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随任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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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是衔接两大剧情版块的过度章,大概只喜欢仙侠不喜欢史实的朋友又要跳着看了.】
虽然杨坚口喻中说让杨广坐镇建康，但实际上，杨广最终上任的地方却是江都，官名也不是先前所说的江南道行台尚书令，而是扬州总管。这显然是觉得江南道行台尚书令这个职位一旦产生，职权实在太大，若承袭下去，一旦天下动荡，江南实在有再次分裂的可能。
杨广之所以在江都上任，是因为当初拿下陈国之后，杨坚便任命第三子秦王杨俊为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筑江都新城，将六朝故都的建康城夷为平地，做“平荡耕垦”之举。既然城都没了，杨广自然也不可能去那里，不然的话，难道在田里办公？四月壬戌，杨坚又颁布诏书，令吴越之野的“戎旅军器，皆宜停置”，“人间甲仗，悉皆除毁”。为加强控制，在江南置八个总管府，任关陇人士为总管。陈境原有郡县进行省并，“牧民者尽更变之”。地方官一律改委北人。又令“江表依内州责户籍”，对乡里基层组织也按北方的编制进行整顿。这些措施皆“尚关中旧意”。在陈亡后短时期内推行，且十分严厉，表现出明显的“关中本位”凭借关陇武力以镇四方的意图。
六朝割据江南已整整四百年，南北对峙，南人骂北人为“索虏”，北人辱南人为“岛夷”，大江南北并非同质的统一社会，各方面的差异都很大。大隋朝必须在消弥分歧的政治与文化的背景下建立新的统一，这是一件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事业。简单粗暴的高压政策无济于事，并不能安定江南政局。
武力征服之余，杨坚也不是没有试图利用当时南方民众已普遍接受的佛教来消弭南北地域在社会心理、文化风俗上的差异。他“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释史亦云：“隋高廓清百越，文轨大同，开皇十年，敕僚庶等有乐出家者并听。”但杨坚虽以复兴、护持佛教自许，却把佛教——尤其是南方佛门严格置于皇权之下。开皇十年正月十六日，文帝修书告诫南方佛门头面人物天台大师：“大师既已离世纲，修己化人，必希奖进僧伍，固守禁戒，使见者钦服，闻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为出家之业，若身从道服，心染俗尘，非直含生之类，无所归依，仰恐妙法之门更来谤渎。宜相劝励，以同朕心。”以此责令天台大师认清形势，不要与新朝作对，而应转变立场，与朝廷保持一致。
原本这些话是不需要他说的，因为前者萧逸风就曾代表杨广为南方佛门许下了这个诺，杨坚如果按当时萧逸风许诺的做，南方佛门恐怕已经安定下来了。
但是，杨坚对陈境林立的佛寺却采取了严厉措施，释史有云：“隋朝克定江表，宪令惟新，一州之内，止置佛寺二所。数外伽蓝，皆从屏废。”杨坚在北方营造经像，任听出家，对南方佛寺却加以限制，这明显地表现出其对南方教派的歧视。天台大师给杨广的信中也诉说南方佛寺被毁情形曰：“伏见使人赍符，坏诸空寺。若如即日所睹，全亡兴破，及有僧无僧，毁除不少”。
杨坚还试图在江南推行教化，他让宰相苏威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所谓五教，乃“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容是儒家的纲常伦理，开皇九年杨坚曾对李德林说：“朕方以孝理天下，故作五教以弘之。”杨坚三教并重，倡导礼治孝道，是想恢复汉帝国的王统。但是，其在推行过程中，隋官吏“以烦鄙之辞”ling辱南人，把他们看成是不识礼义的野蛮人，至“士民嗟怨”。因措置不当，“适足滋扰”，终于激起南人反叛。
