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陶渊明及其归隐对后世士子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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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节先生陶渊明用他一生的选择，探索和成就了自己与后世中国文化人的一种意境，一种选择和一座宫殿，他的人生成就了他的诗作，他的诗作成就了他的超脱；而他的超脱成就了中国历代世子的一种文化人格的特殊定位，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华文化定位、人格定位中，到底有多少是他的指导、他的导入、他的归隐情节的由来，境况和他对后世的影响是我们任何一位古文爱好者都不可忽视的一节。
东晋建立以后一百多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史、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了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诗人都以玄远超迈、淡泊中和来潇洒一番，但实际上却难以实现。陶渊明的出现，使得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陶诗沿着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了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诗歌所能达到的一种高度。同时，陶渊明又是诗坛上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的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所能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诗歌题材。他的清新高洁，洒脱恬淡，质朴率真，淳厚善良，以及他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这个“巢”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得以休息与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引发了我们对陶渊明自身的精神魅力，人格风采，诗歌艺术的追寻探索。
一千多年以来，陶渊明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田园诗人，是一个我行我素、自得机趣的隐者。他的问题可牵涉政治、文学、哲学等几大学科，但就浅显而言，最能展现其个人风采的莫过于其归隐的原因，归隐后的状况及他的归隐对后代世子的人格和价值取向的影响，本文就此几点，对陶渊明进行浅白的赏析。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个时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不断选择。隐时欲仕、仕时欲隐，心情很是矛盾，可以为：陶渊明的归隐之路是从他“一心处两端”的“五隐五仕”中初见端倪。而至彭泽令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时定型。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陶渊明在入仕与出世之间徘徊良久之后最终选择归隐之路呢？
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两度出仕以后，隐居在家的陶渊明写下了决心躬耕陇田为志的咏怀诗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途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馀善。寒草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卿为陇亩民。1
自论者言及陶渊明的归隐原因，通常多是从作者的干劲受挫“猛志”难逞的角度加以解释，而对陶渊明居贫背景和心态与放弃“先师有遗训”的关系以及本质性情，却仿佛往往很少顾及。陶渊明觉得，孔子所忧之道，自己难以企及，那么，勤勉躬耕，不避饥馁总是可以办到的。这里之所以特别关注春怀古田舍二首，就是因为他的这两首诗第一次较为清楚的表现出一种因应未来生活的心理准备与角度意识。此时，陶渊明虽已涉足农事，但却尚未经历劳苦的艰辛，生活亦未完全陷入困境，然而，瞻望未来，陶渊明在意识里将自己设定在隐者长沮，桀溺“躬耕生活”的向往，我们完全有把握肯定，陶渊明此时对未来角色的断定与估计并不是一时冲动，他最终的归隐，是一个漫长选择的结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的选择不但不是对他理想和志向的否定，反而成为他实现人生理想的一重要组成部分。
在孔子“忧道不忧贫”的语境中“道”的涵义自来儒生解释非一，但几无异意的是，其根本着眼点在于治平理想与邦国大事。
对儒家的治平之道和“大济苍生”的理想，应当说陶渊明并非全不在意。在事实上，陶渊明的内心一直蛰伏着一种世俗的愿望（或者叫做渴望），这种愿望尤其在陶渊明中年以后部分诗作中屡有言及：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杂诗（其五）
少时壮且历，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拟古（其九）
