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在玉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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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我才把电脑打开，正准备调试录音软件，一位清癯而矍铄的老人出现在门口——他就是我这次的采访对象孙子威老先生。此次采访的目的是向老先生们“取经”在此之前，谭老师对我们交待过此行的目的：“老先生们的教学与治学的经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青年教师应该继承与发展他们的优良传统，把我们的教学工作搞好。”昨天在电话里和孙老师约好今天上午九点在办公室见面，孙老师非常准时地赶到了这里。
很快，我们就进入了正题，孙老师打开话匣子开始聊起他多年的教学经历与教学体会来：
“我是53年毕业的，毕业后一直在华中师大工作。那时不像现在，现在中文系分文艺理论、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什么的，那时什么也不分。做老师的，哪个时间段的作品都得教，什么都干。那时最重要的一门课是文选与写作，这也是一门最基础的课，一篇作品拿给你，你得会分析；学生的文章摆在你面前，你得会修改。这是作为中文系老师最基本的功夫。还有两门课，当时也很重要。一是文艺理论，当时很重视文艺理论这门课，只有能力比较好的老师才能担任文艺理论的教学。由于受建国以来薄古厚今的传统的影响，现当代文学当时也是很重要的一门课。其实，古代的未必不好，新的未必就好，就我所知，像美国与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都很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从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应该成为中文教育的重点。现代的人在自然科学方面确实比古人高明，而在社会科学，尤其在文学方面，未必一定胜过古人。
做一个老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做一个好老师尤其难。我觉得，要做好一个老师，首先便是要认真。其实做什么事都要认真才能做好。但“认真”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教书不比写文章，遇到自己不熟悉或不喜欢的地方可以一笔带过，或者说这问题留待以后再讲。教书可不能那样，不能说你不喜欢的你就不讲，你不懂的你就不讲。你如果不懂，首先就要去弄懂他。你不能糊弄学生，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绝对不能这样！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自己都没搞清楚，还传什么道，解什么惑？当然，理论上的事情，要绝对地搞清楚，也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理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任何理论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你所教给学生的，应该是你自己相信的，自己懂得的，自己不相信，自己不懂的东西却拿来讲给学生听，可以说是违背了一个老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可是要“懂得”谈何容易！特别是理论上的东西。譬如说，黑格尔的三卷美学，第三卷分还为上下两册，写了那么多，概括地说，无非就是一句话：‘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收拢来只有一句话，可一展开后面却有雄兵百万。同样一句话，依照其学识、天赋、经历、思想的深度，理解是很不一样的。再譬如说，我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情感，这句话很普通，前人也并不是没有说过，但对我而言，其意义就和前人的不同。
大学中文教学的内容大致分两部分，一是理论性的，二是知识性的。理论性的东西一定要讲透，但最好能做到通俗易懂；而知识性的东西，则要尽可能讲得生动，使学生容易记住。讲理论，就像写论文，论据很重要。没有合适的论据，理论就架空了，学生也不容易接受。论据很多，但你不可能将那些论据都一股脑儿灌输给学生，也没那个必要。选择论据很重要。论据或者是前人对某个问题的各种观点，或者是某些具体的作品。譬如，托尔斯泰的艺术论里，对什么是美，罗列了上百种不同的定义，你有必要将这所有的定义都灌输给学生吗？完全没这个必要。你得抓住重点，将最重要的东西教给学生。课堂教育由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只能捡最重要的东西给学生讲。故你自己心里要知道哪里是最重要的，哪里是不重要的，什么该多讲点，什么该少讲点。另外，你要知道难点在哪里。你不能只管讲自己的，不管学生能不能听得懂。再者，你认为学生能懂或应该懂的东西，其实学生却未必懂。教学与搞科研不同，搞科研你可以不考虑别人的接受情况，而教学不同。