开皇十年十一月，陈亡后不足两年，一场反隋叛乱在旧陈全境全面爆发。
“是月婺州人汪文进、会稽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立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棱、饶州吴代华、永嘉沈孝彻、泉州王国庆、余杭杨宝英、交趾李春等皆自称都督，攻陷州县”。他们“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表现了对隋歧视性高压政策的极端仇恨。参加叛乱者包括江南社会各阶层，既有世家旧族，也有酋豪洞主。值得注意的是“乐安蔡道人”，显然是江南宗教势力的代表，会稽高智慧从姓名看似乎也与佛教有关。而乐安（今浙江仙居县）地方更靠近天台山，浙东沿海一带民众有广泛的宗教信仰，又具有反抗传统（无风注解一下：此前有东晋时孙恩以天师道，后有北宋时方腊以摩尼教，都成功地组织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于是，开皇十年，江南尽叛，这一地区也最为严重。一时“寇贼交横，寺塔烧尽”。
为平定叛乱，隋帝杨坚令内史令杨素为行军总管，调集大军前往镇压，“军民事务，一以委之”。同时调并州总管晋王杨广代替秦王杨俊为扬州总管，坐镇江都。杨素首先集中了仍然滞留江南的昭玄院高僧名道，然后把兵锋指向三吴、浙东地区，各个击破，由于有昭玄院的高手压阵，发挥出战斗力的大隋正规军很快平定高智慧等。
萧逸风父子这次乃是一同随杨广至江都上任的。但他们父子两人对于带兵打仗或者说运筹帷幄这一方面并不出众。幸好杨广自己毕竟是多年掌兵之人，指挥水平就算说不上多高，也还算能凑合一下。一到江都，立即下达命令派郭衍“领精锐万人先屯京口”，然后向西进兵皖南“黟，歙诸洞，尽灭叛军”。晋王府参军段达也率军一万平定方、滁二州，又破汪文进于宣州，有力地配合了杨素的军事行动，使杨素很快得胜回朝复命。
杨广坐镇江都虽没有直接领兵打仗，但他在萧逸风父子的建议之下，以攻心战术成功地招抚了大批叛者。如吴郡世族陆知命，在三吴地区人望极高，杨广采纳萧玚的计策，延请他出面晓谕叛者，使十七城叛者纳城迎降。
那位先前提到的岭南俚族酋领洗夫人，见到陈叔宝给她写的信和她先前献给陈后主的扶南犀杖作为信物的时候，大哭了一场之后。岭南便随之兵不血刃归降了隋朝。当江南尽叛时，番禺人王仲宣也举起反隋大旗，岭南土著包括洗夫人的子侄也纷起响应，夫人不顾高龄再次出面晓谕四方，使岭南地方很快安定下来，这使杨广甚至是杨坚看到了怀柔政策的巨大成效。
杨广移镇扬州，任务是“管淮海之地，化吴、会之民”。但如何施以恩惠，感化旧陈民众，调和南北人士的感情，以促进文化合流，巩固统一局面，则是比军事征服更复杂的问题。
首先，必须改变先前的以胜利者自居而鄙夷南人的态度。这一点杨广一开始就与一般关陇贵胄不同。他自小就“好学，善属文”，作文时刻意模仿由南朝入周的庾信的文体。更不用说他的王妃萧玥乃梁昭明太子萧统的玄孙女，而萧逸风父子则更是杨广目前的力助了。
今年的杨广才二十二岁，也极想在江南成就一番事业，来到江南之初，即对原先的关中本位高压政策进行了很大调整，“息武兴文，方应光显”，开始广泛收纳江南人士。
早在灭陈之时，杨广就听从了萧玚的建议，竭力招引江南才士，如会稽虞绰、吴郡潘徽等。河东柳顾言原为西梁侍中，梁废后转入晋王府咨议参军，由于他熟悉江南士林，杨广就让他广泛招引旧陈才俊。柳顾言招到著名学子百余人，皆充晋王府文学之用，其中丹阳诸葛颖清辩有文才，杨广引为王室记室。会稽虞世基、虞世南兄弟，才华更著，“时人方为二陆”，也被杨广罗致。琅琊王胄兄弟虽政治地位不如往昔，杨广也“引为学士”。
