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书小说网 > 中国历代大儒 > 第11章三朝通儒陆德明

第11章三朝通儒陆德明

推荐阅读:宇宙职业选手斗罗大陆V重生唐三万相之王星门剑道第一仙雪中悍刀行剑来一剑独尊临渊行沧元图

一秒记住【阅书小说网 www.yueshu.la】,精彩小说无弹窗免费阅读!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一个文化上的繁荣时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儒、释、道兼容并包,而以儒学作为政治的基础。兼容并包,是在魏晋南北朝玄学和佛学大流行以后,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反映了唐初统治者不拘一曲、讲求实在的气魄。陆德明是唐初儒学家而兼通释、老的代表人物。他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则注重音义训诂,保持汉代古文经学派的方法。他所撰的经典释文一书,是官修的五经正义的先导;是研究中国文字、音韵及经籍版本等方面的重要参考书。一、弱冠通儒经 雄辩善名理陆德明字元朗,苏州吴(今苏州吴县)人。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南朝的陈代,陈朝虽偏居江南,但文化比较发达。陆德明少年就很聪颖,拜当时的名儒周弘正为老师,学习儒学。周弘正是梁、陈两朝的名儒,也是名臣。史书说他10岁就通老子、周易,梁武帝时被任命为博壬。他不但通儒经,而且“善玄言、兼明释典,虽硕学名僧,莫不请质疑滞”(陈书·周弘正传)。在梁武帝晚年的侯景之乱中,由于周坚守名节,不附侯景,受到梁元帝的重用,官至侍中、国子祭酒。入陈以后,再任国子祭酒、太子詹事。长期处在国子祭酒这一主管文教的职位上,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代儒宗。陆德明的学术,在多方面受到他的熏陶与影响。周弘正既通儒学又通释老,既注周易、论语,又疏老子、庄子。陆德明在总的治学方向上继承了这种风格,他撰的经典释文,就把儒家经典和老庄著作排在一起进行注释,同时他又兼通佛教释典,并且擅长于析名辩理的玄学。新唐书本传说他“善名理”,们日唐书本传说他“善言玄理”。讲儒学而又兼讲玄学的名理,这是南朝儒学的风气时尚。当南北朝分立的时代,儒学或者说经学在北方和南方各有不同的特色。北方经学,保存了东汉以来的汉代古文经学的家法:尚书、周易及礼学都遵守郑玄的注解,左传则宗服虔,诗经则宗毛公。而南方的周易却遵循玄学家王弼注释,尚书则是孔安国传,左传则是杜预注,只有飞诗经和北方相同,礼学也相同。清代注重汉学的经学家,对南朝这种夹杂玄学的经学很不以为然。今文经学家皮锡瑞说:“南学则尚王辅嗣(粥)之玄虚、孔安国之伪撰、杜元凯(预)之臆解,此数家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及使径渭混流、薰莸同器,以至后世不得见郑学之完全、并不得存汉学之什一,岂非谈空空,核玄玄者阶之厉乎”!(皮著经学历史六:经学分立时代)。薰是香草、莸是臭草,皮氏认为汉学的衰落,是玄学家的罪过。隋、唐时代人对于南北儒学却不是这种看法。李延寿撰写的北史·儒林传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很明显对南方儒学的评价高于北学。皮锡瑞总结经学历史,也不能不承认:“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同上,七:经学统一时代)。隋文帝杨坚以外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北方的隋灭掉南方的陈,统一了中国。为什么儒学反而是南学盛行而统一全国呢?这说明学术文化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机制。北方经学遵守汉学的家法,在保存古代文献本来面目方面有成就,但在发展文化上却无贡献。自东晋南渡以后,南方在文化上逐渐高于北方,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北方常常羡慕南方人。