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之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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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醉酒后的深夜里,如同被一种尖锐的东西击中,我被一阵接一阵撕心裂胆的咳嗽声惊醒。举目四望,整个客厅一片寂静,整个大楼一片寂静,整个大地一片寂静。整个城市的街道和大大小小的生命,都被淹没在一望无际的睡梦里。
那咳嗽的声音是来自我们高楼下。一间用石棉板和钢筋搭起小屋住着临时的小区管理人员,在它的旁边还有一间拆得只余下一个角的土平房。声音就是从那间平房里传来的,那些刺耳的声音如同铁与铁坚硬而冰冷的摩擦,灯光暗暗地涂抹着钉着塑料薄膜的窗口。据说,那是一对老得没有去处的老顽固分子,仗着自己在这进而住过几十年的资格,硬是拒绝政府给他们的那几千元补偿费,这类“钉子户”我们见得多了也就没放在心头。
直到平房的烟囱伸了出来,那燃起的烟火漫进了我们几户的窗户,我们才感觉到他们的存在。那是一个铁皮轧出来的约二十公分直径的烟囱,每天下午,当我们单元的楼户回家时,会准时冒出一股说不出什么味道的刺鼻子浓烟来,弄得大家挺生气的。于是几户人家推荐我和一楼的老李,去与平房的主人谈判。让他们最好在我们上班时点火做事。
我和老李都是新住户,都是经过七拼八凑,在吐了一大滩“血”、欠下一屁股债务后,拼着性命,终于住进了阳光充沛的住房。一出楼道的大门,刺骨的寒风把我们俩打了个喘不过气来。我俩相对一视,为着大家的利益,踏着厚厚的大雪,毫不犹豫地起出大院。
那是一条狭窄的小道,我们被迫侧着身子,扶着墙壁,小心翼翼着脚下硬滑的冰层。这时我的头上出了汗珠,这段几十米的路太难走了,不觉得有些可怜住在这里的平房户了。
那是拆得只留下一间的土坯房了,看得出这间房子有些年岁,宽大的门上钉着一层羊毛毡,四周用油毛毡和木条匝着,微小的窗口也订上了塑料布,门前用砖铺得四四方方,门前窗下有一片小小的菜园地,只是堆满了积雪。在离门不远的空地上,有一堆工程和住房装修后留下的木片、棚板等杂物,这些东西被码得整整齐齐。
门被敲开的时候,是这家的老头打开的门。第一眼,我看到他披的是一件长长的褪色的军大衣,而他妻子盖着厚厚的绵被坐在床上,用奇怪的目光望着我们的走进。
老李属于性格直爽的那一种人,单位的同事告诉我,他爱憎分明,格性鲜明,一进门,他开门见山就说起我们的来意。
仅仅一分钟的时间里,我看到老妇人眼里立即升起的希望,瞬间化成了一缕失望的眼神过程。这个转变的过程使我一下子感人与人之间透心的寒意。不知何时,老李说话底气一下子不足了,当老李结结巴巴委婉表达我们的意见时,我才发觉整个房间是一座冰窑,墙角挂着的冰霜,门边窗边结着的冰层,只有铁皮炉子还留有一丝火星,几根木条已燃完,只有一块胶鞋的底子,嗞嗞拉拉地支撑着微弱的火苗。
为了不使谈判变得尴尬,我向俩位老人问起了家长里短,才大概知道了一些他们的情况:俩位都快七十岁了,老头做了一辈子建筑工人,退休十多年了,退休金每个月三百多。年初政府来人,说要拆除改建这一带的危房,给老住户一些补偿费,可老汉只有一个在外地打工的女儿,没有地方去搬,便成了钉子户。每天他们只在中午时,多放些木柴做一顿饭,由于今年煤的价格很高,加上老伴生病住院落下一大笔债,于是俩人趁着天冷前,像过冬的老鼠一样,挨着工地和垃圾箱,捡了一大堆过冬的木柴。门前就是他们整个秋天的成果。
快过年了,政府可能要慰问来了。冬天我们有袋子面粉、有壶清油就够了,老头用感激的口气说着。而老妇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她的目光始一动未动,始终抚摸着窗口上那比脸盆大不了多少的那缕珍贵的阳光。
我知道,我们可能没办法把我们的意思表达出来。也许他们也不会知道我们的真正来意。我们像逃跑一样地搓着冰凉的手,走出了这间房子。一路上,性格直率的老李一句话没说,我看到他铁青色的脸,始终没有缓过来。
等我们走进温暖的楼道时,几户人家早把头探出门来,兴奋地问怎么样时,老李也不知怎么了,突然硬挺着脖,冲着那些人愤怒地大声吼叫:还是人吗!
门缝里的几颗头迅速缩了回去,一家家防盗门哗啦一片地关闭了。神经病!我清楚地听到了几个房间里嘟囔着的骂声。
妈的!没人味了!
