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实的叙说明晰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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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理论家朱丽叶•米切尔在妇女：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曾说：“妇女的境遇有别于其它任何社会群体的境遇，因为她们并不是诸多孤立的团体中的一个，而是人类这个整体的一半。妇女是人类的基础，不可替代。故她们并不像其它的社会群体，所受的剥削也有别于其它社会群体。对人类来说，她们必不可少，然而，她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却被忽视。恰恰是这种结合——即必不可少却被忽视——决定了她们的命运。”
在谈到妇女的境遇时，恩格斯的学生倍倍尔则说：“自创世之初，受压迫便是妇女和工劳动者的共同命运。妇女是人类中饱尝束缚的一群。她们在奴隶出现之前就已以沦为奴隶。”
虽不是“自创世之初”然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中国妇女即处于被忽视、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地位，以至于从男性书写的有关妇女方面的史料来看，妇女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历史以外，她们的生活不受文化、社会、经济变动的影响。”事实上，恰恰相反，妇女低下的地位作为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或男权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并不妨碍她们同样作为历史，即文化、社会、经济等变迁的参与者而存在。其实，她们“被书写的方式”也是男权社会的结构性因素——男性通过有意或无意的压制女性的自我意识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性，并维护自己对女性的统治地位。很多世纪以来，她们被小脚和闺房隔离在公共空间之外，被剥夺了接受公共教育的权利，并被迫在公众领域保持沉默，从而失去了公开话语权，因为无论以口头还是以书面形式，胆敢向公众发言，就会损毁女性的名誉。所谓“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甚至处于深闺的林妹妹在扇子上写了五首“海棠诗”都遭到了宝姐姐的一番批评：“林妹妹这虑的也是。你既写在扇子上，偶然忘记了，拿在书房里去被相公们看见了，岂有不问是谁做的呢。倘或传扬开了，反为不美。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
有才的女子一旦情动于中，发而为言，黑字落在白纸上，便有传出闺阁而“失德”的危险，倒不如不要才的好。正是在这种语境下，面对文字书写的历史，妇女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成了“隐形人”——看不见的历史存在。然而，仍有一些女子在努力打破沉默，接受了形式不同的各式教育，在男人主控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思想与行为的痕迹。
这些女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上层社会的女子；一是处于社会边缘和社会最下层的艺伎或妓女，通俗地说，就是“贞女”与“荡妇”两类。教育具有社会分层的功能，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符号，女子的受教育程度及其内容，往往取决于她们各自的社会地位。上层社会女子的接受教育，是上层社会，即士大夫阶层身份的象征，但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使她们变得“有才”而是变得“有德”用男性为她们制定的伦理道德自觉地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做男性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可是在客观上却造就了不少具有反叛精神的才女，冲破男权社会的种种压力，艰难地或隐约地发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至于艺伎或妓女，则处于社会的道德规范之外，因为社会对于她们并没有过高的道德期待，正是她们的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她们有机会获得普通女子难以得到的受教育机会——她们是男性赏玩的对象，因此她们主要接受的是艺术的教育。比之上层社会的女子，由于遭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更多的人生苦难，她们往往更具反叛精神。只有这两类女性，才有机会通过男性或自己，在历史的记录里留下一笔，至于处于二者之间的普通女子，则大多湮没在时间之流里，不留下任何痕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撰写女子教育的历史既相对简单，又相当繁难。为什么呢？之所以相对简单，是因为女子自己留下的文字史料并不多，比较容易梳理，但若仅仅只关注这种材料，难免写成了才女的历史，恐怕很难还原或接近女子教育的历史真相，何况，从大的方面而言，教育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即便是写才女的历史，也不能不关注她们自己留下的文字史料之外的有助于描述她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各种史料；相当繁难则是因为有关她们的各种记录，散见于浩繁的各种文字的或图像的材料中，而由于她们被忽视的境遇，在中国古代竟没有留下哪怕一部为她们撰写的或她们自己撰写的史书，其实根本就从来没有存在过这种史书——从来就没有人想到过要为她们撰写历史，包括她们自己。
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后，随着西方现代教育思想与女权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由此引起的女性地位的提高，女子教育的问题和关于女性的历史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如梁启超、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都就女子教育问题发表了不少进步的思想和言论，也出现了像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这类专为妇女而写的历史著作。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也出版过杜学元的中国女子教育通史和曹大为的中国古代女子教育两本有关女子教育方面的专著。近年来，有关女性研究方面的著作也出了不少——虽然相对于汗牛充栋的有关男性的著作而言，无异于九牛之一毛；然而，不知何故，关于女子教育方面的专著，似乎却少有人来写，大约是笔者在上面所说的相当繁难的缘故罢。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中国女子教育史，是今年七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女子教育的专著。本书初稿成于上个世纪末，其间作者数易其稿。本书以平实的语言，客观冷静地分析和阐述了各个历史时期女子教育的方针政策、文化语境及其对女子教育的影响，对女子教育的相关教材和通俗读物及不同历史时期女子教育组织的形式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史料丰富、旁征博引，立论平正公允，在史料的选取和分析上颇见功力——作者并不发太多的议论，而是将自己的观点尽量融入对史料的选择和复述，使读者能从中见出一条比较明晰的女子教育发展的轨迹，而且，既避免了将女子教育史写成了才女史，又主题突出，避免了写成单纯的女子生活史的危险。全书从头至尾，处处透露了作者对女性的同情、爱恋、尊重和人文关怀。尽管作者熊贤君先生在后记中谦虚地说“书稿中肯定会留下未能抹去的各种遗憾乃至‘硬伤’”却也不能不说，这是近年来有关女子教育史方面的一部力作。