后来释家史料也记“隋开皇十年，炀帝镇于扬越，广搜英异，江表文记，悉点收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杨广还赞助潘徽等江南诸儒编成《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对江南士人崇尚的礼仪文化表示尊重。为了更好地交际江南人士，杨广效法东晋名相王导，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吴语。这些举动，大大缓和了南人对隋朝的敌对情绪。
杨广生长在佛教之家，当然不会不懂得佛教劝善化民资助王化的政治功用。同样，佛教的兴盛也离不开人间帝王的支持，所以历代都有不少高僧主动向皇帝靠扰。
及移镇扬州，杨广听了萧逸风的积极“怂恿”，更以江南佛教的最大护法者自许，他在江都宣称：近年奉诏专征，吊民伐罪，江东混一，海内又宁，塔安其堵，市不易业。……而亡殷顽民不惭怀土，有苗恃险敢恣螳螂，横使寺塔焚烧，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僧众无依，实可伤叹。
一句话就把江南佛塔被毁的责任推到叛乱分子身上，其意即是表示江南佛教是需要他的支持的。杨广既然要利用宗教收揽人心，江南佛教界的头面人物、天台山寺的天台大师自然成了他要拉拢的首要目标。
开皇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受命坐镇江都的秦王杨俊首先向天台大师致书，存问“道体何如”。开皇十年正月十六日隋文帝又致书“敬问”。同年五月十九日，秦王杨俊再致书并“奉施沈香”，延请天台大师前往江都。但智顗因杨坚的重北轻南态度而心存观望，婉言拒曰：“虽欲相见，终恐缘差。”
杨广移镇江都，很快派萧逸风“往彼延屈”，给智顗送来《初迎书》：“希能轻举以沃虚襟，伫望来仪不乖眷意”。迎书自称“弟子杨广和南”，尊智顗为师，言辞十分诚恳。杨广还命有司修葺禅众寺以供智顗暂住，而“愿忘怀受施”，竭诚尽敬迎智顗来江都。
但智顗见杨坚并无改变动向之意，也未见杨广有何实际举动，于是仍求躲避，他推说“初陈寡德”，辞不敢当，“次让名僧”，推诿不赴，“后举同学”，以他人自代。杨广则再三恳请，执弟子礼甚恭，智顗“三辞不免”，最后在萧逸风威逼利诱简直手段用尽之后，他终于勉强答应前往江都。
行前，智顗“仍求四愿”，提出了四项前提条件。其一为“愿勿以禅法见期”，即请晋王不要期望过高，不要指望传授禅法。其二称“虽欲自慎，终恐朴直忤人，愿不责其规矩”，允许保有自己独立的个性人格。“三微欲传灯以报法恩，若身当戒范应要去就，……若通法愿许为法，勿嫌轻重”。这是为自己传佛法而不阿世敬请谅解。四曰：“三十年水石之间因以成性。……若丘壑念起，愿放其饮啄以卒残生。”这句更干脆，根本就是声明自己此去应有来去自由——他虽然修为了得，但杨广此刻身边拥有的昭玄院高手们若真要强行留人，也不是办不到的。“四愿”言辞柔中有刚，表明智顗对隋朝上层的迟疑观望，力图跟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这当然是萧逸风父子和杨广不希望见到的，但是此刻，他们不得不把这一切都先忍耐下来。
杨广时“方希净戒，故妙愿唯诺，一一允诺”。于是，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江都城内总管府金城殿设千僧会，隆重迎谒了智顗。会上智顗为杨广授菩萨戒，杨广自称“弟子所以虔诚遥注，命楫远迎，每虑缘差。值诸留难，亦即圣上心路豁然，乃披云雾，即销烦恼”，十分恭敬地拜智顗为师。戒毕智顗为杨广取法名曰“总持菩萨”，杨广则奉智顗为“智者大师”，且“奉送供给隆重转倍于前”。这年杨广二十三岁，智顗已五十四岁，他们名义上的师徒关系就此确立。