我不知道他是在骂谁。第二天,我看到他拎着一大包东西,侧身穿过那条狭窄的冰路,进了那间土房子。房子的烟很快就快乐地冒了出来,而且很大很浓。
不过,好像俩位老人也意识到了我们的真实来意,之后,连续几天的下班时间里,我再没有发现有浓烟,从那个铁皮的烟囱里冒出来。只有到很晚每家每户都坐在电视机前的时候,他们的炉火才怯生生地燃起来。在寒冷的空气里,那些浓浓的烟像个懂事的孩子一样,在密密麻麻的楼群间,躲避着飘入黑黑的夜色里,一层一层慢慢地溶化了,再也没有飘入我们的窗缝,再也没有污染我们这座美丽的旅游城市。
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注意那间土房,那对相依的老人。每天很早时分,伴随着太阳的升起,老头总是清扫着门前变得很小的院子,反复摆放着被夜晚弄乱的物件,老妇人静静地站在一边看老头忙碌,他们想到不时地望上一眼,然后迎着阳光,用浑浊的双眼微笑着。之后,只见到老头出来,老妇人没有出来,也许是老妇人的老毛病又犯了吧。
一天,太阳很好,正是中午时分,我写完一篇稿件后,站在了窗口前,突然发现,老头端着一把缠着布条的藤椅出来了,然后把一床棉被仔细地铺好,最后,老妇人被抱了出来,老妇人依然穿着厚厚的衣服。他们指指点点,快乐无比。
这是中午时分,楼群留给他们一天里有阳光的时刻。他们肩并着肩说着什么,从他们的笑容里,一定有了女儿在南方打工的好消息了。
从那天起,我每次都要在阳光最好的时候,很想看看他们,可惜,我只看到了那支铁皮烟囱面无表情地立在房顶,只看到老头一个人出来进去地忙碌着。有时,我也看到老李和他的女儿,侧着身子,进出那条狭窄的小路,节假日期间,时不时有一阵女孩的歌声从低矮的房子里传出。
夜深深地睡着,一切都在静寂里绽开着。只有那扇窗口的灯光,透过黑暗的时光,迎接着一个阳光的早晨。听着那一阵一阵的咳嗽声,在空旷的黎明前,我此刻再无睡意,那些睡意以快速的波纹一层层消失着。不知为什么,我打开了家里的抽屉,因为在那里还有几瓶药,兴许能对老人们有些用处。
尽管也知道,我和老李们只能救他们一时,不能救济他们一生,但不管如何,能救一天就一天吧,反正日子就是在寂寞里一点一点地没有的。
在那个醉酒后的深夜里,如同被一种尖锐的东西击中,我被一阵接一阵撕心裂胆的咳嗽声惊醒。举目四望,整个客厅一片寂静,整个大楼一片寂静,整个大地一片寂静。整个城市的街道和大大小小的生命,都被淹没在一望无际的睡梦里。
那咳嗽的声音是来自我们高楼下。一间用石棉板和钢筋搭起小屋住着临时的小区管理人员,在它的旁边还有一间拆得只余下一个角的土平房。声音就是从那间平房里传来的,那些刺耳的声音如同铁与铁坚硬而冰冷的摩擦,灯光暗暗地涂抹着钉着塑料薄膜的窗口。据说,那是一对老得没有去处的老顽固分子,仗着自己在这进而住过几十年的资格,硬是拒绝政府给他们的那几千元补偿费,这类“钉子户”我们见得多了也就没放在心头。
直到平房的烟囱伸了出来,那燃起的烟火漫进了我们几户的窗户,我们才感觉到他们的存在。那是一个铁皮轧出来的约二十公分直径的烟囱,每天下午,当我们单元的楼户回家时,会准时冒出一股说不出什么味道的刺鼻子浓烟来,弄得大家挺生气的。于是几户人家推荐我和一楼的老李,去与平房的主人谈判。让他们最好在我们上班时点火做事。
我和老李都是新住户,都是经过七拼八凑,在吐了一大滩“血”、欠下一屁股债务后,拼着性命,终于住进了阳光充沛的住房。一出楼道的大门,刺骨的寒风把我们俩打了个喘不过气来。我俩相对一视,为着大家的利益,踏着厚厚的大雪,毫不犹豫地起出大院。
那是一条狭窄的小道,我们被迫侧着身子,扶着墙壁,小心翼翼着脚下硬滑的冰层。这时我的头上出了汗珠,这段几十米的路太难走了,不觉得有些可怜住在这里的平房户了。
那是拆得只留下一间的土坯房了,看得出这间房子有些年岁,宽大的门上钉着一层羊毛毡,四周用油毛毡和木条匝着,微小的窗口也订上了塑料布,门前用砖铺得四四方方,门前窗下有一片小小的菜园地,只是堆满了积雪。在离门不远的空地上,有一堆工程和住房装修后留下的木片、棚板等杂物,这些东西被码得整整齐齐。
门被敲开的时候,是这家的老头打开的门。第一眼,我看到他披的是一件长长的褪色的军大衣,而他妻子盖着厚厚的绵被坐在床上,用奇怪的目光望着我们的走进。
老李属于性格直爽的那一种人,单位的同事告诉我,他爱憎分明,格性鲜明,一进门,他开门见山就说起我们的来意。