但这种少年特有的豪侠英迈之气准确的说只是保存在作者的记忆与幻想中，从情感属性来看，它们更多是属于少年意气和个人想象中的东西，实际上，他一生在用事求进方面始终抱着相当现实的态度，因为他十分清楚，在一个以门户地望为好尚的社会里，以他自己乏可称述的位望，想要在事业上有所建树，这是千难万难之事，虽然他也在命子一诗中也曾津津乐道于曾祖的誉绩，但这只是亲历家道偃骞之后一颗失意的心灵在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就其一生的行迹而言，客观的说，在他心中从未真正形成建公立业的强烈感情，为官五年仅据佐吏之类的低职的经历更进一步强化了他对仕途的疏离心态，他数度出仕，从根本上说，主要目的恐怕还是为了生计，这也就是他在为宦期间的全部诗作少了无用世之意而充满了仕途倦意的重要原因吧！
其次，从深层原因来考察，陶渊明在生活中所作所为，并不是简单地受着某种观念的支配，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谈及辞官归家的原因时说：“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耶？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正是这个“性”支配着他，他讲的“性”就是“自然”这里可以看出陶渊明深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在玄学家看来，人常认性为情之本，情为性之末，性为静，情为动，性动而为情。简言之，情是由性决定的。田园生活在客观上为他提供了一种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他可以找到与自己自然之性相适应的生活，能让自己的自然之性得以自然的展开，在精神上获得自由解放。饮酒二十首其七云：“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凹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得此生”就是得到“真意”就是实现自己的自然之性，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他的归隐，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质性自然，性分所至。”（2）
浅显的分析了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后，我们再来看他的归隐状态。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隐士：“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特例就在陶渊明。为更精准的看清他隐居的特性，我们可将陶渊明与亦官亦隐的王维作一番比较。
王维亦官亦隐，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才华出众，少副盛名，又因政治失意而消极遁世，但他又始终与封建统治阶级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接受朝廷的俸禄，自幼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消极遁世又明哲保身，长期隐居于乡村别墅，但他又极为依恋庙堂生活，是为了走上“终南捷径”的归隐。（当然，这种思想多多少少受了前辈陶渊明一定的影响，这在后文中提到）。这与陶渊明在贫困中归隐而数征不起形成了很大的差异。
对归隐的不同态度来源他们对人生看法的种种不同及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差异，但恰恰就是这种不同态度，使得他们对待田园山水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差异，从而直接导致他们在诗歌思想内涵上的不同。
以王维的描写农村景色和农村生活的名篇渭川田家为例，原文为：
斜光照圩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香，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间语依依。既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3
夕阳夕下，农人归家，大自然与村庄形成一种对照，对应性的和谐恬静之美。王维看着这如诗如画的乡村晚景，便不禁羡慕起农村的闲适之美。田园风光便成了他笔下的一个欣赏对象而已。以欣赏的眼光站在田园之隅，没有切实的农村生活的体验，只看得见田园之乐，而无感于田园之苦，他无感于“四海无闲田，农夫尤饿死”的悲凉，只是携取静谧的景致而心向往之。所以，此文虽是一首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好诗，意境深远，极富美学价值，但其中的消极与无为的佛老思想以及驾空的乡村图片却是感动文人、而忘乎百姓的。与王维不同的是，陶渊明的田园诗有部分作品却显示者重与躬耕生活的体验，这是陶渊明田园诗最有特点的一部分，也是他诗歌最为精彩和千百年来使他一直保持着田园诗圣祖的根本原因所在。
诗经中有农事诗，那是农夫们一边劳动一边歌唱，至于士大夫亲身躬耕，并写出农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位，而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及自己劳动生活的亦不多见，归园田居其三是这方面的代表：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个从仕途归隐田园的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情实景生动逼真，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含着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