而玄学的析名辩理,发展了哲学的抽象思维,其形成和发展,构成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因而左右了统一之后的文化发展方向。陆德明是在南学儒、释、道并行的学术空气中成长起来的,很年青时就表现出他在这三个方面的学识和辩论的口才。陈朝大建年间,陈太子召集四方名儒在承光殿讲论学术,由当时的国子祭酒徐孝克(旧唐书称徐克)主持讲学。徐孝克为当时名儒,陈书本传说他“通五经,兼释老”。孝克的哥哥徐陵官为安右将军、太子少傅,是陈朝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同时也兼文儒,陈书称他为“一代文宗”。由于徐氏家族的官声和学术名望,徐克在承光殿讲学,议论纵横,无人能抵挡他的谈辩之锋。其时陆德明只是一个青年,国子监生员,在下坐听讲学。他初生牛犊不畏虎,起来与徐克讨论学术上的问题。在儒、释、道各种学问上进行了广泛的辩论。通过这次辩论,他的学识和辩才得到官员和学者们的赞赏,陆德明被擢升为国子助教,国左常侍。这是陆德明进入仕途的开始,也是他的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的起点。在陈朝时期,陆德明已经开始撰写他的学术著作经典释文。他在经典释文的自序中说:“癸卯之岁,承之上庠,因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古今并录,经注毕详,训义兼辨,示传一家之学。”癸卯年是陈后主至德元年。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时的陆德明只是一个弱冠青年,怀疑他在学术上是否已能如此淹博,可以撰写这样宏深的巨著。也许那时只是草创该书的开端,经过多年以后方能成书。经典释文包括儒家所有经典和道家老、庄的音义释训,共有30卷,当然不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但少年才高的陆德明,一进入学界就确定了自己学术上的目标并进行了实实在在的工作,这是合情合理的。隋灭陈以后,“陆德明回到家乡,一段时间他隐居乡里,潜心学术著作,远离声华,荒野素心,正是他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好时机。二、淹通为学士 三朝尊大儒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开始很注意笼络人才,宏扬文教,“于是四海九洲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北史、儒林传)随着国家的统一、新皇朝的建立,”儒学也出现了一个时期的兴盛。但是到了杨坚晚年,他又不喜欢儒术了。“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同上)封建时代文化学术和教育的兴衰,与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好恶有密切的关系。到隋炀帝杨广即位,为了表现出他文治武力的新气象,又重新开放了各个郡县的学校,同时征召各地的大儒到京师,宏扬儒学。陆德明就在这个时候被征召到了京师洛阳,被任命为秘书学士。同时被征召的前朝大儒,有刘焯、刘炫、徐文远等人。隋炀帝大业年间,曾召集四方明经之士汇集京城,举行了一次讲论儒学的学术盛会。陆德明与二刘、孔颖达、鲁世达等人都参加了这次盛会。会上,由门下省主持讲论经学,各位老师宿儒登坛讲经,互相就经学的内容、义理各个方面进行问难论对,官府从而评论学术的高下。陆德明在这次学术活动中,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学术造诣和辩才。旧唐书本传称他“共相交难,无出其右者”。他与孔颖达都被评论为这次辩论中的优胜者。陆德明因此被授予国子助教,比他年青一些的孔颖达被授予太学助教。陆德明开始成为新的隋朝的名儒。在当时的几位宿儒中,人们评论各位学者的学术特长,大家认为陆德明讲的周易,徐文远讲的左传,鲁达讲的诗经,褚徽讲的礼学,都为一时之最。新旧唐书都记载陆德明著有易疏20卷,可见易学确是他的一项专长。