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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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的时候，都是诗人。生命中有太多的激情，喷礴而出，都是美妙的诗句。
在学校里，有文学社，文学社中，诗人最多。每一期社刊，诗总是一半。最流行的文学活动，是诗会。一群年青的学生，在操场的一角，在秋日的河边，大声地读诗，自己的或别人的。连我们的老师，也不甘寂寞。他本来就是诗人，经常加入我们的行列，读他的已经发表或准备发表的诗，忘我与投入，不亚于年少的我们。
那真是一个诗人辈出的年代啊！我至今都还记得好多名字，舒婷、北岛、顾城、江河
永远不会忘记舒婷的双桅船：“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
永远会铭记北岛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顾城在没有绝死之前，我听见了他禅语一般黑色的忧伤：“昨天，象黑色的蛇”
我感觉到江河的心在流血，用流出的血点亮星星“在天上的星星疲倦了的时候——升起/去照亮太阳照不到的地方”
这些我当年的导师啊，现在还在歌唱吗？他们用自己的心，唱出了时代的声音，影响了我们一代人。他们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已经活在了自己的诗中，成为永恒的经典。
回想有诗的岁月，幸福岂是用简单的语言可以形容？
后来，读席慕容，读汪国真，读我愿是急流，读星星诗刊。读得多了，自己就成了自己的诗人。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也不是做无病之呻吟，只是用跳动的语言，写自己的心声，自己欣赏，自己珍爱。诗是圣洁的语言精华，不是随便什么纸都可以写诗。用精美的稿笺，工工整整地写下青春的诗行。幻想着，有一天，能够变成铅字；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成为诗人。
幻想距离现实其实只有难以逾越的一步之遥，对岸的风景历历在目，又飘飘渺渺。
90后，文学沦落风尘，诗国零落成泥，顾城走进黑色，诗人相继死去。
思想最活跃的季节是高中。诗不能进入高考，顶多只是文章的点缀。文章才可以当干饭吃，尤其是议论性质的文章。
崇拜鲁迅。鲁迅的杂文针砭时局，不平则鸣，想说就说，畅快淋漓。经常看中国青年报，记住了一个名字，邵燕祥，一个写“求实篇”的高手，佩服。凡是敢讲真话的文章，都看，看了觉得解气、痛快。有些觉得很近，写的事情就像发生在身边。于是认为杂文是最有用处的文体，也就大量看，试着写。内心充满反叛精神，浑身长满尖刺，大到天下大事，小的陈规陋习，无不在议论之列。几乎每一次作文，教语文的蒋先生都要拿作当范文念，说写得有个性，有头脑，有胆气。于是我思想更加偏激，言论更加大胆，终于有一天，蒋先生觉得有必要让我清醒一下，找我进行了单独谈话。
“再这样下去，你是要吃亏的。你只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什么事都看不顺眼。其实我们这社会还是有鲜花阳光的，你怎么就看不见？”
“好事让别人去写吧，我不想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写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国人的灵魂，振昏发聩，催人猛醒，要不鲁迅先生怎么会弃医从文？”
“那毕竟是旧社会，现在时代不同了。”
“无论什么时代，都要弘扬正气。而要弘扬正气，就必须揭露丑恶，打击邪气。”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的作文。平时你随便怎么写都可以，但不要把手写坏了。这社会，都喜欢听好听的。你写的东西固然在理，但话不中听，考试谁给你高分？严重的，还会推及到你思想有问题。鲁迅先生写文章，也是要讲究艺术的。艺术就是自我保护。让人觉得痛，但又找不到伤痕。那是对灵魂的触及。绝不会像你们年青人，只顾痛快，赤膊上阵，像许褚一样，中箭而归。别要等到中了箭才后悔哦。”
