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又一个人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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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我是个十分沉默寡言的孩子。这点是长大后才明白的。记忆中没有和伙伴们奔跑追闹的场景。高览曾经说我是选择性记忆，否则那些笑得很开心的儿时照片又怎么解释呢？或许他说得对。我能记住的，甚至梦里常常出现的场景，总是孤身一人。
但那时并不觉得孤独。5岁以前我住在一个县城的郊外，家门口不远处就有一条大河。河面其实可能并不怎么宽，只是因为年纪小，看起来宽而已。我总是一个人拎着小桶，到河里去抓鱼。当然，一次也没抓到过。我翻开一个又一个的石头，在浑浊的淤泥里寻找活着的东西。我总是空手而归，还不时踩到水草摔上几跤，弄得浑身湿透。
后来，我就改成捡石头了。我以为有一种石头会在夜里发出光芒，便在河滩上寻找想象中的那一块。白天没有任何依据可循，只有一块一块地拿回家去，放在床底下，等天黑的时候再看。找石头的日子持续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我决定放弃了。我把一块灰色的表面凹凸不平的石头捡回去，放在床下，并不断告诉自己，它就是我想找的那一块。这天晚上，我趴在床上低下头去，掀开了床单。我在床底看见这块石头发出微弱的光芒，于是心满意足，不再去寻找。
直到上了小学，我也依然在玩一种游戏：和想象中的朋友对话。幻想的形象有神仙，有同龄的小孩子，等等。还有一匹马。我把手悬在空中，装作拉缰绳的样子。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有时则垂在身体一侧，攥紧拳头。想象中，我牵着马上学，又牵着马放学，到了家门口，还要把缰绳拴在门把上。马的形态具体而真实，连鼻息也似乎一阵一阵地扑到脸上。
马在9岁那年彻底消失了。替代它的是小白，我养的一条流浪狗。两个星期以后，狗被爸爸扔进垃圾堆。此后便没有马，也没有狗。我终日在学校的操场上徘徊着，并在多年的学校生涯里被无数次地，肯定地告知，这世界上，其实什么也没有。
奇怪的是，我并不感到失落。只是有些疑惑。我开始无法分辨记忆中，哪些是真实的部分，哪些又是虚幻。比如，4岁那年父亲带我去看病，在医院门口看见一群大人正围住一个小女孩，其中两个紧紧抱住她的身体，另一个则抓住她的手，举着一把小钢锯。小女孩大声哭喊。我问父亲，那些人在做什么？父亲看了一眼，轻描淡写地说，他们要锯掉那小女孩的手指，因为她手上的戒指取不下来了。
这件事让我很多年以来都对戒指一类的东西心怀恐惧，但现在，我却不能肯定，它是不是真的。而父亲也早已不记得了。这事从逻辑上看似乎并无可能，因为即使戒指取不下来，要锯掉手指，也绝不至于在医院门口，至少也应该送进手术室里才对。可那幅场景，又是如此清晰具体，我甚至能描绘出那女孩的样貌，还有她挣扎呼喊的声音。
这些疑惑一直持续到今天。11岁那年一场高烧过后，我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话来。我成了一个普通平常的，再不沉默寡言的孩子，并第一次感到了无底洞一般，在心底一直塌陷下去的，深深的孤独。
“不会是自闭症吧？”刘小军眯着眼睛，点着一根烟。
我看了他一眼，觉得这问题我无法回答。如果提问的人是高览，或者王树，或者丁小胭，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觉得不是。但对刘小军，回答不是，只会让他觉得是辩解而已。
能够达成交流的通道，并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
所以我很快就换了一个话题。
“那以后没发生什么事吗？”我问他。
“你说从箱子里出来以后？”
“嗯。”“一切正常。我都快忘了。过段时间想换份工作。”
“不当推销员了？”
“想做点别的。不过现在挺难脱身的，毕竟除了这个，别的还都不会做。你呢，除了上课，平时都做什么？”
我想了想近来的生活。
“看书。”