隋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使隋朝成为历史上又一个短命的皇朝。奢侈暴虐、既贪且骄的隋炀帝杨广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一些旧臣拥戴留守东都洛阳的越王杨侗即皇帝位,史称皇泰帝。皇泰帝很快又被大将王世充废掉,王世充自己称帝。王世充本是隋炀帝的旧臣,深得隋场帝宠信,他看到农民起义群雄并起,隋朝大势已去,就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国号郑。同时进行了立太子、封王的一系列活动。他要自己的儿子,被封为汉王的玄恕拜陆德明为老师,想以此来笼络这位有名望的大儒。玄恕亲自到陆德明家里行拜师礼,陆德明不愿为僭号的王世充所用,于是就吃了一些能引起腹泄的巴豆,声称害病。王世充的儿子来到他床前,跪着行礼,陆德明告诉他自己正在害痢疾,然后就不再说话了。躲过这件事以后,他把家搬到成皋去养病,闭门杜客,不与任何人往来。这是他的第二次隐居,目的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过这次隐居的时间比较短,王世充不久就被李渊父子的唐军消灭了。陆德明被秦王李世民征为文学馆学士。唐朝立国之初,高祖和太宗都很重视文化建设。高祖李渊,令有司在国子监立周公和孔子庙各一所,四时祭奠,并且搜求周公和孔子的后裔,加以封爵,标志着儒学重新受到重视。雄心勃勃的李世民,征讨天下的兵甲未解,就在他的秦王府开设一个文学馆。文学馆设在宫城之西,环境优雅,并搜罗大量的书籍经典,以利学者研讨学问。陆德明、孔颖达与房玄龄、杜如晦等一共18人,同一天被授予学士的称号,时人称为“十八学士”。他们之中,有的是前朝大儒,有的以文采艺术著称于世,有的则是经邦定国的干才。像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李世民的心腹智囊人物,后来成为贞观之治中的干城。十八学士都享有五品官的待遇,李世民还让当时的著名画家阎立本为他们一一画了肖像,让著名文学家褚亮为他们的画像写了像赞。这些画像挂在凌烟阁上,十八学士分为三班轮流值班讲学,李世民在处理军国大事之余,就与这些学士一起讲论学术、商讨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们地位的优越,所受的礼遇尊崇,都为前代所罕见。时人称为十八学士“登瀛洲”,反映当时社会中的钦羡心情。以后,李世民又命他的儿子中山王承乾拜陆德明为老师,陆德明被任命为太学博士。武德六年,高祖李渊亲自到国子学观看祭奠周、孔的典礼,同时汇集儒、释、道各种学派一起讲论学术。其时,儒学方面有徐文远讲孝经,佛教方面有和尚惠乘讲波若经,道教方面有道士刘进喜讲老子。这是一次汇合各种学术的盛会,反映唐初统治者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态度。会上,陆德明与三个人都进行了讨论和辩难。旧唐书本传说:“德明难此三人,各因宗旨,众皆为之屈。” 再次表现出陆氏精通儒、释、道三家之学的深厚功夫。高祖李渊高兴地说:“三人者,诚辩。然德明一举,辄蔽,可谓贤矣。”(见新唐书本传)并赐给陆德明帛50匹,以示褒奖。其时,这位历经三朝的大儒,已经是古稀老年了,但思想依然如此敏捷,辩锋仍然如此犀利。李世民登皇帝位以后,继续尊崇儒学,宏扬文教。在国子学增筑了学舍1200间,招收生员3600人。广征天下儒士为学官,能通一经的学士,都可以署吏。除儒学之外的书、算各科,也都设置博士。陆德明这时被拜为国子博士,封吴县男。唐朝国力的强盛和文化的发达,吸引了许多周边国家的人民,当时的高丽、新罗、百济、日本及其它一些国家的王公贵族子弟都到长安来留学。国子监学生最多的时候多至八千人,他们把中华文化传向四面八方。唐代文化的繁荣,与统治者的尊儒重教是分不开的。在魏晋南北朝玄学和佛学的盛行中,儒家的经学曾受到冲击,再没汉代那种独尊儒术的气氛了。隋、唐的统一,经学儒术重新受到了重视,因为儒学是维护君主集权和国家统一的最好文化形式。高祖李渊说:“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乎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唐会要卷47)太宗李世民则进一步认识到儒学维护封建秩序的重要意义,并具体贯彻和实施了尊崇儒术、宏扬文教的方针。