陶渊明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诗中写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后回家休息得到的快慰，都极为真切“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写出了农民普遍的感受；“四肢诚乃疲，庶无异患干”（4）写出了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陶渊明的田园诗也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如归园田居第一首而言，把进入官场比做“误落尘网”和“久在樊笼”突出了一种走入官场的懊悔之心。“羁鸟”与“池鱼”则说明他在官场中的不自在，从而向往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描写诗人在农田中干一些自认为该干的事。“方宅十余亩虚室有余闲”勾勒出一幅农缩画，流露出离开锦衣玉石的官场得到宁静的生活之趣。“久在藩笼里，复得返自然”酣畅淋漓的表达了自归田后无比喜悦的心情，与知心好友“怪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跟邻居“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此领”于是他在与子俨等疏中曾这样写道：“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曦皇上人”而他的桃花源记中则有了心中最为美好的社会与人生理念。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陶渊明从下定决心去当隐士之日起，就没有回过头，他与社会的人们交往，别人说什么都是可以，但涉及到出仕问题，他就坚决抵制。别人在赴官的路上来看望他，劝他出仕，他作与殷晋安别说：“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大有绝交之意。他与农夫交往，尽管“田夫有好怀”但若劝他出仕，他便说：“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5）“他既没有在官场生活中泯灭自我，也没有在自然田园生活中泯灭自我”（6）这就是陶渊明特殊的隐逸风度，这就是他的心态。
陶渊明的归隐，实为中国文化的里程碑。又确是中华文人的精神港湾，他的归隐无异为后代世子搭建了一个精神的草屋，与后代白居易的茅屋实乃遥相呼应，又显然高出一筹。
在陶渊明之前，无论是屈原式的以身殉国，还是阮籍、嵇康式的啸傲山林，与世抗争，最终都未能摆脱悲剧性的命运。相反，陶渊明生存策略还是比较实际的，他的清高独立的人格、他的人生道路就成为后来封建士大夫理想的人生境界，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时代来说，如封建时代的李白、高适、颜真卿、苏轼、陆游、辛弃疾等；有启蒙时代的龚自珍、谭嗣同；有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鲁迅。以阶层来看，有文人，爱国志士，有官僚，有隐士，也有革命家。
归隐并不是自陶渊明始，从长沮，桀溺到东汉的张衡，但为什么后来人说到归隐，总是习惯以陶渊明为代表呢？这恐怕又源于他的平凡性和悲壮性。他的平凡，是指他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却能出于平淡，他将庄子精神的彼岸还原到生活的现实世界，即将庄子的思想风范变成了可供人效仿的具体生活模式。所以他的生活性、通俗性缩短了庄子与常人的距离，而他的悲壮性又体现在他以舍弃物质享受为沉重代价，换取了精神方面的自由。精神自由不唯陶渊明所独钟，应该是整个魏晋风尚，他与别人不同的是，他采取的却是一种与当局者都决绝的态度，使他成为了一位清脱的精神自由的追求者，较之其他魏晋士子，陶渊明更具有一种清刚之气，劲键之骨，他不止在与统治者的完全对抗中体现了个体的崇高地位，而且还显示了一种精神对物质的高傲驶驾。
林雨堂先生曾在文章中写到；“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不期然而然地浮上我的心头”“他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在那些较为渺小的诗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是今日真正爱好人生者的模范”“以陶渊明为例，我们可以看见积极人生已丧失了愚蠢的自满心，玩世哲学已丧失了尖锐的批判性。”（7）
较之西方，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道德风范与人格涵养，如果说，西方人重视功利的话，那么中国则更重视人自身的的修养，这种传统人格。由先秦诸子肇其始端，而后，代代相续，最终形成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质，中国人崇尚气节“士可杀不可辱”同时，中国人又安静自守，无论多么沉重的痛苦，都能将其淡化、消释，而在这方面陶渊明均有其典范作用，乃至于“不为五斗米折腰”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宣。”在某些场合下成为这两种人格的代名词。
封建社会抹杀人的个性，要求臣子仰人鼻息，然而生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文人和士大夫却又相当地保持着一种桀骜不训之气，这便是后代人性泛化了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自尊。李白“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高适“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之后的愤而挂冠，紧步陶公；汪元亮“遮莫貂禅贵此身，何如柴桑漉洒巾”的保持气节，这些都可视为陶公的风范自现。