“看书？”他有点惊讶“书那种东西，是睡觉前用来打发时间才看的。总是看书，不出来玩，也太孤单了点。我看书看半个小时就受不了了。”
“嗯。”“偶尔玩一下游戏也好。你玩游戏吗？”
“不太玩。”
“哪天教你吧？”
“好。”我说。
后来，我一连花了好几天时间去找高览。
他消失了。那天我偶然经过校门口时，发现潜行快递公司的招牌已经不在那里。我按照原来的电话打过去，被告知此号码是空号。高览的手机也已经停机。我只有猜想，他大概换了办公地点，也换了手机。可是，给仓库打电话也是空号。
潜行快递公司，好像从此不存在了似的。
我打到114查号台，然而话务员找了很久，最后说没有这个公司的号码。我道过谢放下听筒，接着给那两个送货员打电话，其中一个接了，却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想再问，对方竟然说了一句“不想再说了”就挂断了电话。
最后，我亲自去了一趟仓库。在那里看到大门紧锁，而门上原本写着潜行快递公司的字样，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在门的旁边，我看见一则出租告示，便按照上面写着的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人声音很陌生，他说这仓库是自己买下用作出租的。我就问他是否知道以前的潜行快递公司搬到哪里去了。他说他也不清楚，只是突然有一天，公司老板突然来退租，大概换了办公地点。我问他有没有联系电话，他就给了我一个座机号码，说是高览住处的电话。
我按照电话打过去，一个大概是房东的女人接起，说上个月高览就退了房，回家养病去了。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当时病情如何，以及新的联系方式，她一概不知，也不想知道。
这就是我最后得知的，有关高览的情况。
傍晚下起了大雨，雨棚被打得噼啪作响，我斜靠在沙发上，半醒半睡地注视早已打开的书本。雨过之后，带着潮味儿的风开始吹来，轻轻摇晃着窗帘。我这样躺了一会儿，站起来关窗户的时候，突然瞥见楼下站着一个人。
是刘小军。他站在楼下的草地上，正和一个穿黑雨衣的人激烈地争辩着什么。那人雨衣的帽子拉得很低，看不见他的脸。只能大概看出，是个男人，而且，矮得出奇。刘小军浑身湿透，头发也贴在脸上，大概刚才下雨的时候一直没有打伞。可他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争论似乎越来越激烈了。刘小军的手甚至都挥舞起来，但那个人却始终一动不动。这种情形，一眼便可以得知，刘小军处于劣势。他的争辩看起来更像是挣扎。然而这时，情况却突然起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那个穿黑雨衣的人，正向刘小军一步一步地逼近。刘小军的脸色也变了，踉踉跄跄地朝后退着。看样子，他似乎想拔腿就跑，但双腿显然没有了力气。那人突然举起双手，一把掐住了刘小军的脖子，和刘小军一起跌倒在地上。从窗户里看去，只能看见黑雨衣下刘小军挣扎踢打的双手和双脚。
我暗叫了一声糟糕，连忙转身冲出门去。出门前不忘带上手机，万一发生点什么，也好报警。
然而，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楼下时，却只看见刘小军一个人，正从草地上跌跌撞撞地爬起来。他看见我，脸色顿时为之一变。
“你怎么样了？”我跑过去扶起他。
然而他却一把推开我，退后两步，一边喘着气，一边盯着我的脸说道：“你看见什么了？”
我愣住了。因为那时，我看到了刘小军的眼神。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眼睛里那一瞬间的凶狠和警惕，却明明白白地暴露无遗。
“没什么，”刘小军说“我是来找你出去喝茶的，刚刚走到楼下，地太滑了，就摔了一跤。”
“那现在没事了？”
“腿有点疼。这个样子大概也没法出去喝茶了，改天吧。”
“好，”我说“改天。”
刘小军于是拖着“有点疼”的腿离去了。尽管如此，我仍然看见，在他的脖子上有几道明显的红色勒痕。
我大概永远也无法知道刘小军为什么撒谎。说白了，我对这事并不算太关心。但从这天起，我突然对刘小军有了一个模糊的，无法描述的，新的认识。原本以为终于能遇见一个正常人，一个做着推销员工作的，既没有奇怪癖好，也没有奇怪想法的人，但现在，我无法确定了。我只能保持沉默。说谎与沉默是最流行的两大罪过。