他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乌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员观政要卷6)不过,唐初的尊崇儒术,并不象西汉那样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在弘扬儒教的同时,同样宽容佛道二教的存在。唐初推重道教,因为道教信奉的老子李聘也姓李,据说是李唐的同宗。这当然是一种附会,不过以此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同时也不排斥佛教,因而有儒、释、道一同讲学论道这样的盛会出现。但是作为他们治道的根本,还是儒家的学说,以儒家君臣父子的大义来约束宗教,使之纳入君主专制的政治范畴之内。因此,象陆德明这一类的经学家受到很高的礼遇。陆德明的学术与唐初的这种政治气氛相一致,他并不像汉儒那样的专守五经,而是在深研儒学经典的同时兼通老、释。旧唐书·儒林传记载陆德明的著作有老子疏15卷,在经典释文中,也有老子音义和庄子音义。把老、庄的著作与儒家的五经、孔子的论语并列在一起,而不收被后儒称为亚圣的孟子,这在后来的经学家看来不可理解。其实,这正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特征,孟子的出名,只是在宋代新儒学推崇以后形成的。贞观四年,陆德明这位经历了陈、隋、唐三朝,学术道德文章成绩斐然,受到三个朝代尊崇的大儒逝世了。他撰写的经典释文、老子疏、易疏都在唐初学术界流行。李世民看了经典释文后,认为是一部难得的好著作,赏赐陆德明家属束帛二百段。陆德明的儿子陆敦信,在麟德年间官至左侍极、检校右相,封嘉兴县子。唐初的统治者,对陆德明这位三朝大儒,无论在生前或是在死后都是很优崇的。三、释群经音义 开经疏先导陆德明经历了三个朝代。从学术上看,东晋南朝玄学盛,佛教也大流行,文化高于北朝,但就传统的儒家经学而言,反不及北朝的盛行。清代的焦循评论说: “正始以后,人尚清谈,迄晋南渡,经学盛于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齐,遂不能为儒林立传。梁天监中,渐尚德风,于是梁书有儒林传。陈书嗣之,乃梁所造也。魏儒学最隆,经北齐、周、隋,以至唐武德、贞观,流风不绝。故魏书·儒林传为盛。”(焦循雕菰楼集卷12国史儒林文苑传议)。南朝的重视儒学是从梁武帝萧衍开始。萧衍自己是个学者,既重儒学又崇佛教,因而改变了以往玄学家不讲德经的风气,梁陈两代才有儒林传可写。北朝以北魏孝文帝和北周武帝重视儒学著称,所以焦循说“魏儒学为隆”。其实,北魏和北周的重视儒学,实际效果不会超过南朝梁武帝的兴儒学。只是北朝的经学格守汉儒的传统,尊崇郑玄、服虔的注疏而不加改变,故此受到清代重视考据的汉学家的推重。陆德明生逢南北儒学统一的时期,他的学术传统既是南朝的风格,同时也兼有了北方儒学的长处。他深研儒经又兼通释老,重视传统的经学笺注又长于析名辩理,这是南学的特征。他遍释群经,注重文字训诂与名物考证,又是北方经学的特色,即东汉古文经学的风格。他的经学著作经典释文就是这两种风格交融的体现。一方面,他按照南方经学的传统,周易以王弼注为本,尚书用孔安国注,左传用杜预注。皮锡瑞说他“本南人,不通北学”,然而其书却“为唐人义疏之先声”(经学历史207页,中华书局1981版)。另一方面,他遍释群经,详考经字音义,“经注毕详,训义兼辩”(经典释文·自序)。又是遵循的东汉古文经学的家法。经典释文集录群经音义,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后来人们称为“十三经”的,除了孟子以外都收录进来了,再加上老子音义和庄子音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这本巨著说: “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这本书的可贵,一是保存了前代的大量有关经书的古音古义。此前除了某一经书的专门注疏以外,遍释全部经书的著作,本来就很少。现在还流传下来为后人所用的,比这本书更早的可以说没有了。据四库总目所载,只有一本残缺的郑玄撰的驳五经异义。