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也引起了后世广泛的共鸣，高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苏轼对陶渊明顶礼膜拜，曾作追怀陶公诗109首；政治家、诗界革命领袖黄遵宪将自己的诗集定名为人境庐诗草渊源何来？一目了然，后世仿其采菊、爱菊、寄喻南山，无非是对他冲淡胸襟的追仰。如果说，陶渊明自己没有勇气在人境中结庐，那么大多数的中国人，倒是在要境中结庐的。如果说，陶渊明是在庐山下采菊，那么，大多数的中国人，则是在红尘中“采菊”的。后世人将陶渊明作为自己的风度展示，但在实际生活中付诸实施却有种种困难，把山林隐逸贯注到现实的物欲世界中来，一面进取，一面逍遥。他们把山林隐逸的恬淡自守，调到一个合适的度，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努力保持心理的平衡，保持一种宁静与自得。具体的说，这就是进取中节制过分膨胀的欲望，万事看的淡一点。同时，要超脱，自行消释掉失败的忧伤与颓废。陶渊明那种淡泊自守的精神，赢得了朝市中形形色色人的真心赏会。那是因为，人们需要它，需要它来熨平异化社会的种种心灵创伤。他们需要这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山林隐逸精神，需要这种闲淡、潇洒，来消释掉痛苦、矫正失重的心，所以，千千万万和陶渊明性格迥异的人，一面舍不得功名事业，要在人境中结庐，一面则淡化争斗的烦扰，力图“无车马喧”陶渊明自己虽没有作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倒是让后世人真正躬行。
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在苦痛中辗转挣扎的民族，又是一个恬然自乐、安静自守的民族。中国人有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自慰精神，无论怎样大的打击？怎样深的创伤？他们都能将其淡化掉、抹平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外界再凶险，而个体的心情总是很宁静；处境再困难，总以为人生还很美好来安慰自己。中国人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都能自造出一个“而无车马喧”的极乐世界，自得其乐，乐不可支。中华民族是一个豁达的民族，是一个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有着极强忍耐力、生存力的民族，但又是一个开拓精神不足的民族。这种民族精神的形成，有庄子的思想内涵，也有陶渊明的生活风范。这种民族精神从个人品德来说，是一种高修养、高风范。而从个人心情来说，是一种高享受。它能将痛苦化为愉悦，狂燥化为恬静。但从社会的前行来说，虽然它节制了盲目的暴乱、无效的反抗，但无疑包含了一种漠视现实，不思变革的惰性。这是今天的中国人所应该深刻自省的。
靖节先生陶渊明用他一生的选择，探索和成就了自己与后世中国文化人的一种意境，一种选择和一座宫殿，他的人生成就了他的诗作，他的诗作成就了他的超脱；而他的超脱成就了中国历代世子的一种文化人格的特殊定位，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华文化定位、人格定位中，到底有多少是他的指导、他的导入、他的归隐情节的由来，境况和他对后世的影响是我们任何一位古文爱好者都不可忽视的一节。
东晋建立以后一百多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史、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了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诗人都以玄远超迈、淡泊中和来潇洒一番，但实际上却难以实现。陶渊明的出现，使得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陶诗沿着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了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诗歌所能达到的一种高度。同时，陶渊明又是诗坛上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的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所能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诗歌题材。他的清新高洁，洒脱恬淡，质朴率真，淳厚善良，以及他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这个“巢”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得以休息与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引发了我们对陶渊明自身的精神魅力，人格风采，诗歌艺术的追寻探索。
一千多年以来，陶渊明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田园诗人，是一个我行我素、自得机趣的隐者。他的问题可牵涉政治、文学、哲学等几大学科，但就浅显而言，最能展现其个人风采的莫过于其归隐的原因，归隐后的状况及他的归隐对后代世子的人格和价值取向的影响，本文就此几点，对陶渊明进行浅白的赏析。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个时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不断选择。隐时欲仕、仕时欲隐，心情很是矛盾，可以为：陶渊明的归隐之路是从他“一心处两端”的“五隐五仕”中初见端倪。而至彭泽令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时定型。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陶渊明在入仕与出世之间徘徊良久之后最终选择归隐之路呢？