但实际上，我们经常说谎，也往往沉默不语。
小的时候，我是个十分沉默寡言的孩子。这点是长大后才明白的。记忆中没有和伙伴们奔跑追闹的场景。高览曾经说我是选择性记忆，否则那些笑得很开心的儿时照片又怎么解释呢？或许他说得对。我能记住的，甚至梦里常常出现的场景，总是孤身一人。
但那时并不觉得孤独。5岁以前我住在一个县城的郊外，家门口不远处就有一条大河。河面其实可能并不怎么宽，只是因为年纪小，看起来宽而已。我总是一个人拎着小桶，到河里去抓鱼。当然，一次也没抓到过。我翻开一个又一个的石头，在浑浊的淤泥里寻找活着的东西。我总是空手而归，还不时踩到水草摔上几跤，弄得浑身湿透。
后来，我就改成捡石头了。我以为有一种石头会在夜里发出光芒，便在河滩上寻找想象中的那一块。白天没有任何依据可循，只有一块一块地拿回家去，放在床底下，等天黑的时候再看。找石头的日子持续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我决定放弃了。我把一块灰色的表面凹凸不平的石头捡回去，放在床下，并不断告诉自己，它就是我想找的那一块。这天晚上，我趴在床上低下头去，掀开了床单。我在床底看见这块石头发出微弱的光芒，于是心满意足，不再去寻找。
直到上了小学，我也依然在玩一种游戏：和想象中的朋友对话。幻想的形象有神仙，有同龄的小孩子，等等。还有一匹马。我把手悬在空中，装作拉缰绳的样子。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有时则垂在身体一侧，攥紧拳头。想象中，我牵着马上学，又牵着马放学，到了家门口，还要把缰绳拴在门把上。马的形态具体而真实，连鼻息也似乎一阵一阵地扑到脸上。
马在9岁那年彻底消失了。替代它的是小白，我养的一条流浪狗。两个星期以后，狗被爸爸扔进垃圾堆。此后便没有马，也没有狗。我终日在学校的操场上徘徊着，并在多年的学校生涯里被无数次地，肯定地告知，这世界上，其实什么也没有。
奇怪的是，我并不感到失落。只是有些疑惑。我开始无法分辨记忆中，哪些是真实的部分，哪些又是虚幻。比如，4岁那年父亲带我去看病，在医院门口看见一群大人正围住一个小女孩，其中两个紧紧抱住她的身体，另一个则抓住她的手，举着一把小钢锯。小女孩大声哭喊。我问父亲，那些人在做什么？父亲看了一眼，轻描淡写地说，他们要锯掉那小女孩的手指，因为她手上的戒指取不下来了。
这件事让我很多年以来都对戒指一类的东西心怀恐惧，但现在，我却不能肯定，它是不是真的。而父亲也早已不记得了。这事从逻辑上看似乎并无可能，因为即使戒指取不下来，要锯掉手指，也绝不至于在医院门口，至少也应该送进手术室里才对。可那幅场景，又是如此清晰具体，我甚至能描绘出那女孩的样貌，还有她挣扎呼喊的声音。
这些疑惑一直持续到今天。11岁那年一场高烧过后，我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话来。我成了一个普通平常的，再不沉默寡言的孩子，并第一次感到了无底洞一般，在心底一直塌陷下去的，深深的孤独。
“不会是自闭症吧？”刘小军眯着眼睛，点着一根烟。
我看了他一眼，觉得这问题我无法回答。如果提问的人是高览，或者王树，或者丁小胭，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觉得不是。但对刘小军，回答不是，只会让他觉得是辩解而已。
能够达成交流的通道，并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
所以我很快就换了一个话题。
“那以后没发生什么事吗？”我问他。
“你说从箱子里出来以后？”
“嗯。”“一切正常。我都快忘了。过段时间想换份工作。”
“不当推销员了？”
“想做点别的。不过现在挺难脱身的，毕竟除了这个，别的还都不会做。你呢，除了上课，平时都做什么？”
我想了想近来的生活。
“看书。”
“看书？”他有点惊讶“书那种东西，是睡觉前用来打发时间才看的。总是看书，不出来玩，也太孤单了点。我看书看半个小时就受不了了。”
“嗯。”“偶尔玩一下游戏也好。你玩游戏吗？”
“不太玩。”
“哪天教你吧？”
“好。”我说。
后来，我一连花了好几天时间去找高览。
