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上的惊险与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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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
作为当今欧美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迈克尔克莱顿的每部新作均保持了相当的水准。我们很难把他的作品纳入到某种类型当中去（如通常所说的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读他的小说，扑面而来的是美国文化汪洋恣肆、兼收并蓄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不仅体现在他的小说与科学联姻，大量引用有关物理学的、医学的、遗传学的、天文学的科学知识，而且杂糅了各类小说的品种优势，提炼出他的小说特有的那种神奇、大胆的想象风格，尖锐、透彻的思维路线，开阔、宏大的叙事手法和简洁、有力的语言特色。他走的是流行与通俗的路线，却又能跳出通俗，在高科技想象领域沉淀下一些有关人类、科学、未来等问题的思考，在触及现实题材时多能透过人物、事件的表象，去摇撼美国社会中一些似乎是不可动摇的制度与准则，具有严肃的现实批判精神。他的新作机身沿袭了后一种风格路线，把一次简单的飞行事故调查充实并升格为一次权力的较量，一次危机四伏的冒险，一次对美国制度荒谬可笑一面的暴光。当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驾轻就熟的写作技巧，比如悬念的运用与紧张气氛的营造，这至少能使读者始终保持强大的心理张力，从而带来巨大的阅读快感。
紧张、惊险、刺激是机身带给人的突出的阅读感受，这首先得力于小说采用的“层层剥笋”式的展开方式，即首先设置一次事故，然后抓住读者欲知其详、欲知其究竟的心理，展开充分的延宕手法，把简单事件复杂化，把浅表情况隐蔽化，造成无法解释无法判定的局面，再施展抽丝剥茧、去皮吐核的高明技巧，抛给读者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这是克莱顿的典型风格。机身所设置的事故是：诺顿飞机公司的一架n—22型飞机在飞往洛杉矶的途中发生严重的俯仰振荡，造成机上两人死亡，多人受伤。这次事故从一开始便笼罩着扑朔迷离的色彩：机长报告说遇到了湍流，但附近航线的飞机都未遇到，况且仅仅是湍流，不足以造成飞机如此大的振荡；乘务员透露说，机长认为问题是非指令性前缘缝翼展开，但他为何不对乘客发出警告？又为何愚蠢地同自动驾驶仪争夺驾驶权？这一切均不像张约翰这样一个优秀飞行员所干的事；太平洋航空公司方面又在竭力阻挠机长同诺顿飞机公司调查人员见面。一次事故被诸多疑团封锁着，有了类似于案件的色彩，由飞机公司总经理马德和质保部凯西为主组成的调查班子，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警察的角色，这也使得小说更为好看。小说以凯西为主线，她必须克服材料缺乏、信息自相矛盾的困难，在航空公司不积极配合的情况下，以飞机为中心展开调查，尽快弄清事实真相，其间受到了电视台夸大其辞报道的影响，公司面临着这种飞机被新闻媒介“封杀”的危险。幸运的是凯西终于在飞机上找到了快速存取记录仪，弄清了事故原因是飞行员的操作失误。本以为这下真相大白了，但小说又奇峰突转，马德让凯西面对新闻界故意歪曲基本事实，又把局面带入峰回路转的迷境，直至马德的心腹里奇曼说出真相方才尘埃落定。故事情节的曲折多变常常将主人公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又让他们绝处逢生，其间带给读者的阅读紧张感，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紧张感的成功营构，还得归功于作者的分段方式与小标题设置技巧。整部作品以时间与地点作为小标题，并且前后相接、环环相扣，完全覆盖了从飞机出事到调查结束的整个过程，不仅带给人相当的逼真感，而且渲染了足够的紧张气氛。这部小说时间设置的另一个特点是中间没有空余或省略，造成了一种“同步叙述”的效果，同时，又巧妙地避开了几重线索在同一时刻的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分身叙述，而把它们安排在不同时段，编织起一张细致、严密、无所不包的时间之网，让事件充塞着时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一来，便造成一种繁复、严密的艺术效果，在紧张之外平添了一种拥塞感，让人读了简直喘不过气来。
