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拯救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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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窗外骄阳似火，我躺在沙发上，点燃一支烟，准备用悠然恬淡与酷暑相抗。当我既爱又恨的香烟燃烧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往事、一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经意的往事，那就是中央台的读书时间已经停播很久了。
读书时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电视栏目，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我不能一直相随相伴，但却不忘常常记挂。
读书时间的结构简洁明了。每期都是一个主持人邀请一位嘉宾，共同探讨和品评这期重点推介的一本书。栏目结尾处，主持人则会向全国观众推荐几本当今图书市场上值得关注的图书。然后，就此完事，唯余书香。
读书时间这个栏目是在午夜十一点以后播出的，主持人和嘉宾气定神闲地娓娓说书，宛如静夜中的茗香，幽然地沁人心骨。
可惜，读书时间停播了。
停播的理由极为充分，充分到上帝都无可奈何：这个栏目的收视率太低！――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收视率是任何一个电视栏目的生命线，是任何一个电视栏目硬性的评价标准。
我也无可奈何，除了遗憾为什么政府不给予有意识、倾斜性的保护和支持，除了有点迁怒中央台编导们的栏目设置――他们凭什么就臆想认定，天下喜好读书之人的灵魂只有在午夜才能复活？――外，我真的表示理解。
书籍以及读书的乐趣和功用，古今中外的许多伟人大家都曾不惜笔墨地称颂过。但是称颂归称颂，它们的实质好像不过是老师教育孩子的警句、高不可攀的天堂弥撒曲，与中国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没有多大关系。――我感觉中国民众对此认识一向清晰坚定。
有调查数据表明，中国人均年购书量和阅读量在国际对比中属于下流水平。这个结论在现实世界中太容易被证明了――我接触的大多数人可以几年不买一本书，不看一页书（时尚与实用的报刊杂志除外），这其中包括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我居住的小县城是中国福建省极普通的一个小县城，但是县城虽小，城关及周边近郊也有五六万人，这五六万人却只有一个新华书店和一家略为象样的私人书店为其提供精神食粮。
走进新华书店，店面不大，书籍不多，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出现人头攒动、积极抢购的景象。在这样的县级书店，我想买几本商务、三联出版的有较强学术性、思想性的书籍非常困难（不包括商务的字典）。
中国的书店同中国的行政建制成正比，等级分明。城市越大、等级越高，城市中的书店规模也就越大、质量也就越高。福建省最高规格的书店当属座落在福州市津泰路的新华图书城和五一广场一私营图书城。两图书城占地都上千平米，各类图书浩如烟海，徜徉其中有迷航难返之感。
可我以为，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水平不能单纯从书店的规模和销售的数量出发，更重要的一个指标则是学术性、思想性的书籍受欢迎和接受的程度。
我个人最喜欢去的书店不是庞然大物型的图书城，而是一家私营的连锁书店――“晓风书店”“晓风书店”在福州有两个店面，一个在福建师大的对面，一个在省政府附近。
书店规模很小，店面局促寒伧，对书籍不感兴趣的人根本注意不到――正好象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书店的内容却极为丰富、层次很高，销售的书籍一般与流行时尚无关，最主要、最大量销售的是全国各地出版的各类学术性的书籍。
师大对面的“晓风书店”面积不过三十平米左右，书籍密密麻麻、层层叠加，搞得空气都有些紧张。过道异常狭窄，不可容并排的两个人，害得爱书人在选书、购书时经常不得不分心用肢体接触表示礼貌和问候。
省政府附近的“晓风书店”略为宽敞，面积有一百平米左右，且分上下两层，还有一两个沙发供人休息阅读。
两个“晓风书店”的销售风格大致相同，销售人员神情寂静高傲、服务质量不算高，所售书籍基本不打折。但书店内永远播放着悠扬的各种世界名曲，让爱书人在看书、购书时顽强地挣扎着保守一份浮躁世界角落里的清雅。
我花这么多文字介绍“晓风书店”不是为了给它做广告，而是为了在叙述完个人喜好之后击节长叹：一个拥有几千万人口的福建省竟然只有一个小小的“晓风书店”充当最具社会化、高层次的精神堡垒！