蒋先生是我恩师，但“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他的话我似乎并没有听进去多少。最切近的应验，是高考。我语文一向学得很好，但高考只得了90多分（总分是120），估计问题就出在作文上。
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除诗之外，是语言的地方特色。那是90年代初，对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不满，愤笔疾书，用了半小时写成的一篇短评。文章用的是笔名，叫碧桦。随后很快得到了编辑蓝幽先生的召见。见面时，蓝先生看到的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不敢相信。二三语后，说你娃娃有脾气，好好写，不错。后来我知道，我评论的文章作者谢先生是本土有名的作家。在蓝先生的副刊部里，我认识了他。后来我与他们都成了忘年的文友。
蓝先生是诗人，出过好几本诗集。他主持副刊部的几年里，扶持了大量的文学新人，我大约是他最赏识的年青人之一。报纸是地方正报，每周出一次文学副刊，经常可以看到碧桦的名字。诗人邓文国先生从大巴山来到县文化馆后，发起成立了华文文学研究会。在蓝先生的引荐下，我成了其中的一员。我的文章及碧桦的名字，也随着他的华文报走到了天涯海角，走到了余光中的台湾，走到的有华人的马来西亚。（注：华文报是企业赞助，赠送性质的，没有对外发行。）
那真是我文学的蜜月期啊，如果时间能长一点，我恐怕就不是现在的样子。1993年夏天，我的一篇报告文学，这里有个阿拉斯加，蓝先生用了一个整版发表，立即在地方上引起震动。这是一篇写捡破烂的文章，写的是某国字号厂的巨大垃圾场成了淘金者的乐园。蓝先生很聪明，他可能早就料到我的文章要产生地震，在发表时，署名为“碧之筱桦”看上去像两个人似的。他没有署碧桦这个名字，因为好多人都知道他是谁。文章发表后第二天，一群人冲进了报社，要求报社交出作者，那气势，仿佛要吃人。报社召开了紧急会议，蓝先生要求必须保护作者。在适当的时候，蓝先生给我通了电话，要我注意安全“那一帮人野蛮得很，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秘密地，蓝先生约见了我几次，告诉我事态的发展情况，并安慰我放心。同时也让我把采访记写好，给他，万一事情闹大了，他就将采访记连同相关的照片一起公诸于众。有一次，蓝先生说，有人暗中找过他，只要他说出作者在哪，就给他一笔钱！（是3000块吧？3000块是什么概念，我一年多的工资。）蓝先生告诉他们，作者在哪，我不知道。如果报道失实，你们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如果你们胆敢采取非法手段，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蓝先生的正义，使这件事最终平息。我的这篇文章，得了80元稿费，是蓝先生亲手交给我的。第二年春天，又被省报纸副刊协会评为优秀作品二等奖，证书和300元奖金都是蓝先生代领回来的。在给我的时候，蓝先生叹道：这个奖励，是很多人梦寐以求。写文章要对社会有益，写文章的人要有良知和正义，但有许多时候我们是做不到的。违着良心说话，说违心的话，做官样文章。写出有轰动效应的作品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最想的事情，有些人写了一辈子都默默无闻，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水平问题，而是有没有勇气直面现实。
一年后，蓝先生退居二线。我不知道他的隐退，是否与我有关。他退下来后，副刊改版，改得热热闹闹，紧跟形势。文学没有了市场，他旗下的那群作者，烟消云散。邓先生的华文报，也因纯文学的原因，走到了尽头。
蓝先生离开副刊部之后，我的文章很少再见报。我的封笔之作应该是月色如水，那时心情已经比较沉重了。之后的好多年里，我很少动笔，写出的文章，除了少量的在语文周报、教育周刊上的教师文萃栏目发表外，大都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我时时想起蓝先生的话：写文章要对社会有益，写文章的人要有良知和正义。见到社会不平，总想说点什么。随着年月有加，我也不再赤膊上阵。99年暑假，我回到家乡住了一段时间。家乡的一条主要公路实在太烂了，老百姓很有意见。我一时血热，花了几天时间，作了采访调查，写了一封长达7000字的信，寄给市长。我知道没有什么用处，但书生一个，只有用笔说话，替父老乡亲出口气而已。秋天来了，家乡的路得到了修补，我不知道与我的信有没有关系。但可以确信的是，市长一定看到过这封信。第二年二月，市政府办公室给学校打来电话，说市长要亲自颁奖。我不知道是什么奖，也没有去。后来他们把证书和奖金寄来了才知道，是我的那封信，让我获得了年度公民好建议奖。
