开他娘那嶙峋的手，分辩道：
“谁说的？还有一个女同学还没有我恶呢！”
我和瞎眼婆都笑了。这句话成了当天的第二条新闻，由我到学校里四处传播。
我们的小学生涯在打打闹闹、嘻嘻哈哈中结束了。我和郑宝玉等七八个同学升上了乐城县中，我们的初中全都是凭实力考上去的，可郑宝玉没有考，他不需要考，他那么乖，又是正宗的三代贫农，所以我们头一回听说了“保送生”这个词儿。保送生，保送生，我们觉得好玩，就干脆喊郑宝玉为“抱送生”“抱送生”这一年窜了个子，座位便从我的同桌升格到了我的后桌。
从此我觉得许多的不便，比如我忘了带墨水、忘了带钢笔、甚至忘了带课本时，我不能像从前一样从郑宝玉的位置上信手拈来，我得很辛苦地转身180度，从后桌选取我所必需的用品，这样就要冒着被老师识破的危险，从而招来一顿臭骂。
可是郑宝玉从来不骂人。有一回代数老师布置作业时，我掏了半天抽屉，才知道自己又忘了带代数课本了。我一转身拿了郑宝玉的，也不管他自己用不用。演算过程中，我又忘了这课本并不是自己的，顺手在书页的空白处打草稿。待到还书时，才发现我已把人家的课本弄得一塌糊涂了。我硬着头皮准备享受他的一顿数落，可是郑宝玉没有，他心疼得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喃喃道：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
那段时间，我和郑宝玉都迷上了画画，画的全是柳眉杏眼樱桃小口的美人儿，只不过我在上课时画，他在休息时画，我逮住课本就画课本，逮住簿子就画簿子，有一回竟然画到郑宝玉的生物课本上，画过了也就丢过了；郑宝玉却一律画在磨得平平展展的香烟壳纸上。初中毕业时，我一事无成，而郑宝玉却早已被人请去在墙上画宣传画了。
初中三年，刚好是“大跃进”的三年。郑宝玉被推到一堵大墙旁边，他手执大笔在墙上涂涂抹抹。他首先在高处画了个天宫，众仙女驾着祥云飘飘荡荡，他的仙女美丽极了，一个个明眸皓齿霓裳羽衣栩栩如生；郑宝玉又在墙的下边画一帮农民，白羊肚手巾红腰带；中间是一条弯弯长长的软梯子，农民们正喜孜孜地踩着梯子往天上攀登，画的旁边写着两行大字：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
“郑宝玉，你的仙女漂亮极了！”女同学会主动找他搭讪。郑宝玉的脖子都红了，看得出他是兴奋得意的，可偏偏摆着手纠正说：
“不能说漂亮，是比例正确。”当时，漂亮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革命学生绝对不敢追求的。我们怔了一下，立即领会了他的苦衷，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敢提“漂亮”两字。
接着，我们这些“比例正确”的女孩子则被喊去排演节目，我们说唱，舞蹈，放声高歌“总路线第一好，大跃进第二好，人民公社哎格龙冬哎格龙冬第三好！”还有一个小表演唱，我演小孙女，郑宝玉演爷爷。
孙女唱：人民公社喜事多呀，喜呀么喜事多！
爷爷白：啥喜事？
孙女唱：一朵棉花——
爷爷比划：这么大？
孙女摇头：还不止。
爷爷比划：这么大？
孙女摇头：还不止。
爷爷唱：究竟长得怎么样大？
孙女唱：妹妹拿去作被子盖，压出一身汗哪哎嗨哟！
接着演唱一只鸡比风车大，一头兔子比骆驼壮，一粒米做饭一家人吃呀吃不完哪哎嗨哟！
郑宝玉老是害臊，老是放不开动作，可老师交的任务又不敢不完成。我只得教他，一句句唱词、一个个动作都得现教，很累人。
跳跳蹦蹦的日子很快就到了头，接下来的日子可没那么愉快了，我们鼓足干劲大干特干拼命干，白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夜晚水库工地上和民工农民们一起挑灯夜战。
离学校十里处有一块属于学校的荒涂，被一条不大不小的河隔着，河里静悄悄地卧着一条四方形的渡船，两头拴着绳子。学生们一批批拉着绳子自己渡河，把那片荒涂开辟成百亩水田。我们在那里插秧割稻车水打场挑大粪，常常一干两三个星期，起早落夜甚至通宵达旦的把我们都累歪了。
郑宝玉干活太爱美，他插的秧，横过来，直过去，斜左看，斜右看，全都高矮一致笔直挺拔，像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式；他割的稻把，金灿灿的谷穗齐刷刷光溜溜地倒向一边，像一匹匹身体健康营养过剩的红毛狐狸；就是他盘烧的泥灰堆，也比别人圆满、平整，一层一层的土坷拉都敲打得一般大小，仿佛用一个什么量具套过似的。因此，他就要比别人付出更重的体力，受更多的罪。
“你可以稍微潦草一点，郑宝玉。”我偷偷地教唆他。
“可，可那样我心里受不了。”他一脸的认真。
有一夜下工的路上，累得脚步踉跄的我落在了后面，同样落在后面的还有郑宝玉。过渡的时候，我一个趄趔翻身落水，连呛了几口水就沉了下去，心想这一次是死定了。恍惚中，我的左腿被什么东西啄了一口，接着又啄了一口，然后，那东西一口叼住我的脚板，倒拖着我，直把我拖出了水面。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样进了那条四方渡船的，当时我已经咳得死去活来，待到我终于哭出声来时，我看到水里几颗湿漉漉的、簌簌发抖的星星，身边一个湿漉漉的、簌簌发抖的郑宝玉。
从那以后，我发誓不再欺侮郑宝玉。
上课的日子变得稀罕，功课被删去三分之二。因为累，也因为怕当白专典型，许多同学读书都马马虎虎，该不读的当然不读，该读的也可以懒得读。晨读早已取消，有一回，我意外地发现郑宝玉捧着汉语课本在学校后边的小树林中念念有词，他摇头晃脑叽叽呱呱，读些什么我却不明白，我探过脑袋一看，竟是老师规定不读的孟子梁惠王，当时他正读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寡人”我懂，我看过一出叫孟丽君的越剧，那千方百计想调戏孟丽君的臭皇帝，老是“寡人寡人”的；我看宝玉的模样实在滑稽，就学着他摇头晃脑哼哼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稀里糊涂的，我们就上高中了。郑宝玉的高中又是“抱送”的。我母亲听到这个消息远比她亲生女儿高分考上高中欣慰百倍。她喜形于色东奔西走逢人便说：郑宝玉又被保送了！考上去的是一批，保送的才一个，考上去的只是读书好，保送的却是十全十美！——三岁看到老，当初还有人说我偏心，难道中学老师也和我一样偏心不成？
当时正是我们共和国“困难时期”这“困难时期”不是十天半月，也不是百日半年，而是和整个高中学程等同的三年，这三年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吃饱过，饥饿像一头小老鼠，一刻不停地啃噬着我们的胃。
我们在校生有粮食定量的尚能混个半饱，郑家湾的瞎眼婆等，差不多是奄奄待毙了。为了让宝贝学生郑宝玉能安心读书，母亲每天从饿眼青青的儿女们的口里挖出一小碗饭来，让我的二妹给瞎眼婆送去。有一回母亲饿得摔倒在教室里的时候，却有人上门给郑宝玉提亲来了。
郑大绍是前湾人，和我们后湾相隔有那么三四里路，平日并不走动的。郑大绍在县城炼钢厂的食堂里掌着大勺，因此被人叫作“郑大勺”郑大勺掌勺多年，多少漏下些米粮来，他又极顾家，半斤八两的糙米、两把三把的番薯丝都严严地塞进贴身的肚兜里，单等星期六的下午往家里捎，日子过得自然比别家滋润。郑大勺有个独生女儿郑巧姑，初中毕业后没能考上高中，因为肚里有饭脸上有肉，父母又捧为掌上明珠，所以自我感觉不错，择起婿来高不成低不就的，因此十六岁了还待字闺中。
这是暑假里的一个上午，壮壮实实的郑大勺怀揣一包“大前门”手摇一柄大蒲扇，踩着笃笃作响的木屐往瞎眼婆家走去。其实，郑巧姑老早就在领奖台上看中才貌双全，性格温柔的郑宝玉了，只因为嫌他家太穷，才迟迟地没有让家里提亲。自从郑宝玉被保送上高中，郑巧姑才忽然明白，这个乖孩子将来还会被保送上大学，保送去留学，那么，他的前程将不可估量！
于是郑大勺的木屐就直接地往瞎眼婆家笃去。郑大勺把那个时期不可多得的重磅身体往郑宝玉家的竹椅上一压，压得竹椅和瞎眼婆的心都一番乱颤。郑大勺点着了一支烟，悠悠然吸了一口，问：宝玉娘，你儿子呢？瞎眼婆正在捏糠菜团子，她边捏边答：车水去了——你是谁家伯伯呢？听着耳生。郑大勺说：他一个高中生，回家就车水呀？瞎眼婆说：怎么不车水？宝玉说，挣两工分是两工分，好歹能多分点粮食
郑大勺打断了瞎眼婆的唠叨，问了郑宝玉的生辰八字，脾性喜好，瞎眼婆倒也灵光，当即便问：大叔你是不是给我家宝玉保媒来了？郑大勺就大大咧咧地说，就是。遂把自家的情况，和准备结亲的意思讲了一遍，乐得瞎眼婆喜颠颠地只是搓手，搓得糠粉粉直往桌上掉，忙忙地说：那敢情好，那敢情好，等到宝玉回家我就说给他
哪知郑宝玉回家听了娘的话，竟急出一头的汗水，他说，娘，我还小，不要这他娘说：这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啊，你怎么这般没眼色啊！
娘儿俩破天荒地争了起来，瞎眼婆子抹着泪，抽抽噎噎地数落说：“现今家里有上顿没下顿的，哪个人家的囡儿肯上门啊”她止了哭泣，一双手乱摸在找儿子“宝玉，告诉娘，是不是那囡儿不合你的意？果真是这样就算了，强扭的瓜不甜，娘懂这个理。”郑宝玉的双颊憋得通红，半天，才期期艾艾地说：“我们什么样人家？哪里敢挑挑拣拣的，只是那巧姑，”他本来想说她“比例不够正确”可一想这是和娘说话，用不到提防的，何况娘也听不懂什么比例不比例的，于是改口说“她上身长下身短的，牙齿太暴，皮肤太黑”
亲事就此作罢。可饥馑不但没有作罢，反而像鼠疫一样肆意漫延，谁谁的奶奶饿死了；谁家误食了毒草全家毙命；谁家的母亲带着四个嗷嗷待哺儿女一齐投河
有一个星期日我回了家。家里一个人都不见，我翻柜倒笼地找吃的，只找到半碗已经浸了水的、掺了番薯藤叶的冷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端起粥碗就往嘴里倒。还不解饿，我百无聊赖地晃出家门，一晃就晃到郑宝玉家门口，意外地发现他的家门紧闭着。那年月家家都穷得夜不闭户路无遗拾，大白天关门准是偷偷地烧什么吃的。我抽了抽鼻子，没闻到什么饭食的香味，倒闻到一股剌鼻的恶臭，我趴在门缝上一看，我的天哪，瞎眼老太婆正趴在磨凳上，她的裤子被退了下来，郑宝玉手拿一根柴棍，在她娘的屁眼里挑着因为吃糠而秘结的大便。只听见瞎婆子痛苦地呻吟着：儿啊，让我死了吧
这一年的秋天，郑大绍又上门提亲，郑宝玉的双眼只是看着自己的鼻子尖，没有答应，也没有回绝。郑大绍说：“还不好意思呢，男孩儿家，倒比女孩子还怕羞！”当日，就送了袋番薯丝来，说：“宝玉，今天就算是和我家巧姑订婚了，想想看，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别家订婚，都是男家筹钱买彩礼送女家的，你这小子好福气，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并说等到郑宝玉大学毕业就结婚。
郑巧姑一订婚就履行起未婚妻的职责，隔三岔五的就要往乐城中学跑一趟，给郑宝玉送双鞋子袜垫什么的，送得最多的要算番薯丝，使得郑宝玉在举国上下勒紧裤腰带的年代里，享受到食能果腹的奢侈。郑巧姑每每来校，白天是见不着郑宝玉的，等到我们累得摇摇晃晃地从田里回来时，多半已过了夜九点钟。对于郑巧姑的来访，郑宝玉总是飞红了脸，没说上几句话，就带了她来女寝室和我合铺，同学们虽然累，还是被好奇心驱动着，一拨一拨地来参观。我有点替郑巧姑难为情，可郑巧姑不怕，她把头昂得高高，还非常热情、主动地招呼人，生怕人家记不住她似的。同学们觉得这一对并不般配。几个好事的还在背后学着郑宝玉的腔调道：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要这样的老婆，这寡人算得好色乎？”立即有人反驳道：“读过登徒子好色赋吗？越是能跟丑婆娘过日子的，才越是叫好色！”
郑宝玉果然被保送上大学了，是省城一家名牌大学，学的是政治，应该说是培养做官的摇篮。而我和绝大多数同学都返回农村去修理地球。那一年，我和郑宝玉都十八岁。
我母亲又一次为之精神亢奋，她拖着浮肿的双腿，她拉着郑宝玉的手，激动的泪水直在眼里打转，说，状元，状元，有你这样的好学生，我死也瞑目了。
我和郑宝玉的关系却一下子疏远了，这里面有我的自卑，有我的嫉妒，还有那么一点点不屑。从此我老老实实地在郑家湾种田。
那一天下水田割早稻，还没有来得及去上大学的郑宝玉要挨着我割，我偏不，心想，我已经是真正的农民了，和你们学生参加劳动不一样。我就紧紧傍着被整个郑家湾公认的强劳力阿牛叔。阿牛叔一手割七茬，我也一手割七茬，阿牛叔边割边向前迈步，我紧紧咬着他半步也不让他拉下：割到了大田尽头他气都不喘一口就立马转身，我虽然气喘吁吁的却也立即转身割了起来。从凌晨二点到夜里九点，三天下来，腰都快断了，两条腿硬得不像是自己的。躺在床上，被大日头晒得满是燎泡的皮肤挨着哪儿都炸得噼噼啪啪响，伸手一摸，摸了一手的燎泡水。
在郑宝玉去省城上大学前一天，他来到我家告别，当时正是我一辈子最丑陋最狼狈的日子。我的脸像焦炭般黑，只有两个眼仁和牙齿还是白的。我的双手因为长期泡在水田里割稻插秧而糜烂了，许多活泼的小虫当着这位大学生的面，自由自在地在我手背的皮下遨游。爱美之至的郑宝玉难过地转过脸去。他说，你该去医院看看。我说，看什么？我反正是农民的命了，那么娇气干什么？我不许他转过脸去，非要他面对我不可。我说，你看着，我给你表演个节目。我用小拇指指甲挑起我黑胳膊上的一点黑皮，然后慢慢地撕着，每撕下一块拇指肚大的死皮，我的胳膊上就绽出一片雪白的花瓣。郑宝玉用双手遮了脸，说，别撕了，别撕了，太残酷了。我说，大学生，这就叫残酷么？我不动声色地撕着撕着，一会儿，我的胳膊上就盛开了一朵朵洁白的莲花。
郑宝玉望着这些奇异的花，抽搭抽搭地哭了。我懒洋洋地说，你走吧，让郑巧姑听见，又以为我在欺侮你呢。
郑宝玉到了省城之后，曾给我来过两封信，信的遣词造句小心翼翼，让我读来寡淡无味，我知道，他是怕触动我那根敏感的神经，所以在遏力回避着。
暑假回家的时候，他还是来看看我妈和我，和我聊起来就是几个小时，毕竟，省城的繁华，校园的美丽，对我这个未出县门的乡下姑娘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有一晚，坐得露水都重了，院子里的豆花、瓜花、茄子花的香气凝得浓浓的，他还没有走的意思，我说，你老耽在我家，不去陪陪你那位未婚妻吗？他呆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的，跟她在一起就是没话。
上大三的时候，郑宝玉的来信变得情绪澎湃，这一封，说拿到了红宝书了，那一封，说戴上了毛主席像章了。再一封，发信的地址竟是北京，抽出信纸，却残留着斑斑的泪痕，字体也因为激动而歪歪扭扭：我太幸福了，我见到毛主席了，我站在天安门广场的前面，离城楼很近很近，清楚地看见他老人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体非常非常健康后来，发信的地址游击莫测，一会儿在瑞金，一会儿在井冈山，一会儿又在韶山冲
这是郑宝玉一生中最辉煌、最自信、也是最幸福的年代。
大四的时候，厄运落到了郑宝玉的头上。说“落到”也许不确切，他的厄运是他自己找的。就在那个寒假，郑宝玉被准岳父郑大勺支使着修建猪圈。勤劳的郑大勺每个周六都步行三十里，把一担酽酽的泔水挑到郑家湾来。他家的猪们营养过剩体魄矫健，无时无刻在为它们的自由而斗争，因此他家的猪圈差不多每过二三个月就要修缮一次。
巧姑母亲心疼准女婿，今天给郑宝玉擀碗荞麦面条，明天给准女婿包顿番薯饺子，扯着嗓门把他唤出了猪圈，端来热水让他洗手，然后把热气腾腾的食物直送到郑宝玉的鼻子底下。
巧姑母亲掏出了心肝招待准女婿，不料却招待出毛病来了。原先，郑宝玉并没有认真打量过这位丈姆娘的，就因为这猪圈，就让郑宝玉有充分的时间研读这张和郑巧姑酷似的的脸孔：那鼻梁是凹，一下子凹到了脸面的地窖里头去了，那牙齿是暴，夸张地暴出了嘴唇的山门外边。岁月是会改造人的，二十年后，郑巧姑也被改造成这般尊容，他郑宝玉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他开始疏远郑大勺一家。忙完了猪栏，他就借故离了郑家湾，连我都见不着他的影子了。郑巧姑心里有气，不免嘟嘟哝哝，她娘就说：怨不得人家，都是你爸太计算了，别说是大学生，就一个种田郎吧，来了也是找你家姑娘说话亲热的，谁愿意整天价泡在猪屎猪尿里砌臭石头呢。
过完了寒假回到大学，郑宝玉来信说，学校里正在批斗反动学术权威，看到平日里他很崇敬的师长遭受喷气式，老虎凳，他说他的心有些寒了。看来，郑宝玉的革命热情一点点冷了下去。后来来信又说，学校不开课，图书馆也被封了；百无聊赖，他又拿起了画笔。画什么？什么都要遭批判，想来想去，只有画伟人像比较安全。我去信说，伟人像画走了样更危险。郑宝宝说，他从来唯美，他的人物永远是“高于生活”他说他把自己的想法向他们系“横扫一切”战斗队作了汇报“横扫一切”很支持，搬来了一大堆颜料画布。我想，没多久，校园里到处该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红海洋了。跟他同校的另一位高中同学也来信说，郑宝玉的伟人挥手很威武，很气派。接下去，伟人的手便挥到了省城的各大建筑，交通要道，公园宾馆；郑宝玉的名声顿时大噪。
不知是忙于红海洋的制作，还是对暴牙和塌鼻梁本能的厌恶，郑宝玉竟然一连三个月没给郑巧姑只字片语。郑巧姑常常到我妈这儿来哭诉，让我去信去说说他。看看毕业分配在即，郑巧姑从猜疑、怨怼、漫骂到最后的通牒：她说郑宝玉你大学毕业功成名就了，你如果做了资产阶级的陈世美，我们革命群众一百个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郑巧姑决不比秦香莲好对付，定把你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做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当时郑宝玉正沉缅于描画伟人的亢奋之中，革命同学们、包括“横扫一切”战斗队的干将们早就为毕业分配暗中忙乎，郑宝玉却浑然不觉，连郑巧姑那些措辞严厉、情绪激烈的信函都没有引起他足够重视，他一如既往地站在高大的手脚架上，一点也没有感受到脚下的土地已经摇晃。那天，郑宝玉正在大桥的桥头绘制毛主席去安源中那柄大名鼎鼎的竹骨油纸雨伞，而郑巧姑却在郑家湾小学里摇着一架油印机，赶制着现代陈世美郑宝玉十大罪行。
那是六月初的一个日子，天气虽然晴和，只是闷热难受，日头晒得桥脚的法国梧桐蔫蔫的，却晒得郑宝玉额头亮亮的，一个给郑宝玉当助手的女红卫兵瞄着郑宝玉，信口就说：
“大画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天天画领袖像，画得自己也红光满面神彩奕奕起来了。”“可不敢乱说，”郑宝玉正了脸“怎么能跟毛主席他老人家比？他是天上的红太阳，我是地上的一粒尘土，你可别弄顶反革命帽子给我戴戴啊！”
第二天傍晚，郑巧姑提了一大摞传单，汗流浃背地跨进了这所名牌大学的校门，并一路打听，找到了郑宝玉的宿舍来。
“郑宝玉，你给我出来！”巧姑扔下了沉沉的印刷品，扬着那只被绳子勒出紫痕的手臂嚷嚷道。
隔着窗户，那一口愤怒的暴牙暴露无遗，正在擦身子的郑宝玉轰的一声炸了脑袋，未婚妻的这副尊容让他觉得无地自容。
当晚，他们俩占了校园的一把水泥椅子。郑巧姑手拿一支手电筒，让郑宝玉阅读她的现代陈世美十八条罪行。
“怎么样？”郑巧姑关了手电筒问。
“你，你这么咄咄逼人做什么？”
“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基本情况属实，如给我送番薯丝，侍候我妈什么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假痴假呆什么？——结婚呀！”
郑宝玉不吭气了，却一个劲地唉声叹气。
“不要做死眉死眼给我看，结，还是不结，你爽爽快快说一句。”
“巧姑，巧姑，别这么大声好不好？——我，我——”
“别吞吞吐吐的，说！”
月光下，郑巧姑的暴牙一闪一闪的。郑宝玉忽然下了决心，说：
“对不起，巧姑，我对你实在是没有爱意呀！”
“你他妈的王八蛋郑宝玉！没有爱意，你当年怎么不早说？没有爱意，你为什么要订婚？你耽误了我七年青春就这么一句话拉倒？告诉你郑宝玉，我今天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好好地跟我回去结婚呢，我此刻就把这一摞传单给烧了；若不呢，明天我就让它们满天飞！”
“巧姑巧姑，别激动。”郑宝玉急得直搓手“我们想一个方法解决。我欠你家的粮，欠你家的钱，日后我加倍还你。”
“你把我看做放高利贷的了？”郑巧姑冷笑道“青春损失的利息怎么算？——只怕你用一生的代价也赔偿不了。”
“巧姑，你”
“不要巧姑巧姑的，回不回去跟我结婚？”
“不”
“哼！”郑巧姑扛起那摞传单，扬长而去。
第二天一早，郑巧姑那“比例不大正确”的身影就出现在“横扫一切”战斗队队部，片刻之后又来到校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继而又出现在校长室，系主任室，各式各样的办公室；一切在位的和不在位的、打倒的和未打倒的、掌权和不掌权的，全都倾听了她那血泪控诉，全都欣赏了她那现代陈世美十八条罪行大作，而学校一切可以张贴的会堂饭堂墙头走廊，统统刷上了那张8开的、具名郑巧姑的小字报。