中国的书店不能尽如人意，中国的出版界似乎也不怎么样。据说当今中国的出版业一片繁荣，每年出版的报刊、杂志、书籍已达几十万种，名人出书和个人出书更是如火如荼，图书销售量也是有增无减。但是冷静一看，真正有思想、有助提升民族精神的书籍却在媚俗的繁荣下凄凉呻吟。
学术性、思想性的书籍印数在5000－10000册已是不俗的成绩，可在全中国的背景下，这5000－10000册的数量真是个微弱的数字，这个数目还不够全中国的大学图书馆收藏（假如全中国的大学都要收藏的话），更别论它的社会效应了。
以98年居非畅销书销售量榜首的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何清涟著）为例，它的印数是80001－100000册。10万册的绝对数字对于一般非畅销书籍的印数来说的确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可是如果将10万册放在13亿人口的大背景下参照观察，它立刻就变成涓涓细流了。――当年邹容革命军100万册的印量，可能是现在出版公司的老总们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商务印书馆从1981年起刊印了一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是当代中国水准最高、质量最优、思想内涵最为肥沃的一套丛书。（但装帧朴素，价格也算低廉）可就是这套丛书，在中国的民间奇怪又不奇怪地默默无名。
几年前，我在南平一家小书店看到一套我一直想买又买不着的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我以原价的7。5折购得此书。付钱时，书店老板的欣喜悄然显露。我猜想，这套好书肯定蒙尘经年，书店老板早就欲除之而后快了。
岳麓书社曾用“以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的口号打造它的品牌，立志出版古典名著的普及本。岳麓书社的书籍编辑和装帧水平并不是最好的，但它最大、最动人的优势在于它的低廉价格。可叹时至今日，岳麓书社宏伟志向的前景仿佛也难光辉灿烂。
今天中国的一切已日趋市场化，图书出版也概不能免。虽然图书出版的政治垄断性依旧明显，但市场导向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市场化促进了繁荣和快捷，可市场化也衍生出中国特色的副产品，即在某些局部方面的质量会大不如前。君不见这十多年的图书市场充斥着各种只图快速赚钱而不惜粗制滥造的书籍？甚至各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也可轻易找到错别字、装订错误及其他缺陷。
就中国古典著作来说，我绝对偏爱阅读改革开放前和80年代初出版的书籍。尽管此类书籍解说的观点落后过时，装帧呆板、纸质相对粗糙，但是它们编辑工整、注释完备，读来令人赏心悦目。
就外国移译的小说来讲，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尚能保持较高质量，其他出版社总会出现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缺憾。
中国出版界的悲哀也就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悲哀，因为在市场化条件下，有什么样的读者群必然培养出什么样的出版模式。学术性、思想性图书在中国民间横遭冷落，反应了中国人民的整体知识水准和精神世界的能力；中国图书质量的局部下滑，恰恰迎合了中国人、中国社会的浮躁。
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本文关于图书的议论只局限在县级城市以上的环境。我们不能忘记，县级以上的城市只是中国这座雄伟高山接近峰尖的上半部，构成这座雄伟高山的坚实基础则是广大的农村。可就我有限的经验看，中国农村的图书市场极为令人担忧，有的地方似乎根本不存在常态的图书市场。
我居住的县城以下的乡镇，在集体的供销社系统仍存在时，集体商店还有零星的图书出售。待到承包私营之后，我能看到的所谓图书，除了极具实用的养殖、种树、老黄历等书籍外，剩下的精神产品只能用迷信、暴力、色情等等词语来概括了。
农民是中国最大量、最主要但又最涣散的民众，象毛泽东当年判断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革命一样，中国现代化的实质和根本点也是农民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终究是个无望的虚词。而现代化远不止是外在物质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内在精神的现代化。