郑著本是批驳许慎的五经异义的,但这两本书唐以后都失传了,现在留存下来的一卷,是后人从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以及郑注三礼里面采缀而来的,只能说是残章断简了。另外还有一本郑志) 3卷,题为郑玄弟子撰,也是唐以后人集录而成的。真正完整地记载经书古音义的最早著作,只有这本经典释文。所以清人卢文(弓召)在重刻经典释文的序言中说:“此书辟经训之囗畲,导后人以途径,洗专己守残之陋,汇博学详说之资,先儒之精蕴赖以留,俗本讹文赖以正,实天地间不可无之书也。”(同治三年武昌崇文书局版)“博学详说”,不存家派偏见,确是经典释文的重要特色。该书既是解释经学的著作,同时也是文学著作,因为它释的是某经某字的音与义,同时也结合经文阐述一下义理,但主要的功夫花在文字上。与许慎的说文解字不同,它不是系统的字书,也不讲字形与结构,而是结合经文,释音释义,同一个字有不同的音和不同的义训,可以在不同的经文或章节里反复多次出现。在经字的音训方面,陆德明非常注意古今字音的变迁。他认为:“汉魏迄今,遗文可见,或专出己意,或祖述旧音,各师成心,制作如面,加以楚夏声异、甫北语殊,是非信其所闻,轻重因其所习,后学钻仰,罕逢指要。”(经典释文·序)经字的音训,由于古今的变迁,师传的不同,加上南北语音的差异,造成当时音读的混乱,使后学者无所遵循,这是他发奋著述该书的原因。陆德明系统地对古代经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同上)。钻研经学而旁及九流百家诸子之学,比较其中字音字义的同异,并与苍颉篇、说文、尔雅等古代字书进行校对,然后逐个地给经书的文字正音。在正音中,他系统地采用了反切注音的方法,这是前此的经注所没有的。对于古今文字音训的不同,他根据具体情况,或者以古文字书的音训来正时俗的讹谬,同时也考虑到时下已经普遍流行的字音,互相斟酌。“若典籍常用,合理合时,使即遵承,标之于首。其音可互用,义可并行,或字有多音,众家别读,苟有所取,靡不毕书,各题姓氏,以相甄别”(同上)。这种尊重古注、又尊重当时语言习惯的指导思想,表现在经字的音训中,既引说文解字等古文字书进行正音,又不完全信从说文。甚而“有以俗字为正文、而以正体为附注者”。卢文 (弓召)解释说:“唐人经典,多不全用说文,陆氏意在随时,不取骇俗。” (重刻经典释文序)时代是变迁的,语言字音也随着时代变化,这是陆氏不完全采用古字正音的原因。他说:“余个所撰,务从易识,援引众训,读者但取其意义,亦不全写旧文。”(经典释文序)这种既遵规矩,又务实际的精神是可取的。经典释文的体例是先撰群经序录,把某经书传授的历史、各个时代治此经的代表人物和学派以及现存的经籍版本情况,作个简略的叙述,相当于一部简单的经学历史。然后分别撰写各经音义,为节约篇幅,并不把各经的经文引下来,而只是标出某一经某一篇某一章的目录,而后逐字注释音义。只有两本书把注释的原文引录下来了。其一是孝经,因为它是青少年发蒙就要习读的,录下原句是便于初学者查找。其一是老子,因为当时版本很多,而各种版本的章节次序又不相同,为避免混乱,也只好录下全句再注释。为了理解该书释注的风貌,我们以周易·乾卦为例来看它释经的特色。“周:代名也,周至也,通也,备也。今名书,义取周普。”“易:盈只反。此经名也。虞翻注参同契云:‘字从日月’,正从日勿。”“乾:竭然反说卦云:‘乾、健也。’此人纯卦,象天。”“元亨:许庚反。卦德也,训通也。”以上是对经名和卦名音义的释训,是以释字音字义为主,同时又兼顾经义。如易字,说文:“易:蜥易,囗蜒守官也。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陆德明只取后一义,并采用虞翻的参同契注。当解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两句爻辞时,释文是:“潜:捷盐反。龙喻阳气及圣人。”“见龙:贤遍反。示也。”“利见,如字。大人:目肃云:‘圣人在位之目’。” 他说见应该读现,义为显示。他不仅对经文进行音义注释,对前人关于经的注解也同样进行注释。周易用的是王弼注,王弼对九二爻辞的注解说:“九二刚健中正,出潜离隐,泽及于物,物所利见,故其象为‘见龙在田’,其占为‘利见大人’。” 释文:“离隐:力智反。”陆德明的目的是要使读者读懂经书本文及其注笺,所以把他认为有疑难的字一一作了音义训释。这个工作是他的前人还未做过的。