原本萧逸风以为，既然有了这层关系，日后就一切好说话，南方佛门的势力被杨广这一派掌握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是，事情真的这么一帆风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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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杨坚口喻中说让杨广坐镇建康，但实际上，杨广最终上任的地方却是江都，官名也不是先前所说的江南道行台尚书令，而是扬州总管。这显然是觉得江南道行台尚书令这个职位一旦产生，职权实在太大，若承袭下去，一旦天下动荡，江南实在有再次分裂的可能。
杨广之所以在江都上任，是因为当初拿下陈国之后，杨坚便任命第三子秦王杨俊为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筑江都新城，将六朝故都的建康城夷为平地，做“平荡耕垦”之举。既然城都没了，杨广自然也不可能去那里，不然的话，难道在田里办公？四月壬戌，杨坚又颁布诏书，令吴越之野的“戎旅军器，皆宜停置”，“人间甲仗，悉皆除毁”。为加强控制，在江南置八个总管府，任关陇人士为总管。陈境原有郡县进行省并，“牧民者尽更变之”。地方官一律改委北人。又令“江表依内州责户籍”，对乡里基层组织也按北方的编制进行整顿。这些措施皆“尚关中旧意”。在陈亡后短时期内推行，且十分严厉，表现出明显的“关中本位”凭借关陇武力以镇四方的意图。
六朝割据江南已整整四百年，南北对峙，南人骂北人为“索虏”，北人辱南人为“岛夷”，大江南北并非同质的统一社会，各方面的差异都很大。大隋朝必须在消弥分歧的政治与文化的背景下建立新的统一，这是一件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事业。简单粗暴的高压政策无济于事，并不能安定江南政局。
武力征服之余，杨坚也不是没有试图利用当时南方民众已普遍接受的佛教来消弭南北地域在社会心理、文化风俗上的差异。他“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释史亦云：“隋高廓清百越，文轨大同，开皇十年，敕僚庶等有乐出家者并听。”但杨坚虽以复兴、护持佛教自许，却把佛教——尤其是南方佛门严格置于皇权之下。开皇十年正月十六日，文帝修书告诫南方佛门头面人物天台大师：“大师既已离世纲，修己化人，必希奖进僧伍，固守禁戒，使见者钦服，闻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为出家之业，若身从道服，心染俗尘，非直含生之类，无所归依，仰恐妙法之门更来谤渎。宜相劝励，以同朕心。”以此责令天台大师认清形势，不要与新朝作对，而应转变立场，与朝廷保持一致。
原本这些话是不需要他说的，因为前者萧逸风就曾代表杨广为南方佛门许下了这个诺，杨坚如果按当时萧逸风许诺的做，南方佛门恐怕已经安定下来了。
但是，杨坚对陈境林立的佛寺却采取了严厉措施，释史有云：“隋朝克定江表，宪令惟新，一州之内，止置佛寺二所。数外伽蓝，皆从屏废。”杨坚在北方营造经像，任听出家，对南方佛寺却加以限制，这明显地表现出其对南方教派的歧视。天台大师给杨广的信中也诉说南方佛寺被毁情形曰：“伏见使人赍符，坏诸空寺。若如即日所睹，全亡兴破，及有僧无僧，毁除不少”。
杨坚还试图在江南推行教化，他让宰相苏威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所谓五教，乃“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容是儒家的纲常伦理，开皇九年杨坚曾对李德林说：“朕方以孝理天下，故作五教以弘之。”杨坚三教并重，倡导礼治孝道，是想恢复汉帝国的王统。但是，其在推行过程中，隋官吏“以烦鄙之辞”ling辱南人，把他们看成是不识礼义的野蛮人，至“士民嗟怨”。因措置不当，“适足滋扰”，终于激起南人反叛。
开皇十年十一月，陈亡后不足两年，一场反隋叛乱在旧陈全境全面爆发。