三天之后“横扫一切”战斗队召开了批斗大会，郑宝玉被押上了审判台，白炽灯烤得他的脑袋滋滋冒油。听着那些激怒的口号，看到一张张愤慨的嘴脸，郑宝玉只觉得一颗心在往下沉，往下沉，一直沉到海底。
毕业分配开始了。一批批的同学都走了，可一批批的分配名单里都有没有他。郑宝玉像一条冬天的水车，被撂置起来了。他怏怏地回到了郑家湾，和我们一起参加田里的劳动，父老乡亲们都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看他，有人还很刻薄地说：陈世美，读书读到屁眼里去了？
只有我妈坚定地相信，他的宝贝学生必定有出头之日。她悄悄地对我说：郑宝玉这个错误犯得好，犯得对。真跟郑巧姑结婚，那才是最最错误的哩。忽然，母亲用一种陌生的目光打量着我，说：
“你，为什么不找宝玉谈谈看？”
我晓得妈的“谈谈”指的是什么，立即回答说：
“不行。”
“为什么？”
“不行就是不行。”我毫无商量余地地说。
至今我尚未明白，我和郑宝玉青梅竹马，悲喜相知，可从来没有一点点那方面的心思，是性格的距离太远？还是因为生活得太近，近得像亲兄妹的缘故？
母亲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目光看了看我说：你呀你呀，要手艺没手艺，要志气短志气，婚姻嘛又高不成低不就的，你才是我的一块心病呢。
一年之后，郑宝玉被分配到一个叫“棺材岙”的小岛去当民办教师，那个偏远的小岛只有十几户人家，且离郑家湾有一百八十里，连条联系大陆的交通船都没有。而当时，我已在郑家湾小学里当代课教师，并和一个“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结了婚。全县教师暑期集中学习时，我和郑宝玉坐到会堂后排的一条长板凳上，我看着他被海风吹得黝黑粗粝的脸，忽然感到了一种平衡。我说，郑宝玉，你四年的大学白读了。
他尴尬地笑笑，神态比我预料的要明媚一些。
车子沿着瓯江岸不紧不慢地驶着，寂寥的咸涂草在波涛的涌动中起起落落。那是郑宝玉被“发配”棺材岙的第二年夏天，刚刚完成了期终考试而还没有来得及填写学生的成绩报告单时节，他接到乐城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发来的急电，让他火速赶往县城为革命样板戏搞舞台美术工作。郑宝玉永远铭记着这次回家，他先是搭鱼船到达鹿儿岛，然后坐帆船到温州，再坐公共车、班车辗转乐城。那是个红日当空的好天气，这样的天气让郑宝玉想起晒谷场上金灿灿的温馨，当时他特别想念瞎眼的母亲，想起母亲拿着谷耙恫吓鸡鸭的模样活像一个茫然的稻草人。于是就有了一种负罪的感觉，总以为工作后可以把母亲接到身边，让她好好享几年清福，谁知道落到这么个天涯海角交通闭塞的孤岛上，让老母孓然一身在郑家湾受罪。
车子已进入乐县地域，熟悉的粪土气味扑面而来，让郑宝玉有了些许踏实的亲切。就在此时，一个奇特的风景吸引了他：汽车的正前方，不，简直就是车子的上头，不知什么时候聚集了一群不知名的小鸟，它们和车子保持等速翱翔前进，它们呢喃聒噪，盘旋飞舞，像是在研讨争论一个重要问题。忽然，它们像遗落什么似的逆着车子向后飞去，片刻之后又像箭一般追赶回来。
“真是奇了，它们要干什么？”
郑宝玉的背后响起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他的心颤了一下，这是个极有张力和魅力的嗓音，不是用悦耳、圆润什么可以形容的。他想转过头，但又生怕自己的转头影响姑娘的情绪。他一动不动地坐着，盼望能再次聆听到这么绝妙的清音。
“这是些什么鸟呢？”姑娘又在自言自语道。
多么清纯的嗓音啊！郑宝玉暗暗地叹息。她该是什么模样的呢？千万别长着张令人失望的脸，有一回他在省城的大街上发现了一个婀娜多姿的背影，待他赶了上去一看，竟然是一张令人作呕的破旧鞋底脸。就凭这一点，他也不敢随便转过身去，让幸福的肥皂泡迸然破碎。
“它们的飞行速度是车速的几倍呢？”
少女的执着，认真，让郑宝玉顿生敬佩之意。郑宝玉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他想说，起码是车速的三倍。可是他一转身，竟然只有张嘴的份儿，却是说不出话来了。
这女孩子太漂亮了。那肌肤，那五官，那神态，那春天般欣欣向荣的气息，郑宝玉顿时胸口紧迫，呼吸困难，接着就小肚胀胀的有了尿急的感觉；有生以来，他头一回享受了被人夺了魂魄的幸福和痛楚；他呆在那里，像离水的鱼儿那样喘着气。
那少女却并不见怪，或者说是见怪不怪了。她善解人意地嫣然一笑，算是对小伙子冒昧的原谅。这一笑壮了郑宝玉的胆，他终于控制了心跳调整了表情，回答姑娘的问题：
“起码是车速的三倍。”
也许是为了回避什么，他们的目光重新追逐着车前的鸟群，只有偶然间悄悄一瞥，相互都红了脸，嘴里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的还是这些固执的小鸟，仿佛他们原本就是鸟类研究院的学生。郑宝玉几次想打听姑娘的通联地址，最终都没有勇气问出口。
那天郑宝玉没到终点站就下了车，因为他得先回郑家湾看看。那天晚上他来到我家，首先陪着我妈说了会话，接着，我们搬了竹椅板凳坐在院子里。我想起我下午送成绩报告单时，见到了刚刚坐完月子的郑巧姑，大概奶水很足，巧姑那对乳房挺得十分嚣张。我说，郑宝玉你亏了，要不你的儿子都会笑了。郑宝玉避开我的话题，向我说起车顶的小鸟和车内的少女。他说得十分忘情，我看见他的双眸波光粼粼，星光在这波光中像鱼儿般幸福地游动。我扑哧一笑，说：
“郑宝玉，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他也笑了，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么。——可不知道她是谁，今生今世还有见面的机会吗？
我是在舞台上认识姚端容的。
当年的姚端容往那儿一站，不用聚光灯就光芒四射。下台卸了妆，又常常让我们这些也算漂亮的女孩自惭形秽。姚端容色、艺都不缺，缺的是根正苗红。她太公是个没落地主，这一没落没落得根深蒂固，直至她这个曾孙女儿出生并长大成人，还死皮赖脸地要拖累着她不放。省样板团本来已经选中了姚端容，政审时，审出了这个死去三十年的老家伙，姚端容就被否定了。难得的是姚端容太美丽，太健康，身段、嗓门的条件简直无为伦比，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那怕是最最革命的都无法抗拒这般绝顶美丽，因此姚端容就有幸被冠以“可以改造好的子女”留在乐城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但是按照阶级斗争的原理，宣传队又只能让她演配角，偏偏她这个配角总是使主角黯然失色，没奈何，只得冒着“右”的危险，把李铁梅、阿庆嫂、江水英什么的位置让给她。姚端容虽然出身不硬，可不怕死的追求者大有人在，包括当时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头和已经结合到革命领导班子的新贵，只是她暗暗地打定主意，必得找一个自己真爱的，绝不想凑合着委委屈屈地过一辈子。
郑宝玉去乐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报到。那是个衰败的、原来叫“剧院”的建筑，剧院的大门刷上了淋漓的红漆，远远望去，就像一张硕大的血盆大口。
剧院里面的鼓点如马蹄如急雨，郑宝玉一跨进门，他的心就跟着急剧的鼓点狂跳起来，因为他见着了那荒凉贫瘠的舞台上，有一个丰韵无限的女孩子在练身段。
“这是我们的台柱子姚端容，这位是新来的舞美郑宝玉。”刚过而立之年的洪队长有一张红彤彤的脸，他引着郑宝玉走近舞台，他的右手在两个年轻人之间拉了拉，那动作在郑宝玉看来几乎是潇洒。
两位年轻人的眼睛倏地冒出了火花，他们礼貌地点点头，掩盖不住喜悦地笑了起来。
“你们认识？”红脸队长说着，自己也笑了。
队长拉开了一道帷幕，让郑宝玉看原来的一幅背景，那应该是群山，可是画得不到位，洪队长气呼呼地说：“省里的头头来看戏，指着这东西说，这是杜鹃山吗？——整个一座乱葬岗！给你们按个反革命罪都不为过，好好一台戏全叫这布景给糟蹋了。”
因为激动，洪队长的脸红得透彻，他拍着郑宝玉的肩膀说，老弟，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你弄上来，你可得好好干呐！
接下来，郑宝玉过上仙人般的日子。每日里，他拿松木条，拿马粪纸，锯锯刨刨，剪剪贴贴，再把各色颜料摆开，拿画笔东涂西抹，不用多长时间，一幅幅布景就出来了，山是山，水是水，村是村，房是房，谁见了都说绝了。最精彩的还是样板戏的宣传画，洪队长让他把所有主角的亮相身段都弄出来，于是那些阿庆嫂，李铁梅、江水英站满了乐城街头，整个县城都为之轰动了，人们说，电影里放的人儿，硬是没有本县的画儿招人，有几个年轻人还得了痴病，他们徘徊在宣传广告画的下面，日不思餐夜不成寐。县革委会主任还因此受到地区和省里的表扬嘉奖。
郑宝玉很幸福地做着这一切，因为他工作的时候，耳畔有莺啭燕啼丝竹绕梁，身旁有倩影徘徊红袖添香。休息日，他和姚端容绕绿堤拂柳丝，并肩漫步在清沏见底的金银溪水畔，精心地挑选石片打水漂漂，看那薄薄的石片像燕子般掠着水面飞去，姚端容银铃般的笑声传得很远很远
秋收时节，郑宝玉回郑家湾割了几天稻。他的气色非常好，人都壮实起来了。他和我挥着镰刀齐头并进，话题总离不开姚端容：
“你说是有缘份的吧？戏里有句唱词是‘百年修得同船渡，千载修得共枕眠’，我和端容是修了多少年呢？怎么就同车了呢，怎么都对那些小鸟发生兴趣，——嗨！那些神秘的小鸟！何况如今还天天在同一个舞台工作呢。”
“五百年，”我捶了捶发硬的腰，肯定地说。看他那一怔一怔的样子，我觉得很好玩“下面的五百年可没有上面的容易了，你可得继续好好修练。”
“她对我很好。她说她这几年见的，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蠢货，就是冲冲杀杀、打打砸砸的坏坯。”
“我妈没有看错你，你是个不折不扣的乖乖儿。”
“你别老揶揄我好不好？——告诉你，我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这下子你可是完美得连肚脐眼都没有了。”
郑宝玉看了看我，犹疑地说：“你，好像在嘲笑我？”
我连喊冤枉，说：“我祝贺你还来不及，哪里敢嘲笑你？”
他又看了看我，一副释然的样子。接着又很幸福地说：“回家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她送给我的。”
“你现在先说。”
“不说。”
后来我看到那件信物，一把折扇，我打开那散发着檀香的扇子，一对象征着梁山伯祝英台的蝴蝶在翩翩起舞。我望着郑宝玉一脸傻痴痴的多情，心头掠过一丝不祥，姚端容为什么送这么把扇子呢，她一个当演员的难道不懂这是个不吉之兆吗？
后来我跟妈说起郑宝玉和姚端容的恋爱故事，妈也是从舞台上认识姚端容的。我让妈分析一下，这事儿有几成把握，或者说，姚端容会不会真的嫁给郑宝玉。我妈说，为什么不会？宝玉他一个大学生，三代贫农，身体健康，品貌端正，还有那脾气性格，千里也挑不出一个来。往善良里说呢，他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刻薄点说呢，姚端容一个戏子，成份又高，娶不娶她，我们宝玉还得好好惦量惦量呢。
郑宝玉显然是要娶她的。他已经在计划怎么攒钱，怎么把破屋翻新“怎么可以让端容住旧屋呢，怎么可以这么委屈她呢。”他说。
这期间，有一个人闯进了他们的生活。这个人姓名好怪，双姓马李，名唤驻地，新进入乐城县革委会班子，分管文化教育工作。马李驻地学的是政治专业，写的大批判文章上过人民日报，是乐城县有名的笔杆子。只因他长得圆头长脸，一身肉笃笃实地杵在那儿，对立派就冠了他一个极难听的雅号“马卵拄地”
“马卵拄地”亲自来抓革命样板戏。这家伙是懂行的，一招一式都能说到点子上，很快就博得宣传队员们的好感，尤其是那些女孩子，一个个“马主任马主任”的叫喊得亲热。“马卵拄地”一律目不斜视，更不同她们嘻皮笑脸打打闹闹的，那作派就让人肃然起敬有安全感，反而更让女演员们更加着迷了。
“马卵拄地”很关心台柱子姚端容，这是为了宣传队，为了样板戏，谁也无可厚非的。他常常把姚端容叫到他的卧室，为了一句唱腔，一个动作，一遍遍地反复推敲到深夜。姚端容没了和郑宝玉相处的时间，显得魂不守舍，双眸老是往窗外睃。“马卵拄地”就狠狠地批评她，还上纲上线到姚端容的太公去，姚端容很害怕，怕被当作“不可改造的子女”被赶出宣传队，只得静下心来，硬着头皮反复琢磨样板戏。
这可苦了郑宝玉，他像个没头苍蝇，夜夜在“马卵拄地”的窗外转。已经是严寒的冬天，西北风像一条条凌厉的皮鞭，在剧院宿舍的弄堂里一下没一下地乱抽，疼得郑宝玉一阵阵颤抖。不知是着了凉，还是做某种提醒，郑宝玉开始咳嗽，夜复一夜，郑宝玉的咳嗽越来越固执，越来越强烈“马卵拄地”终于忍无可忍，他披着一件军用大衣冲了出来，大声吼道：
“郑宝玉，你不好好的弄你的舞美，在这儿瞎转什么？”
“八个样板戏的布景全部完成了，宣传广告画也都落实到街头了。”郑宝玉胸有成竹地说。
三天之后，红脸队长叫了郑宝玉去，他的神态显得忸怩暧昧：郑宝玉，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完成得很好，我代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所有的演职员工们表示感谢；现在，你可以回棺材岙去了。
郑宝玉像被雷击似的僵在那里，接着，他像被抽了脊梁筋骨一般瘫倒在地上。他咳嗽着，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转动着脑袋寻找姚端容，可姚端容仿佛钻到地底下去了没有踪影。队友们帮他打好铺盖，并将他送到车站，在汽车即将离去的刹那间，姚端容突然出现在车旁，泪水使她年轻的脸庞更加容光焕发，她的一只手搁在郑宝玉的那个窗口，跌跌撞撞地跟着车子一溜小跑，嘴里急急地像背着台词：
“宝玉，你好生等着我，等着我，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车子加速了，那阵不知名的小鸟欢呼着在车上头盘旋飞舞。
第二年的孟春，郑宝玉和姚端容的恋爱关系正式告吹。那一天，郑宝玉坐在我家的廊檐下，他仿佛老了许多，皮肤变得干燥，眉心出现了一道浅浅的、相书上叫做“悬针”的竖纹。他接过我手中的棒捶，帮着我们捶打干燥的蚕豆夹，他的泪珠像豆粒那么纷纷地往下掉。
“那该死的马，马李驻地！”我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才让那个粗野的外号回归到真名。
“也不能全怪他，最终还是因为姚端容的妈。”
“她妈怎么啦？”
“她不能让自己鲜花一般的囡儿在棺材岙岛上过一辈了。她曾经对我说，我也不是势利之人，我不会让女儿去攀那种高枝，郑宝玉你去调动工作吧，什么时候调上来，你什么时候跟姚端容结婚。”
“那你就去调动工作好了。”
“谈何容易？我差点儿跑断了腿，一点希望都没有！”
我想起来了，管文化教育的是那个“马卵拄地”
郑宝玉守着棺材岙岛，守着他那几个拖鼻涕学生，已经整整七个年头。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方兴未艾，却出了件惊天动地的事：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红宝书举得最高，万岁喊得最响，最最亲密的战友怎么成为谋杀者，郑宝玉整个儿懵了。
郑宝玉也老大不小了，郑家湾的同龄人——包括我——都已经抱上孩子了，郑巧姑的两个儿子像猴子那样吊在大榕树上，跟一帮差不多大的鼻涕娃抢吃粉红如奶头的榕树籽；而棺材岛的郑宝玉仍然是独身一人。瞎眼娘急得不行，她敲打着一支盲竹竿，一直敲打到我家来，未进门就喊着郑老师，然后摸摸索索地在我家一把咿呀作响的竹椅上坐下，混浊的泪水在她那张抹布般的老脸上纵横驰骋。
“郑老师，你是看着我们宝玉长大的，如今宝玉打了光棍，我对不起他那早死的爸啊！”
“我已经给他介绍过几个了，可宝玉没回话，想来不是嫌人家不够好看，就是嫌人家文化不高的了。也不怨他，宝玉这么块好料，不寻个般配的还真不行。”
“什么般配不般配，咱家有什么？还挑三拣四的？郑老师你别理那个瘟货，上些年，好好的那个巧姑给回掉了，人家倒争气，一口气生了三个男娃儿，一个一个的抱到我家来，逗弄着给我听；如今我们吃后悔药也没用，烦劳你郑老师再给寻寻，只要不缺胳膊少腿能生娃儿的，管她好不好看识不识字！”
就在我们大家都在为郑宝玉的婚姻着急的时候，郑宝玉自己却不费什么力气地找到对象了。那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郑宝玉带了他那两个得意门生，到棺材岛的背后去写生。这片海域叫“绿寇”礁，到处是虎踞龙盘的黑礁石，触目是狼牙戟立的鸡啄崖，骁勇的浪头一次又一次地袭击着它们，可总是把自己撞得粉身碎骨。
学生们选中了角度，分别去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郑宝玉也拿起画板和画笔，画起这大自然的杰作。完了，总觉得画面太寂寞，好像缺了什么，让他怏怏地不快。就在这时候，从一块虎头礁后面转出个女孩子来，她扎着两根齐胸的辫子，身穿蜡染的斜襟布衫，高挑的个儿，喷红的鹅蛋脸，削肩膀，小蛮腰，半斜着身子挽着个沉甸甸的竹篮，郑宝玉忍不住喝采：好个绝色的渔家女！
“这是谁啊，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郑宝玉不禁自言自语道。
“这是海英，我的姐姐，”那个叫郭海生的学生骄傲地回答“她一直在温州舅舅的草席厂当工人，你当然没见过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前天她跟舅妈吵翻了，昨天就回家了。”
这时候海英姑娘来到了他们身边，海生一把拖住姐姐的篮子，欢呼起来：哟，这么多的香螺，蛎子，还有观音手！晚上有得好吃的啦！
海英勾起指节，在弟弟头上重重地敲了一下，说：“给你栗子吃呢！——还不好好画你的画儿！”
郑宝玉目送着姑娘远去，她的脚后跟圆溜溜的，粉红而湿润，美得叫人心疼。
从此，郑宝玉每每回到郑家湾，跟我只谈这位海英姑娘。我突然问：那海英读了几年书？宝玉答：小学都没毕业。我说，那适合你吗？
“适合”两个字，你不觉得奢侈吗？
有生以来，郑宝玉头一回反驳我，我怔了怔，竟无言以对。
第二年的正月初三，一个大雪初霁的日子，载着郭海英的小船停在后湾那对年代久远的樟抱榕下面，前湾、后湾、中湾的人全都跑来看新娘子，这拨去了那拨又来，差点没把郑宝玉家的两间破房给挤坍了，人人都说郭海英是郑家湾的头号漂亮媳妇，说跟郑巧姑比，简直是天上地下。我也去了，郭海英是美，是那种未经雕琢的，无拘无束的美；可仔细看来，又觉得缺了点什么，到底缺了什么，我也说不清。看着瞎眼婆笑得合不拢的嘴巴，心想，但愿不是杞人忧天吧。
郑宝玉时来运转，他调回到家乡，在郑家湾小学任图画老师。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本任颐的画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拿出来临摹，怕人见了说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没多久，竟能丢开画谱自己勾划人物，却比画谱上那些女人更显风姿绰约。郭海英的肚子也伴着那些美人儿鼓了起来，她敲着郑宝玉的画儿叫嚷：你这个花痴，守着我这个大活人，却去画这些千朝百代的死女人！——我若生了个臭丫头，准是你招的，非找你算帐不可！郑宝玉不怕生丫头，倒害怕老婆吵嚷怨怪，可又舍不下那些载歌载舞的俏丽佳人，心里却为妻子的责备惶惶。当年冬天的一个北风呼啸的凌晨，郭海英在夸张的大呼小叫中分娩出一个带小鸡鸡的儿子，郑宝玉喜出望外地松了一口气，因为婴儿落地的时辰，遂把他取名为“黎明”
放学的时候，郑宝玉就抱了黎明上我家来。儿子尿了，郑宝玉会变戏法似的变出块尿布来，将那块湿的换下；儿子饿了，郑宝玉又会从怀里变出个奶瓶来，将那温热的奶嘴塞到了儿子的小嘴里。我说，郑宝玉，你什么时候训练成一个“模丈”（模范丈夫）啊！
“这叫做分工，”郑宝玉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结婚前就说好的，她管怀孕、生孩子，我管喂养、带大孩子。”
“那你的亏吃大了，十月怀胎，她最多是辛苦十个月，可你却要婆婆妈妈的辛劳一辈子。”
外表往往是很会迷惑人的，郭海英看起来自然质朴，其实骨子里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她像一只快活的杜鹃鸟，整天悠啊悠的，东家串串，西家荡荡，咕咕咕地说笑个不停。郑家湾世世代代崇尚“勤俭”两字，女人们尤其要以身作则，而郭海英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她的口袋里装着永远也嗑不完的葵花籽儿，她倚着我家的大门和我奶奶嗑闲牙，飞了一地的葵籽壳儿，让忙碌进出的人们踩得沙沙作响。有一回郑宝玉找不着郭海英来问我，我说，顺着地上的壳儿找吧。郑宝玉俯下身子，详细地读着地上的葵花籽壳路标，终于找到了他的宝贝老婆。