如郑玄驳许慎的驳五经异义,只是就某一段、某一句的经文义理进行论辩,少及字的音义,也不覆盖全部经书。陆氏这个着眼基础的释音训义工作,为后人解读经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汉代经学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分别,两个学派在学术思想上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西汉以今文经学占主导,东汉以古文经学占优势,东汉末的郑玄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混一起来,成为遍注群经的大师,但他的基本立场仍然是古文经学的家法。古文经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研讨经学时,以文字训诂、名物考证为根本,因此古文经学的核心是文字学。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基本立场是遵照古文经学的方法,重点放在经字的音义训诂,但他在释经的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古文经学的宗派性。因为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师承不同,二家尊崇的经书的本子也有不同。如诗经,古文经尊的是毛诗,今文经则尊齐、鲁、韩三家的诗注。又如春秋,古文经尊的是左传,今文经尊的是公羊传。再如礼学,古文经尊的是周礼,今文经则重视礼记,特别是礼记中的王制一篇。东汉古文经学家以研究文字训诂见长,在他们的文字学中,往往也贯彻了古文经的这种门派家法。许慎著说文解字,是清代汉学家眼中最权威的古字书,他遵循的就是古文经学的家法。清代段玉裁作说文序说:“其称易费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所以今文经学家康有为在他的新学伪经考第九附有一篇说文序纠谬,指责许慎、郑玄都是刘歆伪经的传布者:“欲伪经之光大,则赖郑玄之功,伪字之光大,则赖许慎之力篡孔子之圣统,慎之罪亦何可末减哉!”康氏的批评是从今文经学的宗派立场出发的,所以也未免偏激和武断。文字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应该纠缠在经学的派别纷争中而影响其科学性。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则摆脱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派别之争。他像古文经学家那样注重经书的文字训诂,但不局限于古文经学家尊崇的经注,因为他不是古文经学家,也不是今文经学家,而是隋唐统一之后,儒释道兼容并包的新的文化氛围中新的形式的儒家经学。他有对前代人的继承,但带上了自己不拘一家的时代特色。经典释文一直成为后代儒学家研究经学和文字学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前人论经学,往往只把儒学分为汉学、宋学以及清代重新复兴的汉学,而认为唐人经疏没有什么创新,没有什么特色。从经学的角度说,唐人经疏虽然继承的是汉晋的注笺,但是不再讲今文古文的门派,更注重义理的辩析,为宋代新儒家讲哲理埋下了伏笔。从儒学的角度说,唐人也以儒术为经邦治国的纲领,但不像汉人那样“独尊儒术”,也不像宋儒那样吸取道释思想再来排斥异端。唐人的经疏,兼采众说,辩析名物,受玄学影响,编讲疏和义疏,又是受佛教的影响。尊儒学而又兼收并蓄,重文教而又讲求实在,正是唐初学术的最大特色。这种学术方针使唐代文化能得以繁荣,也是唐初政治、经济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四、儒道兼修 不拘一曲陆德明精通经学,可以说是正统的儒学家,但他同时接受了魏晋以来的玄学和佛学的熏陶,不像汉儒那样注重儒家门户,壁垒森严。他的思想,既推崇儒家的礼治仁政,也推崇道家的清虚自守。这种政治理想和人生哲学,既表现在他的著作中,也体现在他整个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生经历了陈、隋、唐三个朝代,因为学术上的名声而受到当权者的礼遇,但他没有参与过什么政治活动,始终是一个学者淳儒的面目。