“是月婺州人汪文进、会稽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立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棱、饶州吴代华、永嘉沈孝彻、泉州王国庆、余杭杨宝英、交趾李春等皆自称都督，攻陷州县”。他们“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表现了对隋歧视性高压政策的极端仇恨。参加叛乱者包括江南社会各阶层，既有世家旧族，也有酋豪洞主。值得注意的是“乐安蔡道人”，显然是江南宗教势力的代表，会稽高智慧从姓名看似乎也与佛教有关。而乐安（今浙江仙居县）地方更靠近天台山，浙东沿海一带民众有广泛的宗教信仰，又具有反抗传统（无风注解一下：此前有东晋时孙恩以天师道，后有北宋时方腊以摩尼教，都成功地组织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于是，开皇十年，江南尽叛，这一地区也最为严重。一时“寇贼交横，寺塔烧尽”。
为平定叛乱，隋帝杨坚令内史令杨素为行军总管，调集大军前往镇压，“军民事务，一以委之”。同时调并州总管晋王杨广代替秦王杨俊为扬州总管，坐镇江都。杨素首先集中了仍然滞留江南的昭玄院高僧名道，然后把兵锋指向三吴、浙东地区，各个击破，由于有昭玄院的高手压阵，发挥出战斗力的大隋正规军很快平定高智慧等。
萧逸风父子这次乃是一同随杨广至江都上任的。但他们父子两人对于带兵打仗或者说运筹帷幄这一方面并不出众。幸好杨广自己毕竟是多年掌兵之人，指挥水平就算说不上多高，也还算能凑合一下。一到江都，立即下达命令派郭衍“领精锐万人先屯京口”，然后向西进兵皖南“黟，歙诸洞，尽灭叛军”。晋王府参军段达也率军一万平定方、滁二州，又破汪文进于宣州，有力地配合了杨素的军事行动，使杨素很快得胜回朝复命。
杨广坐镇江都虽没有直接领兵打仗，但他在萧逸风父子的建议之下，以攻心战术成功地招抚了大批叛者。如吴郡世族陆知命，在三吴地区人望极高，杨广采纳萧玚的计策，延请他出面晓谕叛者，使十七城叛者纳城迎降。
那位先前提到的岭南俚族酋领洗夫人，见到陈叔宝给她写的信和她先前献给陈后主的扶南犀杖作为信物的时候，大哭了一场之后。岭南便随之兵不血刃归降了隋朝。当江南尽叛时，番禺人王仲宣也举起反隋大旗，岭南土著包括洗夫人的子侄也纷起响应，夫人不顾高龄再次出面晓谕四方，使岭南地方很快安定下来，这使杨广甚至是杨坚看到了怀柔政策的巨大成效。
杨广移镇扬州，任务是“管淮海之地，化吴、会之民”。但如何施以恩惠，感化旧陈民众，调和南北人士的感情，以促进文化合流，巩固统一局面，则是比军事征服更复杂的问题。
首先，必须改变先前的以胜利者自居而鄙夷南人的态度。这一点杨广一开始就与一般关陇贵胄不同。他自小就“好学，善属文”，作文时刻意模仿由南朝入周的庾信的文体。更不用说他的王妃萧玥乃梁昭明太子萧统的玄孙女，而萧逸风父子则更是杨广目前的力助了。
今年的杨广才二十二岁，也极想在江南成就一番事业，来到江南之初，即对原先的关中本位高压政策进行了很大调整，“息武兴文，方应光显”，开始广泛收纳江南人士。
早在灭陈之时，杨广就听从了萧玚的建议，竭力招引江南才士，如会稽虞绰、吴郡潘徽等。河东柳顾言原为西梁侍中，梁废后转入晋王府咨议参军，由于他熟悉江南士林，杨广就让他广泛招引旧陈才俊。柳顾言招到著名学子百余人，皆充晋王府文学之用，其中丹阳诸葛颖清辩有文才，杨广引为王室记室。会稽虞世基、虞世南兄弟，才华更著，“时人方为二陆”，也被杨广罗致。琅琊王胄兄弟虽政治地位不如往昔，杨广也“引为学士”。
后来释家史料也记“隋开皇十年，炀帝镇于扬越，广搜英异，江表文记，悉点收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杨广还赞助潘徽等江南诸儒编成《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对江南士人崇尚的礼仪文化表示尊重。为了更好地交际江南人士，杨广效法东晋名相王导，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吴语。这些举动，大大缓和了南人对隋朝的敌对情绪。