日子就这么消消停停地过，郑宝玉上课的时候，小黎明有瞎眼奶奶摇着抱着，郑宝玉放学回家，就忙着淘米洗菜做饭。郑宝玉也曾试着让郭海英做点什么，比如像郑家湾妇女那样拿点“花巾”绣绣，或者帮学校的食堂挑水拣菜什么的，至少可以赚几块钱补贴家用，可是郭海英只装没听见。首先看不下去的是我妈，我妈说：郑宝玉，你不能这么宠着老婆的，你看看左邻右舍哪一个女人像她那个样？——我都替你羞愧死了。郑宝玉从他的小学班主任那儿获得了勇气，回到家就对郭海英说：你不能再这么闲逛下去了，那怕去晒晒稻草，晒稻草可一点都不累。郭海英听了这话，她双手叉腰，杏眼圆睁，大声嚷嚷道：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养不活老婆结什么婚！”
郑宝玉压低了嗓门，说：“轻点轻点，让邻居听见像什么话。”
郭海英干脆冲出门去，站在路口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越发把喉咙扯得震天价响：
“你怕丑怕难为情了？——姑奶奶我可不怕！大家快来看啊，七讨饭，八教书，这个臭教书匠穷得连老鼠都搬家了，还要摆大男人臭架子！”
要脸的怕不要脸的，讲道理的怕胡搅蛮缠的，郑宝玉算是服了郭海英，他低声下气连拍带哄地求她进屋，从此再也不敢和她较量了。
凭良心说，郭海英高兴时，也会做点小活的，比如端午节，她会包几只她喜欢的豌豆粽子，但绝对不超过十个；郑宝玉买了海鲜，她偶尔也下一回厨房，但只限于做一个菜。有一次，正在做饭的郑宝玉让一个学生家长叫走了，把一条剖好洗净的带鱼交给郭海英煎。郭海英将鱼下了油锅，发现没了酱油，就拿了个瓶子去小卖店，打了酱油，又称了半斤瓜子，便跟小卖店的女主人聊了起来，家里的油锅先是冒烟，接着便窜出呛人的烟味来，瞎婆婆大声叫喊“海英海英”没人答应，却听得轰的一声，只觉得热浪滚滚，什么东西着火了，瞎婆婆已经透不过气来，却知道抱起孙子，摸索着向门口走去，不料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那火趁机就舔了她的衣服，瞎婆婆忘了疼，只是紧紧地把孙子搂在怀里。眼看祖孙俩都要死了，幸好挑水的阿宽叔经过他家门口，他把一桶水拨进屋子，把昏厥过去的祖孙俩一块儿抱了出来
出了这件事，郑家湾的唾沫子都足够将郭海英给淹死了，郭海英一生气就跑回了棺材岛。我妈对郑宝玉说，让她滚吧，趁热打铁休了她。离了婚，我帮你找一个老实顾家的。
白日里，郑宝玉硬着头皮教他的书；到夜晚，便搂着儿子在床上痛苦地辗转反侧，想想郭海英的可恨可恼，眼前晃的却是那张迷人的脸蛋和那勾魂摄魄的身段。最令他受不了的是，小黎明正在牙牙学语，一天到晚哭喊着要妈妈。三天之后，郑宝玉长长地叹了口气，向校长请了个假，去棺材岛将老婆接了回来。
仿佛是一夜之间，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了郑家湾，杨柳绿了，桃花红了，几乎没化什么力气，我就被调到乐城县中心小学任重点班班主任兼语文教师，等到柳絮飞扬桃子冒出那红红的小嘴时，当年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现在的文化局洪局长找到了郑家湾，请郑宝玉出山。新局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方面他要为一些受过冤屈的同志落实政策，另一方面他要在出作品出人才上抓出成绩，凭着职业敏感，出作品出人才还非郑宝玉莫属。
那一天，郑宝玉领了妻儿来到我家，告诉我妈这个天大的喜讯。小黎明则缠着我儿子给他做风筝。我拍拍他那英气勃勃的脸蛋问：你爸爸要进城了，你是跟着爸爸去县城呢，还是跟妈妈留在郑家湾。小黎明毫不犹豫地把脸一扬，说：当然跟爸爸，要不谁给我擦屁股啊！
郭海英拍了儿子一巴掌，说，小猴精灵，你也用不着跟谁不跟谁了，我在这郑家湾也待腻了，大家干脆一起进城，过几天舒坦日子去。
我妈一个劲地叹气，我知道，她一直对郭海英耿耿于怀，他说郑宝玉太善良，太没有杀性。有一回妈曾经跟我说：成也善良，败也善良。郑宝玉一辈子没犯过什么错误，错就错在娶了这么个宝贝老婆。这一进城，还不知会捅出什么乱子呢。
郑宝玉留下了瞎眼老娘，——原本他是要带上娘的，可是郭海英坚决不同意，只得作罢。一条小船把一家三口和必用的家什装了，咿咿呀呀地划进了乐城。文化局宿舍是幢五八年砌的二层楼房，墙壁是竹条编的，两面抹上些泥巴。破损处，常有臭虫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出来打劫，咬得小黎明的身上满是樱桃般的疙瘩。郑宝玉买了些六六六药粉，把墙壁粉刷了一遍，又将所有的缝隙弥了个严严实实，从此平安无事。
有了良好的环境，郑宝玉的创作热情像青春期那么勃发，他差不多是没日没夜地待在那间由仓库勾隔出的小画室里，几年功夫，他的洛神、貂婵、虞姬、西施从那间光线阴暗的小房里飘逸而出，并且在地区和省级的报刊上频频露面。有一回，有人愿意出钱买他的昭君出塞，终归因为主人爱之太深不肯放手。创作顺利时，郑宝玉常常要拖老婆去画室看看，郭海英死活不去，他就把他的仕女送到郭海英的鼻子底下，郭海英一把推开了，还舞手顿足地嚷嚷着：
“郑宝玉，干嘛老拿这些死人来烦我！”
郭海英虽然不看画，可也没有闲着，首先，她和一帮新结交的朋友们去逛市场，用老公有数的工资买来无数的小玩意儿；接着，她开始加入庞大的跳舞大军，别看她没读过多少书不懂音律节奏，对跳舞却有一种天赋，不管是慢三快四探戈吉特巴，只要男伴行，一带就带起来了。
那年夏天，郑宝玉接到通知，要到一个避暑胜地去开创作研讨会，临行时对郭海英说：
“我这一出门要半个月，我不在家时，饭你自己做，衣服你自己洗，马桶隔天要倒一次，天太热，要当心”
“郑宝玉，你有完没完？比你老娘还罗嗦！——有这空闲工夫，不如把小黎明也带了去，别让他老缠着我，烦！”
郑宝玉住了嘴，他红着脸，长长地叹了口气。
“叹什么气？嫌我不好就离婚！跟了你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楣了，工作没个工作，要钱没个钱化，走亲戚也没个有头有脸的亲戚！”
郑宝玉果然就带了儿子出差去。
他们夫妻间的口舌龃龉，我本来是无法听到的，可那时候郑宝玉楼下的一位摄影干部正在搞个人摄影展，他的作品巡回展出到我们学校时，顺便也把郑宝玉两口子的逸事对我“展出”了一番。
郑宝玉出差第三天，摄影干部就诧异楼上没了声响，——平日里郭海英是惯于创造各种噪音的。心想这个疯玩的女人，不到深更半夜是不回家的。于是就耐心地等待，等待郭海英扔过沉重的皮鞋后他方能入睡，可直到凌晨三四点，也没听见稀松的楼板承受高跟皮鞋时那种熟悉的嘎吱嘎吱声。
到了第四天或者是第五天，楼板的缝隙里开始往下掉东西，沙，沙，似春雨，可那“雨”是成形的，白白的，软软的。摄影干部有些近视，他捡起来，那东西竟在他手里蠕动，赶紧找来眼镜，我的妈呀，竟是蛆虫，满屋还在沙沙沙地下蛆虫，有一颗还掉在他的脸上。
摄影师抱头鼠窜了去，再也不敢回屋了。
逍遥在外的郭海英还不见影子，郑宝玉却已经回来了。他打开屋门，只见满屋子的蛆们熙熙攘攘四世同堂，老的已经化蛹成蝇，中的由白变黑拖着条长长的尾巴，嫩的还前扑后继地从马桶里滚将出来
郑宝玉的头胀得比斗都大，他傻了一阵，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一不怕苦二不怕脏三不怕臭地扑进屋去，把满地的蛆们踩得爆炒米似的啪啪作响。为了把草席上、地垫下、宣纸卷中、书画缸里和四面壁上引体向上的蛆们打扫干净，郑宝玉化了整整两天时间，接着又化上同样的工时去收拾摄影师的屋子。
红脸局长听到这类消息，觉得这样下去不但要毁了郑宝玉，而且有损文化局的形象，于是叫了郑宝玉去狠批了一顿。郑宝玉说，她没工作，才闲得乱跑，有个事儿让她干着就好了。洪局长想着郑宝玉刚刚捧回来的奖状，心软了，说，我们的电影院还缺个卖票的，让郭海英去吧。
郭海英刚一参加工作，一天到晚见各色人等为电影票争争吵吵纷纷扰扰，觉得新鲜有趣，更有一种心理的满足，倒也认真干了几天，可不到三个月，就嫌售票房是个牢笼，关得她寸步难行喘不过气来，就让郑宝玉给她换工作，影院经理就把她调去管映场，没几天，她又嫌映场太乱太黑损眼睛，有一回竟跟小流氓打了一架。于是又要调岗位，就有人在她背后挤眉弄眼吹口哨，各级头儿也不再理她，郭海英就泡病假，一泡两泡，觉得到底还是歇着舒服，就再也不去上班了，影院经理就向上级反映，红脸局长提醒了郑宝玉几次，郑宝玉又好生说给老婆听，郭海英竟无动于衷。说得重一点，郭海英就扯起嗓门作雷霆怒，说老公当官妻享福，老公窝囊妻劳碌！郑宝玉求她轻点轻点这里可是文化局宿舍，郭海英越发上了劲，嚷得那墙壁啪哒啪哒往下掉土块。这时候，那些瞄着她位置的家属纷纷出马各显神通，洪局长受压力不过，只好算她自动离职，把位置让给别人。
那一天傍晚我家访回头的路上，迎面过来一花枝招展的女人，她步态婀娜，风情万种，人未到处，一阵阵的香气袭人而来。及至近了，我才看清是郭海英。她的脸上扑了太多的粉，嘴唇涂得很红，睫毛浓浓地向上刷起。她一见我就笑，按郑家湾的习俗，开口就叫我“阿丹姑”她的声音变得粗哑，语速极快，她的大致意思是郑宝玉太老实太无能太书呆子气了，守着那几块工资守着那些陈年百代的死女人不放，现在人人都下海赚钱她也下海了，她要干出点名堂给郑宝玉瞧瞧。
“我要开个饭店。”末了她向我宣布道。
就凭她这么个懒劲儿？我从心底里开始否定。但我立即调整思路，让自己的跟上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我欣赏着她那美妙的体形，看着那被浓妆艳抹掩埋着的靓脸，心想现在什么样的怪事儿都会有，说不定她的脸蛋就是有形资产，她担任饭店嫂职务或许能招徕众多的食客。
“祝你成功。”我说，继续走自己的路。
郭海英一把拉住了我，说：“现在我缺的就是资金；阿丹姑，你借我个十万八万，我给你五分月利，六分七分八分也行。”
我吓了一跳，大凡借钱的部总希望利息越少越好，当时乐城民间借贷的利息是一分到一分五，她怎么会抛出这么个天文数字来？我疑惑地盯着那张粉蝶般扑闪不定的脸，我发现那上面有我不能理喻的怪诡。
“我没有那么多钱，”我说，心想有也不敢借她。我断然挣开她的手，走了。
三天之后，郑宝玉走进我那间临溪的宿舍。他一反平日的坦然，双目盯着窗外一棵为溪水伴舞的柳树，期期艾艾地开不得口，我说，郑宝玉你怎么了？你跑到我这儿不是专为聆听泉水叮咚的吧？
他的脸憋得通红，半晌，才嗑嗑巴巴地说：郭海英要开间饭店，凑不起资金。
我明白了他的来意，说：
“你不觉得，她会将钱都打了水漂漂？”
“不至于吧？她这人就是橄榄屁股坐不住班，做生意可能行。”
“如果可能不行呢？”
“那也只能让她试试。”
“我可试不起。郑宝玉，我只有两万元，预备着明年儿子上大学的。”
“你先借给我，你儿子上大学时我一定还你。”
“如果到时候还不出呢？”
“你还不相信我吗？她就是搞砸了，我卖了那张任颐的洛神赋还你。”
我看着郑宝玉染霜的鬓角，看着那根越陷越深的“悬针”心里涌出了些许苦涩，些许同情。我回头拿来存折，交给了他。
那天晚上我丈夫回家听说了此事，狠狠地骂了我一通，他说我没跟他商量就自作主张，说我干下天下第一蠢事，说这二万元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那间叫作“好再来”的饭店开张那天，我正好骑着自行车从火爆的鞭炮声中经过。“好再来”的店牌是郑宝玉的书法家朋友写的，显得雍容大气；而一只只纸花插的花篮又让人觉得艳俗不堪。那个傍晚“好再来”门前贵客盈门车水马龙，郭海英花枝招展地站在檐下，春风满面地招呼着宾客，其中不乏要害部门的诸侯。我不由想道，也许郑宝玉说得对，郭海英是个做生意的料。
半年之后，一位叫高欣喜的学生家长一脸沮丧地找到了我，他劈头就问；
“钱老师，听说你和郭海英同乡同村，你能带我去找她吗？”
“她不是‘好再来’的老板吗？你去饭店找她就行了。”
“我的钱老师哪，那个‘好再来’早就无人再来了，郭海英卷了我的五万块，跑了。”
我的心虚空了一下，心想不幸被我先生言中了。这可倒霉透了，我儿子马上就要上大学，而咬紧牙关积攒起来的学费却让我给糟蹋了。
“你怎么会认得她的？”我心不在焉地说。
“是早锻炼炼熟的。”高欣喜回避了“跳舞”二字。“她说是你的同乡，你也借钱给她了，你那张存折，还是我陪她一起去取的，我想你钱老师做事总归是不会错的。那时候她的‘好再来’正在装修，挺气派的；也怪我，贪图那高利息”
我想，我也是贪图那利息吗？没有，真的没有，我只是心太软，见不得郑宝玉那尴尬样子，想不到我的软心肠不但损了自己，还牵扯了别人。
“好，我们找她去。”我说。我们一起来到文化局，那间由仓库分割出来的创作室，已经被愤怒的人群包围，他们砸画桌砸凳椅砸颜色碟砸热水瓶，看见值钱的东西就往怀里塞。有几个老拳已经砸到郑宝玉的头上，狼狈不堪的郑宝玉抱头而不鼠窜，他钉在屋里承受着一切，嘴里说些什么，却被汹涌的咒骂声给淹没了。
一声惨叫，像一块尖锐的玻璃碎片，在我的心上划了一下，只见郑黎明像一头小老虎似的扑了进来：
“坏蛋！流氓！不许打我爸爸！不许！”
小黎明的眼神里，有一种让我不寒而栗的东西，是惊惶，是愤怒，是仇恨！他才十二岁，不应该有这种眼神啊。我站了出来，斥责债主们的野蛮行为，并搂了小黎明说，明明，别怕。来，跟姑走。郑黎明挣开我的手，倔倔地站在那儿，漂亮的脸上被屈辱的泪水弄得湿漉漉的。
洪局长带了一帮人来了，喝道：都什么年代了，看谁再敢打砸抢！我可要叫派出所了！有话不能好好说吗？混乱的局势稍稍安定了些，就有人说，没有别的话，她老婆骗了我们的钱，我们跟他要，不还我们就不走人。
郑宝玉可怜巴巴地说，不是骗钱，是亏损，她那个‘好再来’亏得厉害，开不下去了。
“你娘的你骗鬼呀，谁不知道现今他妈的的饭店最赚钱，要不我们当初还不敢借钱给她呢！你他妈的把她藏到哪儿去了，讲！”一个酒糟鼻子凶巴巴地说。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她上哪里从来不告诉我的。”
“我攒了一辈子，就攒这么几个棺材钱啊，你们可不能黑着良心昧了去！”一个头发雪白的老爷子说
“跳舞呀！打牌呀！和不三不四的臭男人逛商城看风景去了——我都碰上好几次了。我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任着老婆撒野不管哪！”一位胖胖的中年女人说。
郑宝玉的脸胀得像猪肝，豆大的汗珠跌跌撞撞地下，如果有个地洞，他一定会奋不顾身的钻下去。
“说，这债你他妈的到底还不还？”
“还，一定还。”郑宝玉一脸的诚恐诚惶。
“怎么还？”
“工资，从我工资里扣。”
“你每月的工资有多少？”
“给我们爷俩留点饭钱，剩余的都还债。”
“那要还到猴年马月哪！”
郑宝玉窘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
我的心有点儿疼，有点儿恨，我对高欣喜说，待在这儿没用，走，我们到郑家湾找郭海英去。
郑宝玉乡下的那两间旧房，因为多年不曾修理，如今显得更旧了，屋背上长出那种肥肥的“穷花”一群麻雀在那里叽叽喳喳地吵架。瞎眼婆坐在檐下，用一块木板和一根细竹竿搓棉花条儿，她的动作烂熟而准确，乍一看仿佛不是瞎子。
“宝玉娘，海英可在你这儿？”
“阿丹回来了？”老太太的耳朵还是那么灵光。继而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别提海英了，自从去了县城，一次都未回过家。”
“你晓得你儿媳妇到哪儿去了呢？”高欣喜焦急地问。
我知道这话是白问，果然，老太太瞪着两个空洞的眼睛，说：“她不是在城里开馆子么？”
我仔细地审视着那张枯槁的脸，几茎衰败的头发，在宝玉娘水土流失的脑袋上无助地摇曳着。
那一个冬天格外的冷，一场大雪之后，整个乐城银装素裹。屋背上、山峦上的积雪，个把星期都不肯化去。出太阳了，天空明净瓦蓝，校舍瓦背的雪渗出了滴滴泪水，沿着屋檐缓缓地流淌，小北风一吹，却变作一根根冰碴，凌厉地挂在檐下。
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在练习原地跳高，他们半蹲着身子，运足了气，猛地弹跳起来，落下来的时候，手里就多了半截冰凌子，然后像吃冰棍般有滋有味地咂着。我嚷道，这东西不卫生，不能吃。他们反倒来了劲，高举冰凌呼啸着作鸟兽散去。
郑黎明又迟到了。这阵子，这个孩子变得忧郁，内向，眼里常常燃烧着一股邪邪的火，叫人看了害怕。此刻，他蔫头蔫脑的站在教室门口，冷漠地喊着“报告”
“怎么回事？也吃冰棍去了？”我还在为刚才的冰凌子生气。
郑黎明阴了脸，眼睛朝上看着天花板。
“不说明理由你就这么站着。”
过道里的风很大，郑黎明跺着脚，一会儿就冻得脸色铁青，终于，他开口说了：
“我爸，我爸病得厉害，住院了。”
我的心颤了一下，后悔不该这么对待孩子。放学后，我让小黎明带路，直奔乐城县人民医院而去。
郑宝玉的身体一直很好，他每天晨跑，年年冬泳，四季冷水浴，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不曾病过，这一回是怎么啦。
郑宝玉住在一个集体病房里，虽然是寒冬腊月，因为人多，病房里暖融融的气味复杂，一只过冬的苍蝇还能够轻盈地舞蹈着，不时地停在郑宝玉的茶缸沿上，很潇洒地搓着一对前脚。郑宝玉的臂上插着输液管，他的脸颊烧得通红，嘴唇干燥，鼻翼翕动，显得十分痛苦。我问，什么病？他说，肺炎。我说，你怎么搞的？他喘着气，沉默良久，终于启口说
“营养不良——医生说。”
我震惊了。在这发达的南方沿海的小城，在这欣欣向荣的九十年代，一个国家干部，一个颇有才华的画家，会营养不良？
“发工资那天，债主们就在财务室等着，一拿到钱，就被瓜分了，留下的一点饭钱，得先保证小黎明，他正在长身体”
“郭海英现在在哪里？起码得回来照顾你呀！”
“一点消息都没有。她就是回家，又能做什么呢？”
我想起那些气势汹汹的债主，想起那些活泼蠕动的蛆虫，心想是啊，郭海英回来又有什么用呢！
我说，郑宝玉，不用自虐了，要知道，身体才是革命本钱哪，我手头还有千把块钱，待会儿给你送过来，该补充营养的时候就得补充。
郑宝玉嗫嚅着，泪水从他那通红的眼里溢出：不，不要。你那二万块，我暂时还还不了，那张洛神赋，已叫那个酒糟鼻给抢去了。
第二年万物复苏的时节，一天下班路上，我遇见那个住在郑宝玉楼下的摄影师。他挺神秘地说，郑宝玉欠你的钱还了吗？我说：他那个贫病交迫的样子，谁忍心开口呀，再说，他也确实没有钱。
“你错了，他如今发了，深圳有人给他寄钱，隔三岔五都有绿色的汇款单飞进我们局传达室，每张都有有千儿八百的。”
我惊诧不已。这些年常有侨胞台胞回家寻亲，寻着了，就大把大把地往家寄钱，郑宝玉莫非也遇上财神爷了？
可是郑宝玉和我同乡同村同时长大，他们家社会关系极其简单，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亲戚朋友们逃往海外的。
我不再费心思猜测了，推上自行车，朝文化局踩去。
郑宝玉的画室里还有三四位书画爱好者，或者是他的崇拜者，他们在专心致志地在看郑宝玉作画，脸上盛满了崇敬和幸福。那是一幅蚕女图，远近明暗的蚕匾，流油滴翠的桑叶，肥硕雪白的蚕宝宝，一个穿着红肚兜的俊秀村姑，正全神贯注地俯视着她的蚕宝宝，脸上洋溢的母爱叫我怦然心动。
郑宝玉抬起了头，他比从前清瘦了些，脸色还有点苍白。
“郭海英在深圳。”郑宝玉见了我就说“现在她给我寄钱了，我先把外人的债还掉，你嘛，再等等好吗？”显然，他把我当作亲人，当成姐妹。他从抽屉里拿出张汇款单，上面赫然写着八百元。
“郭海英在干什么，那么来钱？”
“当三陪。”郑宝玉说，一脸的泰然。
我急着给他使眼色，他却浑然不觉，只是一门心思地给她的蚕女画嘴唇，那唇形美丽、丰满，颜色健康。
那帮人走后，我气急败坏地对郑宝玉说，你怎么可以让郭海英去当三陪？又怎么可以把这事说给外人听？
郑宝玉把眼睛张得大大的，一脸不解地望着我说：
“三陪就是陪吃陪喝陪唱歌，这不也是工作吗？有什么不好的？”
“仅仅是这样吗？”我觉得自己的喉咙都冒火了。
“郭海英说，她们身上别着号码，排排儿坐在几条长凳子上候客，客人看中了，就对妈咪说，妈咪就呼喊几号站起来，跟着客人进包厢。”
郑宝玉说着这些，很是平和坦荡与光明磊落，倒叫我气也不是，恨也不是，我忽然对自己的判断能力产生怀疑，我这是不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
郭海英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责任心，但做母亲的良知未泯。在深圳站稳了脚跟，便打电话询问儿子的情况。郑宝玉说，你就这么一跑了事，欠的债务怎么办？郭海英说，人家怎么办我也怎么办。郑宝玉说，你拐了人家的血汗钱活命钱棺材钱，你不怕报应吗？郭海英说，让我下辈子进地狱好了。郑宝玉说，不是下辈子，是现世报，母债子还，天经地义，你想想，小黎明在学校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你那些债主的儿子都骂他揍他，把尿撒在他头上，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娘跑了找儿子，儿子还不了找孙子，子子孙孙还下去郭海英大骂着混账王八蛋把话筒摔了，没几天，第一张汇款单就在众目睽睽之中摆到了郑宝玉的画桌上。
跨过了四十岁的门槛，郭海英回到了乐城。她的身段依然保持良好，面色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显得苍白无华。从此，她那破缝纫机般的轧轧声又到处喧哗起来。
“阿丹姑，你说我这人是不是挺仗义的？”那天，她倚在了我家门框上。她的脸依然擦得雪白，她的唇依然涂得猩红，阴暗的光线省略了她皮肤的皱纹，让我觉得她满可以在深圳再干几年。“整个乐城你打听去，谁有我这么硬气的？我辛辛苦苦地干了那么久，把债还个干干净净，你那二万块，上年就还齐了是不是？”