女权主义理论家朱丽叶•米切尔在妇女：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曾说：“妇女的境遇有别于其它任何社会群体的境遇，因为她们并不是诸多孤立的团体中的一个，而是人类这个整体的一半。妇女是人类的基础，不可替代。故她们并不像其它的社会群体，所受的剥削也有别于其它社会群体。对人类来说，她们必不可少，然而，她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却被忽视。恰恰是这种结合——即必不可少却被忽视——决定了她们的命运。”
在谈到妇女的境遇时，恩格斯的学生倍倍尔则说：“自创世之初，受压迫便是妇女和工劳动者的共同命运。妇女是人类中饱尝束缚的一群。她们在奴隶出现之前就已以沦为奴隶。”
虽不是“自创世之初”然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中国妇女即处于被忽视、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地位，以至于从男性书写的有关妇女方面的史料来看，妇女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历史以外，她们的生活不受文化、社会、经济变动的影响。”事实上，恰恰相反，妇女低下的地位作为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或男权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并不妨碍她们同样作为历史，即文化、社会、经济等变迁的参与者而存在。其实，她们“被书写的方式”也是男权社会的结构性因素——男性通过有意或无意的压制女性的自我意识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性，并维护自己对女性的统治地位。很多世纪以来，她们被小脚和闺房隔离在公共空间之外，被剥夺了接受公共教育的权利，并被迫在公众领域保持沉默，从而失去了公开话语权，因为无论以口头还是以书面形式，胆敢向公众发言，就会损毁女性的名誉。所谓“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甚至处于深闺的林妹妹在扇子上写了五首“海棠诗”都遭到了宝姐姐的一番批评：“林妹妹这虑的也是。你既写在扇子上，偶然忘记了，拿在书房里去被相公们看见了，岂有不问是谁做的呢。倘或传扬开了，反为不美。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
有才的女子一旦情动于中，发而为言，黑字落在白纸上，便有传出闺阁而“失德”的危险，倒不如不要才的好。正是在这种语境下，面对文字书写的历史，妇女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成了“隐形人”——看不见的历史存在。然而，仍有一些女子在努力打破沉默，接受了形式不同的各式教育，在男人主控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思想与行为的痕迹。
这些女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上层社会的女子；一是处于社会边缘和社会最下层的艺伎或妓女，通俗地说，就是“贞女”与“荡妇”两类。教育具有社会分层的功能，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符号，女子的受教育程度及其内容，往往取决于她们各自的社会地位。上层社会女子的接受教育，是上层社会，即士大夫阶层身份的象征，但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使她们变得“有才”而是变得“有德”用男性为她们制定的伦理道德自觉地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做男性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可是在客观上却造就了不少具有反叛精神的才女，冲破男权社会的种种压力，艰难地或隐约地发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至于艺伎或妓女，则处于社会的道德规范之外，因为社会对于她们并没有过高的道德期待，正是她们的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她们有机会获得普通女子难以得到的受教育机会——她们是男性赏玩的对象，因此她们主要接受的是艺术的教育。比之上层社会的女子，由于遭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更多的人生苦难，她们往往更具反叛精神。只有这两类女性，才有机会通过男性或自己，在历史的记录里留下一笔，至于处于二者之间的普通女子，则大多湮没在时间之流里，不留下任何痕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撰写女子教育的历史既相对简单，又相当繁难。为什么呢？之所以相对简单，是因为女子自己留下的文字史料并不多，比较容易梳理，但若仅仅只关注这种材料，难免写成了才女的历史，恐怕很难还原或接近女子教育的历史真相，何况，从大的方面而言，教育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即便是写才女的历史，也不能不关注她们自己留下的文字史料之外的有助于描述她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各种史料；相当繁难则是因为有关她们的各种记录，散见于浩繁的各种文字的或图像的材料中，而由于她们被忽视的境遇，在中国古代竟没有留下哪怕一部为她们撰写的或她们自己撰写的史书，其实根本就从来没有存在过这种史书——从来就没有人想到过要为她们撰写历史，包括她们自己。
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后，随着西方现代教育思想与女权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由此引起的女性地位的提高，女子教育的问题和关于女性的历史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如梁启超、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都就女子教育问题发表了不少进步的思想和言论，也出现了像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这类专为妇女而写的历史著作。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也出版过杜学元的中国女子教育通史和曹大为的中国古代女子教育两本有关女子教育方面的专著。近年来，有关女性研究方面的著作也出了不少——虽然相对于汗牛充栋的有关男性的著作而言，无异于九牛之一毛；然而，不知何故，关于女子教育方面的专著，似乎却少有人来写，大约是笔者在上面所说的相当繁难的缘故罢。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中国女子教育史，是今年七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女子教育的专著。本书初稿成于上个世纪末，其间作者数易其稿。本书以平实的语言，客观冷静地分析和阐述了各个历史时期女子教育的方针政策、文化语境及其对女子教育的影响，对女子教育的相关教材和通俗读物及不同历史时期女子教育组织的形式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史料丰富、旁征博引，立论平正公允，在史料的选取和分析上颇见功力——作者并不发太多的议论，而是将自己的观点尽量融入对史料的选择和复述，使读者能从中见出一条比较明晰的女子教育发展的轨迹，而且，既避免了将女子教育史写成了才女史，又主题突出，避免了写成单纯的女子生活史的危险。全书从头至尾，处处透露了作者对女性的同情、爱恋、尊重和人文关怀。尽管作者熊贤君先生在后记中谦虚地说“书稿中肯定会留下未能抹去的各种遗憾乃至‘硬伤’”却也不能不说，这是近年来有关女子教育史方面的一部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