骊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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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时代,结束了

     

    入学

    我永远记得2000年的那个夏天,我和妈妈从一个小城市来到北京,我们在火车上坐了一个晚上,竟不觉得丝毫疲惫,因为一个时代开始了,对于我们来说,见证这个时代的开始,是极其重要的事情。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心情,期待、恐惧、野心和喜悦相互糅合腐蚀着,对于未来的热烈向往和顾影自艾的混乱意识让我微微觉得有点晕。我们背的行李很多,穿着很朴素,在北京城里无疑应该被看作乡下人。问出租车“去北航多少钱”司机说八十。我们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一辆机动三轮,结果,开出去没100米,说太远,油不够了,敲了我们两块钱就撂在马路边了。

    火车六点抵达了北京,而我直到九点才抵达了北航。

    那么多树,我站在学院路上,怎么也想不到这林子后边还藏了一所大学(那时东门外还有一大片树林)。树把建筑都遮住了,你就无暇去计较房子的破落,满眼都是生机勃发的绿色,因为十几年如一日对大学的神圣膜拜,眼前的一切事物都散发着神秘而高贵的气韵,后来我找了一个词来形容她——“底蕴”

    有了底蕴,便生出光彩来,比如一个人,有了“气质”就可以忽略美丑了。无形的东西永远比有形的东西更珍贵,说不出的东西比说得出的东西更容易被认定为真理。当很多大城市的学生抱怨北航的破,我却打电话给高中同学说:“这大学,很有嚼头,很有味道。”

    妈妈攥紧我的手,我们默默地走在这个校园里,妈妈没上过大学,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考上大学,能圆她一个梦,一个少女时代的梦。她的眼光四处打量,眼底有一股忧伤,我知道,她舍不得我,在大学四年里,妈妈常在晚上十二点打电话过来,她发现,只有那个时候,我或许是在宿舍的。

     

    朋友

    在北航青年的日志本上有一句话:与我们同行的人,比我们将要到达的地方更重要。

    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你是那样一种人,很多人的时候,你很开心,很健谈,很大大咧咧,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很寂寞。”虽然我不乐于承认,但他说对了,我离不开朋友,哪怕是一天呢。

    一个北航幼儿园的小女孩说:她最喜欢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一个77岁的科学院院士说:我是他的学生,也是他忘年的朋友。一个办公楼的保安说:我特别想找你聊天。一个处长说:别看我大你二十,我只把你当朋友看。

    我珍视我的朋友,甚于珍视我的眼睛。

    在北航青年,我不但经营了一张报纸,更拥有了一帮手足。我们在一起,绞尽脑汁地攒文章,我们在一起,争吵,我们在一起,从贵州走到甘肃,我们在一起,在潮暗的地下室等待一个晨曦。sissy,最善解人意,她从来不抱怨,哪怕是加班呢,哪怕是熬夜呢,她曾是我的拍档,如果她需要,我愿意在任何时候成为她的拍档。kkt是我的“克星”有她在的地方我永远成为戏谑的对象,可我离开北青的时候,她第一个为我落了眼泪,我永远都会记得。阿蒙是罕见的全才,学习厉害,动手能力强,还拿过全国挑战杯的一等奖,写文章也挺好,他总喜欢说:“就是那么回事”你可以认为这是他的谦虚,但对他来说,真的就是那么回事。小熊更全面,做过天文协会的会长,航模协会的会长,科幻协会的会长,北航青年的社长,近年又荣任登山队的队长,当年我对他说:“小熊,你来北青吧,保证给你找个女朋友!”他就义无反顾地进来了。

    还有潇湘、飞飞、静、sunny、燕子、芋头,我数着他们的名字,眼睛就有点潮湿,而在我离开北青的那一天,所有人都哭了,我记得那种伤感,记在骨头上。以前我很胖,他们管我叫圆圆,我常常是抗争的,现在我不胖了,我却愿意他们叫我圆圆了。

       

    先生

    我庆幸遇着了高先生。

    进入北航的第一节课就是高镇同院士上的,那是入学教育的一段录像,一位儒雅老者铿锵有力地说了一句话:“中华学子生于盛世,犹如乘风破浪行舟,驰骋江海,若能上报国家,下辅黎庶,岂不绚烂一生。”