天底下就有这么些人，他们给人添了麻烦，反而觉得给你多大恩惠似的。
“我自已一个钱都没落下你明白吗？”为了加重语气，她那架破缝纫机踩得更来劲了“——我回来了，打算正正经经地办一个绣衣厂，跟外国人做生意，老外的钱好赚。”
“绣衣现在走下坡路了。”我不客气地浇了她一盆冷水。
“谁说的？我找了轻工业局，乡镇企业局，外贸局，都说绣衣行业看好！”
我觉得十分疲惫，就做出送客的姿态。郭海英的屁股却牢牢地粘在我家的椅子上：
“借我五万块，月息”
“得了，郭海英，现在我一千块都拿不出。”
“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又没赖你的帐。”
“我没钱拿什么借你？”
“啊呀阿丹姑，你如今都是校长了，还给我叫什么穷！我们乡里乡亲的，你好意思这么驳我的面子吗？”
“我早就没什么面子可言了。”
“你在骂我。”郭海英的柳眉微蹙，慢慢地倒竖了起来“王百万也有借雨伞的时候，保不定日后你也向我借东西！”
这时候我先生回到了家里，他一看架势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把牛眼一瞪，劈头就训，也不知是训郭海英还是训我：
“黏黏乎乎什么？没有钱，未必还割脑袋不成？放着正经事不干，倒有功夫磨闲牙！”
这真是一物降一物，郭海英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捡起那只精致的蛇皮包，悄没声响地遁了去。
事后我跟郑宝玉说，你又让郭海英办厂了？郑宝玉说，我拦不住她。我说，你等着人家再次上门逼债吧。郑宝玉说，这一次不会的，她说肯定会赚钱的。我看了看郑宝玉，发现当年的高才生竟有些阿斗式的委琐。
郭海英做妈咪是一年后的事。这期间，她到底还是把绣衣厂给办起来了，也到底把那家绣衣厂给办砸了，郭海英便有了“潮水姐”的光荣称号，因为她总是像瓯江的大潮那么呼呼地上涨，又像瓯江潮水那么很快地回落，落潮带走的不仅仅是泥沙，连带的还有她费尽心机东挪西借的几十万元资金。
面临着第二次讨债高峰，郭海英想起重操旧业。可是她已经人老珠黄，做小姐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顺理成章地当了妈咪。不过这一回她没有浪迹深圳，而因地制宜地在我们本县的一间夜总会里埋头苦干。
谁也没有告诉我这个可怕的消息。那一天，我去宾馆接一批外地来本县观摩的教师，恰好和郭海英撞了个正着，职业敏感让她的眼睛一亮，说：
“钱校长，欢迎来我们黑森林夜总会消闲，”她的目光却在客人身上滴溜溜地乱转，接着她很煽情地说“我那儿新来了几位小姐，档次特高。”
不可救药，我想。这不可救药的不仅仅是郭海英，还有一些别的。
大堂里人来人往，有人朝着郭海英的背影，做了个在我看来意义不明的动作，引起了轰堂大笑，那笑里带着明显的荤腥和黄味。我替郑宝玉难过，非常非常的难过。
第二天恰是休息日，我特地登门拜访了郑宝玉。他已经从文化局宿舍里搬了出去，住一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单元房。客厅的正面墙上，挂着一幅题为怨女的肖像作品，那青春却寂寥的面容，那艾怨却深情的眼眸，那随意的发式，那没有完全失去希冀的神态，活脱脱一个年青的姚端容！
我问：“这是你当年的作品？”
郑宝玉说：“当时哪敢？这是我最近的”
一个女人，能如此活在一个男人的心中，也算是值了。
“她如今在哪儿呢？”
“当年，我俩的事情是无望了，马卵驻地的攻势却越发凌厉，为了摆脱纠缠，也为了淡忘痛苦，她狠狠心远嫁到外地去了。”
“从那以后你们见过面吗？”
他摇了摇头，自语道：“好远，好远的地方呐，也许这辈子都见不着了。”
我环视着这个家，除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再无其它长物。我说：“郑宝玉，复水难收，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关键是如何把现在的一切弄得好一点，”我顿了一下，觉得气氛有点沉重“真没想到你现在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他警惕起来，一双眸子定定地看着我，说：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郭海英的什么？我不听，也不相信，全是造谣！”
他终于也听到有关郭海英的流言蜚语了，——但愿是流言蜚语；可是他要做驼鸟，宁可把脑袋插在沙里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当然，要一个男人承认这样的事是很痛苦的。
“郑宝玉，你不要自欺欺人了，你去红狐狸夜总会去看看就明白。”我忽然愤怒了，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一倍“你那个郭海英，如果管不住她，干脆离婚算了。”
郑宝玉颓然地坐了下去，他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脑袋，呜咽着说：我管不住她，也不能跟她离婚
这时候，郑黎明推门进来，他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有着杜丘那样一张阴沉严肃的脸。他冷漠地看了我一眼，嘴角牵了牵，算是打招呼。我觉得，在这个学生身上，我是失败了。谁都有失败的时候，可是败的最惨的，应该是他的父亲郑宝玉。黎明进了里屋，我听到门锁嗒的一声锁上了。
“没考上高中，待在家里两年了。”郑宝玉看着黎明的背影说。
里屋响起传呼机焦躁的逼逼声，郑黎明开门出来，气咻咻地说：我说装电话装电话，为什么到今天还不装！——老娘那儿出了点麻烦，我去看看。
“别惹事生非！”郑宝玉冲着儿子下楼的背影，不无忧虑地喊道。
一年之后的一个阴雨霏霏的夜晚，郑宝玉踢踢蹋蹋地跑到我家来，他没有打伞，雨水已经湿透了他花白的头发，并沿着衣襟、裤腿，淅淅沥沥地往下淌。
“出了什么事？”我的神经一下子崩得紧紧。
“黎明，黎明被抓起来了。”
我给他倒了杯水，郑宝玉接杯子的手在微微地颤抖，我尽可能地放松自己企图让他也放松，他喝了水，情绪慢慢地平静了些。
“夜总会，那个该死的地方。”郑宝玉叹了一口气，断断续续的说着，大意是这些年来，因为郭海英的事，他们爷儿俩没少受欺侮，黎明就和一些差不多的孩子们结成哥们，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红狐狸出了事，哥们呼隆一下全集齐了，横眉竖目拿刀使杖的，人都怕横，事情也就摆平了。昨晚遇到了个不怕死的，双方打斗起来，黎明性起，拿杀猪刀就往人家肚上捅去，把人家的肠子都拉出来了。
“他那脾性儿，怎么一点都不像我、半点都不像我呢？”郑宝玉拍着脑袋，一副痛苦欲绝的模样。
“他像他妈，自控能力特别差。”我说。
“听说要判七年，阿丹，我就这么个儿子，我觉得自己要垮了。今天我求你了，你有没有学生家长在公安局的？”
我承认我是个没立场的，我明知道郑黎明罪有应得，但是我却见不得一个大男人这副模样，更害怕郑宝玉真的垮掉。于是我违心地为这个坏孩子去四处奔波。求人的滋味一点都不好，总是拿自己的热面孔反复地去贴人家的冷屁股，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事情会这么复杂，这里面牵涉的远远不只一个公安部门的问题，更何况愤怒的被害者家属也没有躺在那儿睡大觉。可以说，我钻进了一个怪圈，我赔人情，赔面子，赔钱财礼品，赔得我都不敢告诉我家先生，而郑宝玉简直是个外星球人，对如今的世情一窍不通。我跑得差不多都虚脱了，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可以说是熟悉的、但实际上根本就不认识的人，他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一位几年前从政法大学毕业的学生。
“你知道谁办这个案子吗？”事情有了进展，我赶紧给郑宝玉通风报信去。
郑宝玉当然猜不着。我按捺不住兴奋，自己把谜底揭了开来：
“也是郑家湾人，郑巧姑的大儿子郑志豪！”
郑宝玉怔在那儿，半晌，才如梦初醒似的嗫嚅着：
“报应，报应，现世报哪！”
我也在想，老天爷开了个怎么样的玩笑啊，如果与郑宝玉当初结婚的是郑巧姑，那么，他的儿子就不是阶下囚，而是坐在审判席上的那位法官了。
突然，郑宝玉像是被蛇咬着般跳了起来“完了，他们娘儿俩一定要报复我了！”
“谁像你这么小肚鸡肠的，况且也是上辈子的事，谁还记那陈年谷子烂芝麻的账。”我说“那天我找到他们家，说了黎明的事，巧姑还对儿子说，郑宝玉也不容易。再说一笔写不出两个郑字，你能帮忙就帮忙吧！”
郑宝玉唏嘘不已，忽然又问，她现在还住在郑家湾吗？
“你这个背时的，”我说“她住的是县城最气派的怡景花园别墅，如今在帮儿媳妇带孙子呢。”
郑黎明的案子拖了一年多，最后判了有期徒刑一年半。他一直关在看守所而没有押往真正的监狱。判决书下来之日，也就是郑黎明释放之时了。
看守所座落在一个树木葱茏的小山脚下。在郑黎明被羁押的日子里，郭海英一次又一次地登上山包，居高临下高呼：黎明！黎明！郑黎明就从屋里出来，站到了操场上，郭海英喝道：牛肉！一塑料袋的牛肉就飞过架着电网的围墙啪的一声落在郑黎明的脚边，再喊：烧鸡！再喊：花生米！然后是老爸豆腐干，老蔡脆菜心，衣服鞋袜，各类药品，应有尽有。
没有人来干涉郭海英的为所欲为，因为她早就把那位快到退养年龄但花心依旧的看守所所长慰安好了。
郑黎明出狱以后，因为他的狠劲，一个老板就雇用他做保镖，带到南方做生意去了，而郭海英却和看守所所长在外边租了间房子，偷偷地同居起来。他们出双入对，形影不离，俨然一对恩爱夫妻。那时节郑宝玉正在创作一幅十米长卷贾宝玉梦游太虚境，里面涉及一百零八个人物。蹁跹袅娜的警幻仙子和她的姐妹们让郑宝玉魂萦梦牵，他干脆在画室里架一张小床，日以继夜地工作，外边传得飞飞扬扬的桃色新闻，他根本就没听见。
直到腊月廿四，郑宝玉和他的作品一块儿从画室里脱颖而出，走在熙熙攘攘、疯狂购物的大街上，郑宝玉竟然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一辆三轮车逆向行驶而来，郑宝玉看见郭海英和一个陌生男人正在车里耳鬓厮磨，花花绿绿的年货湮没了他们的半个身子。车子溅着泥水和郑宝玉擦肩而过，他看见桔红色的车篷像是救生艇在海里飘浮。
郑宝玉回到已经阔别很久的家。家门的把手上，塞满了疏通下水道、疏通烟囱、疏通抽水马桶的小纸片广告，天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东西需要疏通，他觉得他和郭海英的某些东西倒是要疏通疏通。房间里灰尘丰厚，并散发着一种怪异的气味，让郑宝玉回忆起那些久违了的、满世界乱爬的蛆虫们。
抽水马桶真好，它可以解决许多从前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开始翻阅电话号码本，那些颠来倒去的数字他从来没有真正记住过。他打郭海英的传呼，郭海英回电了：
“干什么？”缝纫机生硬地轧轧响着。
“黎明什么时候回家？”
“不回家，他在广州过年。”
“他都好吗？”
“就那样。”
“平安就好。——我去买几个菜，今晚你回家吃饭吧。”
“我这儿忙着呢，不回。”
郑宝玉叹了口气，开始收拾房间。他把扫帚伸向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让他空手而归。当他把扫帚伸向自己的床下时，居然勾划出了一只半透明的、弹性很足的男式避孕套，可是郑宝玉从来都不用这种东西啊。
他又给郭海英打传呼，打了三次，郭海英都没有回电，郑宝玉就留言道：有要事，务必回电。终于，破缝纫机便轧轧地响了起来：“郑宝玉你催命啊，我这儿还做不做生意？”
“你做生意还用避孕套吗？”
“什么意思？”
“我在我们家床下扫出来着。”
“那，那可能是黎明拿着来当气球吹的。”
“都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还玩这个？”
“许是他小时候扔的。”
“上次大扫除都没见着。”
“郑宝玉你当你是谁？”缝纫机的噪音提高了一百分贝“别给脸不要脸，我们俩过得下去就过，过不下去就离！”啪的一声，电话就挂断了。
有人敲门。是摄影师。摄影师已晋升为文联副主席，可住的还是文化局的房子。摄影师迈进屋里，说，一看到你门上的纸片儿没了，就知道你回家了。
摄影师是向郑宝玉求画来的，他要去北京搞摄影展览，需要一些东西打点。看着一屋子的凌乱，郑宝玉很抱歉地说，对不起，我这里一个季度没住人了。
“谁说的？约摸一个月前，郭海英还带着她弟弟来住了几天。你那个小舅子好不讲理，我来抄水表，他正躺在这张床上，我以为是你，就喊，他极不情愿地坐了起来，翻着一对虾皮眼说：你没长眼？瞎眼狗乱吠什么！”
小舅子郭海生像他的姐姐一样，有着一对漂亮的杏眼，怎么是虾皮眼呢？摄影师的双眸闪烁，他的笑容意味深长。
郑宝玉认得那个看守所所长，那个所长应该是“哥哥”而不是“弟弟”那么，郭海英到底有多少男人？郑宝玉觉得自己的心像向下运行的电梯，忽悠忽悠地坠了下去。
接下来的几天，郑宝玉孜孜不倦地给郭海英打叩机，郭海英像沉到海里去了，一点信息都没有。他跑到红狐狸夜总会，回答说她早就跳槽到迷你卡拉ok厅了，他又赶到“迷你”回答说她在一个月前就离开了。
郭海英好像从这个地球上蒸发了。
大年三十，郑巧姑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郑宝玉此刻正蹲在被推倒的剧院废墟上，让我去看看会不会发生意外。我放下正在做的一个叫“全家福”的大菜，跑到那个地点，我看见失魂落魄的郑宝玉在断砖残瓦上蹒跚踯躅。他的眼睛却一直在踪着在寒风中匆匆而过的桔红色三轮人力车。
我拉了他，在背风的一截残垣上坐下。他的眼神飘渺而迷离，忽然，他的目光落定在废墟的一角：
“那儿，就是当年姚端容的舞台。”他伸手指着。
我嘘了一口气，他还在追念美丽的初恋，而追求美好的人是不会走极端的。
“郭海英失踪了。”他终于说。
“这样的女人，失踪也罢。”
他紧抱着头，仿佛要抱住什么。
“郑宝玉，很多事你一直蒙在鼓里，或者说你根本就不敢正视，有时候，正视一个事实是很痛苦的。”
他拼命地揪自己的头发，不知道是用力太大，还是他的头发已经植根不深，只见一把把的头发很壮观的往下掉。
“这个年我可怎么样过？”
“要么去郑家湾过，要么把你妈接来；再不，叫上几个同学朋友去打牌，打他几个通宵达旦，人仰马翻。”
“姚端容来了信，正月里她要回家一趟。”
“那不是很好吗？”我为之兴奋起来。
“不好，我不能见她。”
“为什么？”
“我害怕，害怕岁月把最美的东西给破坏了。”
这个人，说到底还是个惟美主义者。
文化局给郑宝玉派了一趟车，让他把瞎眼妈接来了。那个下午我还去看了看，老太太都八十多了，腿脚还十分健朗。她摸索着扶手，一口气就登上了四楼。
除夕夜，郑宝玉没有打牌——我忘了他根本就没有学会打牌，而是不屈不挠地给郭海英打传呼，郭海英也不屈不挠的不回电。大约十一点光景，郑宝玉问我知不知道看守所所长的电话，我几番转折，告诉他一个手机号码。
郑宝玉拨通了手机，他毫不犹豫地说：叫郭海英听电话。当那熟悉的、嘶哑的声音终于响起时，郑宝玉把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话一口气念完；
“告诉你郭海英你今天晚上十二点前回家还算是我的老婆否则我们离婚！”
郭海英关了手机，她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把头扎进看守所所长毛茸茸的胸口，懒慵慵地说：吓唬谁呢，我还不知他身上有几两骨头几两肉！
可是这一回郭海英错了，郑宝玉仿佛补了神奇的钙中钙，他的骨头在这个除夕夜突然硬了，春节一过，他就把一纸离婚起诉书送交了法庭。当法庭通知郭海英的时候，她才有点紧张了。其实她并不想离婚，这倒不是因为她还留恋郑宝玉留恋这个家，而是留恋郑宝玉的钱包，郑宝玉的仕女画近年越来越让人看好，傻乎乎的丈夫又从来不得懂化钱，那些钱还不全都填了她的欲壑。
郑宝玉看定那浓妆艳抹的脸，说：“离吧。”
“不离。”郭海英的媚眼一扑闪，脸上的香粉就飞飞扬扬地往下掉。郑宝玉诧异自己和她生活了那么多年，怎么没有发现郭海英原来是这么丑陋。
“那么我请个写手来，把你那些丑事写一本书，全世界兜售去。”
郭海英仔细审察着郑宝玉的脸。她猛地觉悟了：老实人发起犟来，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郭海英还有些许廉耻之心，她可不愿意自己成为畅销书的主角。
郭海英同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但提出以下的条件，一，郑宝玉继续替她还债三年；二，郑黎明以后的一切要郑宝玉负责；三，现有的房子归郭海英。郑宝玉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甩掉了郭海英这个包袱，几乎所有认识郑宝玉的人都为他松了口气。古道热肠的人就积极地为他张罗新夫人，说是要抓紧时间把郑宝玉失去的一切给找补回来。我明知这种热心有点荒唐，但也抗拒不了一种冲动。刚好我们校一位老师新寡，丘老师长得不错，人也贤慧，且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跟郑宝玉很是般配。
安排了他们见面之后，我问郑宝玉，感觉怎么样？他磨磨蹭蹭地半天不张口，急得我性子上来，就吼他：
“郑宝玉，你还有没有男子汉的味儿，我可没功夫陪你粘粘糊糊！”
他红了脸，把脑袋摇过来摇过去道：“不好说不好说的。”
“有什么不好说的？”
“怕你生气，也怕伤害人。”
我知道我白忙乎了“你总得说出理由，否则我如何回话？”
“那么我说给你，你可不能说给别人；这个丘老师，其实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就是脸蛋、身材的比例不够准确。”
“郑宝玉，你画美人儿画糊涂了，我看林立果选美都没有你这般苛刻！你都五十多了，看来你吃漂亮女人的亏还没有吃够！”
“你又生气了是不是？那就当我没说。”
我呼哧呼哧地喘气，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干这种蠢事。
郑宝玉的上级，同事，学生家长们可没有生气，他们车轮战般给他介绍女友，却没有一个能通过“审查”的。
“你这辈子别再想娶老婆了。”那次同学会上，又有人提起他的婚事。我余气未消，兜头就给了他这么一句。老同学们就起哄，说郑宝玉就跟画上的靓女过好了，又不化钱又不惹事。郑宝玉显得忸怩，他的脸红到了脖子根，结结巴巴地说：那，那总得对她有爱意啊，不然，还结什么婚？
“他说的对。”一位尝够了无爱婚姻痛苦的老同学说。
嘻闹的环境渐渐归于静谧，大家便识趣地丢开这个话题，顾左右而言他。
不久我碰见了郑巧姑，她说，你听说了吗？郑宝玉已经找好女朋友了，是我们老二的初中同学。
我怔住了，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
“你们老二同学？她、她多大了？”
“你真是少见多怪，如今老郎少妻的，时尚！”
“那，人，怎么样？”
“怎么说呢？就是，就是挺时尚的。”
我想着“时尚”两个字，可郑宝玉时尚吗？我感觉隐隐不安了。
那晚躺在床上，我跟我先生说起郑宝玉的“时尚”女友，并说了我的忧虑，先生没好气地说：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翻了个身，给了我一个硬梆梆的脊背。
郑宝玉小时候挺秀气，大眼睛，瓜子脸，皮肤很光鲜，脾性亦纯善。又格外爱干净，衣服鞋子虽然是打补丁的，却总是清洁齐整。那时节我们刚刚练习毛笔字，手永远墨迹斑斑，一不小心还把自己弄成个黑脸包公，可郑宝玉的脸庞永远白净鲜亮，像一个刚刚剥壳的鸡蛋。他待人都好，尤其是对女孩子，十分的惜香怜玉。熟悉红楼梦的郑家湾人说，郑宝玉是荣国府里的贾二爷投的胎，只可惜投生到一个赤贫的渔民家里了。我没见过怡红院那位“眉梢眼角藏秀气，声音笑貌露温柔”的不肖种种，因而也无法将他们俩进行比照。我只知道，郑宝玉和我同年，而且从小学到中学我们不但是同班同学，他还一直不离不弃地坐在我的旁边。座位的问题当然由不得我们小孩子家做主，这里面却有着我们小学班主任——我母亲——的私心：把最淘气的女孩置身于最乖的男孩儿旁边，得益的自然是她的女儿。
郑宝玉从小就是个乖乖儿，他不乖不行，他来到这个世上才五个月，他爸就叫一个巨大的浪头打到海里去了，他妈哭啊哭，活活的把一对眼睛给哭瞎了。
小学里兴在课桌上刻划“三八线”主动方自然是那些比较“恶”（我们家乡的“恶”专指厉害）的男孩儿。只要对方误越雷池一步，那横蛮的肘子就毫不留情地捅了过来，捅得人筋酸骨麻眼泪花花的还不敢哭出声来，更不敢报告老师。
我的课桌也有上任同学界定的“三八”线，因为摊着个郑宝宝，我就从来没挨过捅。人是坏虫，既然没有人来约束我，我就自觉不自觉地向外扩充我的势力范围。我的肘子不由自主地、一点点地伸展出去，郑宝玉的肘子则一点点退缩，最后我整个胳膊都堂而皇之地撂在郑宝玉的领地上，而他只得在一块台湾岛般可怜的桌角上束手束脚地做他的作业。
尽管环境恶劣，可郑宝玉的字总是全班最漂亮的。郑宝玉是妈树的先进典型。郑宝玉不但读书好，他那些课本簿子也是全班最干净最漂亮的。每学期开学时，郑宝玉总不知从哪儿弄了些牛皮纸，把每一本书都裹得严严实实齐角四方，而到了学期结束时，那些从牛皮纸里解放出来的书就跟刚刚发下来的新书毫无二致。