那拯救中国图书是否也要首先从农民做起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接下来的问题恐怕就是：我们该如何拯救中国图书？
05。7。6
炎炎夏日，窗外骄阳似火，我躺在沙发上，点燃一支烟，准备用悠然恬淡与酷暑相抗。当我既爱又恨的香烟燃烧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往事、一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经意的往事，那就是中央台的读书时间已经停播很久了。
读书时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电视栏目，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我不能一直相随相伴，但却不忘常常记挂。
读书时间的结构简洁明了。每期都是一个主持人邀请一位嘉宾，共同探讨和品评这期重点推介的一本书。栏目结尾处，主持人则会向全国观众推荐几本当今图书市场上值得关注的图书。然后，就此完事，唯余书香。
读书时间这个栏目是在午夜十一点以后播出的，主持人和嘉宾气定神闲地娓娓说书，宛如静夜中的茗香，幽然地沁人心骨。
可惜，读书时间停播了。
停播的理由极为充分，充分到上帝都无可奈何：这个栏目的收视率太低！――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收视率是任何一个电视栏目的生命线，是任何一个电视栏目硬性的评价标准。
我也无可奈何，除了遗憾为什么政府不给予有意识、倾斜性的保护和支持，除了有点迁怒中央台编导们的栏目设置――他们凭什么就臆想认定，天下喜好读书之人的灵魂只有在午夜才能复活？――外，我真的表示理解。
书籍以及读书的乐趣和功用，古今中外的许多伟人大家都曾不惜笔墨地称颂过。但是称颂归称颂，它们的实质好像不过是老师教育孩子的警句、高不可攀的天堂弥撒曲，与中国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没有多大关系。――我感觉中国民众对此认识一向清晰坚定。
有调查数据表明，中国人均年购书量和阅读量在国际对比中属于下流水平。这个结论在现实世界中太容易被证明了――我接触的大多数人可以几年不买一本书，不看一页书（时尚与实用的报刊杂志除外），这其中包括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我居住的小县城是中国福建省极普通的一个小县城，但是县城虽小，城关及周边近郊也有五六万人，这五六万人却只有一个新华书店和一家略为象样的私人书店为其提供精神食粮。
走进新华书店，店面不大，书籍不多，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出现人头攒动、积极抢购的景象。在这样的县级书店，我想买几本商务、三联出版的有较强学术性、思想性的书籍非常困难（不包括商务的字典）。
中国的书店同中国的行政建制成正比，等级分明。城市越大、等级越高，城市中的书店规模也就越大、质量也就越高。福建省最高规格的书店当属座落在福州市津泰路的新华图书城和五一广场一私营图书城。两图书城占地都上千平米，各类图书浩如烟海，徜徉其中有迷航难返之感。
可我以为，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水平不能单纯从书店的规模和销售的数量出发，更重要的一个指标则是学术性、思想性的书籍受欢迎和接受的程度。
我个人最喜欢去的书店不是庞然大物型的图书城，而是一家私营的连锁书店――“晓风书店”“晓风书店”在福州有两个店面，一个在福建师大的对面，一个在省政府附近。
书店规模很小，店面局促寒伧，对书籍不感兴趣的人根本注意不到――正好象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书店的内容却极为丰富、层次很高，销售的书籍一般与流行时尚无关，最主要、最大量销售的是全国各地出版的各类学术性的书籍。
师大对面的“晓风书店”面积不过三十平米左右，书籍密密麻麻、层层叠加，搞得空气都有些紧张。过道异常狭窄，不可容并排的两个人，害得爱书人在选书、购书时经常不得不分心用肢体接触表示礼貌和问候。
省政府附近的“晓风书店”略为宽敞，面积有一百平米左右，且分上下两层，还有一两个沙发供人休息阅读。
两个“晓风书店”的销售风格大致相同，销售人员神情寂静高傲、服务质量不算高，所售书籍基本不打折。但书店内永远播放着悠扬的各种世界名曲，让爱书人在看书、购书时顽强地挣扎着保守一份浮躁世界角落里的清雅。
我花这么多文字介绍“晓风书店”不是为了给它做广告，而是为了在叙述完个人喜好之后击节长叹：一个拥有几千万人口的福建省竟然只有一个小小的“晓风书店”充当最具社会化、高层次的精神堡垒！
中国的书店不能尽如人意，中国的出版界似乎也不怎么样。据说当今中国的出版业一片繁荣，每年出版的报刊、杂志、书籍已达几十万种，名人出书和个人出书更是如火如荼，图书销售量也是有增无减。但是冷静一看，真正有思想、有助提升民族精神的书籍却在媚俗的繁荣下凄凉呻吟。
