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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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暑假,虽说单位接收了我的派遣证,但却没有告知何日才能上班,只说还要等等等。也不知要等多久,我便到哥哥所在的城市去玩,正好听说附近有家中外合资的工厂准备开业,颇觉新奇,便吵着哥哥帮我报了名,一边在工厂做事,一边等通知。近来闲着无事,便时常想起那段仿佛已经很遥远的岁月了。

    工厂就在离繁华的街道只有几十米远的地方。报到的那天,是哥哥带我去的,我们一人骑一辆自行车,我双眼不离地紧盯着哥哥的背影,唯恐一眨眼哥哥就不见了。骑了没多久,哥哥在一个院子门前停了下来,说到了,让我一个人进去。我放慢了脚步,看到高大的门柱上镶嵌着灰白色的大理石,两扇崭新的大铁门敞开着,两边还各有一扇小铁门,是关着的。有人在陆续地往里走,整个厂区像是一个放大的“几”字形。迎面是两排长长的用泥石砌成的花坛,里面栽种着四季青。花坛中间的水泥地面的尽头,是一排平房,进去的人都聚在门前,我也朝那里走去。

    几个嫂子模样的人,站在一起说笑着,嗓门很大,时不时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还有一大群天真朴实的少女们,三五成群地说说笑笑,一脸的兴奋之情。看着这些即将成为同事的姐妹,我凭空对她们升起一种亲切之感,仿佛认识很久似的。

    一个身材很矮的青年人,手上拿着一叠纸从平房里走出来,往里指着说:“大家都站到里面去,我要开始点名了,来的人说声‘到’就行了。”我随着人群走到里面,意外地看见几个男孩坐在椅子上,我还以为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呢。那青年人说完开始点名,那情景很像是坐在教室里让新来的老师认识他的学生。名字点完了,青年人接着说:“我手里拿的是厂规,每人一份,大家回去后,要把它们都背下来,明天上班后要检查的。”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纸传开,还望着那几个嫂子笑着说:“你们这些老厂的嫂子也一样,这次请了福州的人来管理,听说是很严历的,那就不比从前了。”嫂子们听了,纷纷议论起来。青年人又和她们说笑了几句,见每人都拿到了一份厂规,便说:“大家可以回去了,明天八点钟上班。”

    第二天,所有的人集合在厂房的三楼,车间很宽敞明亮,我和光明坐在一起,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同事,有一对令人羡慕不已的乌黑的长辫子。检查厂规的是个中等身材的年青人,说一口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听嫂子们说,他叫韩星。韩星拿着一张厂规,抽其中的几条让我们用普通话背出来。一个接一个,回答对的可以下班,回答不出来的重头再来,听着各式各样的普通话,我们在旁边暗自偷笑。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光明都是坐在一起,分车间时,我们也分在了同一个车间,仍是坐在一起。管理我们车间的是一个女的,名字不记得了,只记得大家都喊她黄小姐。黄小姐长得不是很漂亮,但为人极是和气,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十分温柔,一口普通话比韩星的好听得多。她负责为我们讲解基本的操作知识。过了不久,另外两个年轻人接替了韩星和黄小姐,管理我们的是凌雨。

    凌雨的身材很高,油黑的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嗓音粗哑。他人高腿长,微微有些罗圈腿,走起路来总是一副十万火急的样子,再加上腿还没动,上身已先行半步的姿态,使人看了总是想笑。凌雨的管理比起韩星来更令人“寒心”厂规里有一条:不许车间里有串岗和说笑的行为。我们这群年少好动的员工,当凌雨在车间里,每个人看上去还都是规规距距的样子,凌雨一走,立马就有人叽叽喳喳的,像一群不甘寂寞的小鸟,还相互走动。坐在最排的员工顺带放哨,看见凌雨快要进来时,赶快咳嗽一声,串岗的人一遛烟地就回到了原位上,吵闹的车间,一眨眼就哑雀无声。

    也有措手不及被凌雨发现的时候,他立刻就会扯着嗓子一连声地喊道:“集合集合,赶快赶快,站成三排,赶快。”喊叫声就像发怒的海水,一浪高过一浪。等我们站好了,他就唏哩哗啦地训斥起来,和韩星同样的普通话更是令人难懂。有一次,他说我们是一群分子,令我们摸不着头脑,你望我,我望你,谁也没听懂。过了几天才知道,他说的不是“分子”而是疯子。更令人难忘的,还是那次全车间的人在太阳底下罚站。有个同事实在是支撑不住,要不是被身边的人手疾眼快地扶住,早就叭在了地上,有些人愤愤不平,带头回了车间,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凌雨来后不久,接替了全厂的管理,成效还是有的,但随着权力的上升,精采纷呈的事情也接踵而来。他把全体的员工集合在厂区里,各各车间站在一起,整齐地站成一排排,进行些立正、稍息、左右转、原地踏步等等的训练。有些姿势和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不同,有人戏称为“国民党的式样”那场面也颇为壮观,吸引了不少过往的行人叭在铁门上,乐不可支地观看。训练完了,还要进行分组表演,看谁做得最好。最为热闹的要算是跑步了,围着厂区跑几圈。据说是为了加强我们的体能,要每天都坚持下去,各各车间错开跑。