    2003年初,我应北京日报之约采访高先生,那时他刚向中华慈善总会捐了20万,分赠给孤寡老人、残疾人和孤儿。这20万是高先生多年的积蓄,算是倾囊而出了,而他和夫人却依然挤在几十平米的“陋室”其乐融融,学校盖了院士楼他也“懒”的搬。捐了钱,老先生心情畅快,赋得七绝一首:“攀越青山戏海河,世间乐趣何其多。琴棋书画皆称道,为善最乐且自得。”诗词是高先生新开辟的创作园地,历遍沧桑之后,施之笔墨,借以咏志、遣怀、贻情,却与我的小小兴趣不谋而合。

    这次访问令我与高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更频繁光顾,聆听先生的教诲,一老一少诗词应和,谈论推敲,而又延之以人生大义,国计民生。先生对祖国的爱如此深挚,他活得单纯而朴素,这朴素让人动容。

    先生曾说,我也是他的弟子,这分明是抬举了我,先生是海洋,我却还是沙滩上拾贝壳的孩子。每次去了先生家,在窄窄的书房里,摆满了飞机模型,橱子里是成摞的证书奖牌,我和先生相对而坐,先生必要亲自沏了两盏清茗,在淡淡暖意中,我竟毫无拘束,只有说不尽的轻松畅快。每次谈及他的事业,他的学生,他的善举,先生都情不自禁,满目柔光,孩子般地乐起来。

    先生的爱,无私而博大。以前他的一个研究生很贫困,营养跟不上,先生就给他买奶粉。现在,没有人缺那一袋奶粉了,先生的爱却永不枯竭,他把自己毕生的积蓄捐了出去,他说,自己花不了什么钱,有钱也花不出去。

    先生毕竟老了,现在,他努力想问题的时候就会头疼,拿起笔来手都在颤抖。我心疼先生,却无从使力,只能从心里祝愿,先生平安多福!

     

    校庆

    五十周年校庆,是北航历史上最隆重的事件,也是我大学时代最“辉煌”的一段岁月。

    校庆的确切时间是2002年10月26日,而早在2002年的2月,学校就成了校庆办公室,我以半脱产学生的身份成为校庆办的一员,那一年,我大二。

    我的任务是编辑校庆简报,后来又负责组建校庆记者团。其实究竟做过什么我都已经淡忘了,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些面孔,一些话语。记得去采访高歌,临走的时候,他在我面前背诵了普希金的纪念碑:“我为自己竖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上青草不会生长,他昂起那颗永不屈服的头颅,高过亚历山大石柱之上在这严酷的时代,我讴歌过自由,为那些倒下的人祈求过同情。不要畏惧人们的欺凌,也不必企求挂冠,冷漠地对待赞美和辱骂,也不必和愚妄的人争辩。”那一刻,我看着他淡薄的身体有一点心疼,北航的新生都在入学的时候听过他的演讲,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北航学生的精神领袖,而那一刻,他显得悲壮,如站在青海的戈壁上,迎面有呼啸的风。

    2002年,除了上课,我大部分醒着的时间都呆在校庆办,我和很多老校友谈起过北航,谈起过对母校的爱,现在想来,我竟能感同身受了。记得当时有一个办公楼的清洁工来捐款,好像捐了五十吧,我就觉得,有这样的“校友”北航很有福气。后来,临近校庆了,一切都紧紧张张的,办公室隔几天就会去超市采购一次,大包小包的买些方便面、香肠、蛋糕之类的东东,备着晚上加班垫肚子。再后来,就干脆通宵了。

    校庆记者团的小记者四处撒网,校庆前后的几天,简报要天天出,白天小记者采新闻写稿子,晚上小编辑通宵排版,有一次,连印刷厂都陪着熬夜了。简报也快出成杂志了,动辄十几页,搁在手里就觉着贼有分量。可那时候,真不觉着累,就是有点困。

    26号校庆,27号凌晨,我就被救护车拉到北医三院了,急性尿路结石。我觉得那真是个奇迹,生病点都选得好,按照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的先进描述,那叫“积劳成疾”呵呵!

    大学还有什么?真的太多了。

    军训啊,非典啊,社会实践啊,武术课啊,班级汇演啊

    可大学,一恍神,就没了。

    我将要离开这个校园,收拾起五年青春的爱憎,去面对一个更广大的世界。

    如果说真的要对北航说什么,我只想说:我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