有一次课外活动时间，我们班两名男同学为一个铁环打起架来，男孩儿们围观起哄漫骂以至纷纷参战，他们分成两派轮拳头踢脚头吐唾沫扔石头。这时候郑宝玉刚好端着同学们的作业簿从旁边经过，这一帮喊：郑宝玉，帮我们打！那一帮喊，郑宝玉，揍他们狗种的！郑宝玉紧张得脸色发白，他绕着纠缠做一团的人堆儿转过来跳过去，张皇失措、苍白无力地喊着：别打了！别打了！
两派的同学都不卖他的账，骂他不仗义，骂他傻逼，嚷着谁再跟他好是狗生的，让他孤家寡人的过一辈子。他们把矛头一齐对准郑宝宝，将他推过来，搡过去，郑宝宝脸涨得像猪肝，却紧紧抱着簿册不松手，我母亲赶到时正好看到这个场面，她一声断喝，同学们吹着口哨作鸟兽散，我妈拉过郑宝玉，替他揩去头上的汗水，叹息说：学生若都和郑宝玉一样，当老师的可以省多少事！
那一天同学们余兴未消，回到教室后，你一言我一语地评选了郑宝玉为全班“末脚恶”“末脚”郑家湾土话，即最后面，最末“末脚恶”的意思，往好里说就是：郑宝玉是全班最善良，最不惹事、最听话的好孩子，往坏里说，郑宝玉是全班最窝囊、最没有哥们义气的小男人。我觉得这个评价挺有趣的，就跑到瞎眼婆家里，叽喳着小嘴聒噪道：
宝玉娘，你家宝玉全班“末脚恶！”
瞎眼婆敦厚地笑着，那里面透着满足，欣慰。也许对她来说，天底下没有比这句话更中听的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瞎眼婆在自己的破屋里摸索来摸索去，任凭外头的孩子们吵骂干仗打得皮开肉绽闹翻了天，她用不着提心吊胆，更不会心惊肉跳，因为那里面绝对没有他的乖乖儿。
那天，打猪草的郑宝玉回到家里，瞎眼母亲当着我的面很幸福地摸着他的头，明知故问道：乖宝宝，你是全班“末脚恶？”
郑宝玉有点难为情，他挣开他娘那嶙峋的手，分辩道：
“谁说的？还有一个女同学还没有我恶呢！”
我和瞎眼婆都笑了。这句话成了当天的第二条新闻，由我到学校里四处传播。
我们的小学生涯在打打闹闹、嘻嘻哈哈中结束了。我和郑宝玉等七八个同学升上了乐城县中，我们的初中全都是凭实力考上去的，可郑宝玉没有考，他不需要考，他那么乖，又是正宗的三代贫农，所以我们头一回听说了“保送生”这个词儿。保送生，保送生，我们觉得好玩，就干脆喊郑宝玉为“抱送生”“抱送生”这一年窜了个子，座位便从我的同桌升格到了我的后桌。
从此我觉得许多的不便，比如我忘了带墨水、忘了带钢笔、甚至忘了带课本时，我不能像从前一样从郑宝玉的位置上信手拈来，我得很辛苦地转身180度，从后桌选取我所必需的用品，这样就要冒着被老师识破的危险，从而招来一顿臭骂。
可是郑宝玉从来不骂人。有一回代数老师布置作业时，我掏了半天抽屉，才知道自己又忘了带代数课本了。我一转身拿了郑宝玉的，也不管他自己用不用。演算过程中，我又忘了这课本并不是自己的，顺手在书页的空白处打草稿。待到还书时，才发现我已把人家的课本弄得一塌糊涂了。我硬着头皮准备享受他的一顿数落，可是郑宝玉没有，他心疼得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喃喃道：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
那段时间，我和郑宝玉都迷上了画画，画的全是柳眉杏眼樱桃小口的美人儿，只不过我在上课时画，他在休息时画，我逮住课本就画课本，逮住簿子就画簿子，有一回竟然画到郑宝玉的生物课本上，画过了也就丢过了；郑宝玉却一律画在磨得平平展展的香烟壳纸上。初中毕业时，我一事无成，而郑宝玉却早已被人请去在墙上画宣传画了。
初中三年，刚好是“大跃进”的三年。郑宝玉被推到一堵大墙旁边，他手执大笔在墙上涂涂抹抹。他首先在高处画了个天宫，众仙女驾着祥云飘飘荡荡，他的仙女美丽极了，一个个明眸皓齿霓裳羽衣栩栩如生；郑宝玉又在墙的下边画一帮农民，白羊肚手巾红腰带；中间是一条弯弯长长的软梯子，农民们正喜孜孜地踩着梯子往天上攀登，画的旁边写着两行大字：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
“郑宝玉，你的仙女漂亮极了！”女同学会主动找他搭讪。郑宝玉的脖子都红了，看得出他是兴奋得意的，可偏偏摆着手纠正说：
“不能说漂亮，是比例正确。”当时，漂亮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革命学生绝对不敢追求的。我们怔了一下，立即领会了他的苦衷，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敢提“漂亮”两字。
接着，我们这些“比例正确”的女孩子则被喊去排演节目，我们说唱，舞蹈，放声高歌“总路线第一好，大跃进第二好，人民公社哎格龙冬哎格龙冬第三好！”还有一个小表演唱，我演小孙女，郑宝玉演爷爷。
孙女唱：人民公社喜事多呀，喜呀么喜事多！
爷爷白：啥喜事？
孙女唱：一朵棉花——
爷爷比划：这么大？
孙女摇头：还不止。
爷爷比划：这么大？
孙女摇头：还不止。
爷爷唱：究竟长得怎么样大？
孙女唱：妹妹拿去作被子盖，压出一身汗哪哎嗨哟！
接着演唱一只鸡比风车大，一头兔子比骆驼壮，一粒米做饭一家人吃呀吃不完哪哎嗨哟！
郑宝玉老是害臊，老是放不开动作，可老师交的任务又不敢不完成。我只得教他，一句句唱词、一个个动作都得现教，很累人。
跳跳蹦蹦的日子很快就到了头，接下来的日子可没那么愉快了，我们鼓足干劲大干特干拼命干，白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夜晚水库工地上和民工农民们一起挑灯夜战。
离学校十里处有一块属于学校的荒涂，被一条不大不小的河隔着，河里静悄悄地卧着一条四方形的渡船，两头拴着绳子。学生们一批批拉着绳子自己渡河，把那片荒涂开辟成百亩水田。我们在那里插秧割稻车水打场挑大粪，常常一干两三个星期，起早落夜甚至通宵达旦的把我们都累歪了。
郑宝玉干活太爱美，他插的秧，横过来，直过去，斜左看，斜右看，全都高矮一致笔直挺拔，像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式；他割的稻把，金灿灿的谷穗齐刷刷光溜溜地倒向一边，像一匹匹身体健康营养过剩的红毛狐狸；就是他盘烧的泥灰堆，也比别人圆满、平整，一层一层的土坷拉都敲打得一般大小，仿佛用一个什么量具套过似的。因此，他就要比别人付出更重的体力，受更多的罪。
“你可以稍微潦草一点，郑宝玉。”我偷偷地教唆他。
“可，可那样我心里受不了。”他一脸的认真。
有一夜下工的路上，累得脚步踉跄的我落在了后面，同样落在后面的还有郑宝玉。过渡的时候，我一个趄趔翻身落水，连呛了几口水就沉了下去，心想这一次是死定了。恍惚中，我的左腿被什么东西啄了一口，接着又啄了一口，然后，那东西一口叼住我的脚板，倒拖着我，直把我拖出了水面。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样进了那条四方渡船的，当时我已经咳得死去活来，待到我终于哭出声来时，我看到水里几颗湿漉漉的、簌簌发抖的星星，身边一个湿漉漉的、簌簌发抖的郑宝玉。
从那以后，我发誓不再欺侮郑宝玉。
上课的日子变得稀罕，功课被删去三分之二。因为累，也因为怕当白专典型，许多同学读书都马马虎虎，该不读的当然不读，该读的也可以懒得读。晨读早已取消，有一回，我意外地发现郑宝玉捧着汉语课本在学校后边的小树林中念念有词，他摇头晃脑叽叽呱呱，读些什么我却不明白，我探过脑袋一看，竟是老师规定不读的孟子梁惠王，当时他正读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寡人”我懂，我看过一出叫孟丽君的越剧，那千方百计想调戏孟丽君的臭皇帝，老是“寡人寡人”的；我看宝玉的模样实在滑稽，就学着他摇头晃脑哼哼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稀里糊涂的，我们就上高中了。郑宝玉的高中又是“抱送”的。我母亲听到这个消息远比她亲生女儿高分考上高中欣慰百倍。她喜形于色东奔西走逢人便说：郑宝玉又被保送了！考上去的是一批，保送的才一个，考上去的只是读书好，保送的却是十全十美！——三岁看到老，当初还有人说我偏心，难道中学老师也和我一样偏心不成？
当时正是我们共和国“困难时期”这“困难时期”不是十天半月，也不是百日半年，而是和整个高中学程等同的三年，这三年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吃饱过，饥饿像一头小老鼠，一刻不停地啃噬着我们的胃。
我们在校生有粮食定量的尚能混个半饱，郑家湾的瞎眼婆等，差不多是奄奄待毙了。为了让宝贝学生郑宝玉能安心读书，母亲每天从饿眼青青的儿女们的口里挖出一小碗饭来，让我的二妹给瞎眼婆送去。有一回母亲饿得摔倒在教室里的时候，却有人上门给郑宝玉提亲来了。
郑大绍是前湾人，和我们后湾相隔有那么三四里路，平日并不走动的。郑大绍在县城炼钢厂的食堂里掌着大勺，因此被人叫作“郑大勺”郑大勺掌勺多年，多少漏下些米粮来，他又极顾家，半斤八两的糙米、两把三把的番薯丝都严严地塞进贴身的肚兜里，单等星期六的下午往家里捎，日子过得自然比别家滋润。郑大勺有个独生女儿郑巧姑，初中毕业后没能考上高中，因为肚里有饭脸上有肉，父母又捧为掌上明珠，所以自我感觉不错，择起婿来高不成低不就的，因此十六岁了还待字闺中。
这是暑假里的一个上午，壮壮实实的郑大勺怀揣一包“大前门”手摇一柄大蒲扇，踩着笃笃作响的木屐往瞎眼婆家走去。其实，郑巧姑老早就在领奖台上看中才貌双全，性格温柔的郑宝玉了，只因为嫌他家太穷，才迟迟地没有让家里提亲。自从郑宝玉被保送上高中，郑巧姑才忽然明白，这个乖孩子将来还会被保送上大学，保送去留学，那么，他的前程将不可估量！
于是郑大勺的木屐就直接地往瞎眼婆家笃去。郑大勺把那个时期不可多得的重磅身体往郑宝玉家的竹椅上一压，压得竹椅和瞎眼婆的心都一番乱颤。郑大勺点着了一支烟，悠悠然吸了一口，问：宝玉娘，你儿子呢？瞎眼婆正在捏糠菜团子，她边捏边答：车水去了——你是谁家伯伯呢？听着耳生。郑大勺说：他一个高中生，回家就车水呀？瞎眼婆说：怎么不车水？宝玉说，挣两工分是两工分，好歹能多分点粮食
郑大勺打断了瞎眼婆的唠叨，问了郑宝玉的生辰八字，脾性喜好，瞎眼婆倒也灵光，当即便问：大叔你是不是给我家宝玉保媒来了？郑大勺就大大咧咧地说，就是。遂把自家的情况，和准备结亲的意思讲了一遍，乐得瞎眼婆喜颠颠地只是搓手，搓得糠粉粉直往桌上掉，忙忙地说：那敢情好，那敢情好，等到宝玉回家我就说给他
哪知郑宝玉回家听了娘的话，竟急出一头的汗水，他说，娘，我还小，不要这他娘说：这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啊，你怎么这般没眼色啊！
娘儿俩破天荒地争了起来，瞎眼婆子抹着泪，抽抽噎噎地数落说：“现今家里有上顿没下顿的，哪个人家的囡儿肯上门啊”她止了哭泣，一双手乱摸在找儿子“宝玉，告诉娘，是不是那囡儿不合你的意？果真是这样就算了，强扭的瓜不甜，娘懂这个理。”郑宝玉的双颊憋得通红，半天，才期期艾艾地说：“我们什么样人家？哪里敢挑挑拣拣的，只是那巧姑，”他本来想说她“比例不够正确”可一想这是和娘说话，用不到提防的，何况娘也听不懂什么比例不比例的，于是改口说“她上身长下身短的，牙齿太暴，皮肤太黑”
亲事就此作罢。可饥馑不但没有作罢，反而像鼠疫一样肆意漫延，谁谁的奶奶饿死了；谁家误食了毒草全家毙命；谁家的母亲带着四个嗷嗷待哺儿女一齐投河
有一个星期日我回了家。家里一个人都不见，我翻柜倒笼地找吃的，只找到半碗已经浸了水的、掺了番薯藤叶的冷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端起粥碗就往嘴里倒。还不解饿，我百无聊赖地晃出家门，一晃就晃到郑宝玉家门口，意外地发现他的家门紧闭着。那年月家家都穷得夜不闭户路无遗拾，大白天关门准是偷偷地烧什么吃的。我抽了抽鼻子，没闻到什么饭食的香味，倒闻到一股剌鼻的恶臭，我趴在门缝上一看，我的天哪，瞎眼老太婆正趴在磨凳上，她的裤子被退了下来，郑宝玉手拿一根柴棍，在她娘的屁眼里挑着因为吃糠而秘结的大便。只听见瞎婆子痛苦地呻吟着：儿啊，让我死了吧
这一年的秋天，郑大绍又上门提亲，郑宝玉的双眼只是看着自己的鼻子尖，没有答应，也没有回绝。郑大绍说：“还不好意思呢，男孩儿家，倒比女孩子还怕羞！”当日，就送了袋番薯丝来，说：“宝玉，今天就算是和我家巧姑订婚了，想想看，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别家订婚，都是男家筹钱买彩礼送女家的，你这小子好福气，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并说等到郑宝玉大学毕业就结婚。
郑巧姑一订婚就履行起未婚妻的职责，隔三岔五的就要往乐城中学跑一趟，给郑宝玉送双鞋子袜垫什么的，送得最多的要算番薯丝，使得郑宝玉在举国上下勒紧裤腰带的年代里，享受到食能果腹的奢侈。郑巧姑每每来校，白天是见不着郑宝玉的，等到我们累得摇摇晃晃地从田里回来时，多半已过了夜九点钟。对于郑巧姑的来访，郑宝玉总是飞红了脸，没说上几句话，就带了她来女寝室和我合铺，同学们虽然累，还是被好奇心驱动着，一拨一拨地来参观。我有点替郑巧姑难为情，可郑巧姑不怕，她把头昂得高高，还非常热情、主动地招呼人，生怕人家记不住她似的。同学们觉得这一对并不般配。几个好事的还在背后学着郑宝玉的腔调道：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要这样的老婆，这寡人算得好色乎？”立即有人反驳道：“读过登徒子好色赋吗？越是能跟丑婆娘过日子的，才越是叫好色！”
郑宝玉果然被保送上大学了，是省城一家名牌大学，学的是政治，应该说是培养做官的摇篮。而我和绝大多数同学都返回农村去修理地球。那一年，我和郑宝玉都十八岁。
我母亲又一次为之精神亢奋，她拖着浮肿的双腿，她拉着郑宝玉的手，激动的泪水直在眼里打转，说，状元，状元，有你这样的好学生，我死也瞑目了。
我和郑宝玉的关系却一下子疏远了，这里面有我的自卑，有我的嫉妒，还有那么一点点不屑。从此我老老实实地在郑家湾种田。
那一天下水田割早稻，还没有来得及去上大学的郑宝玉要挨着我割，我偏不，心想，我已经是真正的农民了，和你们学生参加劳动不一样。我就紧紧傍着被整个郑家湾公认的强劳力阿牛叔。阿牛叔一手割七茬，我也一手割七茬，阿牛叔边割边向前迈步，我紧紧咬着他半步也不让他拉下：割到了大田尽头他气都不喘一口就立马转身，我虽然气喘吁吁的却也立即转身割了起来。从凌晨二点到夜里九点，三天下来，腰都快断了，两条腿硬得不像是自己的。躺在床上，被大日头晒得满是燎泡的皮肤挨着哪儿都炸得噼噼啪啪响，伸手一摸，摸了一手的燎泡水。
在郑宝玉去省城上大学前一天，他来到我家告别，当时正是我一辈子最丑陋最狼狈的日子。我的脸像焦炭般黑，只有两个眼仁和牙齿还是白的。我的双手因为长期泡在水田里割稻插秧而糜烂了，许多活泼的小虫当着这位大学生的面，自由自在地在我手背的皮下遨游。爱美之至的郑宝玉难过地转过脸去。他说，你该去医院看看。我说，看什么？我反正是农民的命了，那么娇气干什么？我不许他转过脸去，非要他面对我不可。我说，你看着，我给你表演个节目。我用小拇指指甲挑起我黑胳膊上的一点黑皮，然后慢慢地撕着，每撕下一块拇指肚大的死皮，我的胳膊上就绽出一片雪白的花瓣。郑宝玉用双手遮了脸，说，别撕了，别撕了，太残酷了。我说，大学生，这就叫残酷么？我不动声色地撕着撕着，一会儿，我的胳膊上就盛开了一朵朵洁白的莲花。
郑宝玉望着这些奇异的花，抽搭抽搭地哭了。我懒洋洋地说，你走吧，让郑巧姑听见，又以为我在欺侮你呢。
郑宝玉到了省城之后，曾给我来过两封信，信的遣词造句小心翼翼，让我读来寡淡无味，我知道，他是怕触动我那根敏感的神经，所以在遏力回避着。
暑假回家的时候，他还是来看看我妈和我，和我聊起来就是几个小时，毕竟，省城的繁华，校园的美丽，对我这个未出县门的乡下姑娘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有一晚，坐得露水都重了，院子里的豆花、瓜花、茄子花的香气凝得浓浓的，他还没有走的意思，我说，你老耽在我家，不去陪陪你那位未婚妻吗？他呆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的，跟她在一起就是没话。
上大三的时候，郑宝玉的来信变得情绪澎湃，这一封，说拿到了红宝书了，那一封，说戴上了毛主席像章了。再一封，发信的地址竟是北京，抽出信纸，却残留着斑斑的泪痕，字体也因为激动而歪歪扭扭：我太幸福了，我见到毛主席了，我站在天安门广场的前面，离城楼很近很近，清楚地看见他老人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体非常非常健康后来，发信的地址游击莫测，一会儿在瑞金，一会儿在井冈山，一会儿又在韶山冲
这是郑宝玉一生中最辉煌、最自信、也是最幸福的年代。
大四的时候，厄运落到了郑宝玉的头上。说“落到”也许不确切，他的厄运是他自己找的。就在那个寒假，郑宝玉被准岳父郑大勺支使着修建猪圈。勤劳的郑大勺每个周六都步行三十里，把一担酽酽的泔水挑到郑家湾来。他家的猪们营养过剩体魄矫健，无时无刻在为它们的自由而斗争，因此他家的猪圈差不多每过二三个月就要修缮一次。
巧姑母亲心疼准女婿，今天给郑宝玉擀碗荞麦面条，明天给准女婿包顿番薯饺子，扯着嗓门把他唤出了猪圈，端来热水让他洗手，然后把热气腾腾的食物直送到郑宝玉的鼻子底下。
巧姑母亲掏出了心肝招待准女婿，不料却招待出毛病来了。原先，郑宝玉并没有认真打量过这位丈姆娘的，就因为这猪圈，就让郑宝玉有充分的时间研读这张和郑巧姑酷似的的脸孔：那鼻梁是凹，一下子凹到了脸面的地窖里头去了，那牙齿是暴，夸张地暴出了嘴唇的山门外边。岁月是会改造人的，二十年后，郑巧姑也被改造成这般尊容，他郑宝玉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他开始疏远郑大勺一家。忙完了猪栏，他就借故离了郑家湾，连我都见不着他的影子了。郑巧姑心里有气，不免嘟嘟哝哝，她娘就说：怨不得人家，都是你爸太计算了，别说是大学生，就一个种田郎吧，来了也是找你家姑娘说话亲热的，谁愿意整天价泡在猪屎猪尿里砌臭石头呢。
过完了寒假回到大学，郑宝玉来信说，学校里正在批斗反动学术权威，看到平日里他很崇敬的师长遭受喷气式，老虎凳，他说他的心有些寒了。看来，郑宝玉的革命热情一点点冷了下去。后来来信又说，学校不开课，图书馆也被封了；百无聊赖，他又拿起了画笔。画什么？什么都要遭批判，想来想去，只有画伟人像比较安全。我去信说，伟人像画走了样更危险。郑宝宝说，他从来唯美，他的人物永远是“高于生活”他说他把自己的想法向他们系“横扫一切”战斗队作了汇报“横扫一切”很支持，搬来了一大堆颜料画布。我想，没多久，校园里到处该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红海洋了。跟他同校的另一位高中同学也来信说，郑宝玉的伟人挥手很威武，很气派。接下去，伟人的手便挥到了省城的各大建筑，交通要道，公园宾馆；郑宝玉的名声顿时大噪。
不知是忙于红海洋的制作，还是对暴牙和塌鼻梁本能的厌恶，郑宝玉竟然一连三个月没给郑巧姑只字片语。郑巧姑常常到我妈这儿来哭诉，让我去信去说说他。看看毕业分配在即，郑巧姑从猜疑、怨怼、漫骂到最后的通牒：她说郑宝玉你大学毕业功成名就了，你如果做了资产阶级的陈世美，我们革命群众一百个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郑巧姑决不比秦香莲好对付，定把你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做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当时郑宝玉正沉缅于描画伟人的亢奋之中，革命同学们、包括“横扫一切”战斗队的干将们早就为毕业分配暗中忙乎，郑宝玉却浑然不觉，连郑巧姑那些措辞严厉、情绪激烈的信函都没有引起他足够重视，他一如既往地站在高大的手脚架上，一点也没有感受到脚下的土地已经摇晃。那天，郑宝玉正在大桥的桥头绘制毛主席去安源中那柄大名鼎鼎的竹骨油纸雨伞，而郑巧姑却在郑家湾小学里摇着一架油印机，赶制着现代陈世美郑宝玉十大罪行。
那是六月初的一个日子，天气虽然晴和，只是闷热难受，日头晒得桥脚的法国梧桐蔫蔫的，却晒得郑宝玉额头亮亮的，一个给郑宝玉当助手的女红卫兵瞄着郑宝玉，信口就说：
“大画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天天画领袖像，画得自己也红光满面神彩奕奕起来了。”“可不敢乱说，”郑宝玉正了脸“怎么能跟毛主席他老人家比？他是天上的红太阳，我是地上的一粒尘土，你可别弄顶反革命帽子给我戴戴啊！”
第二天傍晚，郑巧姑提了一大摞传单，汗流浃背地跨进了这所名牌大学的校门，并一路打听，找到了郑宝玉的宿舍来。
“郑宝玉，你给我出来！”巧姑扔下了沉沉的印刷品，扬着那只被绳子勒出紫痕的手臂嚷嚷道。
隔着窗户，那一口愤怒的暴牙暴露无遗，正在擦身子的郑宝玉轰的一声炸了脑袋，未婚妻的这副尊容让他觉得无地自容。
当晚，他们俩占了校园的一把水泥椅子。郑巧姑手拿一支手电筒，让郑宝玉阅读她的现代陈世美十八条罪行。
“怎么样？”郑巧姑关了手电筒问。
“你，你这么咄咄逼人做什么？”
“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基本情况属实，如给我送番薯丝，侍候我妈什么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假痴假呆什么？——结婚呀！”