你一个人在台上讲，台下的学生不知所云，或者听起来没兴趣，那么，你的教学便是失败的。做老师的，要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思想，要尽量多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学生的情况各各不同，有的学生基础好一点，有的基础差一点；有的接受能力强一点，有的接受能力弱一点，这很正常。最好的办法是“抓住中间，兼顾两头”大部分同学属于中等水平，你的备课主要是针对这部分学生设计的。但是，你也不能不顾两头的学生。对于那些程度差一点的学生，你所讲的可能有点难了，所以，在有些地方，你就要多加几句话，讲细一点，尽量让这部分学生能听懂；而对于那些程度比较高的学生，你所讲的却太容易了，他们听起来没什么兴趣，也没多大的收获，所以你就还要讲一些难度大一点的、深一点的东西，让这些学生也能获得一点东西。教学是个无底洞，只要你认真去做，你就会觉得永远有做不完的事。
一定要把课备好，而且，课怎么备你都会觉得不充分的，总是有需要补充或需要修正的地方。你讲同一门课，讲同样的内容，今天讲与明天讲，在这里讲与在那里讲肯定是不同的。我讲了这么多年的课，可以说没有一节课是相同的，不像某些老师，几年来或几十年来总用的是同一本备课本，讲的是同样的内容。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有些地方应该讲详细一点，你却讲简略了；有些地方应该讲简略一点，你却讲得太详细了。好在大学教学是个连续性的过程，你这节课讲得太简略的东西，下一次课可以补起来。此外，所谓“教学相长”教学不能是“填鸭式”的，要与学生互动，要启发学生思考问题。
作为教师，要守住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除了上面所说的自己不相信的不讲，自己不懂的不讲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知错能改，知错必改。老师不是圣人，不可能不出错。有时可能某个字写错了；有时可能心里想的是这个，口里说出来的却是那个；有时可能某句话的出处记错了。总之，种种错误都有可能出现。发现了错误怎么办？这时应该秉着求真求实的态度，知错就改。在学生面前承认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不是件丢面子的事情，相反，如果坚持错误的东西才是要不得的。你不能把教学仅仅看成是知识的传授，教学与教育不能脱节，教学与教育是“两位一体”的。教师除了传递知识给学生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教学生如何做人。学校里未必一定要开什么思想品德之类的课，一位好的老师应该能在教学中让学生受到思想的与道德的教育。
另外，我觉得，研究所与大学应该分开，有的人书教得好，不一定科研搞得好；有些人科研搞得好，不一定书教得好。当然，也有些人能二者兼顾。何不让他们各自在合适的位置发挥自己的长处？大学应该是教育学生的地方，而不是搞科研的地方。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很难兼顾教学与科研。做一个好老师很难！不能只顾自己搞科研，而忽视了教学工作。相反，当你是一名教师时，你的一切工作都应该为教学让道。
现在高校的学术评审制度应该说是很成问题的。我们那里评职称和发论文并没有挂起钩来，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把教学工作搞好。那时杂志少，但发文章不要钱，还给你稿费。文章的发表与否主要看文章的质量。文章写好之后，往信封里一装，写上‘稿件’两个字，连邮票都不用贴就寄出去了。一篇文章发表后，稿费往往顶得你几个月的工职。现在发文章，要出版面费，还要拉关系，太多的非学术性的因素决定了一篇文章的命运。你知道，一篇通过多年的勤奋研究与深思孰虑而写出来的文章与一篇抄袭、拼凑而成的所谓文章所付出的劳动差别是很大的，可评职称时只看文章的量，不看文章的质。只看文章到底在什么杂志上发的，并不注重文章本身怎么样。难道在国家选定的那些杂志上的文章一定比别的杂志上的文章好？倒也不见得。这样不好，话语权掌握在少数杂志与少数人的手里，他们的学术水平不一定比其他人强，这样很容易滋生学术腐败。”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笔者其实还和孙老师聊到了其他的很多话题，但是，由于这次采访的主要目的是就大学中文系的教学问题向孙老师“取经”故有很多东西也就没写出来。在我的印象中，孙老师是一位很务实、很认真、治学严谨、有社会责任感且很有思想的学识渊博的老前辈。孙老师这一生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教学工作中去了，虽然如此，孙老师在学术上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用不着笔者多费口舌。退休后，孙老师仍然很勤奋，他说，要在有生之年，将思想界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过一篇。古人云：“一片冰心在玉壶”老前辈们的学问、经验固然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但是，他们的务实求真、谦虚勤奋、治学严谨、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更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小子发扬光大么？