不仅如此，克莱顿还擅长在整体性的紧张之余制造一些小紧张、小惊险。这些小紧张散落在主体事件的边缘处，或作为一种技术性的处理，或作为事件的有机构成，在事件即将变得冗长拖沓的刹那间出现，收紧读者的阅读神经，同时，又草蛇灰线般地预示情节的某种流向。第一次紧张出现于事故发生的头天晚上，凯西回家后接到一个恐吓电话，接着她发现住宅被陌生人监视，谁读到这里都要为凯西捏一把汗。结果却是虚惊一场，原来是马德派来保护她的保安人员。但细心的读者是不难发现马德的异常之处的：他保护凯西为何不通知凯西呢？第二次紧张发生于第二天下午，凯西在生产车间遭到两名陌生男子的追击。从事后马德表面上对凯西的安抚与背地里对里奇曼的交待，我们似乎会认为马德是一名关怀下属的好上司，但随着里奇曼的彻底交待，这场追击，连同后来凯西在飞机上寻找快速存取、己录仪时所遭遇的风险，统统可以从马德那里找到答案。
当然，一个善于制造紧张、惊险的小说家完全有可能引起轰动，但这也是这类小说沦为“即时性”消费品的根源。在结果豁然开朗之后，人们就再也提不起重读的兴趣，除却一些虚浮的表象、偶像般的人物、刺激性的场面而外，留不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几乎成了通俗小说的致命伤。作为畅销书作家的克莱顿显然深谙此点，在机身中，克莱顿在制造紧张之外，还把他的笔触延伸到美国航空界、新闻界、司法界的方方面面，刺穿了其安全、真实、公正的表象，他对美国制度中荒谬、丑恶、虚假一面的揭露与抨击，使这部小说在其火爆、惊险的表象下积聚了足够的思想批判内容，并让它经得起最严格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检验，甚至具备了某种经典的意味。
飞行安全问题显然是小说暴光的重点。在作者的披露下，我们发现美国的航运安全现今已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威胁。航空公司选购劣质的发动机，政府取消对航空公司的管制造成维修体制的松懈与假冒伪劣部件的泛滥，这一切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候造成飞行事故。超级廉价航空公司干脆廉价购买快报废的飞机，稍加维修便投入商业运营。由于这一切能给资本家带来高额利润，因而屡禁不止。正因为如此，太平洋航空公司的这次飞行事故发生后，人们从未想到从飞行员身上找原因，而是直接怀疑起飞机的质量与美国的航空体制来。这也是新闻界猜测性报道得到认同的社会心理基础。
当然，作者犀利的目光没有放过美国新闻界的愚昧无知与虚伪。对于这样一次飞行事故，新闻界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待真相大白后，依据事实加以报道，但这一报道原则现今遭到了遗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个人情绪化”的、放任自流的、追求轰动效应的报道方式，正如作者揭示的那样“现在的记者来采访时，头脑里已带来了先入为主的导语。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证明自己已知的事物。他们更想要罪恶的证据，而不是消息。这种新方式是非常个人情绪化的：他们要脚下使个绊子把你勾倒，或者趁你出个小错误或说句傻话时一把逮住你，有时甚至把一两个词从上下文中割裂出来，让你露怯犯傻或是晕头转向。”这种不良报道倾向的形成，应完全归咎于电视台的商业追求，即收视率，它需要爆炸性的新闻作为支撑，而在客观情况未能提供这种效应的时候，新闻记者就不惜去制造，这必然导致对事实的歪曲和对人类良知的背叛。所以，申柯反复强调不要搞成零部件问题的“杂碎”而要把矛头对准整架飞机；马龙轻信巴克的谎言，甚至明知他在诽谤也要报道；马蒂那种揭人短处令人尴尬的采访方式更得以大行其道。作者最后借艾莫斯之口辛辣地讽刺了传媒业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贡献”而他对马蒂的夸张性描写，则是他向新闻界投去的轻蔑的冷笑。
作为美国权力机构一极的美国立法、司法界的种种问题在小说中也有充分的暴露。繁多的法律条文带来的不是司法的公正有效，反而招致了自相矛盾的结局。“信息自由法案的制订使外国竞争者都能掠夺到美国的技术”这迫使美国联邦航空局允许各飞机公司自己保存颁发许可证所必需的文件，造成管制政策方面的放任马虎，但不这样做，公司的专利技术就会无偿地被其竞争对手获得。在新闻管制方面，法律不仅不能阻止诋毁性新闻的播出，而且不能提供被控方在新闻中进行对等驳斥的机会。如果节目的播出造成了商业上的损失，公司不能进行控告，因为极难证明新闻界是在对已知事实的“有意忽视”下编播节目。如此一来，新闻媒介可以按他们的意愿选择性地报道事实中明显错误的一面，且不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这就是美国式的新闻自由，它充分暴露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社会机制的丑恶病根。不难看出这种自由实际上乃是允许诽谤的自由，令许多罪恶假借这一名义得以实行，它完全是美国式的法律制度生产出的怪胎。克莱顿对此的叙述极为冷静，同时又是直露而大胆的，其鲜明的立场跃然纸上。