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两度出仕以后，隐居在家的陶渊明写下了决心躬耕陇田为志的咏怀诗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途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馀善。寒草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卿为陇亩民。1
自论者言及陶渊明的归隐原因，通常多是从作者的干劲受挫“猛志”难逞的角度加以解释，而对陶渊明居贫背景和心态与放弃“先师有遗训”的关系以及本质性情，却仿佛往往很少顾及。陶渊明觉得，孔子所忧之道，自己难以企及，那么，勤勉躬耕，不避饥馁总是可以办到的。这里之所以特别关注春怀古田舍二首，就是因为他的这两首诗第一次较为清楚的表现出一种因应未来生活的心理准备与角度意识。此时，陶渊明虽已涉足农事，但却尚未经历劳苦的艰辛，生活亦未完全陷入困境，然而，瞻望未来，陶渊明在意识里将自己设定在隐者长沮，桀溺“躬耕生活”的向往，我们完全有把握肯定，陶渊明此时对未来角色的断定与估计并不是一时冲动，他最终的归隐，是一个漫长选择的结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的选择不但不是对他理想和志向的否定，反而成为他实现人生理想的一重要组成部分。
在孔子“忧道不忧贫”的语境中“道”的涵义自来儒生解释非一，但几无异意的是，其根本着眼点在于治平理想与邦国大事。
对儒家的治平之道和“大济苍生”的理想，应当说陶渊明并非全不在意。在事实上，陶渊明的内心一直蛰伏着一种世俗的愿望（或者叫做渴望），这种愿望尤其在陶渊明中年以后部分诗作中屡有言及：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杂诗（其五）
少时壮且历，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拟古（其九）
但这种少年特有的豪侠英迈之气准确的说只是保存在作者的记忆与幻想中，从情感属性来看，它们更多是属于少年意气和个人想象中的东西，实际上，他一生在用事求进方面始终抱着相当现实的态度，因为他十分清楚，在一个以门户地望为好尚的社会里，以他自己乏可称述的位望，想要在事业上有所建树，这是千难万难之事，虽然他也在命子一诗中也曾津津乐道于曾祖的誉绩，但这只是亲历家道偃骞之后一颗失意的心灵在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就其一生的行迹而言，客观的说，在他心中从未真正形成建公立业的强烈感情，为官五年仅据佐吏之类的低职的经历更进一步强化了他对仕途的疏离心态，他数度出仕，从根本上说，主要目的恐怕还是为了生计，这也就是他在为宦期间的全部诗作少了无用世之意而充满了仕途倦意的重要原因吧！
其次，从深层原因来考察，陶渊明在生活中所作所为，并不是简单地受着某种观念的支配，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谈及辞官归家的原因时说：“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耶？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正是这个“性”支配着他，他讲的“性”就是“自然”这里可以看出陶渊明深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在玄学家看来，人常认性为情之本，情为性之末，性为静，情为动，性动而为情。简言之，情是由性决定的。田园生活在客观上为他提供了一种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他可以找到与自己自然之性相适应的生活，能让自己的自然之性得以自然的展开，在精神上获得自由解放。饮酒二十首其七云：“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凹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得此生”就是得到“真意”就是实现自己的自然之性，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他的归隐，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质性自然，性分所至。”（2）
浅显的分析了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后，我们再来看他的归隐状态。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隐士：“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特例就在陶渊明。为更精准的看清他隐居的特性，我们可将陶渊明与亦官亦隐的王维作一番比较。
王维亦官亦隐，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才华出众，少副盛名，又因政治失意而消极遁世，但他又始终与封建统治阶级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接受朝廷的俸禄，自幼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消极遁世又明哲保身，长期隐居于乡村别墅，但他又极为依恋庙堂生活，是为了走上“终南捷径”的归隐。（当然，这种思想多多少少受了前辈陶渊明一定的影响，这在后文中提到）。这与陶渊明在贫困中归隐而数征不起形成了很大的差异。