上午九点，我才把电脑打开，正准备调试录音软件，一位清癯而矍铄的老人出现在门口——他就是我这次的采访对象孙子威老先生。此次采访的目的是向老先生们“取经”在此之前，谭老师对我们交待过此行的目的：“老先生们的教学与治学的经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青年教师应该继承与发展他们的优良传统，把我们的教学工作搞好。”昨天在电话里和孙老师约好今天上午九点在办公室见面，孙老师非常准时地赶到了这里。
很快，我们就进入了正题，孙老师打开话匣子开始聊起他多年的教学经历与教学体会来：
“我是53年毕业的，毕业后一直在华中师大工作。那时不像现在，现在中文系分文艺理论、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什么的，那时什么也不分。做老师的，哪个时间段的作品都得教，什么都干。那时最重要的一门课是文选与写作，这也是一门最基础的课，一篇作品拿给你，你得会分析；学生的文章摆在你面前，你得会修改。这是作为中文系老师最基本的功夫。还有两门课，当时也很重要。一是文艺理论，当时很重视文艺理论这门课，只有能力比较好的老师才能担任文艺理论的教学。由于受建国以来薄古厚今的传统的影响，现当代文学当时也是很重要的一门课。其实，古代的未必不好，新的未必就好，就我所知，像美国与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都很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从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应该成为中文教育的重点。现代的人在自然科学方面确实比古人高明，而在社会科学，尤其在文学方面，未必一定胜过古人。
做一个老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做一个好老师尤其难。我觉得，要做好一个老师，首先便是要认真。其实做什么事都要认真才能做好。但“认真”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教书不比写文章，遇到自己不熟悉或不喜欢的地方可以一笔带过，或者说这问题留待以后再讲。教书可不能那样，不能说你不喜欢的你就不讲，你不懂的你就不讲。你如果不懂，首先就要去弄懂他。你不能糊弄学生，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绝对不能这样！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自己都没搞清楚，还传什么道，解什么惑？当然，理论上的事情，要绝对地搞清楚，也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理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任何理论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你所教给学生的，应该是你自己相信的，自己懂得的，自己不相信，自己不懂的东西却拿来讲给学生听，可以说是违背了一个老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可是要“懂得”谈何容易！特别是理论上的东西。譬如说，黑格尔的三卷美学，第三卷分还为上下两册，写了那么多，概括地说，无非就是一句话：‘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收拢来只有一句话，可一展开后面却有雄兵百万。同样一句话，依照其学识、天赋、经历、思想的深度，理解是很不一样的。再譬如说，我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情感，这句话很普通，前人也并不是没有说过，但对我而言，其意义就和前人的不同。
大学中文教学的内容大致分两部分，一是理论性的，二是知识性的。理论性的东西一定要讲透，但最好能做到通俗易懂；而知识性的东西，则要尽可能讲得生动，使学生容易记住。讲理论，就像写论文，论据很重要。没有合适的论据，理论就架空了，学生也不容易接受。论据很多，但你不可能将那些论据都一股脑儿灌输给学生，也没那个必要。选择论据很重要。论据或者是前人对某个问题的各种观点，或者是某些具体的作品。譬如，托尔斯泰的艺术论里，对什么是美，罗列了上百种不同的定义，你有必要将这所有的定义都灌输给学生吗？完全没这个必要。你得抓住重点，将最重要的东西教给学生。课堂教育由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只能捡最重要的东西给学生讲。故你自己心里要知道哪里是最重要的，哪里是不重要的，什么该多讲点，什么该少讲点。另外，你要知道难点在哪里。你不能只管讲自己的，不管学生能不能听得懂。再者，你认为学生能懂或应该懂的东西，其实学生却未必懂。教学与搞科研不同，搞科研你可以不考虑别人的接受情况，而教学不同。你一个人在台上讲，台下的学生不知所云，或者听起来没兴趣，那么，你的教学便是失败的。做老师的，要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思想，要尽量多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学生的情况各各不同，有的学生基础好一点，有的基础差一点；有的接受能力强一点，有的接受能力弱一点，这很正常。最好的办法是“抓住中间，兼顾两头”大部分同学属于中等水平，你的备课主要是针对这部分学生设计的。但是，你也不能不顾两头的学生。对于那些程度差一点的学生，你所讲的可能有点难了，所以，在有些地方，你就要多加几句话，讲细一点，尽量让这部分学生能听懂；而对于那些程度比较高的学生，你所讲的却太容易了，他们听起来没什么兴趣，也没多大的收获，所以你就还要讲一些难度大一点的、深一点的东西，让这些学生也能获得一点东西。教学是个无底洞，只要你认真去做，你就会觉得永远有做不完的事。