他两次隐居,不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俯仰,对于名利进退看得很平淡。进入唐朝以后,由于唐初统治者以一种博大的气势弘扬文教、重视文治,陆德明的思想也在这一个时期得到了恰当的表现。旧唐书·儒林传说:“近代重文轻儒,儒道既丧,淳风大衰。自隋氏道消,海内版荡,彝伦攸囗,戎马生郊,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及高祖建立太原,初定京邑,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道。”唐朝立国之初,争夺天下的烽烟刚息,李渊就重立国子学,建立周公和孔子庙堂进行祭祀,以示对儒学的尊崇。李渊发布祭祀周公的诏书说:“四科之教,历代不刊,三千之文,风流无歇。唯兹二圣,道著群生。”(同上)李世民在登位以前,就注意广罗天下德士文才。即位以后,进一步贯彻实行弘扬儒学,文治经邦的方针。陆德明适应唐初这种政治文化统一的需要,在他的经学注疏中,阐述了崇礼重教的儒家德治思想。在经典释文的序录中,陆德明评论儒家的礼治说:“安上治定,莫善于礼。子大叔云:‘夫礼,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左传云:‘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者之设,其源远哉。”儒家的礼,既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又是与这种等级秩序相联系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同时还与忠孝仁义的政治伦理密切配合。如果说礼相当于计算机的硬件,仁就是这个系统的软件。二者结合,核心是维护封建等级制的有序与和谐,这在自然经济时代,也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保障。所以说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是社会和自然的基本原则。一方面是上下有礼、等级不可逾越;一方面是君敬臣忠,仁民爱物,万邦协和。所以礼不只是礼仪和制度,而是整个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是儒家思想的主干,儒家思想之、所以在中国社会起主导作用达二千年,就是因为这种文化起到长期稳定社会的作用。礼是儒家政治的核心,其余诗书乐的文化是围绕这个核心而共生的。周易用以讲哲学,诗经是文学,尚书、春秋是历史,在儒学看来,都是论述和阐扬先王治道的。陆德明评诗经说:“王者巡守则陈涛以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也。动天地,感鬼神,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莫近乎诗”。诗是艺术,他把儒家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理想通过笺注的形式加以发挥,让人们在一种审美感受中达到“厚人伦、美教化”的目的。儒家重进取,他推动知识分子献身社会,为王者的治国平天下而建功立业。儒家也重理想,他为人们描绘了一个君圣臣贤的尧舜之治的美好的理想社会,使一代一代的儒学家为之沤歌,为之信仰。而现实的封建社会和君主专制,却一再暴露出私天下的君主政治的黑暗和卑污。于是儒家又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的可进可退的策略。作为不得志于仕途或者不满于现实政治的士人的退隐哲学,则有道家老庄的返归自然、清静无为。魏晋玄学家所谓息隐林泉,是在自然和艺术的审美中,寻找人生的寄托,他们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既是对现实政治的逃避,也是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在整个封建社会中,进则儒、退则道,是士人的基本特征,儒道二家,都是士大夫的精神支柱,人们称这种文化现象为儒道互补。