郑宝玉不吭气了，却一个劲地唉声叹气。
“不要做死眉死眼给我看，结，还是不结，你爽爽快快说一句。”
“巧姑，巧姑，别这么大声好不好？——我，我——”
“别吞吞吐吐的，说！”
月光下，郑巧姑的暴牙一闪一闪的。郑宝玉忽然下了决心，说：
“对不起，巧姑，我对你实在是没有爱意呀！”
“你他妈的王八蛋郑宝玉！没有爱意，你当年怎么不早说？没有爱意，你为什么要订婚？你耽误了我七年青春就这么一句话拉倒？告诉你郑宝玉，我今天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好好地跟我回去结婚呢，我此刻就把这一摞传单给烧了；若不呢，明天我就让它们满天飞！”
“巧姑巧姑，别激动。”郑宝玉急得直搓手“我们想一个方法解决。我欠你家的粮，欠你家的钱，日后我加倍还你。”
“你把我看做放高利贷的了？”郑巧姑冷笑道“青春损失的利息怎么算？——只怕你用一生的代价也赔偿不了。”
“巧姑，你”
“不要巧姑巧姑的，回不回去跟我结婚？”
“不”
“哼！”郑巧姑扛起那摞传单，扬长而去。
第二天一早，郑巧姑那“比例不大正确”的身影就出现在“横扫一切”战斗队队部，片刻之后又来到校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继而又出现在校长室，系主任室，各式各样的办公室；一切在位的和不在位的、打倒的和未打倒的、掌权和不掌权的，全都倾听了她那血泪控诉，全都欣赏了她那现代陈世美十八条罪行大作，而学校一切可以张贴的会堂饭堂墙头走廊，统统刷上了那张8开的、具名郑巧姑的小字报。
三天之后“横扫一切”战斗队召开了批斗大会，郑宝玉被押上了审判台，白炽灯烤得他的脑袋滋滋冒油。听着那些激怒的口号，看到一张张愤慨的嘴脸，郑宝玉只觉得一颗心在往下沉，往下沉，一直沉到海底。
毕业分配开始了。一批批的同学都走了，可一批批的分配名单里都有没有他。郑宝玉像一条冬天的水车，被撂置起来了。他怏怏地回到了郑家湾，和我们一起参加田里的劳动，父老乡亲们都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看他，有人还很刻薄地说：陈世美，读书读到屁眼里去了？
只有我妈坚定地相信，他的宝贝学生必定有出头之日。她悄悄地对我说：郑宝玉这个错误犯得好，犯得对。真跟郑巧姑结婚，那才是最最错误的哩。忽然，母亲用一种陌生的目光打量着我，说：
“你，为什么不找宝玉谈谈看？”
我晓得妈的“谈谈”指的是什么，立即回答说：
“不行。”
“为什么？”
“不行就是不行。”我毫无商量余地地说。
至今我尚未明白，我和郑宝玉青梅竹马，悲喜相知，可从来没有一点点那方面的心思，是性格的距离太远？还是因为生活得太近，近得像亲兄妹的缘故？
母亲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目光看了看我说：你呀你呀，要手艺没手艺，要志气短志气，婚姻嘛又高不成低不就的，你才是我的一块心病呢。
一年之后，郑宝玉被分配到一个叫“棺材岙”的小岛去当民办教师，那个偏远的小岛只有十几户人家，且离郑家湾有一百八十里，连条联系大陆的交通船都没有。而当时，我已在郑家湾小学里当代课教师，并和一个“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结了婚。全县教师暑期集中学习时，我和郑宝玉坐到会堂后排的一条长板凳上，我看着他被海风吹得黝黑粗粝的脸，忽然感到了一种平衡。我说，郑宝玉，你四年的大学白读了。
他尴尬地笑笑，神态比我预料的要明媚一些。
车子沿着瓯江岸不紧不慢地驶着，寂寥的咸涂草在波涛的涌动中起起落落。那是郑宝玉被“发配”棺材岙的第二年夏天，刚刚完成了期终考试而还没有来得及填写学生的成绩报告单时节，他接到乐城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发来的急电，让他火速赶往县城为革命样板戏搞舞台美术工作。郑宝玉永远铭记着这次回家，他先是搭鱼船到达鹿儿岛，然后坐帆船到温州，再坐公共车、班车辗转乐城。那是个红日当空的好天气，这样的天气让郑宝玉想起晒谷场上金灿灿的温馨，当时他特别想念瞎眼的母亲，想起母亲拿着谷耙恫吓鸡鸭的模样活像一个茫然的稻草人。于是就有了一种负罪的感觉，总以为工作后可以把母亲接到身边，让她好好享几年清福，谁知道落到这么个天涯海角交通闭塞的孤岛上，让老母孓然一身在郑家湾受罪。
车子已进入乐县地域，熟悉的粪土气味扑面而来，让郑宝玉有了些许踏实的亲切。就在此时，一个奇特的风景吸引了他：汽车的正前方，不，简直就是车子的上头，不知什么时候聚集了一群不知名的小鸟，它们和车子保持等速翱翔前进，它们呢喃聒噪，盘旋飞舞，像是在研讨争论一个重要问题。忽然，它们像遗落什么似的逆着车子向后飞去，片刻之后又像箭一般追赶回来。
“真是奇了，它们要干什么？”
郑宝玉的背后响起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他的心颤了一下，这是个极有张力和魅力的嗓音，不是用悦耳、圆润什么可以形容的。他想转过头，但又生怕自己的转头影响姑娘的情绪。他一动不动地坐着，盼望能再次聆听到这么绝妙的清音。
“这是些什么鸟呢？”姑娘又在自言自语道。
多么清纯的嗓音啊！郑宝玉暗暗地叹息。她该是什么模样的呢？千万别长着张令人失望的脸，有一回他在省城的大街上发现了一个婀娜多姿的背影，待他赶了上去一看，竟然是一张令人作呕的破旧鞋底脸。就凭这一点，他也不敢随便转过身去，让幸福的肥皂泡迸然破碎。
“它们的飞行速度是车速的几倍呢？”
少女的执着，认真，让郑宝玉顿生敬佩之意。郑宝玉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他想说，起码是车速的三倍。可是他一转身，竟然只有张嘴的份儿，却是说不出话来了。
这女孩子太漂亮了。那肌肤，那五官，那神态，那春天般欣欣向荣的气息，郑宝玉顿时胸口紧迫，呼吸困难，接着就小肚胀胀的有了尿急的感觉；有生以来，他头一回享受了被人夺了魂魄的幸福和痛楚；他呆在那里，像离水的鱼儿那样喘着气。
那少女却并不见怪，或者说是见怪不怪了。她善解人意地嫣然一笑，算是对小伙子冒昧的原谅。这一笑壮了郑宝玉的胆，他终于控制了心跳调整了表情，回答姑娘的问题：
“起码是车速的三倍。”
也许是为了回避什么，他们的目光重新追逐着车前的鸟群，只有偶然间悄悄一瞥，相互都红了脸，嘴里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的还是这些固执的小鸟，仿佛他们原本就是鸟类研究院的学生。郑宝玉几次想打听姑娘的通联地址，最终都没有勇气问出口。
那天郑宝玉没到终点站就下了车，因为他得先回郑家湾看看。那天晚上他来到我家，首先陪着我妈说了会话，接着，我们搬了竹椅板凳坐在院子里。我想起我下午送成绩报告单时，见到了刚刚坐完月子的郑巧姑，大概奶水很足，巧姑那对乳房挺得十分嚣张。我说，郑宝玉你亏了，要不你的儿子都会笑了。郑宝玉避开我的话题，向我说起车顶的小鸟和车内的少女。他说得十分忘情，我看见他的双眸波光粼粼，星光在这波光中像鱼儿般幸福地游动。我扑哧一笑，说：
“郑宝玉，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他也笑了，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么。——可不知道她是谁，今生今世还有见面的机会吗？
我是在舞台上认识姚端容的。
当年的姚端容往那儿一站，不用聚光灯就光芒四射。下台卸了妆，又常常让我们这些也算漂亮的女孩自惭形秽。姚端容色、艺都不缺，缺的是根正苗红。她太公是个没落地主，这一没落没落得根深蒂固，直至她这个曾孙女儿出生并长大成人，还死皮赖脸地要拖累着她不放。省样板团本来已经选中了姚端容，政审时，审出了这个死去三十年的老家伙，姚端容就被否定了。难得的是姚端容太美丽，太健康，身段、嗓门的条件简直无为伦比，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那怕是最最革命的都无法抗拒这般绝顶美丽，因此姚端容就有幸被冠以“可以改造好的子女”留在乐城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但是按照阶级斗争的原理，宣传队又只能让她演配角，偏偏她这个配角总是使主角黯然失色，没奈何，只得冒着“右”的危险，把李铁梅、阿庆嫂、江水英什么的位置让给她。姚端容虽然出身不硬，可不怕死的追求者大有人在，包括当时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头和已经结合到革命领导班子的新贵，只是她暗暗地打定主意，必得找一个自己真爱的，绝不想凑合着委委屈屈地过一辈子。
郑宝玉去乐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报到。那是个衰败的、原来叫“剧院”的建筑，剧院的大门刷上了淋漓的红漆，远远望去，就像一张硕大的血盆大口。
剧院里面的鼓点如马蹄如急雨，郑宝玉一跨进门，他的心就跟着急剧的鼓点狂跳起来，因为他见着了那荒凉贫瘠的舞台上，有一个丰韵无限的女孩子在练身段。
“这是我们的台柱子姚端容，这位是新来的舞美郑宝玉。”刚过而立之年的洪队长有一张红彤彤的脸，他引着郑宝玉走近舞台，他的右手在两个年轻人之间拉了拉，那动作在郑宝玉看来几乎是潇洒。
两位年轻人的眼睛倏地冒出了火花，他们礼貌地点点头，掩盖不住喜悦地笑了起来。
“你们认识？”红脸队长说着，自己也笑了。
队长拉开了一道帷幕，让郑宝玉看原来的一幅背景，那应该是群山，可是画得不到位，洪队长气呼呼地说：“省里的头头来看戏，指着这东西说，这是杜鹃山吗？——整个一座乱葬岗！给你们按个反革命罪都不为过，好好一台戏全叫这布景给糟蹋了。”
因为激动，洪队长的脸红得透彻，他拍着郑宝玉的肩膀说，老弟，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你弄上来，你可得好好干呐！
接下来，郑宝玉过上仙人般的日子。每日里，他拿松木条，拿马粪纸，锯锯刨刨，剪剪贴贴，再把各色颜料摆开，拿画笔东涂西抹，不用多长时间，一幅幅布景就出来了，山是山，水是水，村是村，房是房，谁见了都说绝了。最精彩的还是样板戏的宣传画，洪队长让他把所有主角的亮相身段都弄出来，于是那些阿庆嫂，李铁梅、江水英站满了乐城街头，整个县城都为之轰动了，人们说，电影里放的人儿，硬是没有本县的画儿招人，有几个年轻人还得了痴病，他们徘徊在宣传广告画的下面，日不思餐夜不成寐。县革委会主任还因此受到地区和省里的表扬嘉奖。
郑宝玉很幸福地做着这一切，因为他工作的时候，耳畔有莺啭燕啼丝竹绕梁，身旁有倩影徘徊红袖添香。休息日，他和姚端容绕绿堤拂柳丝，并肩漫步在清沏见底的金银溪水畔，精心地挑选石片打水漂漂，看那薄薄的石片像燕子般掠着水面飞去，姚端容银铃般的笑声传得很远很远
秋收时节，郑宝玉回郑家湾割了几天稻。他的气色非常好，人都壮实起来了。他和我挥着镰刀齐头并进，话题总离不开姚端容：
“你说是有缘份的吧？戏里有句唱词是‘百年修得同船渡，千载修得共枕眠’，我和端容是修了多少年呢？怎么就同车了呢，怎么都对那些小鸟发生兴趣，——嗨！那些神秘的小鸟！何况如今还天天在同一个舞台工作呢。”
“五百年，”我捶了捶发硬的腰，肯定地说。看他那一怔一怔的样子，我觉得很好玩“下面的五百年可没有上面的容易了，你可得继续好好修练。”
“她对我很好。她说她这几年见的，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蠢货，就是冲冲杀杀、打打砸砸的坏坯。”
“我妈没有看错你，你是个不折不扣的乖乖儿。”
“你别老揶揄我好不好？——告诉你，我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这下子你可是完美得连肚脐眼都没有了。”
郑宝玉看了看我，犹疑地说：“你，好像在嘲笑我？”
我连喊冤枉，说：“我祝贺你还来不及，哪里敢嘲笑你？”
他又看了看我，一副释然的样子。接着又很幸福地说：“回家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她送给我的。”
“你现在先说。”
“不说。”
后来我看到那件信物，一把折扇，我打开那散发着檀香的扇子，一对象征着梁山伯祝英台的蝴蝶在翩翩起舞。我望着郑宝玉一脸傻痴痴的多情，心头掠过一丝不祥，姚端容为什么送这么把扇子呢，她一个当演员的难道不懂这是个不吉之兆吗？
后来我跟妈说起郑宝玉和姚端容的恋爱故事，妈也是从舞台上认识姚端容的。我让妈分析一下，这事儿有几成把握，或者说，姚端容会不会真的嫁给郑宝玉。我妈说，为什么不会？宝玉他一个大学生，三代贫农，身体健康，品貌端正，还有那脾气性格，千里也挑不出一个来。往善良里说呢，他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刻薄点说呢，姚端容一个戏子，成份又高，娶不娶她，我们宝玉还得好好惦量惦量呢。
郑宝玉显然是要娶她的。他已经在计划怎么攒钱，怎么把破屋翻新“怎么可以让端容住旧屋呢，怎么可以这么委屈她呢。”他说。
这期间，有一个人闯进了他们的生活。这个人姓名好怪，双姓马李，名唤驻地，新进入乐城县革委会班子，分管文化教育工作。马李驻地学的是政治专业，写的大批判文章上过人民日报，是乐城县有名的笔杆子。只因他长得圆头长脸，一身肉笃笃实地杵在那儿，对立派就冠了他一个极难听的雅号“马卵拄地”
“马卵拄地”亲自来抓革命样板戏。这家伙是懂行的，一招一式都能说到点子上，很快就博得宣传队员们的好感，尤其是那些女孩子，一个个“马主任马主任”的叫喊得亲热。“马卵拄地”一律目不斜视，更不同她们嘻皮笑脸打打闹闹的，那作派就让人肃然起敬有安全感，反而更让女演员们更加着迷了。
“马卵拄地”很关心台柱子姚端容，这是为了宣传队，为了样板戏，谁也无可厚非的。他常常把姚端容叫到他的卧室，为了一句唱腔，一个动作，一遍遍地反复推敲到深夜。姚端容没了和郑宝玉相处的时间，显得魂不守舍，双眸老是往窗外睃。“马卵拄地”就狠狠地批评她，还上纲上线到姚端容的太公去，姚端容很害怕，怕被当作“不可改造的子女”被赶出宣传队，只得静下心来，硬着头皮反复琢磨样板戏。
这可苦了郑宝玉，他像个没头苍蝇，夜夜在“马卵拄地”的窗外转。已经是严寒的冬天，西北风像一条条凌厉的皮鞭，在剧院宿舍的弄堂里一下没一下地乱抽，疼得郑宝玉一阵阵颤抖。不知是着了凉，还是做某种提醒，郑宝玉开始咳嗽，夜复一夜，郑宝玉的咳嗽越来越固执，越来越强烈“马卵拄地”终于忍无可忍，他披着一件军用大衣冲了出来，大声吼道：
“郑宝玉，你不好好的弄你的舞美，在这儿瞎转什么？”
“八个样板戏的布景全部完成了，宣传广告画也都落实到街头了。”郑宝玉胸有成竹地说。
三天之后，红脸队长叫了郑宝玉去，他的神态显得忸怩暧昧：郑宝玉，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完成得很好，我代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所有的演职员工们表示感谢；现在，你可以回棺材岙去了。
郑宝玉像被雷击似的僵在那里，接着，他像被抽了脊梁筋骨一般瘫倒在地上。他咳嗽着，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转动着脑袋寻找姚端容，可姚端容仿佛钻到地底下去了没有踪影。队友们帮他打好铺盖，并将他送到车站，在汽车即将离去的刹那间，姚端容突然出现在车旁，泪水使她年轻的脸庞更加容光焕发，她的一只手搁在郑宝玉的那个窗口，跌跌撞撞地跟着车子一溜小跑，嘴里急急地像背着台词：
“宝玉，你好生等着我，等着我，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车子加速了，那阵不知名的小鸟欢呼着在车上头盘旋飞舞。
第二年的孟春，郑宝玉和姚端容的恋爱关系正式告吹。那一天，郑宝玉坐在我家的廊檐下，他仿佛老了许多，皮肤变得干燥，眉心出现了一道浅浅的、相书上叫做“悬针”的竖纹。他接过我手中的棒捶，帮着我们捶打干燥的蚕豆夹，他的泪珠像豆粒那么纷纷地往下掉。
“那该死的马，马李驻地！”我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才让那个粗野的外号回归到真名。
“也不能全怪他，最终还是因为姚端容的妈。”
“她妈怎么啦？”
“她不能让自己鲜花一般的囡儿在棺材岙岛上过一辈了。她曾经对我说，我也不是势利之人，我不会让女儿去攀那种高枝，郑宝玉你去调动工作吧，什么时候调上来，你什么时候跟姚端容结婚。”
“那你就去调动工作好了。”
“谈何容易？我差点儿跑断了腿，一点希望都没有！”
我想起来了，管文化教育的是那个“马卵拄地”
郑宝玉守着棺材岙岛，守着他那几个拖鼻涕学生，已经整整七个年头。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方兴未艾，却出了件惊天动地的事：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红宝书举得最高，万岁喊得最响，最最亲密的战友怎么成为谋杀者，郑宝玉整个儿懵了。
郑宝玉也老大不小了，郑家湾的同龄人——包括我——都已经抱上孩子了，郑巧姑的两个儿子像猴子那样吊在大榕树上，跟一帮差不多大的鼻涕娃抢吃粉红如奶头的榕树籽；而棺材岛的郑宝玉仍然是独身一人。瞎眼娘急得不行，她敲打着一支盲竹竿，一直敲打到我家来，未进门就喊着郑老师，然后摸摸索索地在我家一把咿呀作响的竹椅上坐下，混浊的泪水在她那张抹布般的老脸上纵横驰骋。
“郑老师，你是看着我们宝玉长大的，如今宝玉打了光棍，我对不起他那早死的爸啊！”
“我已经给他介绍过几个了，可宝玉没回话，想来不是嫌人家不够好看，就是嫌人家文化不高的了。也不怨他，宝玉这么块好料，不寻个般配的还真不行。”
“什么般配不般配，咱家有什么？还挑三拣四的？郑老师你别理那个瘟货，上些年，好好的那个巧姑给回掉了，人家倒争气，一口气生了三个男娃儿，一个一个的抱到我家来，逗弄着给我听；如今我们吃后悔药也没用，烦劳你郑老师再给寻寻，只要不缺胳膊少腿能生娃儿的，管她好不好看识不识字！”
就在我们大家都在为郑宝玉的婚姻着急的时候，郑宝玉自己却不费什么力气地找到对象了。那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郑宝玉带了他那两个得意门生，到棺材岛的背后去写生。这片海域叫“绿寇”礁，到处是虎踞龙盘的黑礁石，触目是狼牙戟立的鸡啄崖，骁勇的浪头一次又一次地袭击着它们，可总是把自己撞得粉身碎骨。
学生们选中了角度，分别去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郑宝玉也拿起画板和画笔，画起这大自然的杰作。完了，总觉得画面太寂寞，好像缺了什么，让他怏怏地不快。就在这时候，从一块虎头礁后面转出个女孩子来，她扎着两根齐胸的辫子，身穿蜡染的斜襟布衫，高挑的个儿，喷红的鹅蛋脸，削肩膀，小蛮腰，半斜着身子挽着个沉甸甸的竹篮，郑宝玉忍不住喝采：好个绝色的渔家女！
“这是谁啊，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郑宝玉不禁自言自语道。
“这是海英，我的姐姐，”那个叫郭海生的学生骄傲地回答“她一直在温州舅舅的草席厂当工人，你当然没见过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前天她跟舅妈吵翻了，昨天就回家了。”
这时候海英姑娘来到了他们身边，海生一把拖住姐姐的篮子，欢呼起来：哟，这么多的香螺，蛎子，还有观音手！晚上有得好吃的啦！
海英勾起指节，在弟弟头上重重地敲了一下，说：“给你栗子吃呢！——还不好好画你的画儿！”
郑宝玉目送着姑娘远去，她的脚后跟圆溜溜的，粉红而湿润，美得叫人心疼。
从此，郑宝玉每每回到郑家湾，跟我只谈这位海英姑娘。我突然问：那海英读了几年书？宝玉答：小学都没毕业。我说，那适合你吗？
“适合”两个字，你不觉得奢侈吗？
有生以来，郑宝玉头一回反驳我，我怔了怔，竟无言以对。
第二年的正月初三，一个大雪初霁的日子，载着郭海英的小船停在后湾那对年代久远的樟抱榕下面，前湾、后湾、中湾的人全都跑来看新娘子，这拨去了那拨又来，差点没把郑宝玉家的两间破房给挤坍了，人人都说郭海英是郑家湾的头号漂亮媳妇，说跟郑巧姑比，简直是天上地下。我也去了，郭海英是美，是那种未经雕琢的，无拘无束的美；可仔细看来，又觉得缺了点什么，到底缺了什么，我也说不清。看着瞎眼婆笑得合不拢的嘴巴，心想，但愿不是杞人忧天吧。
郑宝玉时来运转，他调回到家乡，在郑家湾小学任图画老师。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本任颐的画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拿出来临摹，怕人见了说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没多久，竟能丢开画谱自己勾划人物，却比画谱上那些女人更显风姿绰约。郭海英的肚子也伴着那些美人儿鼓了起来，她敲着郑宝玉的画儿叫嚷：你这个花痴，守着我这个大活人，却去画这些千朝百代的死女人！——我若生了个臭丫头，准是你招的，非找你算帐不可！郑宝玉不怕生丫头，倒害怕老婆吵嚷怨怪，可又舍不下那些载歌载舞的俏丽佳人，心里却为妻子的责备惶惶。当年冬天的一个北风呼啸的凌晨，郭海英在夸张的大呼小叫中分娩出一个带小鸡鸡的儿子，郑宝玉喜出望外地松了一口气，因为婴儿落地的时辰，遂把他取名为“黎明”