克莱顿是西方少数几个能将通俗小说的惊险、火爆与高雅文学的思想意蕴熔为一炉的作家，机身再一次证明了这位作家不俗的实力。无论是猎奇性的阅读，还是严肃的专业性阅读，都能从中获得审美的享受，而书中众多的知识性内容，又在无形中丰富着我们对于飞机的认识。即便是出于科普的目的，机身也是一部不能放过的好小说。
林明
作为当今欧美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迈克尔克莱顿的每部新作均保持了相当的水准。我们很难把他的作品纳入到某种类型当中去（如通常所说的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读他的小说，扑面而来的是美国文化汪洋恣肆、兼收并蓄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不仅体现在他的小说与科学联姻，大量引用有关物理学的、医学的、遗传学的、天文学的科学知识，而且杂糅了各类小说的品种优势，提炼出他的小说特有的那种神奇、大胆的想象风格，尖锐、透彻的思维路线，开阔、宏大的叙事手法和简洁、有力的语言特色。他走的是流行与通俗的路线，却又能跳出通俗，在高科技想象领域沉淀下一些有关人类、科学、未来等问题的思考，在触及现实题材时多能透过人物、事件的表象，去摇撼美国社会中一些似乎是不可动摇的制度与准则，具有严肃的现实批判精神。他的新作机身沿袭了后一种风格路线，把一次简单的飞行事故调查充实并升格为一次权力的较量，一次危机四伏的冒险，一次对美国制度荒谬可笑一面的暴光。当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驾轻就熟的写作技巧，比如悬念的运用与紧张气氛的营造，这至少能使读者始终保持强大的心理张力，从而带来巨大的阅读快感。
紧张、惊险、刺激是机身带给人的突出的阅读感受，这首先得力于小说采用的“层层剥笋”式的展开方式，即首先设置一次事故，然后抓住读者欲知其详、欲知其究竟的心理，展开充分的延宕手法，把简单事件复杂化，把浅表情况隐蔽化，造成无法解释无法判定的局面，再施展抽丝剥茧、去皮吐核的高明技巧，抛给读者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这是克莱顿的典型风格。机身所设置的事故是：诺顿飞机公司的一架n—22型飞机在飞往洛杉矶的途中发生严重的俯仰振荡，造成机上两人死亡，多人受伤。这次事故从一开始便笼罩着扑朔迷离的色彩：机长报告说遇到了湍流，但附近航线的飞机都未遇到，况且仅仅是湍流，不足以造成飞机如此大的振荡；乘务员透露说，机长认为问题是非指令性前缘缝翼展开，但他为何不对乘客发出警告？又为何愚蠢地同自动驾驶仪争夺驾驶权？这一切均不像张约翰这样一个优秀飞行员所干的事；太平洋航空公司方面又在竭力阻挠机长同诺顿飞机公司调查人员见面。一次事故被诸多疑团封锁着，有了类似于案件的色彩，由飞机公司总经理马德和质保部凯西为主组成的调查班子，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警察的角色，这也使得小说更为好看。小说以凯西为主线，她必须克服材料缺乏、信息自相矛盾的困难，在航空公司不积极配合的情况下，以飞机为中心展开调查，尽快弄清事实真相，其间受到了电视台夸大其辞报道的影响，公司面临着这种飞机被新闻媒介“封杀”的危险。幸运的是凯西终于在飞机上找到了快速存取记录仪，弄清了事故原因是飞行员的操作失误。本以为这下真相大白了，但小说又奇峰突转，马德让凯西面对新闻界故意歪曲基本事实，又把局面带入峰回路转的迷境，直至马德的心腹里奇曼说出真相方才尘埃落定。故事情节的曲折多变常常将主人公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又让他们绝处逢生，其间带给读者的阅读紧张感，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紧张感的成功营构，还得归功于作者的分段方式与小标题设置技巧。整部作品以时间与地点作为小标题，并且前后相接、环环相扣，完全覆盖了从飞机出事到调查结束的整个过程，不仅带给人相当的逼真感，而且渲染了足够的紧张气氛。这部小说时间设置的另一个特点是中间没有空余或省略，造成了一种“同步叙述”的效果，同时，又巧妙地避开了几重线索在同一时刻的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分身叙述，而把它们安排在不同时段，编织起一张细致、严密、无所不包的时间之网，让事件充塞着时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一来，便造成一种繁复、严密的艺术效果，在紧张之外平添了一种拥塞感，让人读了简直喘不过气来。
不仅如此，克莱顿还擅长在整体性的紧张之余制造一些小紧张、小惊险。这些小紧张散落在主体事件的边缘处，或作为一种技术性的处理，或作为事件的有机构成，在事件即将变得冗长拖沓的刹那间出现，收紧读者的阅读神经，同时，又草蛇灰线般地预示情节的某种流向。第一次紧张出现于事故发生的头天晚上，凯西回家后接到一个恐吓电话，接着她发现住宅被陌生人监视，谁读到这里都要为凯西捏一把汗。结果却是虚惊一场，原来是马德派来保护她的保安人员。但细心的读者是不难发现马德的异常之处的：他保护凯西为何不通知凯西呢？第二次紧张发生于第二天下午，凯西在生产车间遭到两名陌生男子的追击。从事后马德表面上对凯西的安抚与背地里对里奇曼的交待，我们似乎会认为马德是一名关怀下属的好上司，但随着里奇曼的彻底交待，这场追击，连同后来凯西在飞机上寻找快速存取、己录仪时所遭遇的风险，统统可以从马德那里找到答案。