他消失了。那天我偶然经过校门口时，发现潜行快递公司的招牌已经不在那里。我按照原来的电话打过去，被告知此号码是空号。高览的手机也已经停机。我只有猜想，他大概换了办公地点，也换了手机。可是，给仓库打电话也是空号。
潜行快递公司，好像从此不存在了似的。
我打到114查号台，然而话务员找了很久，最后说没有这个公司的号码。我道过谢放下听筒，接着给那两个送货员打电话，其中一个接了，却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想再问，对方竟然说了一句“不想再说了”就挂断了电话。
最后，我亲自去了一趟仓库。在那里看到大门紧锁，而门上原本写着潜行快递公司的字样，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在门的旁边，我看见一则出租告示，便按照上面写着的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人声音很陌生，他说这仓库是自己买下用作出租的。我就问他是否知道以前的潜行快递公司搬到哪里去了。他说他也不清楚，只是突然有一天，公司老板突然来退租，大概换了办公地点。我问他有没有联系电话，他就给了我一个座机号码，说是高览住处的电话。
我按照电话打过去，一个大概是房东的女人接起，说上个月高览就退了房，回家养病去了。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当时病情如何，以及新的联系方式，她一概不知，也不想知道。
这就是我最后得知的，有关高览的情况。
傍晚下起了大雨，雨棚被打得噼啪作响，我斜靠在沙发上，半醒半睡地注视早已打开的书本。雨过之后，带着潮味儿的风开始吹来，轻轻摇晃着窗帘。我这样躺了一会儿，站起来关窗户的时候，突然瞥见楼下站着一个人。
是刘小军。他站在楼下的草地上，正和一个穿黑雨衣的人激烈地争辩着什么。那人雨衣的帽子拉得很低，看不见他的脸。只能大概看出，是个男人，而且，矮得出奇。刘小军浑身湿透，头发也贴在脸上，大概刚才下雨的时候一直没有打伞。可他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争论似乎越来越激烈了。刘小军的手甚至都挥舞起来，但那个人却始终一动不动。这种情形，一眼便可以得知，刘小军处于劣势。他的争辩看起来更像是挣扎。然而这时，情况却突然起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那个穿黑雨衣的人，正向刘小军一步一步地逼近。刘小军的脸色也变了，踉踉跄跄地朝后退着。看样子，他似乎想拔腿就跑，但双腿显然没有了力气。那人突然举起双手，一把掐住了刘小军的脖子，和刘小军一起跌倒在地上。从窗户里看去，只能看见黑雨衣下刘小军挣扎踢打的双手和双脚。
我暗叫了一声糟糕，连忙转身冲出门去。出门前不忘带上手机，万一发生点什么，也好报警。
然而，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楼下时，却只看见刘小军一个人，正从草地上跌跌撞撞地爬起来。他看见我，脸色顿时为之一变。
“你怎么样了？”我跑过去扶起他。
然而他却一把推开我，退后两步，一边喘着气，一边盯着我的脸说道：“你看见什么了？”
我愣住了。因为那时，我看到了刘小军的眼神。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眼睛里那一瞬间的凶狠和警惕，却明明白白地暴露无遗。
“没什么，”刘小军说“我是来找你出去喝茶的，刚刚走到楼下，地太滑了，就摔了一跤。”
“那现在没事了？”
“腿有点疼。这个样子大概也没法出去喝茶了，改天吧。”
“好，”我说“改天。”
刘小军于是拖着“有点疼”的腿离去了。尽管如此，我仍然看见，在他的脖子上有几道明显的红色勒痕。
我大概永远也无法知道刘小军为什么撒谎。说白了，我对这事并不算太关心。但从这天起，我突然对刘小军有了一个模糊的，无法描述的，新的认识。原本以为终于能遇见一个正常人，一个做着推销员工作的，既没有奇怪癖好，也没有奇怪想法的人，但现在，我无法确定了。我只能保持沉默。说谎与沉默是最流行的两大罪过。
但实际上，我们经常说谎，也往往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