放学的时候，郑宝玉就抱了黎明上我家来。儿子尿了，郑宝玉会变戏法似的变出块尿布来，将那块湿的换下；儿子饿了，郑宝玉又会从怀里变出个奶瓶来，将那温热的奶嘴塞到了儿子的小嘴里。我说，郑宝玉，你什么时候训练成一个“模丈”（模范丈夫）啊！
“这叫做分工，”郑宝玉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结婚前就说好的，她管怀孕、生孩子，我管喂养、带大孩子。”
“那你的亏吃大了，十月怀胎，她最多是辛苦十个月，可你却要婆婆妈妈的辛劳一辈子。”
外表往往是很会迷惑人的，郭海英看起来自然质朴，其实骨子里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她像一只快活的杜鹃鸟，整天悠啊悠的，东家串串，西家荡荡，咕咕咕地说笑个不停。郑家湾世世代代崇尚“勤俭”两字，女人们尤其要以身作则，而郭海英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她的口袋里装着永远也嗑不完的葵花籽儿，她倚着我家的大门和我奶奶嗑闲牙，飞了一地的葵籽壳儿，让忙碌进出的人们踩得沙沙作响。有一回郑宝玉找不着郭海英来问我，我说，顺着地上的壳儿找吧。郑宝玉俯下身子，详细地读着地上的葵花籽壳路标，终于找到了他的宝贝老婆。
日子就这么消消停停地过，郑宝玉上课的时候，小黎明有瞎眼奶奶摇着抱着，郑宝玉放学回家，就忙着淘米洗菜做饭。郑宝玉也曾试着让郭海英做点什么，比如像郑家湾妇女那样拿点“花巾”绣绣，或者帮学校的食堂挑水拣菜什么的，至少可以赚几块钱补贴家用，可是郭海英只装没听见。首先看不下去的是我妈，我妈说：郑宝玉，你不能这么宠着老婆的，你看看左邻右舍哪一个女人像她那个样？——我都替你羞愧死了。郑宝玉从他的小学班主任那儿获得了勇气，回到家就对郭海英说：你不能再这么闲逛下去了，那怕去晒晒稻草，晒稻草可一点都不累。郭海英听了这话，她双手叉腰，杏眼圆睁，大声嚷嚷道：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养不活老婆结什么婚！”
郑宝玉压低了嗓门，说：“轻点轻点，让邻居听见像什么话。”
郭海英干脆冲出门去，站在路口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越发把喉咙扯得震天价响：
“你怕丑怕难为情了？——姑奶奶我可不怕！大家快来看啊，七讨饭，八教书，这个臭教书匠穷得连老鼠都搬家了，还要摆大男人臭架子！”
要脸的怕不要脸的，讲道理的怕胡搅蛮缠的，郑宝玉算是服了郭海英，他低声下气连拍带哄地求她进屋，从此再也不敢和她较量了。
凭良心说，郭海英高兴时，也会做点小活的，比如端午节，她会包几只她喜欢的豌豆粽子，但绝对不超过十个；郑宝玉买了海鲜，她偶尔也下一回厨房，但只限于做一个菜。有一次，正在做饭的郑宝玉让一个学生家长叫走了，把一条剖好洗净的带鱼交给郭海英煎。郭海英将鱼下了油锅，发现没了酱油，就拿了个瓶子去小卖店，打了酱油，又称了半斤瓜子，便跟小卖店的女主人聊了起来，家里的油锅先是冒烟，接着便窜出呛人的烟味来，瞎婆婆大声叫喊“海英海英”没人答应，却听得轰的一声，只觉得热浪滚滚，什么东西着火了，瞎婆婆已经透不过气来，却知道抱起孙子，摸索着向门口走去，不料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那火趁机就舔了她的衣服，瞎婆婆忘了疼，只是紧紧地把孙子搂在怀里。眼看祖孙俩都要死了，幸好挑水的阿宽叔经过他家门口，他把一桶水拨进屋子，把昏厥过去的祖孙俩一块儿抱了出来
出了这件事，郑家湾的唾沫子都足够将郭海英给淹死了，郭海英一生气就跑回了棺材岛。我妈对郑宝玉说，让她滚吧，趁热打铁休了她。离了婚，我帮你找一个老实顾家的。
白日里，郑宝玉硬着头皮教他的书；到夜晚，便搂着儿子在床上痛苦地辗转反侧，想想郭海英的可恨可恼，眼前晃的却是那张迷人的脸蛋和那勾魂摄魄的身段。最令他受不了的是，小黎明正在牙牙学语，一天到晚哭喊着要妈妈。三天之后，郑宝玉长长地叹了口气，向校长请了个假，去棺材岛将老婆接了回来。
仿佛是一夜之间，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了郑家湾，杨柳绿了，桃花红了，几乎没化什么力气，我就被调到乐城县中心小学任重点班班主任兼语文教师，等到柳絮飞扬桃子冒出那红红的小嘴时，当年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现在的文化局洪局长找到了郑家湾，请郑宝玉出山。新局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方面他要为一些受过冤屈的同志落实政策，另一方面他要在出作品出人才上抓出成绩，凭着职业敏感，出作品出人才还非郑宝玉莫属。
那一天，郑宝玉领了妻儿来到我家，告诉我妈这个天大的喜讯。小黎明则缠着我儿子给他做风筝。我拍拍他那英气勃勃的脸蛋问：你爸爸要进城了，你是跟着爸爸去县城呢，还是跟妈妈留在郑家湾。小黎明毫不犹豫地把脸一扬，说：当然跟爸爸，要不谁给我擦屁股啊！
郭海英拍了儿子一巴掌，说，小猴精灵，你也用不着跟谁不跟谁了，我在这郑家湾也待腻了，大家干脆一起进城，过几天舒坦日子去。
我妈一个劲地叹气，我知道，她一直对郭海英耿耿于怀，他说郑宝玉太善良，太没有杀性。有一回妈曾经跟我说：成也善良，败也善良。郑宝玉一辈子没犯过什么错误，错就错在娶了这么个宝贝老婆。这一进城，还不知会捅出什么乱子呢。
郑宝玉留下了瞎眼老娘，——原本他是要带上娘的，可是郭海英坚决不同意，只得作罢。一条小船把一家三口和必用的家什装了，咿咿呀呀地划进了乐城。文化局宿舍是幢五八年砌的二层楼房，墙壁是竹条编的，两面抹上些泥巴。破损处，常有臭虫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出来打劫，咬得小黎明的身上满是樱桃般的疙瘩。郑宝玉买了些六六六药粉，把墙壁粉刷了一遍，又将所有的缝隙弥了个严严实实，从此平安无事。
有了良好的环境，郑宝玉的创作热情像青春期那么勃发，他差不多是没日没夜地待在那间由仓库勾隔出的小画室里，几年功夫，他的洛神、貂婵、虞姬、西施从那间光线阴暗的小房里飘逸而出，并且在地区和省级的报刊上频频露面。有一回，有人愿意出钱买他的昭君出塞，终归因为主人爱之太深不肯放手。创作顺利时，郑宝玉常常要拖老婆去画室看看，郭海英死活不去，他就把他的仕女送到郭海英的鼻子底下，郭海英一把推开了，还舞手顿足地嚷嚷着：
“郑宝玉，干嘛老拿这些死人来烦我！”
郭海英虽然不看画，可也没有闲着，首先，她和一帮新结交的朋友们去逛市场，用老公有数的工资买来无数的小玩意儿；接着，她开始加入庞大的跳舞大军，别看她没读过多少书不懂音律节奏，对跳舞却有一种天赋，不管是慢三快四探戈吉特巴，只要男伴行，一带就带起来了。
那年夏天，郑宝玉接到通知，要到一个避暑胜地去开创作研讨会，临行时对郭海英说：
“我这一出门要半个月，我不在家时，饭你自己做，衣服你自己洗，马桶隔天要倒一次，天太热，要当心”
“郑宝玉，你有完没完？比你老娘还罗嗦！——有这空闲工夫，不如把小黎明也带了去，别让他老缠着我，烦！”
郑宝玉住了嘴，他红着脸，长长地叹了口气。
“叹什么气？嫌我不好就离婚！跟了你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楣了，工作没个工作，要钱没个钱化，走亲戚也没个有头有脸的亲戚！”
郑宝玉果然就带了儿子出差去。
他们夫妻间的口舌龃龉，我本来是无法听到的，可那时候郑宝玉楼下的一位摄影干部正在搞个人摄影展，他的作品巡回展出到我们学校时，顺便也把郑宝玉两口子的逸事对我“展出”了一番。
郑宝玉出差第三天，摄影干部就诧异楼上没了声响，——平日里郭海英是惯于创造各种噪音的。心想这个疯玩的女人，不到深更半夜是不回家的。于是就耐心地等待，等待郭海英扔过沉重的皮鞋后他方能入睡，可直到凌晨三四点，也没听见稀松的楼板承受高跟皮鞋时那种熟悉的嘎吱嘎吱声。
到了第四天或者是第五天，楼板的缝隙里开始往下掉东西，沙，沙，似春雨，可那“雨”是成形的，白白的，软软的。摄影干部有些近视，他捡起来，那东西竟在他手里蠕动，赶紧找来眼镜，我的妈呀，竟是蛆虫，满屋还在沙沙沙地下蛆虫，有一颗还掉在他的脸上。
摄影师抱头鼠窜了去，再也不敢回屋了。
逍遥在外的郭海英还不见影子，郑宝玉却已经回来了。他打开屋门，只见满屋子的蛆们熙熙攘攘四世同堂，老的已经化蛹成蝇，中的由白变黑拖着条长长的尾巴，嫩的还前扑后继地从马桶里滚将出来
郑宝玉的头胀得比斗都大，他傻了一阵，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一不怕苦二不怕脏三不怕臭地扑进屋去，把满地的蛆们踩得爆炒米似的啪啪作响。为了把草席上、地垫下、宣纸卷中、书画缸里和四面壁上引体向上的蛆们打扫干净，郑宝玉化了整整两天时间，接着又化上同样的工时去收拾摄影师的屋子。
红脸局长听到这类消息，觉得这样下去不但要毁了郑宝玉，而且有损文化局的形象，于是叫了郑宝玉去狠批了一顿。郑宝玉说，她没工作，才闲得乱跑，有个事儿让她干着就好了。洪局长想着郑宝玉刚刚捧回来的奖状，心软了，说，我们的电影院还缺个卖票的，让郭海英去吧。
郭海英刚一参加工作，一天到晚见各色人等为电影票争争吵吵纷纷扰扰，觉得新鲜有趣，更有一种心理的满足，倒也认真干了几天，可不到三个月，就嫌售票房是个牢笼，关得她寸步难行喘不过气来，就让郑宝玉给她换工作，影院经理就把她调去管映场，没几天，她又嫌映场太乱太黑损眼睛，有一回竟跟小流氓打了一架。于是又要调岗位，就有人在她背后挤眉弄眼吹口哨，各级头儿也不再理她，郭海英就泡病假，一泡两泡，觉得到底还是歇着舒服，就再也不去上班了，影院经理就向上级反映，红脸局长提醒了郑宝玉几次，郑宝玉又好生说给老婆听，郭海英竟无动于衷。说得重一点，郭海英就扯起嗓门作雷霆怒，说老公当官妻享福，老公窝囊妻劳碌！郑宝玉求她轻点轻点这里可是文化局宿舍，郭海英越发上了劲，嚷得那墙壁啪哒啪哒往下掉土块。这时候，那些瞄着她位置的家属纷纷出马各显神通，洪局长受压力不过，只好算她自动离职，把位置让给别人。
那一天傍晚我家访回头的路上，迎面过来一花枝招展的女人，她步态婀娜，风情万种，人未到处，一阵阵的香气袭人而来。及至近了，我才看清是郭海英。她的脸上扑了太多的粉，嘴唇涂得很红，睫毛浓浓地向上刷起。她一见我就笑，按郑家湾的习俗，开口就叫我“阿丹姑”她的声音变得粗哑，语速极快，她的大致意思是郑宝玉太老实太无能太书呆子气了，守着那几块工资守着那些陈年百代的死女人不放，现在人人都下海赚钱她也下海了，她要干出点名堂给郑宝玉瞧瞧。
“我要开个饭店。”末了她向我宣布道。
就凭她这么个懒劲儿？我从心底里开始否定。但我立即调整思路，让自己的跟上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我欣赏着她那美妙的体形，看着那被浓妆艳抹掩埋着的靓脸，心想现在什么样的怪事儿都会有，说不定她的脸蛋就是有形资产，她担任饭店嫂职务或许能招徕众多的食客。
“祝你成功。”我说，继续走自己的路。
郭海英一把拉住了我，说：“现在我缺的就是资金；阿丹姑，你借我个十万八万，我给你五分月利，六分七分八分也行。”
我吓了一跳，大凡借钱的部总希望利息越少越好，当时乐城民间借贷的利息是一分到一分五，她怎么会抛出这么个天文数字来？我疑惑地盯着那张粉蝶般扑闪不定的脸，我发现那上面有我不能理喻的怪诡。
“我没有那么多钱，”我说，心想有也不敢借她。我断然挣开她的手，走了。
三天之后，郑宝玉走进我那间临溪的宿舍。他一反平日的坦然，双目盯着窗外一棵为溪水伴舞的柳树，期期艾艾地开不得口，我说，郑宝玉你怎么了？你跑到我这儿不是专为聆听泉水叮咚的吧？
他的脸憋得通红，半晌，才嗑嗑巴巴地说：郭海英要开间饭店，凑不起资金。
我明白了他的来意，说：
“你不觉得，她会将钱都打了水漂漂？”
“不至于吧？她这人就是橄榄屁股坐不住班，做生意可能行。”
“如果可能不行呢？”
“那也只能让她试试。”
“我可试不起。郑宝玉，我只有两万元，预备着明年儿子上大学的。”
“你先借给我，你儿子上大学时我一定还你。”
“如果到时候还不出呢？”
“你还不相信我吗？她就是搞砸了，我卖了那张任颐的洛神赋还你。”
我看着郑宝玉染霜的鬓角，看着那根越陷越深的“悬针”心里涌出了些许苦涩，些许同情。我回头拿来存折，交给了他。
那天晚上我丈夫回家听说了此事，狠狠地骂了我一通，他说我没跟他商量就自作主张，说我干下天下第一蠢事，说这二万元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那间叫作“好再来”的饭店开张那天，我正好骑着自行车从火爆的鞭炮声中经过。“好再来”的店牌是郑宝玉的书法家朋友写的，显得雍容大气；而一只只纸花插的花篮又让人觉得艳俗不堪。那个傍晚“好再来”门前贵客盈门车水马龙，郭海英花枝招展地站在檐下，春风满面地招呼着宾客，其中不乏要害部门的诸侯。我不由想道，也许郑宝玉说得对，郭海英是个做生意的料。
半年之后，一位叫高欣喜的学生家长一脸沮丧地找到了我，他劈头就问；
“钱老师，听说你和郭海英同乡同村，你能带我去找她吗？”
“她不是‘好再来’的老板吗？你去饭店找她就行了。”
“我的钱老师哪，那个‘好再来’早就无人再来了，郭海英卷了我的五万块，跑了。”
我的心虚空了一下，心想不幸被我先生言中了。这可倒霉透了，我儿子马上就要上大学，而咬紧牙关积攒起来的学费却让我给糟蹋了。
“你怎么会认得她的？”我心不在焉地说。
“是早锻炼炼熟的。”高欣喜回避了“跳舞”二字。“她说是你的同乡，你也借钱给她了，你那张存折，还是我陪她一起去取的，我想你钱老师做事总归是不会错的。那时候她的‘好再来’正在装修，挺气派的；也怪我，贪图那高利息”
我想，我也是贪图那利息吗？没有，真的没有，我只是心太软，见不得郑宝玉那尴尬样子，想不到我的软心肠不但损了自己，还牵扯了别人。
“好，我们找她去。”我说。我们一起来到文化局，那间由仓库分割出来的创作室，已经被愤怒的人群包围，他们砸画桌砸凳椅砸颜色碟砸热水瓶，看见值钱的东西就往怀里塞。有几个老拳已经砸到郑宝玉的头上，狼狈不堪的郑宝玉抱头而不鼠窜，他钉在屋里承受着一切，嘴里说些什么，却被汹涌的咒骂声给淹没了。
一声惨叫，像一块尖锐的玻璃碎片，在我的心上划了一下，只见郑黎明像一头小老虎似的扑了进来：
“坏蛋！流氓！不许打我爸爸！不许！”
小黎明的眼神里，有一种让我不寒而栗的东西，是惊惶，是愤怒，是仇恨！他才十二岁，不应该有这种眼神啊。我站了出来，斥责债主们的野蛮行为，并搂了小黎明说，明明，别怕。来，跟姑走。郑黎明挣开我的手，倔倔地站在那儿，漂亮的脸上被屈辱的泪水弄得湿漉漉的。
洪局长带了一帮人来了，喝道：都什么年代了，看谁再敢打砸抢！我可要叫派出所了！有话不能好好说吗？混乱的局势稍稍安定了些，就有人说，没有别的话，她老婆骗了我们的钱，我们跟他要，不还我们就不走人。
郑宝玉可怜巴巴地说，不是骗钱，是亏损，她那个‘好再来’亏得厉害，开不下去了。
“你娘的你骗鬼呀，谁不知道现今他妈的的饭店最赚钱，要不我们当初还不敢借钱给她呢！你他妈的把她藏到哪儿去了，讲！”一个酒糟鼻子凶巴巴地说。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她上哪里从来不告诉我的。”
“我攒了一辈子，就攒这么几个棺材钱啊，你们可不能黑着良心昧了去！”一个头发雪白的老爷子说
“跳舞呀！打牌呀！和不三不四的臭男人逛商城看风景去了——我都碰上好几次了。我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任着老婆撒野不管哪！”一位胖胖的中年女人说。
郑宝玉的脸胀得像猪肝，豆大的汗珠跌跌撞撞地下，如果有个地洞，他一定会奋不顾身的钻下去。
“说，这债你他妈的到底还不还？”
“还，一定还。”郑宝玉一脸的诚恐诚惶。
“怎么还？”
“工资，从我工资里扣。”
“你每月的工资有多少？”
“给我们爷俩留点饭钱，剩余的都还债。”
“那要还到猴年马月哪！”
郑宝玉窘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
我的心有点儿疼，有点儿恨，我对高欣喜说，待在这儿没用，走，我们到郑家湾找郭海英去。
郑宝玉乡下的那两间旧房，因为多年不曾修理，如今显得更旧了，屋背上长出那种肥肥的“穷花”一群麻雀在那里叽叽喳喳地吵架。瞎眼婆坐在檐下，用一块木板和一根细竹竿搓棉花条儿，她的动作烂熟而准确，乍一看仿佛不是瞎子。
“宝玉娘，海英可在你这儿？”
“阿丹回来了？”老太太的耳朵还是那么灵光。继而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别提海英了，自从去了县城，一次都未回过家。”
“你晓得你儿媳妇到哪儿去了呢？”高欣喜焦急地问。
我知道这话是白问，果然，老太太瞪着两个空洞的眼睛，说：“她不是在城里开馆子么？”
我仔细地审视着那张枯槁的脸，几茎衰败的头发，在宝玉娘水土流失的脑袋上无助地摇曳着。
那一个冬天格外的冷，一场大雪之后，整个乐城银装素裹。屋背上、山峦上的积雪，个把星期都不肯化去。出太阳了，天空明净瓦蓝，校舍瓦背的雪渗出了滴滴泪水，沿着屋檐缓缓地流淌，小北风一吹，却变作一根根冰碴，凌厉地挂在檐下。
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在练习原地跳高，他们半蹲着身子，运足了气，猛地弹跳起来，落下来的时候，手里就多了半截冰凌子，然后像吃冰棍般有滋有味地咂着。我嚷道，这东西不卫生，不能吃。他们反倒来了劲，高举冰凌呼啸着作鸟兽散去。
郑黎明又迟到了。这阵子，这个孩子变得忧郁，内向，眼里常常燃烧着一股邪邪的火，叫人看了害怕。此刻，他蔫头蔫脑的站在教室门口，冷漠地喊着“报告”
“怎么回事？也吃冰棍去了？”我还在为刚才的冰凌子生气。
郑黎明阴了脸，眼睛朝上看着天花板。
“不说明理由你就这么站着。”
过道里的风很大，郑黎明跺着脚，一会儿就冻得脸色铁青，终于，他开口说了：
“我爸，我爸病得厉害，住院了。”
我的心颤了一下，后悔不该这么对待孩子。放学后，我让小黎明带路，直奔乐城县人民医院而去。
郑宝玉的身体一直很好，他每天晨跑，年年冬泳，四季冷水浴，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不曾病过，这一回是怎么啦。
郑宝玉住在一个集体病房里，虽然是寒冬腊月，因为人多，病房里暖融融的气味复杂，一只过冬的苍蝇还能够轻盈地舞蹈着，不时地停在郑宝玉的茶缸沿上，很潇洒地搓着一对前脚。郑宝玉的臂上插着输液管，他的脸颊烧得通红，嘴唇干燥，鼻翼翕动，显得十分痛苦。我问，什么病？他说，肺炎。我说，你怎么搞的？他喘着气，沉默良久，终于启口说
“营养不良——医生说。”
我震惊了。在这发达的南方沿海的小城，在这欣欣向荣的九十年代，一个国家干部，一个颇有才华的画家，会营养不良？
“发工资那天，债主们就在财务室等着，一拿到钱，就被瓜分了，留下的一点饭钱，得先保证小黎明，他正在长身体”
“郭海英现在在哪里？起码得回来照顾你呀！”
“一点消息都没有。她就是回家，又能做什么呢？”
我想起那些气势汹汹的债主，想起那些活泼蠕动的蛆虫，心想是啊，郭海英回来又有什么用呢！
我说，郑宝玉，不用自虐了，要知道，身体才是革命本钱哪，我手头还有千把块钱，待会儿给你送过来，该补充营养的时候就得补充。
郑宝玉嗫嚅着，泪水从他那通红的眼里溢出：不，不要。你那二万块，我暂时还还不了，那张洛神赋，已叫那个酒糟鼻给抢去了。
第二年万物复苏的时节，一天下班路上，我遇见那个住在郑宝玉楼下的摄影师。他挺神秘地说，郑宝玉欠你的钱还了吗？我说：他那个贫病交迫的样子，谁忍心开口呀，再说，他也确实没有钱。
“你错了，他如今发了，深圳有人给他寄钱，隔三岔五都有绿色的汇款单飞进我们局传达室，每张都有有千儿八百的。”
我惊诧不已。这些年常有侨胞台胞回家寻亲，寻着了，就大把大把地往家寄钱，郑宝玉莫非也遇上财神爷了？
可是郑宝玉和我同乡同村同时长大，他们家社会关系极其简单，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亲戚朋友们逃往海外的。
我不再费心思猜测了，推上自行车，朝文化局踩去。
郑宝玉的画室里还有三四位书画爱好者，或者是他的崇拜者，他们在专心致志地在看郑宝玉作画，脸上盛满了崇敬和幸福。那是一幅蚕女图，远近明暗的蚕匾，流油滴翠的桑叶，肥硕雪白的蚕宝宝，一个穿着红肚兜的俊秀村姑，正全神贯注地俯视着她的蚕宝宝，脸上洋溢的母爱叫我怦然心动。
郑宝玉抬起了头，他比从前清瘦了些，脸色还有点苍白。
“郭海英在深圳。”郑宝玉见了我就说“现在她给我寄钱了，我先把外人的债还掉，你嘛，再等等好吗？”显然，他把我当作亲人，当成姐妹。他从抽屉里拿出张汇款单，上面赫然写着八百元。
“郭海英在干什么，那么来钱？”
“当三陪。”郑宝玉说，一脸的泰然。
我急着给他使眼色，他却浑然不觉，只是一门心思地给她的蚕女画嘴唇，那唇形美丽、丰满，颜色健康。
那帮人走后，我气急败坏地对郑宝玉说，你怎么可以让郭海英去当三陪？又怎么可以把这事说给外人听？
郑宝玉把眼睛张得大大的，一脸不解地望着我说：
“三陪就是陪吃陪喝陪唱歌，这不也是工作吗？有什么不好的？”
“仅仅是这样吗？”我觉得自己的喉咙都冒火了。
“郭海英说，她们身上别着号码，排排儿坐在几条长凳子上候客，客人看中了，就对妈咪说，妈咪就呼喊几号站起来，跟着客人进包厢。”