从统治者的立场来说,道家的清静无为又可以演化成“无为而无不为”的君人南面之术,也与儒家的治道可以互补。陆德明继东晋南朝玄学流行之后,又经历了几个朝代变迁的人事沧桑,对于道家思想这些方面的作用是有深刻认识的。他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评论老子思想说:“班回云:‘道家者流,清应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 因为释儒家经典,主要是为治国平天下服务的,所以他首先阐述了老子思想对 “南面之术”的治道的功用。同时,他也赞扬庄子独立特行的高尚人格:“时人皆尚游说,庄生独高尚其事,优游自得。依老子之旨,著书十余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庄生宏才命世,词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玄,故后人增足、渐失其真惟子玄所著,特会庄生之旨”。他认为郭象(子玄)对庄子的注解“特会庄生之旨”。因为郭象注把庄子的齐物、逍遥、返归自然,与儒家的礼乐刑政纲和起来,提出“名教即自然”的口号。这表明陆德明自己的思想,也有儒道兼综的倾向。在宇宙观上,陆德明接受了道家的“道生天地”的观念。他在老子道德经音义中注释说:“道,生天地之先。德:道之用也”。道家的道是宇宙本体,不同先秦儒家讲的道,只是道德伦理的文化根本。到了宋代理学家那里,儒家引入了与道相关的理的概念,才使道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和老子的道相关联的是“无” 的概念,因为道是不可见、不可名的,所以道又是无。魏晋玄学中,王弼从其中发挥出了“无能生有”的哲学思想。陆德明对玄学家发挥老庄的“谈无贵辩”,采取既有肯定也有否定的态度。首先,他对豪门世族不学无术的清谈表示反感。在庄子·天下篇注中他发挥说:“郭生前叹豪梁之涂说,余亦晚睹贵游之妄谈,斯所谓异代同风,何可复言也。”“贵游之妄谈”,指那些豪门贵族的附庸风雅的清谈,既无学术,又无思想,不能不“妄”。然而,他对庄子书中的“谈无贵辩”,却采取肯定的态度。认为在他的貌似玄虚的言辩中,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庄生振徽音于七篇,列斯文于后世。重言尽涉玄之路,从事展有辞之叙,虽谈无贵辩,而教无虚唱。然其文易览,其趣难窥,造怀而未达者有过理之嫌,祛斯之弊,故大举惠子之玄辩也”。(同上) “虽谈无贵辩而教无虚唱”,这里的“教”应该是魏晋玄学常指的名教。也就是说,庄子的虚无和儒家的政治伦理——名教,并不矛盾。实际上,庄子的哲学讲的是人生哲学,探讨人生的终极价值和意义。他之所以能“齐物”、“逍遥”,是因为 “自道观之,物无贵贱”(齐物论)。指出了孜孜于名位利禄的世俗之人的愚妄。如果说他也可以和儒家思想配合,那只是当儒士“穷则独善其身”时精神上有一个寄托。陆德明在人生哲学上依违于儒道之间,因为他是没有进入政治的淳儒,不能不有这样的两种心理准备。他在庄子·骄拇“而侈于性”一句的注释时说:“王云:性者受生之质,德者全生之本。骄枝受生而有,不可多于德;赘疣形后而生,不可多于性,此四者以况才智德行”。庄子·骄拇的原文说:“骄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悬疣,当乎形哉?而侈于性。”意思是说:并生的足趾和歧生的手指是出于本性吗?却超过了应得。附生的肉瘤是出于形体吗?却超过了本性。庄子以此批评儒家的标榜仁义,墨家讲兼爱,名家讲坚白同异,是在道德方面或才智方面超越了人的本性和自然,就象骄指、赘疣一样。陆德明认为这里是用以比喻人的才智德行,如果不是出乎自然,发自真诚,就会走向虚矫与做作,也就成了骄指赘疣。在这一点上,他与庄子的思想是相通的。陆德明是儒学家,但他不排斥异端,没有“独尊儒术”的偏见。他是经学家,但不讲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所谓家法,也不拘守当时的南学或北学。这正是唐代文化兼容并包的博大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