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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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这是王安石诗示长安君中的两句，长安君是他的妹妹，但在初读此诗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是为友人而作，诗中平淡而真挚自然又亲切的感情让我想起朋友。
我回首往事时在记忆里倍感亲切和怀念的人，经常和我联系互相真诚地问候祝福对方的人，虽然不常联系但时不时在心里惦记着牵挂着真心希望他们过得好的人，我遇到开心的事想找人分享或陷入困境需要帮助时想到的人，是我的朋友。
以前的朋友，大部分都只能是记忆里的朋友了，因为我们的生活轨迹有太多的不同，一生中相逢的地方仅有那一段，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是否理解，生活总有很多事情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已永远改变。我小学四年级以前就读的是劲松小学，它建在山野里，在四个并不太相邻的农村之间，四个农村的孩子上学都要走上一两个小时的路。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叫蔡民武的朋友，具体感人的事情并没有，反正记得我和他玩得很好，我带他到我家吃过午饭，他分过两毛钱一块的酥饼给我吃，如此而已，但尽管有十几年没有见面了，我仍能想像得出他的形象：眼睛稍小，脸庞瘦瘦的，左边有一块淡淡的疤痕。我小学最好的朋友是陈再强，想起他就会想起一些有趣的事情。五年级暑假两个星期的补课我住在他家，上学就骑他的自行车去，我载他的时候，他坐在后座双脚离地面很近，如果在前面发现了一堆牛粪，我马上就会窃笑起来，因为在我的准确算计下，他总会有一只脚和粘乎乎的牛粪来一次亲密接触。也有一次假期，我带他到我家过了一个星期，天天去挖一种可做药用的小昆虫卖钱，好像挣了五六块，就把他晒得连他妈也认不出来了。和我一起玩学习机上的一种探险游戏时，他的脸颊看起来经常两倍大于平时，气的，因为游戏里的“我”活着时总要“他”来营救“他”无暇顾及时“我”已经死了。前年回家，我们见过一次，但已完全没有以前的感觉，我们都变了。还有邻村的邹余秒、五年级班主任陈老师的亲戚邓建奋、叫他父亲拜托班主任特意安排和我同座曾送给我几节电池闹别扭后又要回去的王格望他们都曾经是我的朋友，和我一起走过纯真的年代，或许我们以后将不再相见，或许相见时已发现友情不再，但是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永远是我的朋友。
现在的朋友，基本上也都是同学，他们常让我感动，也有让我感到有点失望的。朋友不多，廖廖可数，逐个数吧。打工几年里，因过于飘泊不定，所以说的上是朋友的只有五个，陈小锋、黄好斌、彭建新、黄勇。和陈小锋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两个人的友情是在马路边发宣传单建立起来的，同吃过嚼之无味弃之饿肚的饭菜，一起捡百事的促销拉环换可乐喝，一人一只耳塞听八块钱的收音机两年前他去番禺后就失去了联系，但我有很强烈的预感我们还会相见。黄好斌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公司认识的，都比我大十岁以上，不知道算不算忘年之交，总之他们当时在公司里拿我当小孩子开玩笑，有时比划比划一下武艺，然后就成了朋友，虽然不在一起做事有一两年了，但每隔一段时间还是会聚一聚、叙一叙的。凑钱给我来深圳打工的同学有：陈智、梁小亚、周国荣、吴宏昌、陈健。这里除陈健我不太确定他是否真的把我当朋友外，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另外还有邓俊、吴余、陈堪贵、庄小丽等人，都是初中或者高中的同学。让我感动的是在我很困难的时候，他们给了我帮助或者精神上的安慰，比如吴余打工后回学校玩时在我的英语课本里偷偷夹上五十元，比如我来深圳那年他们毫不犹豫地把相当一两个月的伙食费借给我，比如他们那一封封寄来鼓励我支持我的信件让我失望的是他们之间有几个不思长进的家伙，陈智好赌，吴余得过且过地混日子，陈堪贵曾跟上一些不务正业的人每次劝告甚至斥骂他们时都说要告别陋习好好生活，但还是不断地看到或听到他们一些不争气的行为。所以生气，也失望，又有点无奈，因为自己也没取得什么人生成就，连个榜样也不能在他们面前树立，更别说真正改变他们了。
两瓶啤酒，自已在出租屋里炒几个小菜或者小餐厅里的两份小炒（快餐也行），没有礼节，不用客套，酒倒进杯里就喝，菜上到桌面就吃，我招待朋友就是这样简单，我更喜欢朋友这样来招待我，我想这就是我看到“草草杯盘供笑语”就想起了朋友的原因吧。