郑宝玉说着这些，很是平和坦荡与光明磊落，倒叫我气也不是，恨也不是，我忽然对自己的判断能力产生怀疑，我这是不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
郭海英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责任心，但做母亲的良知未泯。在深圳站稳了脚跟，便打电话询问儿子的情况。郑宝玉说，你就这么一跑了事，欠的债务怎么办？郭海英说，人家怎么办我也怎么办。郑宝玉说，你拐了人家的血汗钱活命钱棺材钱，你不怕报应吗？郭海英说，让我下辈子进地狱好了。郑宝玉说，不是下辈子，是现世报，母债子还，天经地义，你想想，小黎明在学校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你那些债主的儿子都骂他揍他，把尿撒在他头上，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娘跑了找儿子，儿子还不了找孙子，子子孙孙还下去郭海英大骂着混账王八蛋把话筒摔了，没几天，第一张汇款单就在众目睽睽之中摆到了郑宝玉的画桌上。
跨过了四十岁的门槛，郭海英回到了乐城。她的身段依然保持良好，面色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显得苍白无华。从此，她那破缝纫机般的轧轧声又到处喧哗起来。
“阿丹姑，你说我这人是不是挺仗义的？”那天，她倚在了我家门框上。她的脸依然擦得雪白，她的唇依然涂得猩红，阴暗的光线省略了她皮肤的皱纹，让我觉得她满可以在深圳再干几年。“整个乐城你打听去，谁有我这么硬气的？我辛辛苦苦地干了那么久，把债还个干干净净，你那二万块，上年就还齐了是不是？”
天底下就有这么些人，他们给人添了麻烦，反而觉得给你多大恩惠似的。
“我自已一个钱都没落下你明白吗？”为了加重语气，她那架破缝纫机踩得更来劲了“——我回来了，打算正正经经地办一个绣衣厂，跟外国人做生意，老外的钱好赚。”
“绣衣现在走下坡路了。”我不客气地浇了她一盆冷水。
“谁说的？我找了轻工业局，乡镇企业局，外贸局，都说绣衣行业看好！”
我觉得十分疲惫，就做出送客的姿态。郭海英的屁股却牢牢地粘在我家的椅子上：
“借我五万块，月息”
“得了，郭海英，现在我一千块都拿不出。”
“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又没赖你的帐。”
“我没钱拿什么借你？”
“啊呀阿丹姑，你如今都是校长了，还给我叫什么穷！我们乡里乡亲的，你好意思这么驳我的面子吗？”
“我早就没什么面子可言了。”
“你在骂我。”郭海英的柳眉微蹙，慢慢地倒竖了起来“王百万也有借雨伞的时候，保不定日后你也向我借东西！”
这时候我先生回到了家里，他一看架势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把牛眼一瞪，劈头就训，也不知是训郭海英还是训我：
“黏黏乎乎什么？没有钱，未必还割脑袋不成？放着正经事不干，倒有功夫磨闲牙！”
这真是一物降一物，郭海英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捡起那只精致的蛇皮包，悄没声响地遁了去。
事后我跟郑宝玉说，你又让郭海英办厂了？郑宝玉说，我拦不住她。我说，你等着人家再次上门逼债吧。郑宝玉说，这一次不会的，她说肯定会赚钱的。我看了看郑宝玉，发现当年的高才生竟有些阿斗式的委琐。
郭海英做妈咪是一年后的事。这期间，她到底还是把绣衣厂给办起来了，也到底把那家绣衣厂给办砸了，郭海英便有了“潮水姐”的光荣称号，因为她总是像瓯江的大潮那么呼呼地上涨，又像瓯江潮水那么很快地回落，落潮带走的不仅仅是泥沙，连带的还有她费尽心机东挪西借的几十万元资金。
面临着第二次讨债高峰，郭海英想起重操旧业。可是她已经人老珠黄，做小姐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顺理成章地当了妈咪。不过这一回她没有浪迹深圳，而因地制宜地在我们本县的一间夜总会里埋头苦干。
谁也没有告诉我这个可怕的消息。那一天，我去宾馆接一批外地来本县观摩的教师，恰好和郭海英撞了个正着，职业敏感让她的眼睛一亮，说：
“钱校长，欢迎来我们黑森林夜总会消闲，”她的目光却在客人身上滴溜溜地乱转，接着她很煽情地说“我那儿新来了几位小姐，档次特高。”
不可救药，我想。这不可救药的不仅仅是郭海英，还有一些别的。
大堂里人来人往，有人朝着郭海英的背影，做了个在我看来意义不明的动作，引起了轰堂大笑，那笑里带着明显的荤腥和黄味。我替郑宝玉难过，非常非常的难过。
第二天恰是休息日，我特地登门拜访了郑宝玉。他已经从文化局宿舍里搬了出去，住一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单元房。客厅的正面墙上，挂着一幅题为怨女的肖像作品，那青春却寂寥的面容，那艾怨却深情的眼眸，那随意的发式，那没有完全失去希冀的神态，活脱脱一个年青的姚端容！
我问：“这是你当年的作品？”
郑宝玉说：“当时哪敢？这是我最近的”
一个女人，能如此活在一个男人的心中，也算是值了。
“她如今在哪儿呢？”
“当年，我俩的事情是无望了，马卵驻地的攻势却越发凌厉，为了摆脱纠缠，也为了淡忘痛苦，她狠狠心远嫁到外地去了。”
“从那以后你们见过面吗？”
他摇了摇头，自语道：“好远，好远的地方呐，也许这辈子都见不着了。”
我环视着这个家，除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再无其它长物。我说：“郑宝玉，复水难收，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关键是如何把现在的一切弄得好一点，”我顿了一下，觉得气氛有点沉重“真没想到你现在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他警惕起来，一双眸子定定地看着我，说：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郭海英的什么？我不听，也不相信，全是造谣！”
他终于也听到有关郭海英的流言蜚语了，——但愿是流言蜚语；可是他要做驼鸟，宁可把脑袋插在沙里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当然，要一个男人承认这样的事是很痛苦的。
“郑宝玉，你不要自欺欺人了，你去红狐狸夜总会去看看就明白。”我忽然愤怒了，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一倍“你那个郭海英，如果管不住她，干脆离婚算了。”
郑宝玉颓然地坐了下去，他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脑袋，呜咽着说：我管不住她，也不能跟她离婚
这时候，郑黎明推门进来，他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有着杜丘那样一张阴沉严肃的脸。他冷漠地看了我一眼，嘴角牵了牵，算是打招呼。我觉得，在这个学生身上，我是失败了。谁都有失败的时候，可是败的最惨的，应该是他的父亲郑宝玉。黎明进了里屋，我听到门锁嗒的一声锁上了。
“没考上高中，待在家里两年了。”郑宝玉看着黎明的背影说。
里屋响起传呼机焦躁的逼逼声，郑黎明开门出来，气咻咻地说：我说装电话装电话，为什么到今天还不装！——老娘那儿出了点麻烦，我去看看。
“别惹事生非！”郑宝玉冲着儿子下楼的背影，不无忧虑地喊道。
一年之后的一个阴雨霏霏的夜晚，郑宝玉踢踢蹋蹋地跑到我家来，他没有打伞，雨水已经湿透了他花白的头发，并沿着衣襟、裤腿，淅淅沥沥地往下淌。
“出了什么事？”我的神经一下子崩得紧紧。
“黎明，黎明被抓起来了。”
我给他倒了杯水，郑宝玉接杯子的手在微微地颤抖，我尽可能地放松自己企图让他也放松，他喝了水，情绪慢慢地平静了些。
“夜总会，那个该死的地方。”郑宝玉叹了一口气，断断续续的说着，大意是这些年来，因为郭海英的事，他们爷儿俩没少受欺侮，黎明就和一些差不多的孩子们结成哥们，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红狐狸出了事，哥们呼隆一下全集齐了，横眉竖目拿刀使杖的，人都怕横，事情也就摆平了。昨晚遇到了个不怕死的，双方打斗起来，黎明性起，拿杀猪刀就往人家肚上捅去，把人家的肠子都拉出来了。
“他那脾性儿，怎么一点都不像我、半点都不像我呢？”郑宝玉拍着脑袋，一副痛苦欲绝的模样。
“他像他妈，自控能力特别差。”我说。
“听说要判七年，阿丹，我就这么个儿子，我觉得自己要垮了。今天我求你了，你有没有学生家长在公安局的？”
我承认我是个没立场的，我明知道郑黎明罪有应得，但是我却见不得一个大男人这副模样，更害怕郑宝玉真的垮掉。于是我违心地为这个坏孩子去四处奔波。求人的滋味一点都不好，总是拿自己的热面孔反复地去贴人家的冷屁股，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事情会这么复杂，这里面牵涉的远远不只一个公安部门的问题，更何况愤怒的被害者家属也没有躺在那儿睡大觉。可以说，我钻进了一个怪圈，我赔人情，赔面子，赔钱财礼品，赔得我都不敢告诉我家先生，而郑宝玉简直是个外星球人，对如今的世情一窍不通。我跑得差不多都虚脱了，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可以说是熟悉的、但实际上根本就不认识的人，他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一位几年前从政法大学毕业的学生。
“你知道谁办这个案子吗？”事情有了进展，我赶紧给郑宝玉通风报信去。
郑宝玉当然猜不着。我按捺不住兴奋，自己把谜底揭了开来：
“也是郑家湾人，郑巧姑的大儿子郑志豪！”
郑宝玉怔在那儿，半晌，才如梦初醒似的嗫嚅着：
“报应，报应，现世报哪！”
我也在想，老天爷开了个怎么样的玩笑啊，如果与郑宝玉当初结婚的是郑巧姑，那么，他的儿子就不是阶下囚，而是坐在审判席上的那位法官了。
突然，郑宝玉像是被蛇咬着般跳了起来“完了，他们娘儿俩一定要报复我了！”
“谁像你这么小肚鸡肠的，况且也是上辈子的事，谁还记那陈年谷子烂芝麻的账。”我说“那天我找到他们家，说了黎明的事，巧姑还对儿子说，郑宝玉也不容易。再说一笔写不出两个郑字，你能帮忙就帮忙吧！”
郑宝玉唏嘘不已，忽然又问，她现在还住在郑家湾吗？
“你这个背时的，”我说“她住的是县城最气派的怡景花园别墅，如今在帮儿媳妇带孙子呢。”
郑黎明的案子拖了一年多，最后判了有期徒刑一年半。他一直关在看守所而没有押往真正的监狱。判决书下来之日，也就是郑黎明释放之时了。
看守所座落在一个树木葱茏的小山脚下。在郑黎明被羁押的日子里，郭海英一次又一次地登上山包，居高临下高呼：黎明！黎明！郑黎明就从屋里出来，站到了操场上，郭海英喝道：牛肉！一塑料袋的牛肉就飞过架着电网的围墙啪的一声落在郑黎明的脚边，再喊：烧鸡！再喊：花生米！然后是老爸豆腐干，老蔡脆菜心，衣服鞋袜，各类药品，应有尽有。
没有人来干涉郭海英的为所欲为，因为她早就把那位快到退养年龄但花心依旧的看守所所长慰安好了。
郑黎明出狱以后，因为他的狠劲，一个老板就雇用他做保镖，带到南方做生意去了，而郭海英却和看守所所长在外边租了间房子，偷偷地同居起来。他们出双入对，形影不离，俨然一对恩爱夫妻。那时节郑宝玉正在创作一幅十米长卷贾宝玉梦游太虚境，里面涉及一百零八个人物。蹁跹袅娜的警幻仙子和她的姐妹们让郑宝玉魂萦梦牵，他干脆在画室里架一张小床，日以继夜地工作，外边传得飞飞扬扬的桃色新闻，他根本就没听见。
直到腊月廿四，郑宝玉和他的作品一块儿从画室里脱颖而出，走在熙熙攘攘、疯狂购物的大街上，郑宝玉竟然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一辆三轮车逆向行驶而来，郑宝玉看见郭海英和一个陌生男人正在车里耳鬓厮磨，花花绿绿的年货湮没了他们的半个身子。车子溅着泥水和郑宝玉擦肩而过，他看见桔红色的车篷像是救生艇在海里飘浮。
郑宝玉回到已经阔别很久的家。家门的把手上，塞满了疏通下水道、疏通烟囱、疏通抽水马桶的小纸片广告，天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东西需要疏通，他觉得他和郭海英的某些东西倒是要疏通疏通。房间里灰尘丰厚，并散发着一种怪异的气味，让郑宝玉回忆起那些久违了的、满世界乱爬的蛆虫们。
抽水马桶真好，它可以解决许多从前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开始翻阅电话号码本，那些颠来倒去的数字他从来没有真正记住过。他打郭海英的传呼，郭海英回电了：
“干什么？”缝纫机生硬地轧轧响着。
“黎明什么时候回家？”
“不回家，他在广州过年。”
“他都好吗？”
“就那样。”
“平安就好。——我去买几个菜，今晚你回家吃饭吧。”
“我这儿忙着呢，不回。”
郑宝玉叹了口气，开始收拾房间。他把扫帚伸向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让他空手而归。当他把扫帚伸向自己的床下时，居然勾划出了一只半透明的、弹性很足的男式避孕套，可是郑宝玉从来都不用这种东西啊。
他又给郭海英打传呼，打了三次，郭海英都没有回电，郑宝玉就留言道：有要事，务必回电。终于，破缝纫机便轧轧地响了起来：“郑宝玉你催命啊，我这儿还做不做生意？”
“你做生意还用避孕套吗？”
“什么意思？”
“我在我们家床下扫出来着。”
“那，那可能是黎明拿着来当气球吹的。”
“都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还玩这个？”
“许是他小时候扔的。”
“上次大扫除都没见着。”
“郑宝玉你当你是谁？”缝纫机的噪音提高了一百分贝“别给脸不要脸，我们俩过得下去就过，过不下去就离！”啪的一声，电话就挂断了。
有人敲门。是摄影师。摄影师已晋升为文联副主席，可住的还是文化局的房子。摄影师迈进屋里，说，一看到你门上的纸片儿没了，就知道你回家了。
摄影师是向郑宝玉求画来的，他要去北京搞摄影展览，需要一些东西打点。看着一屋子的凌乱，郑宝玉很抱歉地说，对不起，我这里一个季度没住人了。
“谁说的？约摸一个月前，郭海英还带着她弟弟来住了几天。你那个小舅子好不讲理，我来抄水表，他正躺在这张床上，我以为是你，就喊，他极不情愿地坐了起来，翻着一对虾皮眼说：你没长眼？瞎眼狗乱吠什么！”
小舅子郭海生像他的姐姐一样，有着一对漂亮的杏眼，怎么是虾皮眼呢？摄影师的双眸闪烁，他的笑容意味深长。
郑宝玉认得那个看守所所长，那个所长应该是“哥哥”而不是“弟弟”那么，郭海英到底有多少男人？郑宝玉觉得自己的心像向下运行的电梯，忽悠忽悠地坠了下去。
接下来的几天，郑宝玉孜孜不倦地给郭海英打叩机，郭海英像沉到海里去了，一点信息都没有。他跑到红狐狸夜总会，回答说她早就跳槽到迷你卡拉ok厅了，他又赶到“迷你”回答说她在一个月前就离开了。
郭海英好像从这个地球上蒸发了。
大年三十，郑巧姑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郑宝玉此刻正蹲在被推倒的剧院废墟上，让我去看看会不会发生意外。我放下正在做的一个叫“全家福”的大菜，跑到那个地点，我看见失魂落魄的郑宝玉在断砖残瓦上蹒跚踯躅。他的眼睛却一直在踪着在寒风中匆匆而过的桔红色三轮人力车。
我拉了他，在背风的一截残垣上坐下。他的眼神飘渺而迷离，忽然，他的目光落定在废墟的一角：
“那儿，就是当年姚端容的舞台。”他伸手指着。
我嘘了一口气，他还在追念美丽的初恋，而追求美好的人是不会走极端的。
“郭海英失踪了。”他终于说。
“这样的女人，失踪也罢。”
他紧抱着头，仿佛要抱住什么。
“郑宝玉，很多事你一直蒙在鼓里，或者说你根本就不敢正视，有时候，正视一个事实是很痛苦的。”
他拼命地揪自己的头发，不知道是用力太大，还是他的头发已经植根不深，只见一把把的头发很壮观的往下掉。
“这个年我可怎么样过？”
“要么去郑家湾过，要么把你妈接来；再不，叫上几个同学朋友去打牌，打他几个通宵达旦，人仰马翻。”
“姚端容来了信，正月里她要回家一趟。”
“那不是很好吗？”我为之兴奋起来。
“不好，我不能见她。”
“为什么？”
“我害怕，害怕岁月把最美的东西给破坏了。”
这个人，说到底还是个惟美主义者。
文化局给郑宝玉派了一趟车，让他把瞎眼妈接来了。那个下午我还去看了看，老太太都八十多了，腿脚还十分健朗。她摸索着扶手，一口气就登上了四楼。
除夕夜，郑宝玉没有打牌——我忘了他根本就没有学会打牌，而是不屈不挠地给郭海英打传呼，郭海英也不屈不挠的不回电。大约十一点光景，郑宝玉问我知不知道看守所所长的电话，我几番转折，告诉他一个手机号码。
郑宝玉拨通了手机，他毫不犹豫地说：叫郭海英听电话。当那熟悉的、嘶哑的声音终于响起时，郑宝玉把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话一口气念完；
“告诉你郭海英你今天晚上十二点前回家还算是我的老婆否则我们离婚！”
郭海英关了手机，她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把头扎进看守所所长毛茸茸的胸口，懒慵慵地说：吓唬谁呢，我还不知他身上有几两骨头几两肉！
可是这一回郭海英错了，郑宝玉仿佛补了神奇的钙中钙，他的骨头在这个除夕夜突然硬了，春节一过，他就把一纸离婚起诉书送交了法庭。当法庭通知郭海英的时候，她才有点紧张了。其实她并不想离婚，这倒不是因为她还留恋郑宝玉留恋这个家，而是留恋郑宝玉的钱包，郑宝玉的仕女画近年越来越让人看好，傻乎乎的丈夫又从来不得懂化钱，那些钱还不全都填了她的欲壑。
郑宝玉看定那浓妆艳抹的脸，说：“离吧。”
“不离。”郭海英的媚眼一扑闪，脸上的香粉就飞飞扬扬地往下掉。郑宝玉诧异自己和她生活了那么多年，怎么没有发现郭海英原来是这么丑陋。
“那么我请个写手来，把你那些丑事写一本书，全世界兜售去。”
郭海英仔细审察着郑宝玉的脸。她猛地觉悟了：老实人发起犟来，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郭海英还有些许廉耻之心，她可不愿意自己成为畅销书的主角。
郭海英同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但提出以下的条件，一，郑宝玉继续替她还债三年；二，郑黎明以后的一切要郑宝玉负责；三，现有的房子归郭海英。郑宝玉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甩掉了郭海英这个包袱，几乎所有认识郑宝玉的人都为他松了口气。古道热肠的人就积极地为他张罗新夫人，说是要抓紧时间把郑宝玉失去的一切给找补回来。我明知这种热心有点荒唐，但也抗拒不了一种冲动。刚好我们校一位老师新寡，丘老师长得不错，人也贤慧，且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跟郑宝玉很是般配。
安排了他们见面之后，我问郑宝玉，感觉怎么样？他磨磨蹭蹭地半天不张口，急得我性子上来，就吼他：
“郑宝玉，你还有没有男子汉的味儿，我可没功夫陪你粘粘糊糊！”
他红了脸，把脑袋摇过来摇过去道：“不好说不好说的。”
“有什么不好说的？”
“怕你生气，也怕伤害人。”
我知道我白忙乎了“你总得说出理由，否则我如何回话？”
“那么我说给你，你可不能说给别人；这个丘老师，其实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就是脸蛋、身材的比例不够准确。”
“郑宝玉，你画美人儿画糊涂了，我看林立果选美都没有你这般苛刻！你都五十多了，看来你吃漂亮女人的亏还没有吃够！”
“你又生气了是不是？那就当我没说。”
我呼哧呼哧地喘气，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干这种蠢事。
郑宝玉的上级，同事，学生家长们可没有生气，他们车轮战般给他介绍女友，却没有一个能通过“审查”的。
“你这辈子别再想娶老婆了。”那次同学会上，又有人提起他的婚事。我余气未消，兜头就给了他这么一句。老同学们就起哄，说郑宝玉就跟画上的靓女过好了，又不化钱又不惹事。郑宝玉显得忸怩，他的脸红到了脖子根，结结巴巴地说：那，那总得对她有爱意啊，不然，还结什么婚？
“他说的对。”一位尝够了无爱婚姻痛苦的老同学说。
嘻闹的环境渐渐归于静谧，大家便识趣地丢开这个话题，顾左右而言他。
不久我碰见了郑巧姑，她说，你听说了吗？郑宝玉已经找好女朋友了，是我们老二的初中同学。
我怔住了，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
“你们老二同学？她、她多大了？”
“你真是少见多怪，如今老郎少妻的，时尚！”
“那，人，怎么样？”
“怎么说呢？就是，就是挺时尚的。”
我想着“时尚”两个字，可郑宝玉时尚吗？我感觉隐隐不安了。
那晚躺在床上，我跟我先生说起郑宝玉的“时尚”女友，并说了我的忧虑，先生没好气地说：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翻了个身，给了我一个硬梆梆的脊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