对归隐的不同态度来源他们对人生看法的种种不同及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差异，但恰恰就是这种不同态度，使得他们对待田园山水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差异，从而直接导致他们在诗歌思想内涵上的不同。
以王维的描写农村景色和农村生活的名篇渭川田家为例，原文为：
斜光照圩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香，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间语依依。既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3
夕阳夕下，农人归家，大自然与村庄形成一种对照，对应性的和谐恬静之美。王维看着这如诗如画的乡村晚景，便不禁羡慕起农村的闲适之美。田园风光便成了他笔下的一个欣赏对象而已。以欣赏的眼光站在田园之隅，没有切实的农村生活的体验，只看得见田园之乐，而无感于田园之苦，他无感于“四海无闲田，农夫尤饿死”的悲凉，只是携取静谧的景致而心向往之。所以，此文虽是一首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好诗，意境深远，极富美学价值，但其中的消极与无为的佛老思想以及驾空的乡村图片却是感动文人、而忘乎百姓的。与王维不同的是，陶渊明的田园诗有部分作品却显示者重与躬耕生活的体验，这是陶渊明田园诗最有特点的一部分，也是他诗歌最为精彩和千百年来使他一直保持着田园诗圣祖的根本原因所在。
诗经中有农事诗，那是农夫们一边劳动一边歌唱，至于士大夫亲身躬耕，并写出农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位，而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及自己劳动生活的亦不多见，归园田居其三是这方面的代表：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个从仕途归隐田园的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情实景生动逼真，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含着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
陶渊明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诗中写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后回家休息得到的快慰，都极为真切“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写出了农民普遍的感受；“四肢诚乃疲，庶无异患干”（4）写出了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陶渊明的田园诗也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如归园田居第一首而言，把进入官场比做“误落尘网”和“久在樊笼”突出了一种走入官场的懊悔之心。“羁鸟”与“池鱼”则说明他在官场中的不自在，从而向往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描写诗人在农田中干一些自认为该干的事。“方宅十余亩虚室有余闲”勾勒出一幅农缩画，流露出离开锦衣玉石的官场得到宁静的生活之趣。“久在藩笼里，复得返自然”酣畅淋漓的表达了自归田后无比喜悦的心情，与知心好友“怪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跟邻居“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此领”于是他在与子俨等疏中曾这样写道：“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曦皇上人”而他的桃花源记中则有了心中最为美好的社会与人生理念。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陶渊明从下定决心去当隐士之日起，就没有回过头，他与社会的人们交往，别人说什么都是可以，但涉及到出仕问题，他就坚决抵制。别人在赴官的路上来看望他，劝他出仕，他作与殷晋安别说：“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大有绝交之意。他与农夫交往，尽管“田夫有好怀”但若劝他出仕，他便说：“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5）“他既没有在官场生活中泯灭自我，也没有在自然田园生活中泯灭自我”（6）这就是陶渊明特殊的隐逸风度，这就是他的心态。
陶渊明的归隐，实为中国文化的里程碑。又确是中华文人的精神港湾，他的归隐无异为后代世子搭建了一个精神的草屋，与后代白居易的茅屋实乃遥相呼应，又显然高出一筹。
在陶渊明之前，无论是屈原式的以身殉国，还是阮籍、嵇康式的啸傲山林，与世抗争，最终都未能摆脱悲剧性的命运。相反，陶渊明生存策略还是比较实际的，他的清高独立的人格、他的人生道路就成为后来封建士大夫理想的人生境界，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时代来说，如封建时代的李白、高适、颜真卿、苏轼、陆游、辛弃疾等；有启蒙时代的龚自珍、谭嗣同；有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鲁迅。以阶层来看，有文人，爱国志士，有官僚，有隐士，也有革命家。