杨广生长在佛教之家，当然不会不懂得佛教劝善化民资助王化的政治功用。同样，佛教的兴盛也离不开人间帝王的支持，所以历代都有不少高僧主动向皇帝靠扰。
及移镇扬州，杨广听了萧逸风的积极“怂恿”，更以江南佛教的最大护法者自许，他在江都宣称：近年奉诏专征，吊民伐罪，江东混一，海内又宁，塔安其堵，市不易业。……而亡殷顽民不惭怀土，有苗恃险敢恣螳螂，横使寺塔焚烧，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僧众无依，实可伤叹。
一句话就把江南佛塔被毁的责任推到叛乱分子身上，其意即是表示江南佛教是需要他的支持的。杨广既然要利用宗教收揽人心，江南佛教界的头面人物、天台山寺的天台大师自然成了他要拉拢的首要目标。
开皇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受命坐镇江都的秦王杨俊首先向天台大师致书，存问“道体何如”。开皇十年正月十六日隋文帝又致书“敬问”。同年五月十九日，秦王杨俊再致书并“奉施沈香”，延请天台大师前往江都。但智顗因杨坚的重北轻南态度而心存观望，婉言拒曰：“虽欲相见，终恐缘差。”
杨广移镇江都，很快派萧逸风“往彼延屈”，给智顗送来《初迎书》：“希能轻举以沃虚襟，伫望来仪不乖眷意”。迎书自称“弟子杨广和南”，尊智顗为师，言辞十分诚恳。杨广还命有司修葺禅众寺以供智顗暂住，而“愿忘怀受施”，竭诚尽敬迎智顗来江都。
但智顗见杨坚并无改变动向之意，也未见杨广有何实际举动，于是仍求躲避，他推说“初陈寡德”，辞不敢当，“次让名僧”，推诿不赴，“后举同学”，以他人自代。杨广则再三恳请，执弟子礼甚恭，智顗“三辞不免”，最后在萧逸风威逼利诱简直手段用尽之后，他终于勉强答应前往江都。
行前，智顗“仍求四愿”，提出了四项前提条件。其一为“愿勿以禅法见期”，即请晋王不要期望过高，不要指望传授禅法。其二称“虽欲自慎，终恐朴直忤人，愿不责其规矩”，允许保有自己独立的个性人格。“三微欲传灯以报法恩，若身当戒范应要去就，……若通法愿许为法，勿嫌轻重”。这是为自己传佛法而不阿世敬请谅解。四曰：“三十年水石之间因以成性。……若丘壑念起，愿放其饮啄以卒残生。”这句更干脆，根本就是声明自己此去应有来去自由——他虽然修为了得，但杨广此刻身边拥有的昭玄院高手们若真要强行留人，也不是办不到的。“四愿”言辞柔中有刚，表明智顗对隋朝上层的迟疑观望，力图跟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这当然是萧逸风父子和杨广不希望见到的，但是此刻，他们不得不把这一切都先忍耐下来。
杨广时“方希净戒，故妙愿唯诺，一一允诺”。于是，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江都城内总管府金城殿设千僧会，隆重迎谒了智顗。会上智顗为杨广授菩萨戒，杨广自称“弟子所以虔诚遥注，命楫远迎，每虑缘差。值诸留难，亦即圣上心路豁然，乃披云雾，即销烦恼”，十分恭敬地拜智顗为师。戒毕智顗为杨广取法名曰“总持菩萨”，杨广则奉智顗为“智者大师”，且“奉送供给隆重转倍于前”。这年杨广二十三岁，智顗已五十四岁，他们名义上的师徒关系就此确立。
原本萧逸风以为，既然有了这层关系，日后就一切好说话，南方佛门的势力被杨广这一派掌握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是，事情真的这么一帆风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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