一定要把课备好，而且，课怎么备你都会觉得不充分的，总是有需要补充或需要修正的地方。你讲同一门课，讲同样的内容，今天讲与明天讲，在这里讲与在那里讲肯定是不同的。我讲了这么多年的课，可以说没有一节课是相同的，不像某些老师，几年来或几十年来总用的是同一本备课本，讲的是同样的内容。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有些地方应该讲详细一点，你却讲简略了；有些地方应该讲简略一点，你却讲得太详细了。好在大学教学是个连续性的过程，你这节课讲得太简略的东西，下一次课可以补起来。此外，所谓“教学相长”教学不能是“填鸭式”的，要与学生互动，要启发学生思考问题。
作为教师，要守住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除了上面所说的自己不相信的不讲，自己不懂的不讲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知错能改，知错必改。老师不是圣人，不可能不出错。有时可能某个字写错了；有时可能心里想的是这个，口里说出来的却是那个；有时可能某句话的出处记错了。总之，种种错误都有可能出现。发现了错误怎么办？这时应该秉着求真求实的态度，知错就改。在学生面前承认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不是件丢面子的事情，相反，如果坚持错误的东西才是要不得的。你不能把教学仅仅看成是知识的传授，教学与教育不能脱节，教学与教育是“两位一体”的。教师除了传递知识给学生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教学生如何做人。学校里未必一定要开什么思想品德之类的课，一位好的老师应该能在教学中让学生受到思想的与道德的教育。
另外，我觉得，研究所与大学应该分开，有的人书教得好，不一定科研搞得好；有些人科研搞得好，不一定书教得好。当然，也有些人能二者兼顾。何不让他们各自在合适的位置发挥自己的长处？大学应该是教育学生的地方，而不是搞科研的地方。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很难兼顾教学与科研。做一个好老师很难！不能只顾自己搞科研，而忽视了教学工作。相反，当你是一名教师时，你的一切工作都应该为教学让道。
现在高校的学术评审制度应该说是很成问题的。我们那里评职称和发论文并没有挂起钩来，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把教学工作搞好。那时杂志少，但发文章不要钱，还给你稿费。文章的发表与否主要看文章的质量。文章写好之后，往信封里一装，写上‘稿件’两个字，连邮票都不用贴就寄出去了。一篇文章发表后，稿费往往顶得你几个月的工职。现在发文章，要出版面费，还要拉关系，太多的非学术性的因素决定了一篇文章的命运。你知道，一篇通过多年的勤奋研究与深思孰虑而写出来的文章与一篇抄袭、拼凑而成的所谓文章所付出的劳动差别是很大的，可评职称时只看文章的量，不看文章的质。只看文章到底在什么杂志上发的，并不注重文章本身怎么样。难道在国家选定的那些杂志上的文章一定比别的杂志上的文章好？倒也不见得。这样不好，话语权掌握在少数杂志与少数人的手里，他们的学术水平不一定比其他人强，这样很容易滋生学术腐败。”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笔者其实还和孙老师聊到了其他的很多话题，但是，由于这次采访的主要目的是就大学中文系的教学问题向孙老师“取经”故有很多东西也就没写出来。在我的印象中，孙老师是一位很务实、很认真、治学严谨、有社会责任感且很有思想的学识渊博的老前辈。孙老师这一生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教学工作中去了，虽然如此，孙老师在学术上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用不着笔者多费口舌。退休后，孙老师仍然很勤奋，他说，要在有生之年，将思想界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过一篇。古人云：“一片冰心在玉壶”老前辈们的学问、经验固然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但是，他们的务实求真、谦虚勤奋、治学严谨、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更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小子发扬光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