通过写读者来信，将我看到的不平与丑恶之事告诉报纸，告诉社会，也是我说话的一种方式。我的署名都是读者。我不想有什么名和利，尽良知而已。
看龙应台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觉得龙很可爱。全世界都看惯了的事情，就她在那里大惊小怪。我已经过了生气的年龄，但仍然偶尔生气。最近，青衣江路口一块很大的宣传牌上，有一条标语，是宣传税收的。标语没什么错，只是话不顺，是这样写的：“税收是共和国的血脉，诚信纳税是现代社会文明标志！”下面是xxx局宣。我不生什么气，气的是编标语的人语文水平有问题，不会正确运用祖国优美的语言文字。我一直在想该向谁说，才能加上一个小小的结构助词“的”对了，党政网上不是有市长信箱吗？我就编个网名给市长写封信，让他们注意一下。
鲁迅先生说，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在我沉寂的日子里，我既没有爆发，也谈不上死亡。我不写什么，就把头埋进书里。我把心都用在教书上面，潜移默化，我学生的作文水平普遍较高。我在自己的班上，编了一本班刊，叫尖尖角，一是取“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意思，二也是暗示学生作人作文都要性格鲜明，有棱有角。班刊每月一期，每期一本，手抄的。上刊没有稿费，最宝贵的奖励是我字斟句酌的修改、点评或者面批。我鼓励他们多读书，鼓励他们多练笔，每一届学生中都能遇到几个写作高手。他们的优秀之作，我向报刊推荐，有十多个学生的作品都曾得到发表，进而更加刺激了他们的写作欲望，提高了运用汉语言文字的水平。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即便教书，看到不顺眼的事情，不说几句话，心里也总是一个疙瘩，老大不舒服。我在教书过程中，觉得有疑之处，常写几句心得——或者说时髦点，叫“札记”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发泄自己的感情。我写的把学生教出“问题”，聆听时间的脚步声，想我所想，快乐作文等教学札记，以及一些育人教子的所得，都曾在报刊上发表或获奖，这也许就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2003年暑假，镇上要续修镇志，时间段是1984-1995之间。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找到了我。我假期也没事，答应了，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走村下户，采集资料，写成了一本4万多字的历史。领导看了比较满意，给了我200元的辛苦费。我没说什么，但心里不舒服，觉得亵渎了我们读书人。开学后，领导找校长借人，说镇上想借我一用，搞宣传。校长以人手紧为由，不同意。说实在的，我也不会答应。我在学校搞了三年宣传，也曾被上级评成过优秀通讯员。但我天生就不喜欢写新闻，终于找了个机会激流勇退。好不容易才退出来，何必又去趟这浑水。冬天来了，学校要编一本校本教材迎接检查，我编过镇史，领导把任务给了我。我在镇史的基础上，补充完善，写成了一本地方历史地理教材，在全校用过一两次。这本书的主要用处是迎检，果然不负众望，受到了检查组的关注，评价为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在市上的校本教材开发成果室里，我的这本书一直放在了显眼的位置。这也许就叫做“歪打正着”
其它方面的收获不管有多丰厚，都不能代替我最初的感情。夜半更深，孤独之时，常想，为文的意义；常想，来这个世上走一遭，要留下点什么，才能承载生命
现在，我只一心教书。教书用以谋生，我不敢说是高尚的事业。业余的主要时间，都用在了追梦。从年青时代就开始的梦，一直到现在都还心有不甘。传统的媒体上没有什么说话的机会，虚拟的世界中仍然可以发表真知灼见。我知道，我的文字不能改变别人什么，就用来净化自己的灵魂吧。固守心灵的一片净土，好好把人字写工整。张载说：人类教育的最高理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难以做到于万一，但我可以从一些很小的方面，做一些小事情——就是我正在做的这些。