学术性、思想性的书籍印数在5000－10000册已是不俗的成绩，可在全中国的背景下，这5000－10000册的数量真是个微弱的数字，这个数目还不够全中国的大学图书馆收藏（假如全中国的大学都要收藏的话），更别论它的社会效应了。
以98年居非畅销书销售量榜首的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何清涟著）为例，它的印数是80001－100000册。10万册的绝对数字对于一般非畅销书籍的印数来说的确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可是如果将10万册放在13亿人口的大背景下参照观察，它立刻就变成涓涓细流了。――当年邹容革命军100万册的印量，可能是现在出版公司的老总们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商务印书馆从1981年起刊印了一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是当代中国水准最高、质量最优、思想内涵最为肥沃的一套丛书。（但装帧朴素，价格也算低廉）可就是这套丛书，在中国的民间奇怪又不奇怪地默默无名。
几年前，我在南平一家小书店看到一套我一直想买又买不着的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我以原价的7。5折购得此书。付钱时，书店老板的欣喜悄然显露。我猜想，这套好书肯定蒙尘经年，书店老板早就欲除之而后快了。
岳麓书社曾用“以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的口号打造它的品牌，立志出版古典名著的普及本。岳麓书社的书籍编辑和装帧水平并不是最好的，但它最大、最动人的优势在于它的低廉价格。可叹时至今日，岳麓书社宏伟志向的前景仿佛也难光辉灿烂。
今天中国的一切已日趋市场化，图书出版也概不能免。虽然图书出版的政治垄断性依旧明显，但市场导向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市场化促进了繁荣和快捷，可市场化也衍生出中国特色的副产品，即在某些局部方面的质量会大不如前。君不见这十多年的图书市场充斥着各种只图快速赚钱而不惜粗制滥造的书籍？甚至各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也可轻易找到错别字、装订错误及其他缺陷。
就中国古典著作来说，我绝对偏爱阅读改革开放前和80年代初出版的书籍。尽管此类书籍解说的观点落后过时，装帧呆板、纸质相对粗糙，但是它们编辑工整、注释完备，读来令人赏心悦目。
就外国移译的小说来讲，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尚能保持较高质量，其他出版社总会出现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缺憾。
中国出版界的悲哀也就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悲哀，因为在市场化条件下，有什么样的读者群必然培养出什么样的出版模式。学术性、思想性图书在中国民间横遭冷落，反应了中国人民的整体知识水准和精神世界的能力；中国图书质量的局部下滑，恰恰迎合了中国人、中国社会的浮躁。
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本文关于图书的议论只局限在县级城市以上的环境。我们不能忘记，县级以上的城市只是中国这座雄伟高山接近峰尖的上半部，构成这座雄伟高山的坚实基础则是广大的农村。可就我有限的经验看，中国农村的图书市场极为令人担忧，有的地方似乎根本不存在常态的图书市场。
我居住的县城以下的乡镇，在集体的供销社系统仍存在时，集体商店还有零星的图书出售。待到承包私营之后，我能看到的所谓图书，除了极具实用的养殖、种树、老黄历等书籍外，剩下的精神产品只能用迷信、暴力、色情等等词语来概括了。
农民是中国最大量、最主要但又最涣散的民众，象毛泽东当年判断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革命一样，中国现代化的实质和根本点也是农民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终究是个无望的虚词。而现代化远不止是外在物质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内在精神的现代化。
那拯救中国图书是否也要首先从农民做起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接下来的问题恐怕就是：我们该如何拯救中国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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