我的朋友的确不多，也都很普通平凡，但能拥有他们，我已满足，也很感荣幸。
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这是王安石诗示长安君中的两句，长安君是他的妹妹，但在初读此诗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是为友人而作，诗中平淡而真挚自然又亲切的感情让我想起朋友。
我回首往事时在记忆里倍感亲切和怀念的人，经常和我联系互相真诚地问候祝福对方的人，虽然不常联系但时不时在心里惦记着牵挂着真心希望他们过得好的人，我遇到开心的事想找人分享或陷入困境需要帮助时想到的人，是我的朋友。
以前的朋友，大部分都只能是记忆里的朋友了，因为我们的生活轨迹有太多的不同，一生中相逢的地方仅有那一段，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是否理解，生活总有很多事情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已永远改变。我小学四年级以前就读的是劲松小学，它建在山野里，在四个并不太相邻的农村之间，四个农村的孩子上学都要走上一两个小时的路。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叫蔡民武的朋友，具体感人的事情并没有，反正记得我和他玩得很好，我带他到我家吃过午饭，他分过两毛钱一块的酥饼给我吃，如此而已，但尽管有十几年没有见面了，我仍能想像得出他的形象：眼睛稍小，脸庞瘦瘦的，左边有一块淡淡的疤痕。我小学最好的朋友是陈再强，想起他就会想起一些有趣的事情。五年级暑假两个星期的补课我住在他家，上学就骑他的自行车去，我载他的时候，他坐在后座双脚离地面很近，如果在前面发现了一堆牛粪，我马上就会窃笑起来，因为在我的准确算计下，他总会有一只脚和粘乎乎的牛粪来一次亲密接触。也有一次假期，我带他到我家过了一个星期，天天去挖一种可做药用的小昆虫卖钱，好像挣了五六块，就把他晒得连他妈也认不出来了。和我一起玩学习机上的一种探险游戏时，他的脸颊看起来经常两倍大于平时，气的，因为游戏里的“我”活着时总要“他”来营救“他”无暇顾及时“我”已经死了。前年回家，我们见过一次，但已完全没有以前的感觉，我们都变了。还有邻村的邹余秒、五年级班主任陈老师的亲戚邓建奋、叫他父亲拜托班主任特意安排和我同座曾送给我几节电池闹别扭后又要回去的王格望他们都曾经是我的朋友，和我一起走过纯真的年代，或许我们以后将不再相见，或许相见时已发现友情不再，但是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永远是我的朋友。
现在的朋友，基本上也都是同学，他们常让我感动，也有让我感到有点失望的。朋友不多，廖廖可数，逐个数吧。打工几年里，因过于飘泊不定，所以说的上是朋友的只有五个，陈小锋、黄好斌、彭建新、黄勇。和陈小锋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两个人的友情是在马路边发宣传单建立起来的，同吃过嚼之无味弃之饿肚的饭菜，一起捡百事的促销拉环换可乐喝，一人一只耳塞听八块钱的收音机两年前他去番禺后就失去了联系，但我有很强烈的预感我们还会相见。黄好斌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公司认识的，都比我大十岁以上，不知道算不算忘年之交，总之他们当时在公司里拿我当小孩子开玩笑，有时比划比划一下武艺，然后就成了朋友，虽然不在一起做事有一两年了，但每隔一段时间还是会聚一聚、叙一叙的。凑钱给我来深圳打工的同学有：陈智、梁小亚、周国荣、吴宏昌、陈健。这里除陈健我不太确定他是否真的把我当朋友外，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另外还有邓俊、吴余、陈堪贵、庄小丽等人，都是初中或者高中的同学。让我感动的是在我很困难的时候，他们给了我帮助或者精神上的安慰，比如吴余打工后回学校玩时在我的英语课本里偷偷夹上五十元，比如我来深圳那年他们毫不犹豫地把相当一两个月的伙食费借给我，比如他们那一封封寄来鼓励我支持我的信件让我失望的是他们之间有几个不思长进的家伙，陈智好赌，吴余得过且过地混日子，陈堪贵曾跟上一些不务正业的人每次劝告甚至斥骂他们时都说要告别陋习好好生活，但还是不断地看到或听到他们一些不争气的行为。所以生气，也失望，又有点无奈，因为自己也没取得什么人生成就，连个榜样也不能在他们面前树立，更别说真正改变他们了。
两瓶啤酒，自已在出租屋里炒几个小菜或者小餐厅里的两份小炒（快餐也行），没有礼节，不用客套，酒倒进杯里就喝，菜上到桌面就吃，我招待朋友就是这样简单，我更喜欢朋友这样来招待我，我想这就是我看到“草草杯盘供笑语”就想起了朋友的原因吧。
我的朋友的确不多，也都很普通平凡，但能拥有他们，我已满足，也很感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