2006-12-7
年青的时候，都是诗人。生命中有太多的激情，喷礴而出，都是美妙的诗句。
在学校里，有文学社，文学社中，诗人最多。每一期社刊，诗总是一半。最流行的文学活动，是诗会。一群年青的学生，在操场的一角，在秋日的河边，大声地读诗，自己的或别人的。连我们的老师，也不甘寂寞。他本来就是诗人，经常加入我们的行列，读他的已经发表或准备发表的诗，忘我与投入，不亚于年少的我们。
那真是一个诗人辈出的年代啊！我至今都还记得好多名字，舒婷、北岛、顾城、江河
永远不会忘记舒婷的双桅船：“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
永远会铭记北岛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顾城在没有绝死之前，我听见了他禅语一般黑色的忧伤：“昨天，象黑色的蛇”
我感觉到江河的心在流血，用流出的血点亮星星“在天上的星星疲倦了的时候——升起/去照亮太阳照不到的地方”
这些我当年的导师啊，现在还在歌唱吗？他们用自己的心，唱出了时代的声音，影响了我们一代人。他们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已经活在了自己的诗中，成为永恒的经典。
回想有诗的岁月，幸福岂是用简单的语言可以形容？
后来，读席慕容，读汪国真，读我愿是急流，读星星诗刊。读得多了，自己就成了自己的诗人。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也不是做无病之呻吟，只是用跳动的语言，写自己的心声，自己欣赏，自己珍爱。诗是圣洁的语言精华，不是随便什么纸都可以写诗。用精美的稿笺，工工整整地写下青春的诗行。幻想着，有一天，能够变成铅字；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成为诗人。
幻想距离现实其实只有难以逾越的一步之遥，对岸的风景历历在目，又飘飘渺渺。
90后，文学沦落风尘，诗国零落成泥，顾城走进黑色，诗人相继死去。
思想最活跃的季节是高中。诗不能进入高考，顶多只是文章的点缀。文章才可以当干饭吃，尤其是议论性质的文章。
崇拜鲁迅。鲁迅的杂文针砭时局，不平则鸣，想说就说，畅快淋漓。经常看中国青年报，记住了一个名字，邵燕祥，一个写“求实篇”的高手，佩服。凡是敢讲真话的文章，都看，看了觉得解气、痛快。有些觉得很近，写的事情就像发生在身边。于是认为杂文是最有用处的文体，也就大量看，试着写。内心充满反叛精神，浑身长满尖刺，大到天下大事，小的陈规陋习，无不在议论之列。几乎每一次作文，教语文的蒋先生都要拿作当范文念，说写得有个性，有头脑，有胆气。于是我思想更加偏激，言论更加大胆，终于有一天，蒋先生觉得有必要让我清醒一下，找我进行了单独谈话。
“再这样下去，你是要吃亏的。你只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什么事都看不顺眼。其实我们这社会还是有鲜花阳光的，你怎么就看不见？”
“好事让别人去写吧，我不想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写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国人的灵魂，振昏发聩，催人猛醒，要不鲁迅先生怎么会弃医从文？”
“那毕竟是旧社会，现在时代不同了。”
“无论什么时代，都要弘扬正气。而要弘扬正气，就必须揭露丑恶，打击邪气。”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的作文。平时你随便怎么写都可以，但不要把手写坏了。这社会，都喜欢听好听的。你写的东西固然在理，但话不中听，考试谁给你高分？严重的，还会推及到你思想有问题。鲁迅先生写文章，也是要讲究艺术的。艺术就是自我保护。让人觉得痛，但又找不到伤痕。那是对灵魂的触及。绝不会像你们年青人，只顾痛快，赤膊上阵，像许褚一样，中箭而归。别要等到中了箭才后悔哦。”
蒋先生是我恩师，但“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他的话我似乎并没有听进去多少。最切近的应验，是高考。我语文一向学得很好，但高考只得了90多分（总分是120），估计问题就出在作文上。