归隐并不是自陶渊明始，从长沮，桀溺到东汉的张衡，但为什么后来人说到归隐，总是习惯以陶渊明为代表呢？这恐怕又源于他的平凡性和悲壮性。他的平凡，是指他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却能出于平淡，他将庄子精神的彼岸还原到生活的现实世界，即将庄子的思想风范变成了可供人效仿的具体生活模式。所以他的生活性、通俗性缩短了庄子与常人的距离，而他的悲壮性又体现在他以舍弃物质享受为沉重代价，换取了精神方面的自由。精神自由不唯陶渊明所独钟，应该是整个魏晋风尚，他与别人不同的是，他采取的却是一种与当局者都决绝的态度，使他成为了一位清脱的精神自由的追求者，较之其他魏晋士子，陶渊明更具有一种清刚之气，劲键之骨，他不止在与统治者的完全对抗中体现了个体的崇高地位，而且还显示了一种精神对物质的高傲驶驾。
林雨堂先生曾在文章中写到；“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不期然而然地浮上我的心头”“他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在那些较为渺小的诗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是今日真正爱好人生者的模范”“以陶渊明为例，我们可以看见积极人生已丧失了愚蠢的自满心，玩世哲学已丧失了尖锐的批判性。”（7）
较之西方，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道德风范与人格涵养，如果说，西方人重视功利的话，那么中国则更重视人自身的的修养，这种传统人格。由先秦诸子肇其始端，而后，代代相续，最终形成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质，中国人崇尚气节“士可杀不可辱”同时，中国人又安静自守，无论多么沉重的痛苦，都能将其淡化、消释，而在这方面陶渊明均有其典范作用，乃至于“不为五斗米折腰”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宣。”在某些场合下成为这两种人格的代名词。
封建社会抹杀人的个性，要求臣子仰人鼻息，然而生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文人和士大夫却又相当地保持着一种桀骜不训之气，这便是后代人性泛化了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自尊。李白“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高适“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之后的愤而挂冠，紧步陶公；汪元亮“遮莫貂禅贵此身，何如柴桑漉洒巾”的保持气节，这些都可视为陶公的风范自现。
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也引起了后世广泛的共鸣，高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苏轼对陶渊明顶礼膜拜，曾作追怀陶公诗109首；政治家、诗界革命领袖黄遵宪将自己的诗集定名为人境庐诗草渊源何来？一目了然，后世仿其采菊、爱菊、寄喻南山，无非是对他冲淡胸襟的追仰。如果说，陶渊明自己没有勇气在人境中结庐，那么大多数的中国人，倒是在要境中结庐的。如果说，陶渊明是在庐山下采菊，那么，大多数的中国人，则是在红尘中“采菊”的。后世人将陶渊明作为自己的风度展示，但在实际生活中付诸实施却有种种困难，把山林隐逸贯注到现实的物欲世界中来，一面进取，一面逍遥。他们把山林隐逸的恬淡自守，调到一个合适的度，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努力保持心理的平衡，保持一种宁静与自得。具体的说，这就是进取中节制过分膨胀的欲望，万事看的淡一点。同时，要超脱，自行消释掉失败的忧伤与颓废。陶渊明那种淡泊自守的精神，赢得了朝市中形形色色人的真心赏会。那是因为，人们需要它，需要它来熨平异化社会的种种心灵创伤。他们需要这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山林隐逸精神，需要这种闲淡、潇洒，来消释掉痛苦、矫正失重的心，所以，千千万万和陶渊明性格迥异的人，一面舍不得功名事业，要在人境中结庐，一面则淡化争斗的烦扰，力图“无车马喧”陶渊明自己虽没有作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倒是让后世人真正躬行。
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在苦痛中辗转挣扎的民族，又是一个恬然自乐、安静自守的民族。中国人有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自慰精神，无论怎样大的打击？怎样深的创伤？他们都能将其淡化掉、抹平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外界再凶险，而个体的心情总是很宁静；处境再困难，总以为人生还很美好来安慰自己。中国人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都能自造出一个“而无车马喧”的极乐世界，自得其乐，乐不可支。中华民族是一个豁达的民族，是一个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有着极强忍耐力、生存力的民族，但又是一个开拓精神不足的民族。这种民族精神的形成，有庄子的思想内涵，也有陶渊明的生活风范。这种民族精神从个人品德来说，是一种高修养、高风范。而从个人心情来说，是一种高享受。它能将痛苦化为愉悦，狂燥化为恬静。但从社会的前行来说，虽然它节制了盲目的暴乱、无效的反抗，但无疑包含了一种漠视现实，不思变革的惰性。这是今天的中国人所应该深刻自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