当然，一个善于制造紧张、惊险的小说家完全有可能引起轰动，但这也是这类小说沦为“即时性”消费品的根源。在结果豁然开朗之后，人们就再也提不起重读的兴趣，除却一些虚浮的表象、偶像般的人物、刺激性的场面而外，留不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几乎成了通俗小说的致命伤。作为畅销书作家的克莱顿显然深谙此点，在机身中，克莱顿在制造紧张之外，还把他的笔触延伸到美国航空界、新闻界、司法界的方方面面，刺穿了其安全、真实、公正的表象，他对美国制度中荒谬、丑恶、虚假一面的揭露与抨击，使这部小说在其火爆、惊险的表象下积聚了足够的思想批判内容，并让它经得起最严格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检验，甚至具备了某种经典的意味。
飞行安全问题显然是小说暴光的重点。在作者的披露下，我们发现美国的航运安全现今已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威胁。航空公司选购劣质的发动机，政府取消对航空公司的管制造成维修体制的松懈与假冒伪劣部件的泛滥，这一切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候造成飞行事故。超级廉价航空公司干脆廉价购买快报废的飞机，稍加维修便投入商业运营。由于这一切能给资本家带来高额利润，因而屡禁不止。正因为如此，太平洋航空公司的这次飞行事故发生后，人们从未想到从飞行员身上找原因，而是直接怀疑起飞机的质量与美国的航空体制来。这也是新闻界猜测性报道得到认同的社会心理基础。
当然，作者犀利的目光没有放过美国新闻界的愚昧无知与虚伪。对于这样一次飞行事故，新闻界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待真相大白后，依据事实加以报道，但这一报道原则现今遭到了遗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个人情绪化”的、放任自流的、追求轰动效应的报道方式，正如作者揭示的那样“现在的记者来采访时，头脑里已带来了先入为主的导语。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证明自己已知的事物。他们更想要罪恶的证据，而不是消息。这种新方式是非常个人情绪化的：他们要脚下使个绊子把你勾倒，或者趁你出个小错误或说句傻话时一把逮住你，有时甚至把一两个词从上下文中割裂出来，让你露怯犯傻或是晕头转向。”这种不良报道倾向的形成，应完全归咎于电视台的商业追求，即收视率，它需要爆炸性的新闻作为支撑，而在客观情况未能提供这种效应的时候，新闻记者就不惜去制造，这必然导致对事实的歪曲和对人类良知的背叛。所以，申柯反复强调不要搞成零部件问题的“杂碎”而要把矛头对准整架飞机；马龙轻信巴克的谎言，甚至明知他在诽谤也要报道；马蒂那种揭人短处令人尴尬的采访方式更得以大行其道。作者最后借艾莫斯之口辛辣地讽刺了传媒业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贡献”而他对马蒂的夸张性描写，则是他向新闻界投去的轻蔑的冷笑。
作为美国权力机构一极的美国立法、司法界的种种问题在小说中也有充分的暴露。繁多的法律条文带来的不是司法的公正有效，反而招致了自相矛盾的结局。“信息自由法案的制订使外国竞争者都能掠夺到美国的技术”这迫使美国联邦航空局允许各飞机公司自己保存颁发许可证所必需的文件，造成管制政策方面的放任马虎，但不这样做，公司的专利技术就会无偿地被其竞争对手获得。在新闻管制方面，法律不仅不能阻止诋毁性新闻的播出，而且不能提供被控方在新闻中进行对等驳斥的机会。如果节目的播出造成了商业上的损失，公司不能进行控告，因为极难证明新闻界是在对已知事实的“有意忽视”下编播节目。如此一来，新闻媒介可以按他们的意愿选择性地报道事实中明显错误的一面，且不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这就是美国式的新闻自由，它充分暴露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社会机制的丑恶病根。不难看出这种自由实际上乃是允许诽谤的自由，令许多罪恶假借这一名义得以实行，它完全是美国式的法律制度生产出的怪胎。克莱顿对此的叙述极为冷静，同时又是直露而大胆的，其鲜明的立场跃然纸上。
克莱顿是西方少数几个能将通俗小说的惊险、火爆与高雅文学的思想意蕴熔为一炉的作家，机身再一次证明了这位作家不俗的实力。无论是猎奇性的阅读，还是严肃的专业性阅读，都能从中获得审美的享受，而书中众多的知识性内容，又在无形中丰富着我们对于飞机的认识。即便是出于科普的目的，机身也是一部不能放过的好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