    我们车间的人最多,一个接一个的像一条长龙。厂区前面是一所高校,一栋男生宿舍正对着我们。每当我们跑步,宿舍的窗口就伸出许多的脑袋,一起喊着:“一、一二一,一、一二一。”就像有人出钱顾了他们,喊得甚为卖力。下班时,员工还要排队走出厂区,像放学的小学生,一个挨着一个,生怕走丢了,这时“一、一二一”的喊声又会再次响起。

    春风得意的凌雨把女朋友--雪云也带了来,管理我们车间。雪云长得倒是文静秀美,但她和凌雨像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不许我们说话,还不许我们笑,违规者,把名字写在黑板上,还要扫厕所,拖地板。我们小心翼翼地不想金榜题芳名,受罚者也就寥寥无几。雪云无所事事,时常双手抱在胸前,伴着高跟鞋尖利的吧嗒吧嗒声,一副女王巡视的神态,在车间里走来走去,像一根被风吹佛的杨柳。

    不甘沉寂的我们,在紧张压抑的劳动中,也能制造出不少的笑声。车间里有一种白色的双面胶带,也不知是谁独出心裁地用它粘贴成“王八”字样,悄无声息地贴在某个人衣服的下摆,当她站起身来走动时“王八”也随之摆动起来,十分的惹人注目。车间里就会轰然响起一片笑声,走的人不知笑什么,回过头来看见大家笑,自己也跟着笑,我们见她笑,越发笑得不可收拾。就这样“王八”很快就流行开来,谁都有被贴的可能,有时防不胜防,背上背着个“王八”在车间里招摇过市。

    好景不长,凌雨带着雪云走了,接替他们的是原老厂的厂长,有人欢欣鼓舞,有人大失所望。又过了不久,厂里换了一位头头,和我不但是同乡,还住在我哥的隔壁。其它的一切还是一如既往,唯一不同的是厂里的食堂被二胡承包了下来,听说他是头头的远房亲戚。

    二胡大概是姓胡,排行老二,如是就喊他二胡。他倒像是一把只见拉,不见响的二胡。他对前去吃饭的员工都是满脸的笑迎,但吃的人还是越来越少。有一回,只有我们几个人在吃饭,不知是碗什么汤,只见些蛋花在上面飘着,一个同事拿着筷子在汤里晃了两晃,笑着小声说道:“只有拿网来,我看还能吃上两口。”二胡知道新来的头头和我哥是邻居,在厂里每每看见我,总是笑容满面,客客气气,好像我也是领导。

    食堂旁边有间房子,是眼镜和女朋友住的。听人说:眼镜是在新疆长大的,也说一口普通话,戴着眼镜,别人干脆叫他眼镜,真名倒不记得了。眼镜长得很瘦,对穿着又不是很讲究,裤腰像捆稻草似的,胡乱捆在腰上,又像是没有屁股,走起路来,裤子只管荡来荡去。眼镜的女朋友也有些近视,但很少戴眼镜,一不小心做错了什么,哪怕是芝麻大的事,眼镜也会皱着眉头,没完没了地用手指着,说:“你看,你看你真是”那喋喋不休的样子,很像电视剧里勾心斗角的姨娘们。

    车间里有个嫂子,长得矮矮胖胖的,走路微带“八”字,每走一步,脚后跟像是使劲地往上一提似的,给人一种一走一闪的感觉。说话的声音像是从破琴里发出的,还说得又急又快,生怕被人抢去似的,特别喜欢对人评头论足,大有宋世雄之风,全车间的人没有不被她评论的。

    和我们坐在一起的鸿艳,最是活泼大方。有一次到江边放风筝,我们几个坐在草地上,她一个人在旁边,边跑边放风筝。江边有般小货轮开了过来,船边站着两个年轻人,朝我们这边张望。我们笑着对鸿艳喊道:“鸿艳,那两个人在看你呢。”鸿艳接口就大声喊着:“嘿,哥们,我在这呢。”边跑边挥着一只手,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有人说鸿艳还会看手相,我们争着伸出手,她被缠不过,拿起手来,像模像样地说东道西。听她说,她家里原有一本这方面的书,是她父亲看的,她偷偷地看了一些。我曾笑她,将来要是厂里呆不下去了,她也不用愁没了饭碗,只要带上一个小板凳,往街头一坐,准保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同事中,小玲最是讨人喜欢。高挑的身材,娇好的容貌,还有见人一脸的笑。她进厂比我晚些,但一进来就和我们坐一起。我们俩人喜欢在街上闲逛,饱饱眼福,有些东西是买不起,有些东西还是买得起的。我们俩人逛街,十回有九回嘴巴是没闲着的,就像是为了吃才特意上街的。那时,都怕长胖,也不知怎的,一吃起来就顾不上计较了,唯恐长不胖似的。我一个人在街上原是不吃东西,有小玲陪着,也就无所谓了。我们买吃的东西是从不分开付帐的,她买这,我就买那,一式两份,吃完了还说:“再吃点吧。”就像满街的东西都是有人免费请我们吃的。

    第二年,我接到通知上班去了。当年的那群黄毛丫头,后来很少见到,想必都早已是为人妻为人母了,也不知生活是非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