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除诗之外，是语言的地方特色。那是90年代初，对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不满，愤笔疾书，用了半小时写成的一篇短评。文章用的是笔名，叫碧桦。随后很快得到了编辑蓝幽先生的召见。见面时，蓝先生看到的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不敢相信。二三语后，说你娃娃有脾气，好好写，不错。后来我知道，我评论的文章作者谢先生是本土有名的作家。在蓝先生的副刊部里，我认识了他。后来我与他们都成了忘年的文友。
蓝先生是诗人，出过好几本诗集。他主持副刊部的几年里，扶持了大量的文学新人，我大约是他最赏识的年青人之一。报纸是地方正报，每周出一次文学副刊，经常可以看到碧桦的名字。诗人邓文国先生从大巴山来到县文化馆后，发起成立了华文文学研究会。在蓝先生的引荐下，我成了其中的一员。我的文章及碧桦的名字，也随着他的华文报走到了天涯海角，走到了余光中的台湾，走到的有华人的马来西亚。（注：华文报是企业赞助，赠送性质的，没有对外发行。）
那真是我文学的蜜月期啊，如果时间能长一点，我恐怕就不是现在的样子。1993年夏天，我的一篇报告文学，这里有个阿拉斯加，蓝先生用了一个整版发表，立即在地方上引起震动。这是一篇写捡破烂的文章，写的是某国字号厂的巨大垃圾场成了淘金者的乐园。蓝先生很聪明，他可能早就料到我的文章要产生地震，在发表时，署名为“碧之筱桦”看上去像两个人似的。他没有署碧桦这个名字，因为好多人都知道他是谁。文章发表后第二天，一群人冲进了报社，要求报社交出作者，那气势，仿佛要吃人。报社召开了紧急会议，蓝先生要求必须保护作者。在适当的时候，蓝先生给我通了电话，要我注意安全“那一帮人野蛮得很，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秘密地，蓝先生约见了我几次，告诉我事态的发展情况，并安慰我放心。同时也让我把采访记写好，给他，万一事情闹大了，他就将采访记连同相关的照片一起公诸于众。有一次，蓝先生说，有人暗中找过他，只要他说出作者在哪，就给他一笔钱！（是3000块吧？3000块是什么概念，我一年多的工资。）蓝先生告诉他们，作者在哪，我不知道。如果报道失实，你们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如果你们胆敢采取非法手段，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蓝先生的正义，使这件事最终平息。我的这篇文章，得了80元稿费，是蓝先生亲手交给我的。第二年春天，又被省报纸副刊协会评为优秀作品二等奖，证书和300元奖金都是蓝先生代领回来的。在给我的时候，蓝先生叹道：这个奖励，是很多人梦寐以求。写文章要对社会有益，写文章的人要有良知和正义，但有许多时候我们是做不到的。违着良心说话，说违心的话，做官样文章。写出有轰动效应的作品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最想的事情，有些人写了一辈子都默默无闻，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水平问题，而是有没有勇气直面现实。
一年后，蓝先生退居二线。我不知道他的隐退，是否与我有关。他退下来后，副刊改版，改得热热闹闹，紧跟形势。文学没有了市场，他旗下的那群作者，烟消云散。邓先生的华文报，也因纯文学的原因，走到了尽头。
蓝先生离开副刊部之后，我的文章很少再见报。我的封笔之作应该是月色如水，那时心情已经比较沉重了。之后的好多年里，我很少动笔，写出的文章，除了少量的在语文周报、教育周刊上的教师文萃栏目发表外，大都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我时时想起蓝先生的话：写文章要对社会有益，写文章的人要有良知和正义。见到社会不平，总想说点什么。随着年月有加，我也不再赤膊上阵。99年暑假，我回到家乡住了一段时间。家乡的一条主要公路实在太烂了，老百姓很有意见。我一时血热，花了几天时间，作了采访调查，写了一封长达7000字的信，寄给市长。我知道没有什么用处，但书生一个，只有用笔说话，替父老乡亲出口气而已。秋天来了，家乡的路得到了修补，我不知道与我的信有没有关系。但可以确信的是，市长一定看到过这封信。第二年二月，市政府办公室给学校打来电话，说市长要亲自颁奖。我不知道是什么奖，也没有去。后来他们把证书和奖金寄来了才知道，是我的那封信，让我获得了年度公民好建议奖。