仅仅一分钟的时间里,我看到老妇人眼里立即升起的希望,瞬间化成了一缕失望的眼神过程。这个转变的过程使我一下子感人与人之间透心的寒意。不知何时,老李说话底气一下子不足了,当老李结结巴巴委婉表达我们的意见时,我才发觉整个房间是一座冰窑,墙角挂着的冰霜,门边窗边结着的冰层,只有铁皮炉子还留有一丝火星,几根木条已燃完,只有一块胶鞋的底子,嗞嗞拉拉地支撑着微弱的火苗。
为了不使谈判变得尴尬,我向俩位老人问起了家长里短,才大概知道了一些他们的情况:俩位都快七十岁了,老头做了一辈子建筑工人,退休十多年了,退休金每个月三百多。年初政府来人,说要拆除改建这一带的危房,给老住户一些补偿费,可老汉只有一个在外地打工的女儿,没有地方去搬,便成了钉子户。每天他们只在中午时,多放些木柴做一顿饭,由于今年煤的价格很高,加上老伴生病住院落下一大笔债,于是俩人趁着天冷前,像过冬的老鼠一样,挨着工地和垃圾箱,捡了一大堆过冬的木柴。门前就是他们整个秋天的成果。
快过年了,政府可能要慰问来了。冬天我们有袋子面粉、有壶清油就够了,老头用感激的口气说着。而老妇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她的目光始一动未动,始终抚摸着窗口上那比脸盆大不了多少的那缕珍贵的阳光。
我知道,我们可能没办法把我们的意思表达出来。也许他们也不会知道我们的真正来意。我们像逃跑一样地搓着冰凉的手,走出了这间房子。一路上,性格直率的老李一句话没说,我看到他铁青色的脸,始终没有缓过来。
等我们走进温暖的楼道时,几户人家早把头探出门来,兴奋地问怎么样时,老李也不知怎么了,突然硬挺着脖,冲着那些人愤怒地大声吼叫:还是人吗!
门缝里的几颗头迅速缩了回去,一家家防盗门哗啦一片地关闭了。神经病!我清楚地听到了几个房间里嘟囔着的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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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他是在骂谁。第二天,我看到他拎着一大包东西,侧身穿过那条狭窄的冰路,进了那间土房子。房子的烟很快就快乐地冒了出来,而且很大很浓。
不过,好像俩位老人也意识到了我们的真实来意,之后,连续几天的下班时间里,我再没有发现有浓烟,从那个铁皮的烟囱里冒出来。只有到很晚每家每户都坐在电视机前的时候,他们的炉火才怯生生地燃起来。在寒冷的空气里,那些浓浓的烟像个懂事的孩子一样,在密密麻麻的楼群间,躲避着飘入黑黑的夜色里,一层一层慢慢地溶化了,再也没有飘入我们的窗缝,再也没有污染我们这座美丽的旅游城市。
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注意那间土房,那对相依的老人。每天很早时分,伴随着太阳的升起,老头总是清扫着门前变得很小的院子,反复摆放着被夜晚弄乱的物件,老妇人静静地站在一边看老头忙碌,他们想到不时地望上一眼,然后迎着阳光,用浑浊的双眼微笑着。之后,只见到老头出来,老妇人没有出来,也许是老妇人的老毛病又犯了吧。
一天,太阳很好,正是中午时分,我写完一篇稿件后,站在了窗口前,突然发现,老头端着一把缠着布条的藤椅出来了,然后把一床棉被仔细地铺好,最后,老妇人被抱了出来,老妇人依然穿着厚厚的衣服。他们指指点点,快乐无比。
这是中午时分,楼群留给他们一天里有阳光的时刻。他们肩并着肩说着什么,从他们的笑容里,一定有了女儿在南方打工的好消息了。
从那天起,我每次都要在阳光最好的时候,很想看看他们,可惜,我只看到了那支铁皮烟囱面无表情地立在房顶,只看到老头一个人出来进去地忙碌着。有时,我也看到老李和他的女儿,侧着身子,进出那条狭窄的小路,节假日期间,时不时有一阵女孩的歌声从低矮的房子里传出。
夜深深地睡着,一切都在静寂里绽开着。只有那扇窗口的灯光,透过黑暗的时光,迎接着一个阳光的早晨。听着那一阵一阵的咳嗽声,在空旷的黎明前,我此刻再无睡意,那些睡意以快速的波纹一层层消失着。不知为什么,我打开了家里的抽屉,因为在那里还有几瓶药,兴许能对老人们有些用处。
尽管也知道,我和老李们只能救他们一时,不能救济他们一生,但不管如何,能救一天就一天吧,反正日子就是在寂寞里一点一点地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