通过写读者来信，将我看到的不平与丑恶之事告诉报纸，告诉社会，也是我说话的一种方式。我的署名都是读者。我不想有什么名和利，尽良知而已。
看龙应台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觉得龙很可爱。全世界都看惯了的事情，就她在那里大惊小怪。我已经过了生气的年龄，但仍然偶尔生气。最近，青衣江路口一块很大的宣传牌上，有一条标语，是宣传税收的。标语没什么错，只是话不顺，是这样写的：“税收是共和国的血脉，诚信纳税是现代社会文明标志！”下面是xxx局宣。我不生什么气，气的是编标语的人语文水平有问题，不会正确运用祖国优美的语言文字。我一直在想该向谁说，才能加上一个小小的结构助词“的”对了，党政网上不是有市长信箱吗？我就编个网名给市长写封信，让他们注意一下。
鲁迅先生说，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在我沉寂的日子里，我既没有爆发，也谈不上死亡。我不写什么，就把头埋进书里。我把心都用在教书上面，潜移默化，我学生的作文水平普遍较高。我在自己的班上，编了一本班刊，叫尖尖角，一是取“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意思，二也是暗示学生作人作文都要性格鲜明，有棱有角。班刊每月一期，每期一本，手抄的。上刊没有稿费，最宝贵的奖励是我字斟句酌的修改、点评或者面批。我鼓励他们多读书，鼓励他们多练笔，每一届学生中都能遇到几个写作高手。他们的优秀之作，我向报刊推荐，有十多个学生的作品都曾得到发表，进而更加刺激了他们的写作欲望，提高了运用汉语言文字的水平。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即便教书，看到不顺眼的事情，不说几句话，心里也总是一个疙瘩，老大不舒服。我在教书过程中，觉得有疑之处，常写几句心得——或者说时髦点，叫“札记”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发泄自己的感情。我写的把学生教出“问题”，聆听时间的脚步声，想我所想，快乐作文等教学札记，以及一些育人教子的所得，都曾在报刊上发表或获奖，这也许就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2003年暑假，镇上要续修镇志，时间段是1984-1995之间。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找到了我。我假期也没事，答应了，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走村下户，采集资料，写成了一本4万多字的历史。领导看了比较满意，给了我200元的辛苦费。我没说什么，但心里不舒服，觉得亵渎了我们读书人。开学后，领导找校长借人，说镇上想借我一用，搞宣传。校长以人手紧为由，不同意。说实在的，我也不会答应。我在学校搞了三年宣传，也曾被上级评成过优秀通讯员。但我天生就不喜欢写新闻，终于找了个机会激流勇退。好不容易才退出来，何必又去趟这浑水。冬天来了，学校要编一本校本教材迎接检查，我编过镇史，领导把任务给了我。我在镇史的基础上，补充完善，写成了一本地方历史地理教材，在全校用过一两次。这本书的主要用处是迎检，果然不负众望，受到了检查组的关注，评价为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在市上的校本教材开发成果室里，我的这本书一直放在了显眼的位置。这也许就叫做“歪打正着”
其它方面的收获不管有多丰厚，都不能代替我最初的感情。夜半更深，孤独之时，常想，为文的意义；常想，来这个世上走一遭，要留下点什么，才能承载生命
现在，我只一心教书。教书用以谋生，我不敢说是高尚的事业。业余的主要时间，都用在了追梦。从年青时代就开始的梦，一直到现在都还心有不甘。传统的媒体上没有什么说话的机会，虚拟的世界中仍然可以发表真知灼见。我知道，我的文字不能改变别人什么，就用来净化自己的灵魂吧。固守心灵的一片净土，好好把人字写工整。张载说：人类教育的最高理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难以做到于万一，但我可以从一些很小的方面，做一些小事情——就是我正在做的这些。
2006-12-7